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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刘心武文学回忆录》刘心武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曾当过中学教师、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代表作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节目，2011年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引发国内新的《红楼梦》热。
《刘心武文学回忆录》收集了刘心武回忆自己家世、出身、成长、求学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一组文章，记录了他在文学路上的成长故事，真实还原了其从青涩到成熟的创作历程，体现了他对文学的认识和感悟。刘心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其人生和创作历程堪称一个文学时代的缩影，刘心武文学回忆录是阅读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读本。
从《班主任》到《钟鼓楼》，再到《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从中心到边缘，再到中心，全景解读刘心武四十年文学心路。
在这片土地的空间里，在流逝的时间中，我这卑微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刘心武
红故事
一
2004年初，我开始写回忆录。一个人应该是在觉得自己一生中的重大事情都过去以后，才有写回忆录的心境。我提笔写下*句“我开始回忆”时，就是那样的心境。但是没有想到，竟还有“新故事”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迎候我，一度弄得我心烦意乱，回忆录的写作不得不停顿下来。
一切都源于一个电话。大约在2004年夏末，案头电话铃响了，顺手拿起话筒，是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打来的。他此前多次给我来过电话，邀我到他们馆里去讲研究《红楼梦》的心得，*次邀请记得是在2002年，那时我写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及其他涉红文章早已结集出版且在1999年修订为《红楼三钗之谜》推出，他因此觉得我可以到他们馆里给《红楼梦》爱好者讲讲。我一直拒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总是告诉他:“现在懒得去讲。”傅光明好脾气，他每次遭到我拒绝，回应的话音里总听不出丝毫的生气，总是说:“那好，现在就不讲吧。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来讲。我过些时候再打电话约你，好吗？”如此的好脾气，纵使我性格再乖僻，也难免被软化。那天我就彻底心软了:“好吧。难为你始终不嫌弃我，这回我去讲讲。”
大约是2004年秋天，我应邀去了现代文学馆，讲我从秦可卿入手揭秘《红楼梦》文本“真事隐、假语存”的研究心得。那天演讲厅爆棚。原有的椅子不够，又从另外的会议室里搬来些椅子。据说有的听众是看到预告后从天津赶过来的。
我没有讲稿，只有一纸提纲，就那么漫谈起来。讲时我发现有人录像，也没在意。我知道现代文学馆设备先进，“武装到牙齿”，想必是录下来作为馆藏资料罢了。后来才知道，那时现代文学馆是在与CCTV—10（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组合作，绝大多数讲座经过剪辑后，就作为《百家讲坛》的节目安排播出。
过了些时日，忽然发现CCTV—10的《百家讲坛》播出了一组《〈红楼梦〉六人谈》的节目，我讲的编入其中，剪为上下两集。剪辑得很好，当中的串词也很得当，嵌入的图片、配上的音乐也颇精彩。《百家讲坛》没有就此提前通知我，并不离谱，找出跟现代文学馆签的协议，当时没有仔细看，那上面有一条是，演讲者同意馆里将所录资料用于文化传播（大意），《百家讲坛》既然跟现代文学馆另有合作协议，将去馆里演讲的录像资料加以利用，顺理成章。
原以为我那两集节目播过也就算了，我可以回过头静心再写回忆录，没想到那不但不是一件事的结束，竟是一场大风波的前奏。
二
