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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泰昌，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人，1938年生。当代散文家、评论家。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本科毕业，1964年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1984-1998年任文艺报副总编、*副总编、编审，后为报社顾问。1992年起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徽州道上》系散文选集。作者是散文名家，在国内散文界具有较大影响力，安徽文艺出版社早在1993年即出版《吴泰昌散文》，而新时期以来，曾有百花文艺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散文选集。本册选编作者有代表性的散文名篇佳构，其中既有写人记事的，也有写景抒情的，更有与全国各地名家及普通作家交往的篇章，充分展示出作者的散文全貌和艺术特色。
泰昌的散文选集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我欣然答应下来。但一动笔，就有些踌躇了。如果议论学识，品味情思，衡量章句，泰昌是这方面的高手，近乎权威，我不敢班门弄斧，也不宜冒昧陈辞。怎么办呢？可是想起泰昌这个人，我的思路又活了。我不但有话可说，而且很想说一说。不是有“文如其人”这么一句现成话吗？这四个字的确包含了一定道理。那么，我就先谈谈我所知道的泰昌这个人吧，这样做也许有助于对泰昌散文的理解。当然，我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来触及泰昌为文的根本，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认识泰昌，不觉已是二十年了。*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未来的学者，文质彬彬，眉目清秀。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严格筛选后留校的研究生。1958年他就负责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编写工作。这件事很有分量，至少在我这个没有学问的人的心里是这样的。当年，我一看见那个小伙子，首先就想起那部厚厚的书，不禁有些肃然起敬。不管那部书到底怎样，反正我是写不出来的。说泰昌在步入文坛之前，在学术上已经结结实实打了基础，大概不算过分。1964年，《文艺报》为了充实编辑部，物色接班人，从全国名牌大学里，百里挑一，甚或是千里挑一地挑出十来个“尖子”，泰昌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编辑部和学府不同，日常所涉及的很多都不是学术问题，一个啃惯书本的青年进入这个新天地之后的心情想必很复杂，关于这一点，我没有问过泰昌，不能代他说。我只知道，那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人的所在，而且正值一个严峻的考验人的年代。紧跟着就是那个确实是“空前”，但愿它真“绝后”的“十年”。泰昌和我们这些老头一样，反反复复经历了坎坎坷坷，只是有些时候因地位不同而具体感受会有差异。我想，在那样奇特的苦难中煎熬，敏感而又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比老年人可能更难受一些。我知道泰昌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一些侧面，我不想加以描写。我只说一句，我看见他在逐渐走向成熟。以后我“有幸”和泰昌等一起参加了流放队伍，被逐出京门而“荣升”“干校”。在湖北成宁那个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离开的沼泽地里，我和泰昌之间有了较多的个人交往。我从这个落泊的书生身上找到了一股灵气。他有些不拘小节，可是并不吊儿郎当。不管处境如何，他总是乐呵呵的，既不垂头丧气，也不剑拔弩张，这在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我从他那有些淘气、有些诡谲的微笑里看到尚未写出的散文，他在思考，他在逐渐超脱。我想，也许就是这股灵气帮助了他，使他在钻研学术时不做学究，在驾驭文字时不落俗套，在困难时不灰心丧气，在顺利时不得意忘形。
《吴泰昌集:心如朗月》:确切地描述一个人，谈何容易？尤其是巴老……我说难，不仅他在我的印象中如同一个世界，他的读者洒在世界各地。他写了那么多动人的书，自己也是无数令人沉思和落泪的故事的主人公。这么一位思想和情感都十分深沉的大师，经常给我的感觉却是一块纯净的水晶……我从哪里下笔？犹豫……思索……是不是给我自己设置的这个描写课题，过于艰难了？同样是这事，对于冰心老太太来说就容易得多了。我素来钦佩冰心描写人物的机智，不经心的几笔，人物就活起来了。我读过她那本冒充男人名义发表的《关于女人》的散文集，真写绝了。可是，关键还不是冰心写人物的本领，她和巴金是友情笃厚的朋友，平时以姊弟相称。她对巴金的人品了解透彻。去年冰心听人从上海回来说，巴老常一人坐着看电视，便说巴老心境压抑，不痛快。冰心老太太正在写一组《关于男人》的系列散文，首篇已给《中国作家》创刊号。她常笑着说:老巴就是我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我想，她能写好，没错，因为我常常从冰心关于巴金的片言只语的闲谈里，觉醒或加深了自己对巴老的了解和认识。冰心说，她*次见巴金，是巴金和靳以一道来看她的，靳以又说又笑，巴金一言不语。冰心说，巴金的这种性格几十年还是这样，内向、忧郁，但心里有团火，有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敢讲真话。是啊！巴老使我们激动的，不是常常把留在我们心里的某一句话，痛痛快快讲出来吗？今年10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博士荣誉前夕，我和几个中青年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11月25日又是他八十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老人家祝寿。恰巧这是个星期天，一个相当暖和的初冬天。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这些年进邮局寄邮件、替儿子买纪念邮票，都是在挤中进行的。而这三源里邮局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派头，宽敞、明亮。我花一分钱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电话间是空着的，不是长途，是市内公用电话，真难得。何不利用这珍贵的机会，问候一下多日没见的冰心老太太呢？我高兴地走进去，将门关严。我要痛痛快快地给她打个电话，长长的电话。“吴青在吗？”我叫通电话，立即报出冰心老太太女儿的名字。“不，我是吴青的娘！你在哪儿打电话？”近两年，我在想念她时，就给她打电话致候，但又怕这样反而打扰了她。有时在她家看见她手持拐杖不大轻松地走路时，我下决心以后万不得已不给她打电话。有事就写信。一次冰心听说我从上海回来，来信问我去看了巴金没有，近况如何。我当即回信禀告。不几天，收到老太太回信，开头就批评我字写得潦草，辨认不出。叫我以后有事还是打电话。从此，我就心安理得地与她通话了，而常常谈到的是关于巴金的事。这次她问我，老巴胃口怎样，我说见他与家人一道吃，吃得蛮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有一次冰心在电话里小声地问我，*近她才听来人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我说我听说是这样。我还告诉她一件小事。有一回巴金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同志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替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听巴老的女儿李小林说，巴老意下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了这些情况，笑着说:“巴金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