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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出版专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走出历史的雾霭》(“新时期”知青小说论);译著《接受美学理论》等。
本书是作者董之林的新文学研究成果,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撷取“十七年”几个独特的作家、作品,以此来展开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叙述张力。上篇以作者与武汉大学教授叶立文的访谈为始,说明了文学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文学叙述的影响,而文学的视界也因而不同,从而为本书的论述奠定了基调:本书采用不同于文学史主流的视角,对文学研究界已有大量研究的诸多为人熟知的文本进行了新的叙述,将被主流叙事所遮蔽的许多角度重新挖掘出来。
在今天的文学市场和文学背景下,“十七年”文学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被许多研究者放入了故纸堆,而“十七年”市场影响力和大众普及度上远不如现代文学和80年代之后的文学作品。本书语言平实、浅显易懂,虽为研究类著作,选取的都是大众熟知的文本,且角度独特,具有可读性。本书不同于既有“十七年”文学的叙述,采用了独特的视角、以个案寻踪的方式对“十七年”文学进行了探讨。在此之前,“十七年”文学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而本书的优势恰在于作者董之林对史料掌握的详实、分析的独立角度,使之与既有的研究区别开来。作者特意选取了周立波及一批女性作家的小说,来分析“十七年”小说中“唯美”的艺术倾向;并特选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以王蒙《王蒙自传》作辅,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对观念与小说、反抗与幻灭这一主题展开了探讨;而下篇更将赵树理与张爱玲进行比较,论述了当代小说传统两种文化向度的延伸,从而对“十七年”文学进行了历史的反思。
《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下册)一书出版前,上海书店出版社王为松先生曾问我,下册第六章《亦新亦旧的“新时期”小说》所涉及的范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何以放入“十七年小说史论”中?我怎么回答的,现在已记不太清,大概说有这样一个后续,使读者不感觉突兀,有助于读者了解新时期小说的来龙去脉。2008年《热风时节》出版后,有感于当时的写作框架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来不及展开,我又陆续写了一些文章,以这一时期小说为轴心,兼及更广泛的时间跨度和叙事范畴,对读者了解这段小说史或有所裨益。如今,历史讲述方式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作为材料数据,经常被引用在政治史、思想史或读解20世纪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著作之中,这当然是其价值的重要方面。但小说和文学毕竟有自己的身份,通过这些个案分析可见,即使政治立场鲜明的小说家,其文学大梦也与意识形态若即若离,而与小说和文化传统渊源不断,成就了小说史上一个个特殊阶段。西方新历史主义有一种看法,人们看到的历史,并不是客观存在物,而是被叙述者建构起来的。因此阅读历史,不仅要看历史所讲述的年代,还要关注讲述历史的年代。新时期文学建立在批判旧时期文学基础上,我开始对此也深信不疑。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冷静下来分析,就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新与旧往往表现在同一时期、同一个作家身上,只不过现实被称之为新,过去却被视之为旧;曾经引领潮流、光鲜一时的作品,后来竟是百孔千疮、陈旧不堪;或者变旧为宝,成就一时之新。比如,说新时期文学直承五四传统,回避“十七年”,便是一例。新时期伊始,赵树理、姚雪垠等当代小说家及其作品被否定;而王林的小说《腹地》1949年刚出版就受到严厉批判,强令作者修改,以至于大部分读者时隔半个世纪才相其貌。这样一路寻踪下来发现,孰新孰旧,如何评判,政治的干预起重要作用,甚至掌握作品生杀大权。政治无所不在,特别是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变,无论五四、“十七年”,还是新时期,政治都强烈地影响和导引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在大力提倡阶级斗争的年代,文艺更被看作政治斗争晴雨表。然而如此高调的政治,对文学和小说也有无可奈何的一面。其中不容忽略一点,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在文学创作中,都有一个被接受、撒播、移植和变异的耗散史。就此而言,优秀的小说家择善而从,凸显其经验储备、提炼取舍、对现实敏锐的感受、艺术创造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认为当代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小说家,赵树理、姚雪垠、王林等人的小说就是这一文学传统在当代首开先河之作。把十多年来陆续写成的有关当代小说个案分析的文章、讲稿汇集起来,把对同一作家或同一性别小说家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不仅可以看到小说写作过程的不同侧面,也可以找到研究者不断学习、有所深入的足迹。上面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看法,并非一日形成,而是通过撰写这些论文,一步一步得出的结论。由于涉及同一时期作家作品,各篇中材料和表述有重复的问题,原打算做一些删节,使各篇内容相对集中在某一方面。但一经处理,思想的逻辑被切断,文章显得上气不接下气,反而让人不甚了了。所以目前收集在这里的依然是原文,也算立此存照,让读者看到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更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