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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报业集团所属《新民周刊》主笔、高级记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兼及报告文学和散文、影视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中短小说集、散文集三十余种，作品曾多次获《上海文学》、《萌芽》等文学奖。近年来专注于上海城市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并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物收藏、饮食文化等方面专题研究。
本书内容包括一系列中国现当代著名艺术家的微评传与文学类评论。作者沈嘉禄常年活跃于国内尤其是上海文化、艺术界，交游广阔，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书中论及一大批优秀的现当代画家、书法家，如谢之光、唐云、陆康、戴敦邦等，也写到了鲁迅、张承志等文坛名家。本书的*特点在于作者跟所写对象大多有交往，因此在分析他们各自艺术特点的同时，也表现了其生活的一面，既有专业上独到而精辟的解读，又有生活中的亲切观照，读来尤为生动可感。
从文学的角度看绘画，从历史的角度写书评——艺术家与这样的写作者对话，是一趟愉快的艺术之旅。
伟大艺术的三个条件（代序）上星期我收到来自北京的一份信函——《关于提请沈嘉禄同志早日履新协会终身名誉主席的函》，这个协会，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协会。与这份装帧与设计均相当气派、精致的文件一起送达的，还有《中国当代艺术协会领导人增补函》和《中国当代艺术协会领导人档案表》。一个月前我就收到了这个协会的公函，一顶“中国制造”的乌纱帽，关山万里远远抛来，本人没有理会，此番又像一道金牌，催促我“早日履新”，仍然没有兴趣回应。我还没有糊涂到夜郞自大的地步——我根本不够格！看了一下协会概况，得知这个协会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的，“在全国人大、政协、中宣部、文化部等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成立”的，协会成立以来，已经举办过40余场沙龙、年会、画展及中外交流。组织机构也很完善，从会员代表大会到主席团、从秘书长到分支机构，一个机关团体应该有的“配件”，一样也不缺，皇城根下的能人，操办起这种事情来像煞有板有眼。但我还是有几个疑问:大名鼎鼎的宋庄可能是该协会的大本营，而宋庄最近的处境不大妙，正面临着整体拆迁的尴尬，一拨还没混出名堂来的草根艺术家不知明天在哪里安放自己的肉身，还有那颗狂野不羁的心。难不成拆平了再盖一幢专供中国当代艺术协会使用的大楼？饶是如此，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担任领导得一次缴纳费用，费用不高，但还是有鬻官卖爵之嫌。本人不是当代艺术家，只是经常撰写有关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长短文章，协会对本人的情况也不是太清楚，何以轻率地将乌纱帽善价而沽？协会给会员统一印制名片、信封、信纸等，还可以出版个人画册，组织出国考察等，这个钱不知由谁出……以艺术先锋、社会精英自居，抬手举足无一不散发贵族气质的当代艺术也沦落到摆地摊的局面，让我这个对缪斯女神向来敬畏有加的文字工作者相当沮丧。这份俱乐部会员卡认购单式的信函，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应证了一句老话:“病笃乱投医”。中国当代艺术怎么啦？中国当代艺术一路走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勃兴之初与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元气丰沛，充满了批判精神，但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不久便出现了思想贫乏、价值观混乱、模仿拙劣等现象，艺术家本身也受到了资本的腐蚀与权力的收买。