《百家讲坛》那以后不再与现代文学馆合作，却主动来与我联系，说是《〈红楼梦〉六人谈》播出以后，我那两集收视率颇高，电视节目是制作给手持遥控器的观众看的，观众看了几分钟被吸引住，不拿遥控器将其点开，节目就算没有白做，为继续服务观众，给他们提供喜闻乐见的节目，他们节目组经过研究，决定邀请我将那两集的内容充分展开，制作成一个系列节目。
开始，我照例是拒绝。
我的形象不佳。我羞于抛头露面。我不需要依赖电视增大知名度。我知自己的红学研究心得离主流红学太远。我不想卷入高调的争论。我想做另外的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写回忆录。归根结底，我懒得去他们那里录制什么系列节目。
糟糕的是，我的拒绝还不够强硬。我没有拒绝跟他们节目组的编导们见面。我想的是，电话拒绝可能确实显得不够与人为善，当面告诉他们我的性格就是这么放诞诡僻，我不录节目，并不是否定他们的辛勤劳作，实际上《百家讲坛》有的节目我是看的，也觉得不错，希望他们理解我的性格，同时不要误会我对他们的尊重与善意。能不能大家见个面，当面说个明白，“一笑泯误解”之后，便“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呢？
见面中，他们的“大道理”也好，“中道理”也好，都没有打动我。*后令我心软也不是“小道理”而是“小事情”。那几个编导大体都是“70后”，他们在CCTV工作，不再是原来那种享有“铁饭碗”的待遇，他们属于聘任，他们能不能在那个地方站稳，要看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就是所录制节目的收视率。台里实施着栏目的“末位淘汰制”，就是倘若你那个栏目连续一段时间在收视率上排在*末位，那么整个栏目就会被取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栏目取消了，制片人都得另谋出路，遑论一般编导？原来我对他们台里以收视率为圭臬，实行“末位淘汰”并不以为然，以为有的节目虽然收视率低，内容好形式也不错，应该尽量保留。而且听说他们据以判断收视率的“索福瑞”系统，布点量极其有限，未必就能准确体现广大观众的好恶。我曾接受过“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但是那天我面对的是几个活泼泼的生命。他们需要制作出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以确保他们的基本利益。我想起来曾到他们频道一个《博物》栏目里，参与录制过一期谈如意的节目，也曾播出，问起来，那栏目就因收视率垫底而撤消，其中的编导也都风来云散，“各自须寻各自门”。剪辑《〈红楼梦〉六人谈》我那两集的编导，我觉得她还是个小姑娘，她跟我闲聊，原来已经从外地来北京打拼好几年了，发狠在四环外买了商品楼的单元，首付不菲，每月更要还不老少的房贷……在我来说，收视率不过是个可以任意褒贬的“话题”，对她来说，收视率竟是安身立命的要素！我心既软，也就违背初衷，竟然冲动中一拍胸脯:“咱们就录！要讲得让观众爱听爱看，把收视率提上去！”
三
2005年初，我陆续录制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23集，《百家讲坛》以每个周末播出一集的方式安排播出。后来有人写书，说《百家讲坛》编导在录制中常常打断我的讲述，要求我重新按他们的要求再来讲述，形容那录制简直是把你放到魔鬼的床上，你若超长便将你锯短，若嫌你短便将你硬抻拉长。这不符合我录制的实际情况，我在录制前只有腹稿，写出来的只是一叠纸片，上面是简单的提纲，和需引用的《红楼梦》原文及相关文献资料摘录，到现场我往往又会漏掉提纲里列出的，灵机一动补入的不少，并且我做不到在规定的时间（45分钟）里完成讲述，期期超时，有时竟超出一倍，但编导（包括现场导播）从来没有打断过我，总是履行他们事先的诺言:“刘老师你随便讲，尽兴就好！”我虽即兴成分很高，又超时成性，但他们对我的录制事后多有褒扬鼓励:“流畅自然，没有破碎句子，手势得宜，偶尔走台（如解释“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时）十分生动，整个讲述内在逻辑严密，如层层剥笋，悬念迭出，让人听来上瘾……”我问超时是否造成他们剪辑时的麻烦，他们的回答是:“喜欢剪您的节目，没有什么需要补缀的地方，只是有时候实在舍不得剪掉有的内容，总觉得剪掉可惜，可是由于节目时间的硬性规定，不得不下狠心剪掉，至于您的‘大超时’，我们反而喜出望外，因为可以很便当地改变原来计划，原定一集变成两集……”这样下来，我和那个组的编导合作得很好，我每次讲完把那叠纸片交给他们，他们根据录像参照纸片上的提纲引文先形成节目文字版，其中有他们撰写的前言后语和串词，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我修订后再反馈他们，后来我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四部书，其中大部分文字就是以那节目修订稿为基础再加工而成的。