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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那三届》王辉耀苗绿编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
苗绿，博士，博士后，研究员，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副总干事，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副院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秘书长。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博士学位、经济和资源管理博士后。曾在美国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本书为77、78、79级大学毕业生中杰出代表的文章汇编。文章作者均为具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各界精英，如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等。这些“那三届”的优秀代表在文中回忆自己的高考往事、回首亲身参与的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总结人生发展的经验和体会，前瞻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路径与方向，为新时代贡献自己的智慧。
本书聚焦恢复高考后77、78、79级那老三届大学生，聆听那代天之骄子的高考经历与大学求学的回忆。其既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好的纪念，又可勾起“那三届”读者的怀旧之情，更为中青年读者提供了励志故事。
本书的作者是来自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从而较为全面地为读者展示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图，展示了改革开放初期以“那三届”为代表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振兴中华、献身国家为己任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
内文摘录
俞敏洪《高考40年依然公平》
俞敏洪，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英语教学与管理专家，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洪泰基金联合创始人、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委员。
我的三次高考
1977年我记得特别清楚，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年的高考是省一级的考试，没有全国统考。那一年我高一，印象非常深刻。在这之前，我其实就有了上大学的愿望，但我知道必须是工农兵学员，需要在农村拼命干农活，把农活干好了，受到大队和公社的推荐，才能去上大学。
我已经做了一颗红心干农活的准备。但1977年，邓小平在一次教育会议上郑重宣布，恢复高考。也就是说，以知识选拔人才，你能不能上大学取决你自己。一夜之间，农村高中就转变了风向，我们的班主任和校长要求我们从那天起认真学习，迎接1978年的高考。当年的高中只有两年，高二毕业就参加高考。所以从1977年开始，我对高考就有着深刻、切身的体会。我一共参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次参加全国高考统考，1979年第二次，1980年又考第三次，*后才考上北京大学。
我高一下半学期才进入高中。当时，其他同学已经上了两个学期。我的功课明显跟不上，但高考就要来临了。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命题，是个过渡，而19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进行的，让人很有压力。
我的班主任是从南京翻译局下放到中学的，英语特别好。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也许你们一个都考不上大学，但是还是要努力争取，因为一旦考上，个人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没考上，在地里干活累了，拿着锄头看看天上的云，还可以想想“我曾考过大学”。经老师这么一鼓动，我和全班同学——一帮连汽车都没见过的农村孩子，都报名参加了高考。
当时的高考分文科、理科、外语三门，我选的是外语专业（包括语文、历史、政治、地理）。复习了10个月，我参加了1978年高考。当时的录取分数非常低，我报考的常熟师专外语录取线是38分，我的英语分数却只有33分，别的几门也不理想。*终，全班只有一个学文科的人被录取。
高考失利之后，我也没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我压力，反正在农村干活呗。我在家里开拖拉机、插秧、割稻子，后来又去大队初中当了代课老师。
我一边代课一边自学，准备再参加一次高考。白天上课、打篮球，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复习。语文、历史、地理我本来就喜欢，政治可以背，难攻的还是外语。当时几位老师都很支持我，帮我做了不少该我做的事。
这样复习了大概八个月，我又进了考场。这一年，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仍然不理想，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次落榜。这时，请假的老师回来了，不需要代课了，我无奈回到了农村。
两度失利后，我没有太多念头考第三次了。我母亲说，老虎啊，你考不上也没什么，现在日子比以前也好过了些，将来攒点钱盖房娶个媳妇就行了。就这样，我又干起农活。有一天，高中的一位英语老师告诉我，江阴教育局准备办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我母亲四处打听，证实了这个消息，让我去报名。