从社会大环境看，九十年代以来，“向前看”演化为“向钱看”，国民——包括此前一直耻于谈钱的精英分子——对财富的欲望，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表现得强烈，而且肆无忌惮，毫无掩饰。可以说，这种普遍心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代艺术的发展形态与路径，以及艺术家的价值观。同时，所谓的全球化呼声，在当代艺术这一块也就简单地、幼稚地、媚态地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包括垃圾在内的全盘接收。人家玩不下去了，扔给我们玩，我们玩了一阵，眼见着山穷水尽，但仍然装模作样、载歌载舞去欺骗政府和人民。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以政治波普搏出位的当代艺术家被西方人锁定并连番炒高，他们的艺术符号和风格成为市场上被持续追捧的对象，与此对应的是，保有原创精神的艺术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护、经营相对稳定的作品语言，那些已经获得话语权的成功者则在自己的地盘上徘徊，作品的符号化、弱智化、空洞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思想内涵被一再稀释。是的，就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吧，有成千上万的未名者蚁聚于M50、八号桥、红坊、798、宋庄……他们梦想成为第二个王广义或岳敏君。他们每天在苦心孤诣地破解老前辈的成功密码，不惜为此改弦更张，不知不觉中就沦为一批丧失独立性和判断力的复印机。不过当经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艺术市场骤然进入冰河期，在苦苦扛了一段时间后，投资者终于看到了高台跳水的景观。近来大陆和境外的拍卖会上，标价过千万元的当代艺术作品已几乎全线流标，即使有资金雄厚的投资者为使资产不至快速贬值而暗底护盘，也因为缺少响应者而只能来一场自拉自唱的表演。无论是游龙戏凤还是游园惊梦，都很少有清醒者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行走路径和思想内涵进行深度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中国当代艺术缺少的就是思想。模仿别人，复制自己，创新精神匮乏，人文情怀缺失，是中国当代艺术徘徊不前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当代艺术以观念领先起家，最后被束缚在市场利益上，这也对应了其身上的妥协精神以及由此带来的滞后性——在中国当代艺术迎来了可以计较得失的阶段之后，实际上其保守性也显现出来。正如评论家李小山所说:“市场对很多艺术家的腐蚀力量是巨大的，艺术家原有的激情与理想，才华和追求，都在市场的利诱下一点点消失。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其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无论在整体的冲击力上还是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显示出了平静和世俗。”中国传统书画也面临同样的困惑，文学界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其他的，电影、电视、戏剧、音乐……“伟大的艺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那就是:1，准确、2，真实、3，自由。”说出这句话的，是可能还排不上当代艺术第一方队第一排的四川当代艺术家钟飙。但是，他道出了艺术的真谛，包括当代艺术。上面是我写于三年前的一篇文章，挪来用于这本集子的自序仍然适用——这是我近年来文艺评论文章的精选。我没有请人写序，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是这本书的内容有点杂芜，分作三辑。