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播出后，收视率蹿高，据说总体平均的收视率成为那阶段栏目里*的。那时候阎崇年的清史讲座收视率也蹿高，《百家讲坛》一时间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栏目之一，制片人万卫名声大震，编导们也都扬眉吐气，不消说，他们在台里的脚跟，是站得稳稳的了。后来我和万卫有一次交流，形成了几点共识:电视节目属于通俗文化，虽然也要兼顾高级知识分子和文盲这两极，但它所服务的对象还是一般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俗众；《百家讲坛》不是把大学文学课堂的讲课搬到荧屏，它固然有传播文化的职责，但必须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即好懂、易明、有趣、抓人；有人批评《百家讲坛》变成了“书场”，当然要防止栏目里的讲座一味追求趣味而丧失了文化内涵，但汲取传统说书艺术亲近俗众的特点，将其作为“瓶”来装文化的“水”，有利于手持遥控器的观众觉得“解渴”而不将其马上点开，从而拴住观众，甚至培养出一批这个栏目的“粉丝”来。
“揭秘”系列每周播出一集，总的悬念走向是“《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究竟是谁？”可是观众听来听去，觉得就要点出谜底了，却又生出新的枝杈，还是没有*后的“大起底”，那期间据说总有热心的观众互相询问:“秦可卿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下一集就见分晓了？”有的急得生气，有的越听越疑，但越是气越是疑他们就越接着听，我讲的目的，《百家讲坛》录播这个系列节目的目的，都并不是要观众一定接受我的观点（这从编导的串词和我在讲座中一再宣布“我不一定对，仅供您参考”一类表述可以证明），而是起到刺激观众去翻开《红楼梦》原书阅读。这个目的果然达到，有资料显示，那一时期书店里各种版本的《红楼梦》销量大增。
《百家讲坛》那时若干题目的讲座都受到欢迎，后来更以易中天的三国讲座和于丹的《论语》讲座形成大高潮，《百家讲坛》成为CCTV的名牌栏目，万卫后来因此被提升，栏目的编导也大都成为频道的骨干。
然而，我的不愉快，却纷至沓来。
四
我早成为文坛的边缘存在。我火过，然而那已成悠悠往事。2004年以后我给自己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一个“退休金领取者”。我习惯，并且乐于过不引人注意的生活。我还写作，年年也还在出书，那是我消费生命的方式。我把自己的写作形容为种“四棵树”，*棵是“小说树”，第二棵是“散文随笔树”，第三棵是“建筑评论树”，第四棵才是“《红楼梦》研究树”。
然而，《百家讲坛》的“揭秘”系列讲座却陡然让我又火了起来。即使我拒绝接受采访，都市类报纸的版面上也还是要不吝篇幅地报道、评议我的讲红。网络上也很热闹。当然也有杂志上的文章，如《文艺研究》就刊发了抨击我讲座的专辑。我家的电话机一阵铃声接着一阵铃声，把电话线拔掉，却又错过了至亲好友与此事无关却很重要的来电。我要安静，却难以安静。烦恼与日俱增。
有的年轻人原来并不知道我，他们是因为我上《百家讲坛》才发现我的。有的成为我的“粉丝”，不过他们的拥趸方式有时令我瞠目。23集“揭秘”播完以后，我的“揭秘”书也出版发行了，出版社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组织签售活动，忽见有小伙子背上贴着心形电光纸的标语:“我爱李宇春，更爱刘心武”，我倒还知道李宇春是“超女”（“超级女声歌咏比赛”）的冠军，却并未因这标语而受宠若惊，竟有些茫然无措。又忽见有小姑娘背上的标语是“刘心武骨灰级粉丝”，着实吓了一大跳。“骨灰”？是诅咒我么？亏得出版社的编辑及时进行现场指导，告诉我“骨灰级粉丝”意味着*别的崇拜，是颂词而非咒语。与这些崇拜者相反，有的网民对我*反感、坚决抵制，他们在网上穿着“马甲”用*刻薄的语言讥讽甚至辱骂我。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这个叫刘心武的人是在用这种办法谋求出名、谋求金钱。我不免觉得委屈。其实我算是出过名的人了，也早挣到一些稿费、版税，而且就是我的退休金，也足够我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到《百家讲坛》去讲，本是“拉郎配”，非自己所谋求啊。
