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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女儿的台湾，父亲的大陆》陈浩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陈浩，台湾资深媒体人。1957年生于台南新营，父母来自大陆北方，在台湾落地生根。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即从事新闻工作。历任职于《八十年代》杂志、中时报系、传讯电视、TVBS、中天电视、中国电视等媒体机构。曾应邀为华府智库布鲁京斯研究院访问学人。现任台湾博理基金会执行长、云广科技公司总经理、未来媒体实验室主持人。陈浩文字清畅，说理明白，展露新闻写作的特色；笔下细腻多情，又呈现诗人性格的一面，深为读者喜爱。著有《一二三，到台湾》（时报出版）、《女儿父亲》（远流出版），文章散见海内外报章期刊。
这是台湾知名作家、资深媒体人陈浩的第一部简体版作品。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积极投身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外省子弟，如今养育着两个女儿的单身爸爸，陈浩在此书中倾力书写他的两岸情怀与对女儿的柔情，细腻的文字带给我们真挚的感动。他爱恋他童年的南台湾乡土，纪念投身政治变革的岁月，讲述着父母的迁台故事，也念叨着女儿的成长，他用安静的笔调书写着三代人的故事与岁月变迁。而对于中国大陆，陈浩如实地记下他复杂的情感:“作为在台湾生长繁衍的世代，我其实早已经不那么在乎一九四九年，但是某种幽微的命运联想的错觉，挥之不去。我仍然对母亲所逃离的那个中土世界，有一种切肤之感。”自八十年代末迄今多次旅行中国大陆的经验，则使陈浩具有独特而深入的观察以及更深的感慨，他说:“拾起行囊重入大陆，倒不只是为了那物质世界的万头攒动、头头是道，而是人文世界的繁花野放、目不暇给，到后来更是要在感受地壳震动的兴奋感消失之后，重新寻找一种体会中国的心情。大陆变了，我是旅人的身份并未改变。但途中所遇，惊觉二十年间一个时代已兀自逝去。开放之初提着‘三大件’络绎于回乡探亲之途的整整一代人都凋零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内心的震动？且让我们翻开第1页，或第201页，108页……去感受陈浩“体会中国的心情”吧。
1、章诒和、杨锦麟作序，林青霞、张大春、李长声、傅月庵等两岸著名文化人联合推荐。台湾知名作家、资深媒体人陈浩的**部简体版作品，既携带着家国记忆的大气沧桑，又蕴涵着日常生活的细腻温情，娓娓道来，细细叙出，一种浓浓的乡愁荡漾在文字中，给我们一种远不同于大陆作家的阅读感受。
2、作者生于南台湾，七八十年代投身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与徐州，两个女儿则是台湾的“90后”，本书深刻地反映了三代台湾人对中国大陆不同的认知与情感距离，书名“女儿的台湾，父亲的大陆”透露出的时代与历史信息，值得每一个大陆读者细细体味。
浩弟章诒和2004年11月，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之邀，去学习交流。进得图书馆，感觉极好:那么多的书籍、期刊、资料和档案，任你翻阅，随你提取，还可复制。于是，每天忙得像打仗，三餐基本在院内的“食堂”。要不是白先勇带我奢侈一顿，我大概永远不知台湾的美食有多好。一日上午，我忙着看朱家骅收藏的信札，发现了罗隆基前妻王右家的亲笔信，内容是恳请朱部长给自己的胞弟介绍一份差事。顿时兴奋起来，啥都忘记了。这时，近代史所朋友告诉我，有个传媒界的朋友在外面等你。台北的初冬，如旧式文人般柔和。