第一辑是艺术家的“微评传”——这是我的杜撰。近年来艺术家的传记出了比较多，有些还列入政府重大文化项目，但一写就写成“一块砖头”。除了艺术家本人，从头读到底的人估计也不会多。我写的评传每篇才几千字，有点弹性地梳理艺术家的人生和艺术贡献。艺术家的经验体会是我着墨最多的部分，我认为有专业素养的读者感兴趣的也许就是这一块。在八卦成为卖点的今天，我不会改变严肃的态度。经过艰难的舍取，收录10篇。第二辑是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与案例分析，通过生动有趣、纹理清晰的故事来表达，也许能让读者保持好奇心和耐心。文体像采访，但不同于报刊上的采访，以对话形式撰写的只有一篇，更多的是我比较愿意写的散文，松散一点，朴实一点，留下更大的空间。有些艺术家是我多年的朋友，趣味相投，性格互补，价值观相同，写出他们的真性情，以及在目前文化环境下的种种苦恼，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再比如，与画家对话当然要涉及专业话题，那么我就事先临摹他几幅作品，通过笔墨破解他的密码，这个过程绝对愉悦。同样经过艰难的舍取，奉献了21篇。第三辑是书评，这一部分属于文学。我是读书比较勤快的人，有时候三四本书同时开卷，坐到哪里拿起一本就读。读到好书是一份福气，人生由此更加丰满，更加坚韧，更加温暖，更加深沉，随手在小纸条上记下一点感想，好比与作者烹茶对谈，整本书读完，就写成一篇书评。我不说自己的书评写得如何，但有一点让我坦然:值得我记下点滴体会的那些书，都认真拜读过，有的读了两三遍。经过选择，有21篇入选。其次要说到不请人写序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深知写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尤其是为一本评论集写一篇锦上添花的评论文章。我为人写过序，吃过这个苦头，明知如此而诱人入毂，不厚道。另外，按照江湖规则，请一位名家写序，或许能提升点什么，但适得其反的例子也不少。据说在京城，请名家写一篇序的润笔已经涨到几万、十几万了。花钱买来的文字，能做到准确、真实、自由吗？于是我捡出了这篇文章，好比旧衣改制新衫，既可保暖蔽体，又留有一些新意。大雁尚未北迁，花苞静待春讯，在民族复兴的呼声中讨论这些问题想必会引起读者朋友的共鸣。最后，感谢刘一闻先生为拙作题写书名，感谢陆康、江宏两位先生为拙作题写辑封，感谢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本书的出版。2016年10月，适逢农历霜降
海派第一是唐云
“海派”一词，一般用来标示上海的文化品格和城市精神，但在民间话语中，还经常形容处事待人的豪爽洒脱。唐云先生是一个海派画家，他以个人风格鲜明的花鸟画卓然而立中国画坛，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与张大壮、陆抑非和江寒汀并称海上画坛“四大名旦”。但为人津津乐道的倒是他的为人:海派第一！
唐云的笔墨，从八大、石涛、金农、华新罗、齐白石等大家寻求滋养，融会贯通而自开面目，这里就不多说了。他还是一个极有情趣的人，是“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践行者。他为了观摹学习之需，节衣缩食收藏前辈书画，还喜欢收藏一些容易为人忽视的佳器妙物，可玩又可用，比如名家砚台，买来即研墨，名家紫砂壶，买来就泡茶，一点也不小气。他还会自己用椰壳做茶叶罐。传为美谈的是他在南京画家亚明家的厨房里发现一把用来装酱油的紫砂壶，原来是遗珠人间的曼生壶，当即倒掉酱油揣在怀里。他一生收藏有八把曼生壶，还将自己的书斋称为“八壶精舍”，但最后呢，这八把曼生壶都捐给博物馆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从一位宁波籍的古董商人那里得到线索:有两把梅调鼎的紫砂壶流落在民间，马上表示愿意购藏。几天后，宁波人捧着宝贝来了。唐先生拿起一看，果然是梅调鼎的作品，但撮起盖子轻击壶身，声音不对。跑到院子里细察，果然发现两把壶身上各有冲线（裂缝）一条。收藏界有规矩，器物有损，只及原价什一。老宁波估计紫砂壶在途中经受嗑碰，当即脸色大坏，看来这趟买卖要亏了。唐先生觉察到对方的神色，马上宽慰他:两把壶我都要了，一分钱也不会少你。
