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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男，生于1971年，上海人，祖籍山东，生在新疆，上海知青后代。现为互联网从业者，前媒体人，20余年媒体生涯，先后在多家传统媒体担任记者、主笔、副总编辑；因对传统媒体未来出路迷茫，中年易帜，刷脸为生，然码字之志不坠，遂有文集《上海私家记忆》出版，不求共鸣于江湖，但求所见所思，为知音莞尔。因喜爱意大利导演费里尼，遂以“费里尼”为笔名，多年戏谑江湖，臧否人物偶有毒舌，惟人畜无害之初心未变，知费里尼者多有此共识，亦有将青面獠牙名号加诸费里尼者，费里尼闻之，年少时节尚拍案惊奇，不惑之后多付之一笑，权当不明真相群众之演义耳。四十余年，素爱观察上海城市风物，期间景致与人心变迁浮沉，有云卷云舒之畅意更有人心不古之嗟叹。如是情绪，难免渗入字里行间，有促狭者谓之:上海伤痕体。费里尼不以为忤，爱之切，伤之深，此城，吾家也，惟暗自神伤不可代入，遂码字替代勒石以记，是追忆、念想，更是祭奠，为青春，为这城逝去的种种。它和我仿佛，来过，活过，终将随风而逝。
《上海私家记忆》这是一部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变迁的记忆，是一个资深上海男人过早完成的青春回忆录，是有关上海被误读的解释性絮叨、童年到青年艺文史记录、非权威沪语教案。作者以自己亲历记忆记述过去近30年岁月中关于上海的人、街、事。那里有他的邻居王安忆、陈逸飞、张瑜、潘虹等人物，有国定路、虹镇等街道往事，有饭泡粥、麻将和纳凉的习惯等上海故事。这些文字弥漫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味道，又充满了细节的生动，虽说是私家记忆，却涵盖着一种集体记忆。附录的沪语教案更能够让读者在鲜活的语言里体会上海市井街巷的妙处与精髓。
文化随笔
致青春、黑白记忆、上海沪语教案对一座城市的记忆无外乎是对它的物理形态+生物形态+饮食文化的记忆，物理形态包括地理位置、建筑环境，生物形态则是活色生香的各色人物，而特有的美食则构成了两种形态上的烟火气。上海，在王海的笔下，以记忆为纵深，以某个时刻为横截面，轻巧的文字呈现出两种形态的交织，美食点缀其中，沪语附着于后，人与城市的关系便鲜活灵动起来。
国定路，如今北起政立路，南到黄兴路，一路经过上海两所高校:财经大学和复旦大学。国定路的名字，源于1927年当时国府的“大上海计划”，在远离租界的地方，建立属于上海人自己的荣光。“国定”两字，无疑蕴含了最朴素的家园安定的意思。
今天，国定路550弄已经从地图上永久地消失了。它的旧址大约在今天国定路580弄的位置，601弄的对面。我第一次进入550弄，是1973年，那年我2岁半。
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混沌，还长久地印刻着那一天的镜头碎片:我被人从火车的窗口递出去，穿着中山装胸前别一支钢笔的爷爷笑吟吟地看着我，奶奶和叔叔在一旁。后来的事情我是听我奶奶在日后长久的黄昏与黑夜来临之前对我絮叨的:从火车站把我接回家里的那天，左右邻居都笑趴下了——从没见过一个孩子这么脏。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82团十连，坐3到4个白天的汽车才能到乌鲁木齐市，再坐3天3夜的火车，方抵上海。在支边的17年中，我的父母在漫长的省亲往返中耗尽了时间与金钱。
