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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瑞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作家。文学创作凡四十年，著有多部长篇小说及中篇小说集等，曾连获上海长中篇小说奖，杂文获中国新闻奖。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长篇小说《昨夜布谷》，是一部反映乡官的现实主义力作。主人公“我”，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学校遴选出来充实乡镇干部队伍的知识分子。“我”所在的乡政府大院，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张力的舞台，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出没表演。在改革开放*前沿，“我”目睹乡村干部为家乡发展付出血泪代价。“我”的呼喊挣扎，与一代人的沉浮升降，从一个侧面映照了改革开放40年的艰难历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隐约听到命运在远处响起阵阵雷声。
其时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改革潮头已在周边农村悄悄掀起。
知识分子的机会来了！人们在各种场合这样说。
原来有许多教师被选入干部队伍，走进乡镇大院。
一代文人，使“乡官”的基础素质起了巨大变化。
中国历史上，没一个朝代像彼时这样，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走上从政道路。
农村的起飞，从此有了文化欲望和强劲的翅膀。
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也离开学校，成了“彭乡长”。
多少文弱书生从乡镇起步，成了中国社会的栋梁。
有人说，这是时代的赋予，是人生的馈赠。
对于成功者，这样说也许不错。
可是对于“彭乡长”，对于我这样一个满身伤痕的人来说，情况远非如此……
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天正交上春季一个重要的节气——惊蛰。这是每年头上初打雷的时辰。
半夜，杜森突然来电话说，永生，老大进去了！
依我这些年的经验，凡这类半夜来的电话，没一件是好事。我在黑暗里抓起听筒咕了一声，随即闻到自己喉头发出一股烟火臭。我平时不抽烟，但这夜抽了好几根。
杜森问，你在听我说话么？怎么没声气？
我记得自己嗯过一声。不过说实话，这消息对我来说实在太突然。我蓦地想到惊蛰这个节气，还隐隐听到了雷声。
我问杜森，老大怎么会进去的？
杜森说，女人啊，他搞女人啊。
我背脊上窜出一层冷汗。
老大叫苗志高，是塔城镇的一把手，代理书记兼镇长。几个钟头前，我就跟他在一起。杨吉昌这家伙从香港回来了，说又要在塔城镇买两块地。晚饭就在“四海春”吃，算是老大给港商接风洗尘。四海春这家酒店很鬼，他们会搞许多名堂。酒足饭饱以后，四海春老板陈一钟就问苗志高，老大，要不要开个房，吼它几声？
苗志高就用小毛巾擦着嘴，很响亮地说，好，吼它几声。
于是就吼几声。
不要看塔城是郊区一个镇，吃喝玩乐却一应俱全，设施一点不比市里差。市区今夜唱响的歌片，塔城第二天就放得满天响。什么老歌新歌，什么《红尘》《玫瑰》，我们一支支都能唱过来，苗志高尤其唱得好。老大爱唱歌，镇里干部也都跟着泡歌厅，上班也悄悄学歌。我也能唱几首；杜森也能唱几首，只是有几处走音。老大苗志高唱歌时，样子很好，一手捏话筒，一手插在裤兜里，西装纽子从来不扣，让别人看着，算是潇洒的样子；唱到得意处，他还会支起两根指头，把乌黑的头发朝后一甩，让领带在胸前一荡又一荡；他另有一功，就是唱歌时会像歌星那样，在台上来回走动，神采飞扬的样子；需要停下脚步时，他还用脚尖踏节拍，鞋头一磕一磕的。不管他唱得好不好，四海春里的女子总是喝彩，叫苗书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苗志高也就很得意，再来一个。
这一夜歌唱得很晚了，苗志高把老板陈一钟唤进来，问，陈老板，这里还有什么好的夜宵？
陈一钟眼睛眨了一下，附在苗志高耳边说了几声。苗志高先是专注地听了听，接着半边脸上便荡出笑来。陈一钟走出餐厅包房时，在走廊里举手勾指头，叫女领班把一群女子都唤了去。