这是张大根告诉我的。“唐先生还请老宁波吃了饭走，买火车票的钱也硬劲塞给他。”张大根是“江南活武松”盖叫天的孙子、张大壮的学生，也经常请益唐先生，对唐云的“海派第一”深有体会。
有一次，张大根又去大石斋请安，唐云见他来访，便分配后辈“任务”:将一方砚池已经坑坑洼洼的汉砖砚用砂轮磨平。张大根即按唐云吩咐到卫生间内操作起来。磨了一会，隐隐看到砖边出现了几个小字，拿进画室报告唐云。唐先生大喜过望，有字的汉砖可就好玩啦:不要磨了，哈！你立了一功。
既然立功，就要行赏。唐先生记起张大根曾经求他写斋名，就让张大根在书桌下翻出一张粉绿底的雪花笺，提笔写了“燕南寄庐”四个字。这本是盖叫天的斋名，张大根借此缅怀祖父，勉励自己。为了提升张大根的画技，唐先生还多次送他作品，毫无门户之见。
许四海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紫砂陶艺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从广东空军部队转业回上海后，在公用事业学校任干部，下了班就琢磨着做紫砂壶。跑到宜兴求教，却在数位大师门外吃了闭门羹，回沪后只得自己苦苦探索，所以他的第一把壶是用汤匙挖出来的。几天后他拿了这把“处女作”去请教唐先生，唐一看就哈哈大笑，提笔在壶底题了一首小诗以资鼓励。并说:“既然你是爱壶人，就顺着这条道一直走下去吧。中国的科长有千千万万，但杰出的紫砂艺人不多，你不要当科长了，就做紫砂壶吧。你也不要担心，你做壶，我来画，不怕没饭吃。”
后来，许四海果然脱身出来做紫砂壶，并正式拜唐云为师，师徒俩联袂创作了一百把紫砂壶，许四海做壶，唐云在生坯壶上题诗作画，再请名家镌刻后入窑烧成。此壶被人誉为“云海壶”，是收藏家追寻的宝贝，但绝大多数被唐先生送人了。
现在我去老许那里喝茶，总要站在唐先生书赠他的一幅对联前细细品赏一会:但吃肉边菜，何劳弦上音。
十年动乱中，唐先生与许多画家一样被迫搁笔，心死如灰。但林彪摔死后，他又开始研墨作画，常以红梅、青松、苍鹰等寄情明志，而且喜欢送给靠边站的老干部，比如李研吾先生就得到过他画的陈毅诗意图。1976年秋天，唐云从老干部李研吾那里得知“四凶”被缚的消息，但上海的余党还想垂死挣扎，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就向他布置一个任务:画一幅咏梅图。唐云不睬她，不久局势明朗，春回大地，唐云即画了一幅《双松图》送给李研吾先生。
动乱结束后，德高望重的唐先生被推选为上海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博物馆鉴定委员、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童衍方也是此时师从唐先生的。不久，唐云还亲笔画了两幅大尺寸作品祝贺童衍方新婚，之后又派人邀他来大石斋共赏一副吴昌硕的对联。吴昌硕的作品笔力雄健，气息醇厚，师徒二人都抚掌叫好。唐云见他喜欢，就豪爽地说:“喜欢吗？喜欢就送给你做贺礼。”童衍方受宠若惊，马上说:“这副对联在我新房挂一个月，算是度个蜜月，也感谢唐老的美意。”但唐先生坚持相赠，恭执子弟礼的童衍方只好带着深深的感激收下。
这个时候童衍方的新居只有十平方米，墙上空白处只够悬挂半幅对联。于是选择题有落款的下联上墙供养，朝夕相对，悉心研摩。后来我在童府看到这幅对联装在红木镜框内，下联颜色果然比上联黄些，就是久经日光散射所致。我凑近看个仔细，落款中还写着“吴昌硕八十一岁书”等字样，缶老晚年翰墨精品，加上恩师的情缘，自然弥足珍贵。
数年后，唐云在家招待外国友人，嘱童衍方作陪宴饮。席间谈及吴昌硕，唐先生就指着童衍方对外国友人说:“他也研究吴昌硕，我还送过他吴昌硕的对联。”大家顿时艳羡不已，或问:“此物还在你手里吗？”唐先生抢过话头说:“东西送人了，或易物，或转赠他人，都是归宿，不必再多问。”童衍方马上起身应道:“唐老厚礼，我一直珍藏无损，并且已经有了‘孩子’了。”所谓“孩子”，就是童衍方在数年间陆续收集到的九件吴昌硕作品。
唐云先生饭后送走客人，按习惯小睡片刻，童衍方则遵嘱回家取来大小十件缶老作品，等唐云睡醒后，呈请先生细细品赏。唐先生边看边跟童衍方讲解作品特点、人物掌故。暮色将合时，唐先生面露欣慰的笑容:“我的吴昌硕对联没有送错人。”