于我，比混沌来临之前更为混沌的1963年，一个火红的年代，我爸妈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来到新疆。如同传说中那般，他们中的一位是偷取了家中的户口本报名然后成行的。在上海，我爷爷家住在国定路550弄，一个乱哄哄类似虹镇老街的居民社区；我外公家住在距离差不多2公里之外的四平路平昌街的铁路新村——上海铁路系统职工住宅区，一色的黄色外墙，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遗迹。从四平路国定路的平昌街一直到国定路政民路沿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这种风格鲜明的两层联排民居还比比皆是。彼时，相隔不过一箭之遥的这两名男女并不相识。
1973年，爸妈托一个回上海的同事把我捎回，随身行李中还有我好几顶缀了闪闪红星的军帽，上边的红五星，可是货真价实的军用品。一旦回到上海，该是一件多么炫目的事。我长大后看到相关文字资料，“文革”中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因哄抢军帽而入狱的案例。可惜那位捎我的张叔叔有点一根筋，每次火车行进中我要撒尿，他把我从车窗口平端出去，几乎整个放到车厢外嘘嘘时，总是忘记拿掉我的军帽。于是，我的一顶顶非常“正楷”的军帽就这样一次次飞走了。
奶奶换了好几盆洗澡水，才算洗出一个还算周正的孙子。干净是干净了，大家很快发现:此孩头大。头大到什么地步，我说不清，从小我也没觉得项上沉甸甸的。
小时候，在里弄里，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王海，你的头有几公斤？
一般视我当时的心情，答案从3公斤到5公斤不等。
个别促狭的人，会用手指轻轻捅一下我肚脐眼上方接近肋骨的部分，我就会“唉唉唉”地惊呼几声，然后摇晃着大头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在地上。
国定路550弄，那时还属于宝山县，从今天的复旦大学往北大约1公里多右转，就在今天的国定路580弄的位置。里弄里大概有几百户人家，是城市居民与农民伯伯混居的典型社区。里弄朝北与江湾机场隔一条政立路相望的地方，是宝山县五角场大队的地界。一直到1980年代早期，如今国定路600弄的地方，还是大片的菜地。
当时在今天上海财经大学校门往南一点的位置，是一棵硕大的榆树，树干上垂挂着一节一米多长的铁轨。每天五角场生产大队的农民伯伯敲响这段发声清脆的铁轨，召唤下地劳作。1980年，我弟弟刚回上海那年，不知何故在国定路上埋头撒腿狂奔，甫一抬头，额头正中铁轨，顿时鲜血淋漓……
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秋季，五角场大队的农民伯伯都会编制出红色的柳条筐，堆得足有几层楼高。小孩子喜欢叫它“篮头山”。篮头山内外，充满了新鲜植物的清香味道，那是如今的城市里杳无痕迹的一种气息。有很多次，我远远望着篮头山的群山山脉，感觉它们像瞬间燃烧的火把，只欠一丁点儿火星。
国定路550弄，刚解放的时候一定是棚户区。1973年往后，从我记事起，里弄里不少居民和农民伯伯们已经利用自己的勤劳双手，盖起了两层的小楼。
房梁架好的那一刻，照例要从上边往下抛红色元宝状的定胜糕和各色糖果。那是里弄里孩子们的节日。
由于头大，极易在混乱的哄抢中失去平衡，我很少参与此类无聊的游戏。里弄里上海孩子们流行的大多数乐子，我基本都不怎么感兴趣:刮片、弹珠、滚铁圈……估计成年后我把童年游戏方面的缺憾全在麻将上补偿了。
550弄不属于政府规划，而是由居住者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可以在任意时间对其拆除重建的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社区当时叫里弄。从各项环境指数看，它优于潭子湾、虹镇老街等本埠闻名遐迩的“城市贫民窟”，但又及不上曹杨新村、两万户等解放后政府新建的工人新村。从排水系统上可见一斑。我记忆中七岁之前在550弄遭遇的大水进户至少有3次以上。大到什么程度？三四岁的孩子可以坐在木制的脚盆里浮在家门口和邻居孩子打水仗。
