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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华，世界殿堂级导演，中国戏剧实验活火。以其探索精神与创新追求，被戏剧界与文化界尊称为“大导”。迄今导演七十余部作品，八十年代与高行健合作的《*信号》《车站》《野人》三部曲、九十年代与过士行合作的《鸟人》《棋人》《鱼人》三部曲及《厕所》等作品，前后三十年导演的《哈姆雷特》《大将军寇流兰》《樱桃园》《三姊妹·等待戈多》等二十余部名剧、《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白鹿原》等“农村三部曲”，都成为了富有林兆华特色与标签的戏剧杰作，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与关注，今日仍旧在戏剧创作与艺术思想上给人以强烈启示。
“大导”林兆华全面回忆戏剧人生的口述大作，家族记忆、早期经历、青少年事情懵懂的情愫，一一涉及。重头仍旧放在了戏剧上，分“做戏”“看戏”两部分。“做戏”以“我与高行健”“我与过士行”“我和名剧”“农村戏”“人艺，人艺”等版块，其近四十年的戏剧生涯的重要作品无一遗漏，以一戏一谈的方式，回到历史现场，纵论心得体会、收获遗憾；“看戏”分“我看的戏”“写的记的画的”“看我的戏”“一个剧本”四个版块，作为观众的林兆华看到的国内国外大小戏剧，长短优劣如何，都有“看戏笔记”为证；作为导演的林兆华在众多合作伙伴、前辈同行、名家晚辈眼中，其性情、其成就、其思想，其在中国当代戏剧乃至艺术上的影响，也以二十余篇文章论及。《*信号》《车站》《野人》《鸟人》《棋人》《厕所》《哈姆雷特》《大将军寇流兰》《建筑大师》《三姊妹·等待戈多》《樱桃园》《伊凡诺夫》《二次大战中的帅克》《罗慕路斯大帝》《浮士德》《盲人》《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田野田野》《白鹿原》《北京人》《茶馆》……一戏一格，一谈一戏，舞台之光照亮现实。曹禺、吴祖光、于是之、高行健、濮存昕、裴艳玲、牟森、孟京辉、林连昆、过士行、陈忠实、陈丹青、童道明、郭文景、李六乙、解玺璋、林克欢、李静、梁冠华、何冰、徐帆、宋丹丹、蒋雯丽、易立明、谭盾小陶虹……听林兆华谈及他们，看他们评论林兆华。七十余年得失甘苦，三十多载戏里戏外，尽在《导演小人书》（全本）。
世界殿堂级导演中国戏剧实验活火林兆华探索精神的口述史艺术创新的启示录一戏一格一谈一戏舞台之光照亮现实“大导”全面回望人生与戏剧七十余年得失甘苦三十多载戏里戏外在回忆的现场娓娓道来
自序
本人196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组织分配我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至今。1978年才开始导演工作。在一个传统厚实的剧院，像我这样的学院出来的学生当导演，差着好几辈呢，我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屁帘儿导演，定位比较恰当。就这样，我糊里糊涂的当了导演，又糊里糊涂的排了几个有影响的戏。我是个没有什么出息，没有什么伟大理想的排戏人。创立一种学派，建立一种理论，想也不去想它，心里永远保持那么点儿天马行空的创作情趣，那么点儿自由幻想的戏剧空间，我就活得乐呵呵的，充充实实的。有人称我为“前卫导演”，否，我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在动作与不动作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在懒惰中用功，在用功中懒惰，其实就是一个半有名半无名的人……”
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精神，太像我的自画像了。
关于“我”我没想过一辈子会用在排戏上。道不明缘由的选择，就像当初我不顾家人反对，坚持用“林兆华”这个名字，说不出个道理。父母在生我之前，有过一儿一女，都夭折了。到了我这儿，不能再出问题了，得“立”得住啊，所以给我取名“林常立”。几年后，父亲丢掉了给德国医生开车的工作，家境又不大好，大人们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说改名字能时来运转，给我改名“林兆华”，兆，吉祥的意思。名字改了，家里还是那样儿，又给我们改名，这次是改“兆”为“振”，振，辟邪镇妖。家长让你改，你一个小孩儿能不改？可我就是死活不改，坚持叫“林兆华”，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头，敢和父母抗争。改了名字的兄弟几个都下岗了，就我一个人还在“岗上”。你说，人这名字是不是真对自己的命运有影响？我爷爷早年间从海上记不清是什么地方到了天津码头，父亲是在天津出生的。最早的记忆是我三岁时得了伤寒，烧了七天七夜不省人事，幸好父亲是给天津德美医院的德国医生开车的司机，是德国医生把我医好的。巧合的是，多年后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德国柏林，这是命运。在家里，我原来是老三，姐姐上中学时得肺结核死了，哥哥是更小的时候就没了，结果我成了老大。因为大病不死，上小学时我还留着小辫。