阳光里，站着一个中年男性，高大健硕，一口标准普通话。他，就是陈浩，供职于中天电视，台湾资深媒体人。可我越看他越不像台湾人，就是从大陆跑过来的嘛，还一定是东北过来的（果然是东北籍贯）。不消一个时辰，两人熟得不能再熟了。他让我叫他浩子，说这里的人都这么叫。我则就被他“小愚姐，小愚姐”地喊来喊去。该午饭了。他说:“中研院有西餐，我们去吃！”“有西餐？”我说。“当然啦，你不是在‘往事’（即《往事并不如烟》）里写明喜欢西餐嘛？还有冰激凌，两份！”大笑。笑声里，我们彼此接受了对方。之后，我在台北期间，他开着“大奔”，送我去这里，带我到那里。一次，朱天文、朱天心请我吃饭。他把我送到餐馆门口，悄悄走了。饭毕，很晚了，他用手机告诉我:“慢慢吃，车已经到了，送你回中研院。”多年来我独自生活，忽然发觉有个台湾人像亲人。
他结婚，有两个女儿；他离婚，抚养两个女儿。我很好奇:夫妻离异，一般都是女方抢子女。男方也抢，抢不到关系不大，反正很快会再婚，再生。这个生活逻辑到陈浩那里，被废止。就此，我问他。他说:“喜欢孩子。也养得起。所以养了。”三句，理由，情感，决断，都有了。再问:“你不打算再婚吗？”再答:“我也有喜欢的女人，但是回家看到女儿，就忍了。以后再说吧！”这话，说了已有八载。他仍在忍，继续忍。我喜欢台北，特别喜欢看老房子。陈浩说，台北有些地方的建筑是日本风格，我很感兴趣，要他带我去看看。正在路上，他的手机响了，说了声“抱歉”，人就站到一边，离我不大远的地方接听。不知对方什么人？陈浩说话的声音，口气，节奏，调子，全变了:软软的，低低的，慢慢的，亲亲的！谁有那么大的魅力啊？他关了手机，我说:“是个女人吧？”“是女人。”“是相好？”“是女儿。”笑死，我算知道，陈浩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了。他写的《女儿父亲》，也属于另类。哪有把自己在家为父的日子，叫“鱼肉生涯”的？他把两个丫头，比作刀叉，说:“不管你们吧，刀子碰叉子挺烦人；管你们吧，我就像是你们吵嘴平台上的鱼肉，你们合起来对付我。”陈浩有肚子，鼓鼓的。这个鼓鼓的肚皮，居然让孩子趴在上头睡觉、写功课。临了，小女儿还嗔道:“你们大人干嘛吃得那么讨厌啦？”瞧这一家子！女儿大了，爱美了，他陪着大女儿去买第一件裙子。是啊，要离开牛仔裤阶段了。左挑右拣，陪伴在侧的陈浩形容自己是“在有意识与无意识间飘飘忽忽”的。选中一条，孩子拉着他衣袖，说:“有点贵。”父亲说:“别担心！”结账时才发现，这条花短裙是从前一贯消费数字的八倍！此时，陈浩情绪大变，万分感慨地写道:“突然有一种选购婚纱的哀伤袭来，我可能有需要找个小酒馆喝一杯了。”在琐琐碎碎之中，孩子长大了。他却不承认，一口咬定:“小女儿们并没有长大，她们只是离你远去。”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这话于陈浩而言，绝对精准。笔笔写在孩子的身上，字字落在父亲的心上。清人吴锡麒在浙江吴兴路上，看到农家插秧的情景，心有所感，遂写小令一首:“风来暗长，雨来更肥。娇儿比一般田稚，煞费栽培。”我看这位乾隆进士，形容的就是他们仨。
陈浩每年都要来北京，且不止一次。行前，总要打个电话:“你要什么？”我的回答也极简单:“要书。”多数情况是我指明书名，如《正中形音义综合大字典》，江应龙编著《最新应用文大全》，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小团圆》、《雷峰塔》、《易经》等，又重、又贵的书，都让他带。他人高马大，能背能扛，收入还好，愿掏腰包。故而每次见面，他都是汗淋淋地拎着一堆书。我很感激，在他送的每一本书的扉页都注明:“20××年×月×日台北陈浩来京相赠。”即使不写，我也不会忘记。陈浩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写的文字活像他自己:轻松，好玩；幽默，好看。不止写女儿，他写迁徙的上一代，写落地生根的外省第二代。只要下笔，就是有血有肉有呼吸。