唐先生晚年常为失眠而苦恼，我有一朋友是医生，在一次饭后闲聊中跟唐先生说:我给你推拿一下，保证你在一刻钟之内入睡。唐先生说:“是吗？你送我一觉，我就送你一画。”我朋友给唐先生按摩了十分钟不到，满屋子人就听到鼾声如雷了。唐先生午睡醒来，顿感神清气爽，当即铺开宣纸画了一幅四尺整张送我朋友。但我这个朋友马大哈，随手一塞，后来医院搬家，也不知去向了。现在眼瞅着拍卖会上唐云的作品一路看涨，他肠子都悔青了。
唐先生喜欢交朋友，不限书画圈，各界朋友中也有知音者。裘沛然是中医学界泰斗，有一次自行找上钻石公寓以求“切磋”，两人一见如故，谈起诗词与掌故，相见恨晚，自此订交。没几天，一幅笔墨酣畅的中堂就送到裘老手里。小朋友求画于唐先生，他也会给的，而且画得格外认真。唐先生还交了不少军中儒将，比如陈老总、叶帅、张爱萍、肖华等。
有一次，唐先生去杭州休养，有一慈善组织负责人找到他，希望唐先生帮一把，赠画五十张，义卖后的资金投入到日常运转之中。唐先生略作沉吟后表示:要画就画一百张。于是整整一个月，唐先生将自己关在望湖宾馆，天天挥毫不止，挥汗不止。画成了，还请人精心装裱，配上锦盒送去。
唐先生是这样的，陌生人上门，他是欢迎的，高兴起来留人吃饭喝酒，送画也是大方的。比如有一次刘一闻带朋友去看望唐先生，他正在独自喝茶，情绪不错，此前一位浙江老板送他的两只金戒指，也没包装，就在砚台边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顺手拿起塞给刘一闻和同行朋友:“这种东西我没用，你们拿去玩玩。”看不入眼的人，他连站也不会站起来，惹他讨厌的人，还会大声斥退，一点面子也不给。有一次，市委一位领导升任中南海要职，秘书上唐府索画。这位领导平时对艺术家并不关心也不支持，故而给唐先生的印象不佳，面对秘书直截了当的要求，他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一句:“领导上北京，那是好事情。但你向我要画，我向谁去要啊？”秘书看到横贯书房的一根铅丝上挂着刚刚画好的一幅画，眼睛一亮:“这张就不错嘛。”正欲伸手，唐先生抢先一步扯下，三下两下揉成一团掷向废纸篓:“这张画得不好。”
茶也不得吃一盏，领导秘书只得怏怏离去。
敦邦先生在地平线上
老城厢有许多藏龙卧虎的小街小巷，比如城隍庙南边的三牌楼路，据说任伯年28岁到上海后一直住在这里。今天，这条小马路上还有一家汲古斋，号称“北有荣宝斋，南有汲古斋”，不过老板杨育新与上海书画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元宵节那天下午飘着牛毛细雨，一年一度的元宵书画笔会照例开笔，我应杨老板之邀去看看。登上二楼，已是人声鼎沸，眼镜片顿时蒙上一片白雾，有点老城厢混堂里的感觉。
三十多位书画家各显神通，笔走龙蛇，墨迹未干的作品挂得层峦叠嶂，似乎接续一百年前豫园书画善会的遗韵。最里面一间人气爆棚，溢出阵阵笑声，谁在里面？里三层外三层将画家围了个密不透风，有人将手机举过头顶拍了照，哦，原来是戴敦邦先生！赶快在人群中拨开一条缝与戴老拜个晚年。两道目光从老光眼镜的玻璃片上飞来，透着紧迫与慈祥，又朝我拱了拱手，指间夹着一枝墨汁淋漓的长锋狼毫。大家都来求他的墨宝，斗方、横披、中堂，还有一个粉丝捧着一大摞画册请戴老签名，被大家“驱逐出境”。戴老欠着身子说:“嗳……，别走远，等歇我帮你签！”
粉丝源源不断涌来，戴老忙得头也抬不起来。戴师母为他抻纸添墨，戴老的两个公子——红傑、红倩，本来也准备大显身手的，此时只得充当书僮，为老爸钤印，维持秩序。宣纸上鲜红着两方戴老常用印，一方名章，一方闲章:民间艺人。
没错，戴老一直说:“我就是在行走在地平线上的民间艺人。”几十年来人家给他这个“著名”那个“大家”的冠冕，他统统不要。“读者的肯定是最高的奖赏。”他这样说。不能与戴老聊天，我只得退到一边，看看，转转。陷身于热烈气氛之中，思绪像孩子吹的肥皂泡泡随风飞扬。
戴老出生在江苏丹徒，少年时来上海求学，先在敬业中学，后在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时代的戴敦邦，数学成绩一塌糊涂，他的志向是做一名画家。学校里画宣传画、出墙报、布置会场等等，没有他就不行。他与另两个同学梦想成为中国的库克列尼克塞（苏联画家库普里扬诺夫、克雷洛夫、索科洛夫三人共用笔名）。课余时间里，戴敦邦还画起了连环画，处女作《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那一年他才14岁。后来他还创作过《杏花盛开的时节》、《为了庄严的国旗》、《狄青》等。