为了我，妈妈在庙里许了愿，一年后还要从城里拜到庙里，许愿要还愿才灵验，十多里路，烧着香，一步一鞠躬，举香不小心就烧了头发。我的家庭没什么戏剧基因，就是都爱看戏，有时候也唱，所谓的票友。我姑姑爱唱京戏，奶奶不让女孩子唱戏。父亲会拉弦打鼓，到了礼拜天没事儿就和朋友聚在一起，有打锣、打鼓、拉琴的，到家里来敲敲打打，说说唱唱。我母亲喜欢看戏，京戏、评剧都爱看，都是到天津的小戏园子看。老戏园子好混进去，中间经常有人查票，这个时间往厕所一蹲，查过了再出来接着看，什么也不懂，就爱看猴戏武戏……偶尔看一次话剧，那时天津人艺演的非常少，我记得看过一个《曙光照耀莫斯科》（1952年），是苏联的，看完了，对话剧也没什么印象。有一年，全国最著名的相声名家常宝堃，艺名“小蘑菇”，在天津演大戏，就是当年的文明戏，家里的人都去了。我那个戏剧基因大概就那么点儿。我跟家里的人不算亲近，十四五岁就走出家门，跟兄弟来往也不那么多。父亲读过私塾，不太爱说话，平时也不太管我。有一次因为逃学的事，急了，拿起木头板凳打我，我身体灵活，没打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知道，他以前参加了国民党，过了国民党的组织生活，这些也不知是从哪个档案里找出来的。我叔叔也参加了国民党，是国民党抓壮丁时被抓去的，当了一年多匪军被八路军俘虏，又参加了解放军，攻进天津城的时候被打死了。我读的学校是天津第十区中心小学，是天津最好的学校，当时不爱读书，就想玩儿。小学留级两年，本应该是六年毕业，我读了八年，一直到十五岁才上中学。在城里上小学时，因为上初中的姐姐得了肺结核，为了姐姐养病，全家搬到舅舅在天津郊区的家，离原来的小学很远，走路要一个多小时。几个弟弟都转到了郊区小学，就我没转——原来那个学校操场大，玩的东西多，加上当时喜欢班上一个小女孩。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还要穿过坟地，害怕，就让奶奶送我出坟地，之后就自己走，但是还要走一小时十多分钟，边走边玩。后来就玩到旷课，功课也不做，又和同学打架，经常被学校扣留，直到母亲到学校来领才能回家吃饭——我妈领我的时候，我还在操场上玩呢！后来，干脆就逃学了，逃了两年没被发现。二年级期末考试前，每天用沙土埋的书包叫人偷走了，临阵也磨不了枪了……逃学的事暴露了……还好，求同学连抄带写，居然没留级。三年级的时候，不知道哪来的动力用功学了一个学期，考了个第三，挺高兴的，心想这有什么难的！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又下去了，考第五、第七……另一件好玩的事是天津租借区里有很多外国人，当时对外国人特别好奇。我们家的胡同外，一个俄罗斯女人开了一家小酒吧。听大人说俄罗斯女人都不穿裤子，我和附近的孩子们每天在她的店门口弹玻璃球，她经常骂我们轰我们。有一天，我用小棍儿把她的裙子掀起来，真的不穿裤子，结果被赏了一巴掌。解放前夕，晚上常有美国大兵坐着吉普车，到我们住的胡同里。这些美国大兵明目张胆地在胡同里搂搂抱抱的，我们小孩不懂那是怎么回事，觉得好玩儿。我爸爸有一个大电筒，我们在胡同里用电筒乱照，有一次照到美国大兵搂着一个中国舞女。这一照，美国大兵就追过来了，我跑到一个卖烟的小摊，那老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不是故意要照到他的，他非要抢我的电筒。最后，那个美国大兵揪着我就问话，英文，听不懂，那个小老板跟我说，美国大兵说要你卖给他，我摇头，坚决不卖。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从小我就‘反两霸’！”前面我说小学时喜欢一个小姑娘，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她。那时，放学回家她在前，我一直跟在她后面，走到她家的胡同，偷偷看她往胡同里走，那么长的胡同，也不知道她住几号院……接着，我还要走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家。她原来跟我在同一班，后来编班就分开了。当时写书法要描红模子，她的字写得好，我给她写了一个小纸条，叫她给我写一篇大字，过几天她真给我写了一篇，还写了一封短信，说“你为什么叫我给你写大字”，“不要叫别人知道”，那信我到现在还留着。小学毕业后，我考上天津最好的中学男一中，小女孩考上女四中，那是女生最好的中学。后来因为父亲总失业，加上弟兄们多，我上了几天中学就到工业器材公司当练习生去了。总想去找她，又觉得没脸见她，不敢到她家去。那时候工作单位每天事儿也不多，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要是有一天在大街上碰上她该多好。一直到我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报到之前我回天津，终于有勇气去找她。走到熟悉的胡同，猜着是哪个门，走进屋里，黑黑的，就一位中年妇女（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后妈）。她说:“刘元珍（小女孩的名字）得痨病，初二就死了……”半天没话说。临走时问她家里有她的照片吗？“没有！”出了她家，我找到她中学的同学，她有一张几个人的合影，剪下其中她的小人头给了我。现在这张小人头找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