记得那是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我从沉睡中醒来。入睡前刚下过暴雨，此刻，月光静静地洒在我家的水门汀地板上。忽然，我恍惚觉得不对劲，我的那双塑料泡沫拖鞋仿佛生了脚居然自己慢慢朝门口溜过去……我一个激灵，大喊:“奶奶，发大水啦！”
外国的孩子童年最盼望见到的大概是圣诞老人。那时我们上海的小孩子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头，但是我们也有最想见的——和反特电影《黑三角》里的不一样，夏天来我们里弄卖冰棍是一个老头，而不是脸颊圆滚滚的阴险老太。应该说，那老头是一个不老的传奇，从我四五岁开始记忆，这个面孔红润的高个子老头总是在柏油马路差不多开始被太阳晒化——上海人叫“烊特”——的时候出现，骑一辆破旧的老坦克，后座是一个大大的木箱，里边用棉絮包裹着奶油棒冰和雪糕，棒冰每根四分，雪糕八分。运气好的时候，棒头断掉的棒冰老头会以三分钱惊人价格抛售。最神奇的是，从我四五岁直到10多岁离开国定路550弄，这个老头的容颜几乎没有变老过。
除了季节性的棒冰老头，还有一个老头经常出现。他不卖棒冰，担子里是黄颜色的糖稀做成的美味，学名我说不上来，拿小铲刀切下一条，十分美味。老头也不收钱，但是必须拿家里的稀有金属去换——主要是铜，铜块、铜丝都可以。老头走后，里弄里经常可以听到哪个家里传出凄厉的哭声。那多半是这家的孩子拼死吃河豚，拿家里的铜钥匙换了老头的糖吃结果被爸爸痛殴。
有一回，老头又来换糖，结果被550弄一群半大的小混混堵在了弄堂朝北出口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小混混们你一记我一记请老头吃着“头挞”，有人趁机去老头的担子里浑水摸鱼，担子里的铜块、铜丝散了一地。老头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我和几个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屁孩在旁边起哄。正胡闹，一个穿绿军装的大个子走过来对小混混们大声叱呵，浑小子们顿作鸟散。这是我们里弄的一名退伍军人。换糖老头依旧沉默，俯身慢慢捡起散落的物什，然后微微鞠躬，走人。事情过去30多年，我对这名退伍军人印象深刻倒不是他那次救了换糖老头，而是有一回两个乞丐到我们里弄讨饭，他从裤兜里随意摸出两角钱给了乞丐。两角钱啊，绝对大户。
除了以上两个老头，还有另两位手艺人老头经常性在里弄里逡巡。一位操着浓重的鼻音吆喝“啊有坏呃棕绷修啊？啊有坏呃藤绷修啊？”另一位是心灵手巧的补碗匠，善用锡钉将碎成几爿的海碗神奇般辍成完满的一只。我曾无数次坐在补碗匠的跟前，看他用一只细巧的小榔头在碗盏上边嘀嘀笃笃，碗外壁的图案上，盘踞着一只古怪的小海马。
……
从550弄走出去，人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五角场。
1970年代后期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五角场都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小镇。
镇上铺满成人拳头大小的不规则条状石头组成的弹格路，弹格路一定得是不规则的，略有点凹凸不平，才有味道。现在的桃江路俏江南门口有一条新仿的弹格路，不知哪个缺心眼的设计，全部石块大小均一，像阅兵方阵那样齐齐铺开，居然连错落的美感都没顾及。踩上去一点不硌脚，但就像一名网游里走出的美女，前凸后翘，线条清爽，然而毫无韵味。