这次复习是全脱产。我和二十多个同学住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大房间里。老师指定我当副班长，这对我是很大的促进，既然是班副，学习就要好，我带领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后，大家也不休息，全都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记单词。
到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的成绩还在倒数第十。当年的寒假只放了一个礼拜，我一天没休息，整天背课文，四五十篇课文被我背得滚瓜烂熟，到1980年3月第二学期的时候，成绩一下变成全班*。
1980年高考，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人有希望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
分数出来后，我的英语95分（总分387分）。当年，北大录取分数线是380分。填志愿的时候，老师对我说，如果你想上北大，语文一定要及格，不然北大不会要你，但我的语文才58分。不敢报北大，还是老师帮我填的志愿。
8月底，我的同学几乎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却什么也没有。按说，北大应该*个发录取通知的。老师就说，俞敏洪大概没戏了。我听了特别特别难受。有一天我和妈妈在地里种菜，大队的人说县里有电话来，急忙跑过去，县教育局长对我说你的通知下来了。我忙问是哪个学校，他故意说不知道。我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北京大学，乐疯了，和两个同学一起，像范进中举一样跑到马路中间又蹦又跳，马路上的大卡车都停下来了。这时，离北大报到只有一个星期了。母亲说，以后老虎到了北京就回不来了，尽管没老婆，这次把未来结婚的酒席一起请了，把家里的猪、羊、鸡全都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
高考是走出农村的*路径
像我这样考了三年的人，原则上会对高考非常仇恨，但实际上我非常热爱高考，因为当年的高考是我走出农村、走向世界的*路径。这条路径很窄，像过独木桥一样，因为每年几百万人只有十几万人能够被大学录取。但我知道，一旦被大学录取，我就从此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从此可以在自己所喜欢的知识世界和外部世界中去遨游。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我1978年开始参加高考，到现在过去了40年。中国的高考形式从省考到全国统考，又从全国统考逐步走向了地方高考为主。但不管怎样，高考的形式基本没有改变，还是以各种学科为主的考试。
可以说，40年的高考为中国孩子走进知识殿堂、走向新世界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这里面包括了城市孩子的机会和农村孩子的机会。如果没有高考的话，到目前为止，几百万从农村走出来、走向城市的孩子，包括像我这样的人完全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整体来说我对高考持肯定的态度。
近几年关于高考的非议多了，*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觉得高考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平化的考试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误解，我认为高考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公平化的考试，因为在一个省之内，或者在全国范围之内，整体上高考还是有标准的。之所以大家觉得不公平了，是因为发现农村孩子考上优质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农村孩子进入大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这里面的原因是不是跟高考相关呢？我认为跟高考只是间接关系，比如说高考中间出的一些题目，在农村上学的高中生可能就不太容易理解。比如说大数据、人工智能，对于城市孩子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话题，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就是不那么熟悉的话题了。
大家之所以觉得高考不公平了，*主要的原因来自于高考前的教育。我们可以发现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农村孩子和城市平民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变少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农村，如果是干部的孩子，从乡镇一级开始，从小就在当地*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以及*好的中学接受教育。不管他们的孩子本身资质怎样，他们进入*好的学校是一定的。但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就没那么幸运，他们只能在当地一般的小学、中学上学，除非成绩特别优异，才能在初中、高中进入城市里*好的中学学习。
这也就意味着，成绩一般的或者成绩够不上名牌高中的农村孩子，他们就只能待在普通高中，接受普高教育，进入中国优质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高考的差距实际上是从幼儿园开始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并不是高考本身不公平。
当然高考本身也有一些问题，这跟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关，教育体制比较僵化:让学生按照知识结构不断学习，不断背诵，不断考试，*后给出标准答案，才能够上大学。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考其实没有跟上时代，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古代科举从唐代开始进行选拔人才，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普通的老百姓通过努力学习*后就能当官，变成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但随着科举考试的范围越来越窄，思想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符合官僚体制的利益，尤其是当中国跟西方有了交往交流以后，科举考试还在考四书五经，而没有把科学纳入到考试中，这样就有了问题，考试彻底脱离了时代。