苗志高随即跟杨吉昌低语几句。杨吉昌笑起来，连连点头。苗志高又转身对我说，彭镇长，今夜有好戏，我们一道上。
我晓得是什么意思了。四海春里的女子一专多能，跑堂传菜，陪歌陪舞，想不到，还有这一手。
我对苗志高说，这个怕要犯条款，上不得。
苗志高啧一声，说，你这人，没劲。
我笑笑，扣起外衣领扣，没说什么。
苗志高瞥了我一眼，叱了一声。这一叱，我就觉得更没意思了。临走，我见杨吉昌那小子一堆肉都没在沙发里，面孔灰扑扑油光光的，一双眼睛不时朝走过的女子眯起，一副按捺不住的样子，我就暗暗骂了一句。
这家伙现在算港商了。什么东西啊？一年前他还在镇政府工作，还是我的下属，一个小小的文教干事，平时跑个小学、出个简报什么的。不知托了哪门子亲戚，去了一趟香港，回来就自称香港同胞了。现在他回塔城镇，镇上就把他当港商看，热情招待，还政策优惠。苗老大跟他谈地块生意时，特别爽气。其实，这家伙在塔城镇买的地块，只是过过手而已，转身就卖给第三家。这里是不是有猫腻，天晓得。我是分管文教这一块的副镇长，本来就看轻杨吉昌，此刻，更是一分钟也不愿跟他待一起了。
时已深夜，我走到四海春门口，吸了一口冷风，打了两个喷嚏，人却立马清爽了。我想，这搞女人的事，万万做不得。倒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而是我觉着，自己在镇政府进进出出，搞这种事不得体；还有那些脏病，万一染上了，这辈子怎么交代；且从历史看，搞女人总是不好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反对的；更何况，我自己家，苗志高家，又不是没有女人……
这样一想，我离开四海春的脚步就很决绝。我在停车场回头望去，四海春楼上的灯光一盏盏暗下来。我就想，在那几间包房里，不知老大和杨吉昌他们，跟四海春女人们已搞到了什么地步。我还想，有机会一定要跟老大聊一聊，你几千元一桌胡吃海喝也就算了，可这种不干不净的勾当，也是你做得的么？你毕竟是一镇老大啊。
……
谁能想到，被窝还没有焐热，事情已经坏了。
我发觉自己手有点抖，问杜森，你哪来的消息，可靠么？
杜森反问道，县公安来的消息，会不可靠么？他们今晚搞了几个小分队，连奔几个乡镇，警察也说，他们没想到会网到苗老大这样的角色。
我不知道哪来一股气，对着电话吼了一句，他就是不听我话啊！
我跟苗志高是多年同伴，还有杜森。我们从小就滚在一起。
苗志高从小功课就不怎么样，普通话说得尤其糟糕。小学教语文的许老师叫他起来朗读课文，他就摇头晃脑读，水稻禾苗六（绿）油油的，劳动麻烦（模范）陈永康正在开渠放水。我和杜森都笑，他就别过头来瞪我们，说，笑什么，陈永康不是劳动麻烦么？这一来，许老师也禁不住笑了。
苗志高成绩差，胆子却是大的。
许老师犯百日咳，土郎中说*好吃两个偏方——一个是杜鹃鸟，要清炖；第二个是鸟蛋蒸梨，不能蒸太老。苗志高听了，当天就用弹弓，打下了一雌一雄两只杜鹃；还买了梨，上树去摸鸟蛋。摸鸟蛋那树是白果树，有半天高，苗志高盘到树顶，我们在下往上看，他身体只有甜瓜大。他掏了鸟蛋放进衣袋，下树时挤碎了，蛋清蛋黄漏出来，擦得他浑身沾了屎一样。他又去盘第二棵树。第二棵树顶的鸟巢里，一只雌杜鹃正专心孵蛋。苗志高去摸时，把那母鸟惊得扑翅飞起，却死也不肯飞远。它吱吱急叫着，一回回扑下来，啄苗志高的头皮，要跟苗志高搏命。苗志高痛得大喊，一手抓树干，一手乱舞，把下面的我和杜森急死了，围着树哇哇叫；杜森还拼命砸脚，为苗志高壮势。可那雌杜鹃只是盘旋俯冲，不肯飞远。苗志高急急掏了鸟蛋，像只熟瓜似的滑下来。这时，他额上已满头大汗，头顶上还隐隐冒出血珠来。我们遂把他当作英雄，簇拥他去见许老师。许老师见苗志高衣袖也破了，扣子也掉了好几颗，衣襟上糊满蛋液，血水还粘住头发，两眼就红了，说，苗志高，你心是好的。
但那一雌一雄两只杜鹃鸟，许老师怎么也不肯吃。我们问许老师为什么不吃，许老师说吃不得。我问为什么吃不得。他反问我说，杜鹃是什么鸟，你晓得吗？我说，不晓得。许老师说，它就是布谷鸟呀，就是每年春天在空中“布谷布谷”叫的那种鸟呀，它催我们赶紧布谷、赶紧种粮食、种棉花，我们怎么能吃它呢？
这是我*次晓得布谷鸟的身世。苗志高听见许老师这样说，就觉得很对不起布谷鸟。他叫了杜森和我，一道在学校后面空地上挖了个坑，把两只布谷鸟埋了，还郑重其事地跪下，磕了几个头。
苗志高这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对女生很感兴趣——
