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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著名学者，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在20世纪80年代曾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担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与李泽厚、温元凯等合称四大思想导师。九十年代后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任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刘青峰: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前主编。二人在国内合作出版《兴盛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中国思想史十讲》《观念史研究》等多部学术畅销书。
本书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作者根据自己与爱人及朋友的通信，整理创作而成。四个天南地北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半年间的数十封书信中，诉说人生的坎坷，探讨爱情的权利，憧憬事业、国家的未来，互相依靠，彼此鼓励。小说塑造出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等“思考的一代”的青年形象，他们不媚俗、不颓废，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事业和爱情，在动荡中追寻着真、善、美，展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青年人历经迷惘、痛苦后的自觉与奋进。
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本序言以下简称《情书》）成稿于1972年春天，至今已过去四十五年。半个世纪用历史尺度来看很短暂，对于个人来说却很漫长，长到足以忘记一些不应该忘记的人和事。为什么想到做这个新编？是由2016年7月收到老友一包快递而引发的。
包裹里装着《情书》残缺不全的油印本，落款为1978年12月，纸张发黄变脆，可以说，这是《十月》1980年第1期首刊这篇小说之前，《情书》作为非正式出版物流传的物证。
手捧油印本，先看序言。序言写得真好，散发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但写序的“山友”是何人？很可能就是五年前病故的老友李三友吧？今天，再也不能找他核实。再看*后只有大半页的小跋。有段文字透露出作者不希望读者追究自己的身世，也许是针对手抄本传阅后有人把小说人物与真人对照而言。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只有一句话:“那些年月还有什么好提的呢？”*后一句是:“未来永远属于青年！”好像那时我们已告别青年时代。我完全忘记写过这个小跋了。掩卷追忆，是由谁主持、哪些朋友参与，用哪里的打字机和油印机做出这份油印本的呢？完全记不起来了。我追问多位亲友，回答都是:真的记不起来了。毕竟，快四十年了，记忆早已斑驳脱落。记忆被唤醒却又难以复原，所谓事过境迁，历史的真实过程就这样被埋没了。
2016年11月初的一天，观涛在杭州上完中国美术学院大课，我们与十来位学生到“西湖春天”餐厅吃晚饭，一位年轻女博士拿出她从网上淘来的《情书》单行本送我。我问同桌的“80后”“90后”年轻人:“看过这本小书吗？”有几位说看过。“看得进去吗？”一位从事IT的年轻朋友说:“刚看过，很感动，很有意思呢。”另一位问:“为什么不再版？”我随口答道:“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观涛素来健康少病，11月底到12月间因突如其来的高烧住进医院。他感慨:正在做、想做的事还不少，身体垮下来怎么办？现在是否应该听朋友劝告，写写回忆录了？他常把自己比作一支射向茫茫黑夜的箭，掉在哪里无所谓。如果不是生病，我们一般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为此，我快速浏览封存在电脑中的1989年以前通信的扫描件。不看则罢，一看整夜失眠。1980年《情书》读者的一封封来信，诉说着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苦闷和追求。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胡凡女士的多封来信，平静叙述《兴盛与危机》出版屡屡受挫和她的执着力争。商务印书馆高崧先生来信告诉我们，史枚先生在编《历史的沉思》后如何受到压力，抑郁而逝。上海人民出版社老编辑马嵩山先生在1989年7月的一封信中提到，为争取出版《新十日谈》，他在烈日下步行七小时。90年代初，高先生、马先生已相继病逝……
分开来看，每一封信似乎都很平淡、平常；集中在一起看，所涉人和事是如此鲜活、生动，不经意地透露着80年代充斥整个社会的开放气氛和活泼向上精神。三十多年后再看那个已逝去的年代，就如同坐在飞机上俯瞰阳光下的蓝色大海。如果说当年那些著名事件、社团和代表人物，好像海面上一排排耀眼的白色浪花，那么，当年写信的这些人，就如同那深埋波浪之下、难以被看到的推波助澜的洋流。他们的所思所为，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官员的思想转变。这种共同意志汇聚起来，成为推动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巨变的决定性动力。然而，这生动的历史现场却如庞贝城那样被掩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