现在我们的高考，尽管没有像科举考试脱离时代那么严重，但也可以看到它脱离时代的特征非常明显。我们依然在考几十年不变的各种基础知识，对于现代知识的更新、迭代，科技创新方面关注非常少。老师的教课，也依然用着黑板、学生和家庭作业之间这样的教学形式，对于现代世界的发展、融合，世界政治体制的变迁变革、思想观念的变革关注很少。
高考没有跟上时代
高考的卷子在某种意义上落后了。这样的落后加上中国教育的区域不均衡，直接导致现在高考筛选人才的时候，只能选到一部分人才。对于广大农村孩子和没有家庭背景的孩子来说，确实形成了一个走进社会、寻找发展机会的障碍。
我觉得这个障碍，在高考40周年总结的时候，是一个需要我们正视并严肃思考的话题。面对这样的话题，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从幼儿园一直到中学的教育资源均衡问题。城市之间不同的群体的均衡，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的均衡，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是政府*应该解决的话题。
第二，教学内容的改革问题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对于中国的学校来说，教学内容不改革，就不可能把新的知识和世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教学方法的改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高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推进，不管是在哪个地区的教学，我们如何利用新的教学方法、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来使学生更好、更有效率地学习，就变成了中国学校教育系统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们一成不变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导致了中国教育的僵化，导致了老百姓对中国教育的不信任。面向未来，中国的教育制度怎样尽可能为更多的年轻人服务？怎样能够遍洒雨露甘霖给每一个希望接受教育的人？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如何提升？我们应该进行很好的思考然后进行改革。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着眼于均衡教育的发展，着眼于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内容的改革。在这点上，我觉得从教育部到教育厅、教育局都应该花巨大的力气来做这件事情。由于高考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高考本身的改革我觉得也是势在必行。
现在政府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一些课程的统考，以及一些课程的自主考试，都算是改革的一部分，但我觉得步子还可以更大一点，思想可以更开放一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自主考试、学校的自主招生、学生素质内容的考试与中学学习期间的学生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中国的高考走上一个既能够普选人才，又能够照顾到不同人群，又能够符合现代世界发展规律的轨道上去？
当然具体怎么做，我们这些老百姓只能说说话。希望中国的教育领导能够起到担当作用，也希望中国的教育人士——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国家力量的，能够一起共同努力，让我们的高考在未来40年发展得更好，为中国选拔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海闻《从北大荒到北大到北加州》
海闻，1982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91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原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管理中的经济学》《中国乡镇企业研究》《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与福利，冲突与合作》等。
1984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有一天经过一片田野，正值夏天，北加州大片的麦田延伸到天空的尽头，风正好，蓝天白云，一切和虎林多么相似。
黑龙江虎林是我下乡的地方。七年前，我还在虎林公社中学教书；七年后，我已在加州的戴维斯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了。如梦的人生，不可思议。
1977年距今已41年，从虎林到北加州，出国又回国，我的人生轨迹随着时代的洪流愈加广阔:“文化大革命”的中学生、插队知青、恢复高考后的北大经济系首届学生、北大自费留学*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美国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北大副校长、汇丰商学院院长。
我曾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有关“高考”的内容下载，不时看一看。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高考是改变命运的里程碑！
“成绩而不是出身成为重要的录取标准”
去北大读书前，我在黑龙江插队九年，将青春献给了北大荒。
1969年3月，我和几十位同学从老家杭州奔赴黑龙江省虎林县。我们都是热血青年，要去就去*艰苦的地方。而距离虎林100多公里就是正在“交火”的珍宝岛，我们要去屯垦戍边！
当时南方已初春新绿，东北大地仍万里冰封。拖拉机拉着我们三十几个十六七岁的“革命小将”，突、突、突地驶过结冰的河面，留下一路欢声笑语。