他像许老师批学生毛笔字分数一样，对班里的女生，也一个个批分数。对*漂亮的女生，他批九十多分；一般的，就批七十分；眼小嘴阔的，皮肤粗黄的，还批“不及格”，背后还说她们“开红灯”。有个女生名叫邬天宝的，身材高大，比男生还高大，模样长得不怎么样，鼻子塌一些，脸也扁一些。苗志高看不起她，就只批了六十五分。但他对邬天宝这个女生，一直很留意。他悄悄对我和杜森说，邬天宝已经做大人了，你们看，她衣裳都绷线了，说明她已经起奶了。这些话，他说得那么老练，而我和杜森都是*次听见，不由得面面相觑，心里怦怦乱跳。
那天是很特别的一天。下课时，不管别的女生怎么邀请，邬天宝就是坐着不肯出去玩，忸忸怩怩的，神情有些反常。不知怎么的，这细节就给苗志高落眼了。放学后，邬天宝背起书包一走，他就在她椅子上看到一片血渍。于是发现新大陆，他两眼都变得賊亮。他撒开双腿直奔操场，叫我和杜森去教室“看情况”。他还起劲地去办公室报告许老师，叫许老师也来看情况。许老师进了教室，眼光只往椅子上一扫，便把脸沉下来，对苗志高说，苗志高，你把自己功课盘盘好，什么都有了；这种事，不要你多管。说完，亲手吊井水，把邬天宝的椅子洗干净。
苗志高皮很厚，许老师板脸的事他回头就忘了，却在回家路上很认真地问我和杜森，说，你们想想，邬天宝好好的一个女生，不吃刀子不吃枪的，怎么坐着坐着，下面就出血了呢？那血是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呢？我和杜森干瞪眼，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被这家伙问得瞪眼，心跳不止。那一片血渍，就成了我们少年时代的悬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长久粘在我们心上。
上了中学，苗志高不知怎么的，却跟邬天宝好起来。有一天放学路上，他还跟邬天宝两人钻瓜棚，结果给邻村农民抓出来，说他是小流氓，扬言要扭他去学校教导处。这个突发情况，只有我一个人晓得。我口风比较紧，既没有告诉班主任，也没有告诉杜森。苗志高就对我感激得不行，把我引为刎颈之交，当夜还摸到我家里来，送了我一块“红双喜”乒乓板，还有几本《三国演义》连环画……
毕业那年，“一片红”下乡插队。苗志高，我，还有杜森，三人分在一个名叫乔家村的生产队里。苗志高出身好，力气大，干活爽气，敢作敢为，农民很快就选他当了副队长；后来一步一步的，竟到公社当了团委副书记。照理说，这个位置已经不错了，但他不安逸，跟我和杜森说，要去闯一闯天下，于是就报名参军，到了很远的沈阳部队，还在珍宝岛那里打了一仗，立了三等功，大小报纸都登了。他复员后回塔城，先当武装部长，不几年又升了“老大”；我呢，在乡校教了好几年书，也被选中当了文教副镇长；杜森当了多年兽医，从兽医站出去，成了畜牧副镇长。这样，三人又滚到一道，在大院里当起乡官来。
这乡官，说好当也好当:上班下班，开会散会，点头摇头，谁不会？说不好当也不好当:酒席上，眼冒金星了，还得跟人家一盅一盅干，没一点功夫和底气，哪个行？
不过就这样，也一天天当下来了。托改革开放的福，塔城镇经济发展不错，农民日子也好过多了。有时苗老大和我们几个副镇长，面红耳赤的，从镇上“老同兴”饭馆出来，正好遇见些乡民，他们就会围上来，说，老大你们不容易，为了塔城几万人，天天受这号罪。我说，你们是在说反话吧？乡民们就一脸正经，说，谁说反话谁雷打！你们有吃有喝，说明塔城有奔头；这么大个镇，没人出面吃喝还行啊？旁边村民就呼应道，这不是明摆的道理吗？啥时候你们镇长撂荒了，没人请吃请喝了，我们塔城也完了。
我人是醉醺醺的，心里却明镜一样。我想难得有这么好的乡民，这样理解我们乡镇干部的苦处。有他们这几句话，这些年来熬的夜、遭的罪，也就一笔勾销了。这时，对着这些惶恐而又一脸纯朴的乡民，大家眼睛都是红红的，说起来就想哭。
经济一好，吃喝起来就更理直气壮了，在饭店吃喝的花巧也多起来，那日子，确实过得有点神魂颠倒。不过一想到这吃喝是为民受罪，又是为民谋福，胡吃海喝中，大家都还觉得心安理得。
苗老大被公安抓去，直接的起因也是这个吃喝；吃多了喝多了，头一昏，便出事了。这对整个塔城镇来说，都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就我个人而言，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我立马意识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在电话里就对杜森说，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次，我们好好商量下，怎么应付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