那时的五角场，除了镇上没有水系围绕，基本上算一个标准的江南小镇。主要的商业设施都以“一”计:一家百货商店，朝阳百货商店，在今天那个像飞碟状的中环途径标志的正北方；一家书店，名字全国统一:新华书店，就在今天万达商业广场的位置，书店里有一名肤白丰腴的美女营业员，我上初中时还在柜台后边看到过她，她非常符合我当时关于女性的审美情趣；一家布店，名唤“春雷”，在今天华联商厦的大致位置。
要说方便顾客，那时的商业设计远比今日合理——根本无需营业员开票之后由顾客自己跑去收银台结账，柜台收到顾客钱，用夹子夹住，连同票据，通过店堂上空与账台连接的钢丝，“嗖”地一声飞过去。
须臾，找零和发票就“嗖”地飞回来。账台的位置居高临下，所以营业员飞钞票过去的时候要像人头马那样微微向上倾斜25°，还得加把力。
后来我才知道，不光是布店，很多店堂里账台修得像菊花台那样高，还有一个功用是防小偷。这有点像我们初中的班主任，每次考试他都会鄙夷不屑地从鼻头孔里嗤出一口气:“奉劝大家老实点，你们做啥动作我清清爽爽，不信你们上来一个，站到我的位置看看交！”
五角场那时的很多店里，比如水果店之类，都会在营业员背后装连排的大镜子，防止营业员一转身时顾客难抑顺手牵羊之痒。
镇上当然少不了邮局，邮局的隔壁，是一家小小的报刊门市部，1984/1985年我上初中那会儿，还经常在那里买《台港文学选刊》和《外国小说选刊》。李昂的《杀父》就是在那本《台港文学选刊》上读到的。《外国小说选刊》上还有一篇非常骇人的小说，好像是拉美一个作家写的，说一个女人高烧不退多日，后来发现，枕头里寄生了一种可怕的虫，吸干了女人的脑髓。
不能不说的还有澡堂，上海人亲切地唤之:汏浴间。五角场只有一间汏浴间，在今天万达广场再稍稍往北的位置，淞沪路浴室。浴室门口常年堆着煤堆。每次洗完我总是加速走过，生怕弄脏自己。因为，洗澡是一周才有一次的小奢华。浴室里几排沙发排开，沙发上总是罩着红白或者蓝白条文的大毛巾，式样有点像卖羊肉串的买买提大叔的外套。
浴室里的设计，比春雷布店的更以人为本。现在去大浴场洗澡，每人一个手牌，接待员小弟还会很客气地问“先生贵姓”，再刷刷刷写在更衣箱门内侧的磁板上，用以开箱认证。五角场浴室里边——上海那时所有的浴室里，都是这个样子的:进门脱衣，服务员用一柄超长的“乌叉头（衣服叉子）”把你的衣服高高挂起。下边是一群赤条条的男人，离地3米处，是一群衣物方阵，非常壮观。时迁在世，估计还能得手。不过那时人们口袋里，也实在没几个钱。
……
解放前，五角场曾经是国民政府新的行政中枢所在，故路名多以“国”、“政”起头:国定路、国权路、国顺路、国庠路、国年路……政民路、政立路、政本路、政修路……
江湾五角场为什么叫五角场？因为从环岛朝周围辐射出五条马路，分别是:四平路、宁国北路（后来改为黄兴路）、翔殷路、淞沪路和邯郸路。
站在五角场的中心环岛，面朝正东方是翔殷路，在翔鹰电影院没造好之前，翔殷路往东朝第二军医大学不到一点，是五角场电影院；往左，十点钟方向，是淞沪路，通往我曾经晕堂的淞沪浴室，淞沪路到底是政立路，隔河就是曾经的远东第一军用机场江湾机场，现在是杨浦区最贵的商品房江湾新城所在，那里也是我童年和玩伴采撷桑葚的乐土；往右，两点钟方向，是宁国北路——后来为了纪念那位“啪啪啪”三枪拉开黄花岗起义的黄兴才改为“黄兴路”，8路电车起点站在那里，终点是大上海的工业重镇杨树浦；身后四点半钟的方向，四平路上是55路公交车起点站，花上一角五分钱就可直通外滩；六点钟方向，邯郸路，3路有轨电车通往虹口公园——后来改为“鲁迅公园”，顺便提一句，这大约是上海地名史上最失败的更名案例。不信大家可以去问身边的上海人，保证九成以上还把那里叫做“虹口公园”。从虹口公园沿着四川北路走一会，能吃到美味的四新点心店的鲜肉汤团……
……
后记:我1982年离开国定路550弄；1990年代上半叶，国定路550弄被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