还有“逃避现实，钻进故纸堆”的指责，“写不出小说了，就跑到红学里去鬼混”，并以我为例，说什么“《红楼梦》是文化垃圾，一部颓废小说，里头除了谈情说爱还有什么？竟然养活了一群人！有人竟然去靠研究什么红学吃饭，可耻！可鄙！”我当然更加委屈。我在发表涉红文章的同时，写出发表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塑造农民工与城市下岗工人的中短篇小说，如《护城河边的灰姑娘》《尘与汗》《站冰》《泼妇鸡丁》，等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书名《站冰》的小说集，这些作品有的在台湾发表，有的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我怎么不写关注现实的小说了？只是我种的“小说树”和其他两棵树，在《百家讲坛》引发的事态中，让“《红楼梦》研究树”给生生遮蔽住了啊！
这些不愉快，只能在流逝的日子里慢慢消化。
不过在批评嘲讽乃至辱骂的声浪里，我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觉悟，那就是《红楼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经典，远未形成全民共识，因此，不仅我，应该有更多的人士，站出来弘扬《红楼梦》，特别应该让年轻的一代懂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经典文本，在印度，是迦梨陀娑的剧作如《沙恭达罗》；在英国，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和十四行诗；在阿拉伯世界，是《一千零一夜》；在意大利，是但丁的《神曲》；在西班牙，有《唐·吉诃德》；在法国，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在俄罗斯，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在日本，是紫氏部的《源氏物语》；在朝鲜和韩国，《春香传》作为他们民族的文化经典并不因政治的对抗而产生分歧；在美国，可以举出马克·吐温等的小说；在德语文学，歌德、席勒及其作品不消说了，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作品……我们中国的《红楼梦》里集中了自先秦文献到唐诗宋词到元明戏剧的文化精华，并且堪称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作者曹雪芹在作品中提出了“浮生着甚苦奔忙”的终极追问，更通过贾宝玉等艺术形象回应了这一追问，提出了“世法平等”的社会理想，激励读者去追求充满真情的诗意生存……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红楼梦》的片面理解，大多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阅读，或者说并没有仔细阅读《红楼梦》的文本，他们对《红楼梦》的印象大体上来自于戏曲舞台演出、电影、电视连续剧、连环画（“小人书”），甚至是道听途说。《红楼梦》*不能概括为一部“爱情小说”，不能称之为“颓废作品”，不能蔑视为“垃圾”，那是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所持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一个民族养活一些人专门研究、推广他们民族的文化经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怎么能视为可耻、可鄙呢？1977年我写《班主任》的时候，心中有种焦虑，就是觉得“文革”造成了文化断裂，连被公认为品德优秀的团支书，也动辄指斥“文革”前和外国的文学作品是“黄书”，透过那篇作品，我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那么三十多年过去，我仍有焦虑，不少年轻人不认《红楼梦》，不以为是民族的文化瑰宝，甚至蔑视为“一本破书”，和写《班主任》时一样，我依然出于社会责任感，以“退休金领取者”身份，为推广《红楼梦》奔走呼号，其实也还是“救救孩子”。
对于一般人士，包括年轻一代对我研红讲红的误解、嫌厌、抨击、讥讽，固然使我心情郁闷，但还不至于令我气愤。
而令我气愤以至失态的情况，终于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