但理想激情很快遭遇现实环境的冲击。
拖拉机把我们拉到一个叫红卫公社前卫大队的村子。村民因整个冬天没法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厚棉衣脏黑得发亮。村子里也没有电，煤油灯冒出的黑烟蹿得老高，第二天起床，鼻孔里两道黑印。
我们很快投入到劳动中。自带着玉米饼、大蒜等干粮，要到十里外的地方修水利、造排灌站。零下三四十度，撬开冻土，沟渠的水溅到裤子上，立刻结成冰。冰越结越厚，*后裤腿变得硬邦邦，走路吱吱作响；夏天收麦子、秋天收大豆，风干的豆秸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手臂和手掌都是伤口和水泡。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成了真正的农民，学会了抽烟、喝酒，有时喝“北大荒酒”，有时喝“完达山酒”。喝着喝着，有人唱起来，之后开始呜呜大哭。
1969年到1978年，17岁到26岁，我*好的青春时光献给了北大荒。这九年间，我从未停止继续上学的渴望，但“黑五类”出身的身份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爸爸是金陵大学学生，抗日战争时曾参加中国远征军，1957年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断被关押批斗。我家还有海外关系，舅舅、姨妈都在美国生活。
下乡时，我是领队，读书时学习成绩好，劳动时能挣得*工分14分。几次我被公社选中去县里、省里参加学习*著作先进知识分子活动，但因家庭关系，还未动身就已被否。
上大学也一样。*初生产队鉴于我的表现推荐我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但还是卡在了公社。后来几年公社同意了，又卡在了县里。*后县里同意了，学校政审过不了。因为家庭关系，还是拒绝录取我。
我早已习惯了身份带来的挫折——小学毕业时，我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仍然未考上普通中学而上了一个民办学校。其实我是考上重点中学杭一中的，但因政审而被“除名”。
九年间，我目送着一波又一波的知青朋友被推荐去读大学，心中不免委屈和失落。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特别兴奋——成绩成为重要的录取标准，而不再主要看家庭关系，我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从北大荒到北大
北大是我的*志愿——之前我因为政治原因读不了大学，这次我有点想争口气，想证明自己能够考上*好的大学！
1977年，我已经在公社中学担任副校长，但仍然是拿工分的民办教师。学校的不少知青老师也报名参加高考。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们约定白天正常上课，晚上复习。我去买了一大捆蜡烛，按照制定的计划夜夜挑灯。
确定恢复高考到正式高考，只有一个月时间。入学后，我才知道，挑灯夜战几乎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高考经历。
在考生们紧张备考的一个月中，我已经进行了“*轮”的高考。
“文化大革命”十年，北大荒知青云集。据说，1977年黑龙江省有近200万人报名参加大中专考试，但全国高校在黑龙江地区仅招生1万人。
11月底，黑龙江省的“*轮”高考在各个公社举行，*终筛选出5万人参加正式高考。我是这5万人之一。
12月底，正式参加高考。我的考场在县城里的虎林二中。天不亮我就出发了，路两边茫茫大地上见不到一个村庄。东北的冬天极冷，走进考场时已经冻蒙了，我机械地搓着双手，好一会儿才暖和过来。
考完*后一门是12月25号。走出考场，我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到今天为止，全国高考正式结束！”我的内心洋溢着平静的自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师范、牡丹江师范，这五个志愿录取一个肯定没问题！
高考后不到一月，我正在老家杭州过年，收到了公社领导的电报:“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全家兴奋极了。谁能想到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可以考上北大，妈妈和祖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激动的还是爸爸。看着电报，一向不苟言笑的他突然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我，声音颤抖:“祝贺你！”
人生、命运、鲤鱼跳龙门，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宏大的词汇。但直到后来的漫长光阴中，我才慢慢体会到考进北大之于我的意义。
北大改变了“我”
我在北大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事实上，这并非我的主动选择。
我的*志愿是图书馆学，第二志愿是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当时仅从字面理解，以为这两个专业可以看很多书。后来被调到政治经济学专业，我当时仍然满腹疑问:何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又是做什么的？
北大经济学大师云集。系主任陈岱老（我们习惯了如此尊称陈岱孙先生）是1926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当时他已经78岁高龄。陈岱老博学广识，授课没有一句废话，但语言风趣幽默；厉以宁老师严谨坦率，当时课堂上流行对话形式教学——学生提问，老师回答。有时有学生提出问题，厉以宁老师并不直接回答，坦率地表示不清楚或者要回去思考后再回答。
当时，不少教材仍沿用“文化大革命”时的版本，英语课本中仍然充满着“革命语言”，但一些变化也在发生，大学前两年我们仍然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三的教材则开始出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西方专著。
校园的高墙之外，意识形态开始松动。1978年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安徽掀起“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并很快“燎原”到各地。197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转向务实，轰轰烈烈的80年代改革拉开序幕。