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到北京团中央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福利会的《儿童时代》杂志社。编辑工作之余，他创作了《三边一少年》等连环画，并从陈老莲的《水浒叶子》及任伯年的作品中汲取中国传统人物画本的养料。可以说，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个风俗人物画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许多人都知道，戴敦邦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电视连续剧《水浒》画了一组人物造型，每集播出前，随着主题歌旋律起伏，这一串栩栩如生、性格毕现的天罡地煞依次登场，令人血脉贲张。四大名著改编的影视好像只有《水浒》享有这个“待遇”吧。从此戴敦邦的画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其实，戴老的艺术成就何止于此！最早看到戴老的作品是一本连环画《一支驳壳枪》，那时我不满十岁，小屁孩一个，但连环画中好人坏人的鲜明形象深深地镌刻在记忆当中。数十年后，有一次与王震坤兄谈及戴老，不约而同对这支“驳壳枪”赞不绝口。
但是戴老对这一时期创作的连环画——包括《陈胜吴广》、《水上交通站》、《大泽烈火》等“不堪回首”，认为是过于沉重地承载了政治使命，有违于艺术的本质和规律。最使他命运跌宕起伏的是参与创作《智取威虎山》，那个时候画家不能署名倒也算了，只是戴着镣铐跳舞，难免闹出笑话。好不容易画成后，上了文汇报头版，直送中南海而得到伟大领袖的肯定。这下张春桥等人认为有资本可捞，着令有关方面清除创作队伍中的异己分子，确保重大任务顺利完成。戴老（那时还是小戴）难逃一劫，被批判为“没有改造好的一小撮知识分子”，“妄图窃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参与《沙家浜》连环画的创作后也被缴了画笔，下放到儿童剧场扫地、撕门票，被剥夺了画画的权力，“连死的心都有”，幸亏得到一位戏剧界朋友的宽慰，才鼓足勇气坚持到云开日出。
拨乱反正后，《智取威虎山》再次出版，前几年我在连环画收藏家归琪先生那里看到了《智》的初版本和纸型，还有厚厚一包创作人员的检讨书，其中就有戴老的，真不知这批“宝货”从哪里觅得。此事我没跟戴老说过，怕他更加“不堪回首”。
后来，戴老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汉译英的《红楼梦》配过插图，一下子震惊艺坛，接下来又根据《白蛇传》、《长恨歌》等创作过连环画，在国内外频频获奖。华君武欣然表示:“鲁迅曾预言画连环画的会出大画家，我看戴敦邦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在新世纪前夜，连环画遭到动漫挤迫，渐行渐远。戴老一直有一个心愿:办一个连环画博物馆。有几次眼看要成了，半路上却杀出程咬金，功亏一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像戴老这样纯粹的艺术家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常常处于劣势，玉壶冰心又如何？现在他每年自掏腰包资助《连博》杂志，似乎在为这个曾经辉煌一时、影响过无数读者的小画种打吊滴。
当然，戴老是一位生命力极强的艺术家，他不仅传承了历代中国人物画大家的美学遗产与精湛技艺，还能与时俱进，适者生存。事实上，在创作连环画的同时他已经在艺术天地中开疆辟土了，他创作的大型历史人物画，比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并非连环画的放大版，而是对中国画中人物画的重新定义和提升。尤其是《红楼梦》，三十多年里一画再画，每次创作前都要精读一两遍原著，加深理解，因而每次创作都能实现一次提升。
他创作主题性人物绘画，其主要路径就是依托一部经典名著或一个民间传说专题进行“考古挖掘加情景再现”式的创作，通过大量文学信息和“决定性瞬间”来彰显人物性格与命运，再现历史场景和文化环境，从而使经典名著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理解、所铭记，由此赢得了美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叶浅予曾经称赞他:“运用中国画的造型用笔，描绘历史故事人物，是当今独树一帜的高手。”辽宁著名画家王弘力干脆就说:“戴先生是现代任伯年”。蔡若虹、丁聪等人也有很高评价，只是戴老素来低调，像头老黄牛那样默默耕耘，许多人只能远远望见他在地平线上的宽厚身影。
