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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二分院中文系，八十年代写诗，大学期间在《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积雪之梦》。1984年至1986年在西藏生活工作，“新散文”代表作家，代表作为西藏长篇散文《沉默的彼岸》。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现已出版《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三个三重奏》。另有中短篇小说集《词与物》《维格拉姆》，散文集《说吧，西藏》《思想的烟斗》。获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北京文学艺术奖,首届香港“红楼梦奖”推荐奖，《当代》2001年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首届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
《北京:城与年》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作家宁肯，对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变迁的沧桑回忆。作者生于1950年代末，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度过；青年时代又恰值改革开放，百废俱兴……这样的时间跨度，使得本书涉及的多种历史文化事件和时间空间节点，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烙印，加之作者视角的独特——不乏小说家对城市风物的冷静观察、对亲友人物命运的探究思索，记忆的丰富，文笔的生动与思辨兼备，使得作品杂糅了多种魅力。书中穿插着摄影家陈惜惜多幅黑白作品:北京的市井风貌，老人儿童，高楼大厦与断壁残垣，都以黑白光影呈现，静谧中隐约着喧响，怀旧中蕴含着温馨，与宁肯的文字两厢呼应，构成了更加丰富的张力与空间。
著名作家宁肯*散文力作
以小说家之笔捕捉北京的流年碎影
从历史与人性的深处探寻一个作家的生成史
照相馆
现在的琉璃厂，是八十年代初改造后的样子，以前没有现在这样的砖木二层小楼，就是一些老平房。以前店里大多也没有柜台、收款台，一进门四壁书架，或文房四宝，物品附有标签，上面写着品名和价目。里间屋的临窗，通常有一张榆木擦漆的八仙桌，桌两旁是太师椅，壁间悬挂着对联。
琉璃厂书肆的形成与明代迁都有关，至今已有七百年历史。永乐年间科举制度重心移往北京，外省学子竞相进京赶考，至嘉靖三十二年修建外城后，琉璃厂圈在城内，而定居在此的官宦拥有大量图书古董，赶考的举子们纷纷前来或求借书籍或欣赏古玩，书籍与文房四宝的买卖亦随之兴盛。到清初北京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汉人只准居住在南城，于是推动了南城文化兴盛，迷恋琉璃厂文化氛围的文人墨客和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择居于此，有眼界的各地书商便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到康熙十八年，北京的书市和古董市场大多迁到了琉璃厂。生活与文化杂糅，市井与百业俱兴，尽管也经历了各样兴衰，历史风貌一直并无大的变化，直到改造成一条所谓的琉璃厂文化街。
上世纪八十年代，琉璃厂没有修旧如旧，而是推倒重来，驱逐了“文化”中的“生活”设施——银行、照相馆、饭馆、理发店、菜店、食品店、修车铺，统统消失，连续建成了现在砖木仿古二层小楼，倒是很像一条想象中的宋代古街。然而殊不知古街是“生活”出来的，不是“建”出来的。文化是杂生，繁衍而成，没了生活，规划出的“文化”死气沉沉。现在琉璃厂为什么衰落，死气沉沉，皆因荣宝斋、汲古阁、戴月轩、萃文阁、槐荫山房是市场，不再是生活，是道具，而非文化，游客与街互为道具，所谓古街，似是而非。不是不许变，别把生活的底蕴变没了。现在别说游人，就是我，走在这条仿古街上，都感觉自己是这街的道具。
当然了，似是而非，没人知道以前怎样也罢了，有时时间长了假也构成了时间、历史、真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历史不就是这样构成的吗？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琉璃厂不真实？只是我还尚未走出历史，知道小时琉璃厂至少建筑上的风貌，总想去一下小时去过的中国人民银行，存一块钱开一个折子，或去一下副食店、百货店买几支烟，一盒烟，买点曲别针，理个发，吃一盘炒疙瘩、素炒饼，照个相。说起照相馆，琉璃厂可是有些故事，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电影便诞生在琉璃厂一家照相馆。一个研究北京文化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这家照相馆名叫“丰泰照相馆”，老板叫任庆泰。同治九年，任庆泰在奉天一家照相馆中当伙计，后到了上海，在一家照相馆做镜框活儿。
老学者告诉我，这家照相馆是个法兰西人开的，任庆泰在那儿偷学了一些照相技术，那时他还没想到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电影*人，会拍摄中国*部电影。想不到中国*部电影不是诞生在上海而是在北京，是琉璃厂，我非常惊讶。琉璃厂太有趣了。同治十三年任庆泰到日本深造照相业务，到了光绪十八年（1892）回国，在琉璃厂开办了自己的照相馆，有技师、学徒十余人，兼营照相器材。到1905年，老学者说，世界电影已开始了十年，中国人也已有了近十年的观影经验，无论卢米埃尔的纪实短片还是爱迪生的新闻、滑稽纪录片，布莱顿学派的社会片，以及梅里爱所强调的戏剧式电影，任庆泰都看到了。任庆泰是一个技术派商人，除琉璃厂的照相馆，还经营着大栅栏的“大观楼”，放映的也都是舶来品。观影日久，任庆泰深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任庆泰决定自己拍片。经过一番筹划，在一个阳光如镜的午后，任庆泰用一架法国制的手摇木壳摄影机，在琉璃厂一个露天空地上，请来了当时的京剧大师谭鑫培现场表演，他来拍摄。谭鑫培表演的是代表作《定军山》，电影虽然无声也没锣鼓点配合，且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但是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影片在大观楼放映时引起轰动，一时万人空巷。
在《定军山》的拍摄中，任庆泰策划、指挥了整个拍片过程，包括演员和机位的摆布，尽管中国当时还远未出现“导演”称谓，对导演工作的职能也全不了解，但事实上任庆泰在拍片活动中所充任的角色可以说是中国的*位导演。而从电影史上来看，任庆泰选择谭鑫培表演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决定，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电影的兴起，且一兴起就汇入了当时的创意与实验的世界电影主流。差不多要到四年之后，中国民族电影才在上海兴起，因此，有学者说任庆泰也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中国电影*人。
如果遥想当年，当时也建所谓文化一条街，也只允许书画文玩，不让有别的如生活的存在，比如照相馆，那么琉璃厂还能诞生偶然的（也是必然的）中国*部电影吗？琉璃厂有文化，但不一定排他，排他的结果会缺少自然的活力与偶然性。近年还听说过琉璃厂有什么活力吗？它活在模糊不清的“历史”中、具体的买卖中，许多年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