围绕着改革和发展，我们北京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被翻天覆地的变化刺激着，心境随之剧烈变动。同学们热切讨论着:人民公社要不要改革、家庭联产承包是进步还是倒退？过去我们被教育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到底允不允许搞私人企业？企业是否应该追求利润？
在来北大读书前，我在封闭保守的农村待了九年。这些思想的解放和碰撞，让我对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北大改变了“我”。经过北大四年的熏陶，我的知识结构和眼界发生了变化，自信和勇气被打开，人生得以重塑。
北大自费出国*人
在北大，我不再害怕任何事情，敢于探索和实践。
大学时，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来学校讲座。孙冶方先生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封建残余而非资本主义的问题，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的任务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没有完成。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看待中国的角度，我的脑子如同闪过一道闪电！
当时中美已经建交，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访问北大，也有外国老师开始给我们授课。我为一些遥远的东西莫名激动着，想要去看看外部更大的世界——我想亲身体验和观察，去看看到底什么是发达国家、什么是现代化，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是怎样的？
我从大三开始为出国做准备。十年“文化大革命”刚过，北大基本上没有留学资料。北京图书馆的资料陈旧，但好歹可以查询到美国一些大学的地址。我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与北图，抄写下资料，一封封信投向美国。
对于我出国的渴望，陈岱老和厉以宁老师都很支持。陈岱老曾在美国求学七年，厉以宁老师研究西方经济学，他们两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出去学习更多理论、对发达国家有更实际的了解。在我申请出国的过程中，陈岱老给了我很多重要建议，厉以宁老师则找来英文书籍帮我一点点核查对应的美国课程名称的正确翻译。
大四下半年，我收到了美国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人。一两年后，我们班一半以上的人陆续走出国门。我们宿舍七个人，六人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
高考把我们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
在美国读书期间，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启动全面改革。
我和易纲意识到，中国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1994年，易纲和我双双放弃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先后回国。
在我们回国前后，我们班大部分的同学也都选择了回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着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等待着回国的机会。
1994年，林毅夫、易纲、我、张维迎等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学研究。20多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变成了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的智库，以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
如今，恢复高考已经40年了。在给学生讲课，回忆往事时，我还时常会想起高考前后的人生——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在做什么，会有怎样的人生？
1977年的高考把我们这些人从旧体制中“解放”了出来。那年没有年龄限制，政审也放到了次要位置，这种空前的改革力度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12年的人都解放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真正的改革开放始于1977年的高考。
从国家意义上，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人才断层危机中，77级的27万人承担起了推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任，成为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
40年过去了，我们班的同学各自有了新的发展路径:我、林双林、黄少敏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多年后回国教书；刘伟毕业后留校，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张炜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从事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于华获得鲁汶大学博士，现任摩根士丹利华鑫董事长；金立佐是牛津大学博士，回国参与了筹建中金公司的工作；易纲、毕井泉、丘小雄、张晓强等进入政府部门，分别担任或担任过央行副行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考和北大带给我们不一般的机遇和际遇。
感谢命运，40年前的高考决定了今天——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