今年刚刚故世的前辈作家沈寂以上海近现代史为素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长篇历史历史小说《大亨》是以杜月笙为中心人物的，当年在《新民晚报》上连载，一时轰动沪滨，在北京的华君武在得知将出版单行本时便按捺不住写信给沈寂说:“应请一画家插图，我想非戴敦邦莫属。”于是就有了两位文艺家的合作。
戴敦邦投入半年多时间完成了连环画《大亨》的画稿创作，篇幅达到290幅之巨。他采用中国画的白描手法，以流畅有力的线条和精准的人物造型，将每个主要人物的角色与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大亨》出版后轰动申城，我也购得一书，至今成为我每年都要拿出来温故知新的“保留节目”。后来还听说这本连环画参加了比利时“首届中国连环画展”。过了一年，戴老与沈寂再度合作的《老上海小百姓》也获得一片掌声，戴老精准而传神地描绘出了旧上海社会底层三教九流的业态、生态与神态，不仅让我们这一代人获得了一个窥视旧上海众生相的窗口，更是日后研究上海城市史的珍贵文献。沈寂由此感慨:“这些画使我回到过去，重又见到那些可爱可敬又可怜的小百姓的面貌、表情和动静。也使我记起发生在小百姓身上的可歌可泣又可悲又不同一般的真实故事。我顿时心潮澎湃，创作冲动，不用构思，也不寻资料，单凭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长辈们的忆旧，和我耳闻目睹，以及我熟悉和不相识的小百姓的本人口述，一一照实记下，尽力做到真有其人、实有其事的真实记录。”据此可以判断，他们的这次合作，是先有戴老的画，然后才有沈寂的文字的。两位文艺界老前辈在这个题材上获得了高度共识，并在自己调动起来的记忆内存中擦出了思想与感情的火花。
戴老创作的《新绘旧上海百多图》、《旧上海三百六十行》也是我非常喜欢并时常翻阅的，这两本图书也是了解旧上海风土人情的珍贵资料。
有时候我常常在惊叹之余纳闷:戴老何以将旧上海的各色人等画得如此传神？后来才知道，是生活教会了他，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戴老曾经说过:儿时我细致观察生活的能力现在看来是一种“幼功”。
“幼功”？莫非就是所谓的“童子功”？
戴老小时候生活在法租界贝勒路与杜神父路一带，周边的一切“其实即是旧上海滩充斥着下三流众生相的大杂烩的所在地。但也正是这同一地方，又是一块孕育了上海新美术的发祥地。就在我居住的贝勒路（后改名为黄陂南路）上的恒庆里有一石库门人家，是丁惊与丁聪先生父子二代的住处，也是当年上海最早的漫画家聚集地，编辑最早的上海漫画杂志，因此当年中国漫画的先驱巨擘张光宇、叶浅予都在恒庆里内。就在这弄口走出百余步转弯即是刘海粟先生所创建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新址。这所美术的高等学府汇集当时中国的顶层级美术人才，同时又是新潮流与革命思想的温床，当时的蔡若虹先生就是该校的学生（后来一直是中国新美术界的领头人）。他每天上学必经的路线都是我以后上小学的必走之路。”
生活在这个有着强大气场的街区，加之在艺术道路上的辛勤耕耘，戴老当然有资格、或者有情怀地说:“我注定成不了一位学院派画家教授，又当不了宫廷画院画师，我却是称职的民间艺人，辛勤的劳作，并不能为自己涂抹上光彩。我能所作的一切是艺术家和画院画师所不为的、也可能为不了的，现实就给予我这块生存的土壤。”
在戴老的谦卑中，我读出了“辛勤劳作”的大家风范，还有“称职”的自豪和自信！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所谓的法租界，就在黄陂路以东数百米的崇德路，从生活环境上说，与戴老分享着太平桥菜场、太平桥小吃街（今天新天地所在场域）、外国坟山（淮海公园）、法国花园（复兴公园）济南路旧货摊、四明医院（曙光医院）等场所的人间烟火，还有中共一大会址的荣光。戴老关注的芸芸众生，也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成长经历，虽然只是晚霞余晖，又如草蛇灰线，但由此产生的亲切感，却是一见如故的缘由。2007年，请戴老为我的随笔集《上海老味道》配三十幅插图，多半也出于这种的亲切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绝对信任。
百忙之中，戴老一口答应并很快画好，后来又为我另一本随笔集《上海人活法》配了二十几幅插图，也很快交稿。市井风情活色生香，各色人等跃然纸上，绝对点石成金！
令人叫绝的是，至今许多读者还没有破译图中诸多奥秘！比如说，那个抱着一支大毛笋蹦蹦跳跳的小男孩，那个用足吃奶力气在磨糯米粉的少年，活脱似像就是我。戴老并不知道我的童年、少年长啥模样，但一落笔就活龙活现。那个举起筷子在涮锅里烫羊肉片的老人，那个腌腊店里运斤成风的伙计，那个做糜饭饼的小贩……，不就是他本人吗？这就是戴老的本事和情趣。
还有一次我接他到四海壶具博物馆画紫砂壶，他那天兴致甚浓，陆羽、苏轼、李清照一一走来眼前，行笔间突然想起师母生日将至，那就画一把送给师母吧。壶面上画的似乎是凤冠霞帔的王母娘娘，定睛一看却是惟妙惟肖的师母写照。是啊，如果新年去他画室贺岁，照例会看到旧桃换了新符，春联当中那个财神喜感特强，嚯，那不是戴老吗！
是的，许多人不知道，他曾经从地上捡拾裁剪下来的废纸，哪怕巴掌大的一张，也要喜孜孜地藏好，跑到无人处偷偷画几笔，他的写生能力也许就是这样练成的。有多少次我去他在冠生园路上的画室，与同侪的画室相比，岂止简陋，简直是寒酸，连空调都没有！冬天冻得直打哆嗦，夏天呢，干脆将圆领汗衫一脱了之，像就自己笔下的浪里白条。电风扇不开，门窗要关紧，怕清风不识字，吹散棉纸一地。一早从田林新村的家里走过来，中午没饭吃，实在饿了就往嘴里塞几块饼干，一直画到黄昏搁笔回家。更过分的是，戴老从来不去理发店理发，到时候就交给师母打理。老两口结婚半个世纪了，师母这个“女理发员”也当了足足五十年！更更过分的是，他爱穿布鞋，却从来不去鞋店去挑挑拣拣，每次让师母去店里试穿，略大一码，轻巧耐用，就买回来，他一套正好，就非常满意了。
君子固穷？我问他。
戴老嘴唇上沾着啜笔后留下的墨汁，以慈祥的微笑打量我。
戴老有四个儿子，三个受他影响入了绘画这一行。有朋友戏称他们是“一门四进士，父子两翰林”，但比较正式的说法是父子两代共同戮力，形成了当今画坛的“戴家样”。老大红儒，功底颇厚，后自美术转入政律一行，替人维权的同时也时时看护老爸的知识产权。有一次城隍庙某百年老店未经同意就将戴老作品用于包装上，老大一封律师函发出，侵权单位自知理亏，找我从中转圜，戴老一摆手:印好的包装不可浪费，下不为例。老二红傑也以人物画名世，后经营画廊十余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前些年审时度势，关了画廊重拾本事。
老三红倩，天赋颇高，戴老发现后加以调教，在他15岁那年干脆拉他入伙，一起创作连环画《那拉氏》。后来父子俩还合作了《野猪林》、《封神演义》、《水浒人物故事》等多套连环画，使老三的艺术青春期发育得膘肥体健。后来红倩南下深圳创业，并游历名山大川，饱吸天地之精华，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2004年重返申城，以中国传统民居、上海城市风貌及苏州河沿岸老工业遗址等系列绘画赢得美术界的特别关注和好评。
前不久红倩办画展，我在他与戴老合作的几件大作品《昭君出塞》、《文姬归汉》前连流忘返，人物众多，场面恢宏，艺术感染力极强。去年，红倩为我的散文新著《石库门?夜来香》配插图，艺术再现了上海市井生活的温馨场景。戴氏父子为一个作家配插图，整个上海滩大概绝无仅有吧，区区何等荣幸！
戴老现在眼力大不如前。前几年为创作《辛亥百年人物谱》，查阅了海量的档案资料，每天从早到晚的创作也过于劳累，至使他右眼完全失明，左眼严重损伤，现在每天只能趁着光线较好的时段抓紧挥毫，而且画幅也顶天立地撑满整堵墙壁，这样一来爬上爬下，更加劳累了。目下戴老正在继续创作大型主题系列画《道德经》，每幅都是“皇皇巨制”，三四张六尺整张拼接而成。这个主题已经画了六年，准备再用十年时间完成，然后……一幅也不卖！
汲古斋的元宵笔会终于收摊，戴老一下午写了一百多幅字，摊开双手，墨斑累累，不由得仰天大笑，活脱一个老黄忠啊。晚上戴老还喝了几盅白酒，并说过几天去要尝尝老饭店的青鱼秃肺。
地平线上的民间艺人，画，并快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