《一二三，到台湾》是由他在《时报?副刊》所写的专栏文章汇集而成。第一篇题目叫“香椿树”，看上几行，兴趣就来了。他说，自己的父亲从大陆漂移过来，住在台湾南部，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棵香椿树，像宝贝似的养着。到了春天，小心翼翼地把嫩芽摘下来。用它拌面条，拌豆腐，煮好饺子，把切细的香椿放在酱醋碟子里蘸着吃，连泡过香椿芽的热水，也舍不得丢。父亲调职，全家搬迁，老人家把树连根刨出，送给朋友。过去多少年，陈浩已经记不得香椿的气味，却记得父亲吃香椿的表情。多少年过去，他到了北京城，终于在西单小店吃到了一碟香椿拌豆腐，那一刻，他狠狠地确认了那种气味——正值春日，我合上书，立即去附近的超市寻香椿，希望自己借此也能唤起旧日情怀。人住大都市，停电是最烦心的事，男女老少无不抱怨。怪了，这个陈浩在黑夜中居然吟出诗歌般的语言，再现久已消失了的岁月:“……生活里突然而来的漆黑，不久就有沉着点亮的烛光，收音机没有了声音，母亲就会开始教我们唱歌，或者大人开始说着可能重复多次的家乡的故事。那样子的停电竟是孩子们期待的，或者让我以为所有的停电的夜，本来该是这样。”迁徙到台湾的上一代，无不是生命的迁徙。迁徙中的无数细节，可能是一棵树，可能是一种味、一支烛，任你风吹雨打，它终究留在上一代，遗传到第二代，影响到第三代。
我酷爱脚踏车（即自行车，也叫单车），始终认为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它是最具美感的。骑车的人是最酷的！电视里的环法自行车赛，我能整夜整夜地看。今年七十岁了，看见马路上漂亮的新型自行车飞驰而过，我的血液仍会沸腾起来，老盘算着要买一辆，过瘾，臭美。我的学生坚决反对，说:“章老师，您不要命啦？”万不想，陈浩是我的同类！十九岁那年，他上大二，趁着休学期间，回到小镇，找到一份送报的工作。在近七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孤独地骑着单车在小镇送报纸。二百天的日子，订报的一百多个家庭，几乎都默记下来，彼此很友善。无意间，他发觉无聊虚掷的青春在每一条街道里，都写下最亲密的记忆。两个宝贝女儿长大后，也爱骑脚踏车。在台北，陈浩常陪她们一起，或寻找美食，或寻找记忆。他说:“脚踏车的速度刚刚好，是一种城市的触觉。”总之，他的许多叙事小品，率真，灵性，读来的感觉是又暖又酸。因为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即使没有经历，也有类似的感情。
《时报?副刊》是每周四刊出。陈浩的母亲每逢此日，从清晨就等着报来。她很不满意儿子最初登在报上的照片。电话里说:“儿子啊，你怎么变成了一个大馒头？”陈浩解释道:“那不是你的错，我的长相我负责。”之后，女儿每到周四，就叫陈浩:“大馒头！”他非常开心。噢！浩弟！
二○一二年十一月八日至九日写于北京守愚斋一二三，到台湾如果是早几年，根本不会想写，甚至也不会想到再问清楚那些细节。也许是因为女儿们逐渐长大，问题多得令人无法招架，逼得只好再做功课，采访她们的奶奶，主题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五十五年前，奶奶二十二岁，共产党军队进了北平快半年了，她和老家早就失去联络，靠她的二姑姑接济。（奶奶讲故事岔路很多，一没注意她就讲到另一段故事去了。这里奶奶岔到:那时候守北平的将军看共产党打天津打得太凶，就和议员开会，大家都主张不要破坏古迹，就讲和了。北京人向来不爱打仗，谁的军队来都挑着小旗儿去欢迎。她注意到共军穿的军服比较宽大，不扎进裤子里，还有很多兵穿草鞋。）大学最后一年快毕业了，有许多同学家在天津和青岛，要结伴回家。奶奶接到消息，老家因为是地主，被清算斗争了。她回不了家，留在北平也不是办法，就决定跟同学一块儿走。她先到天津，找到她的四姑姑，要了些路费，大伙坐火车往青岛走。火车只能开到一个叫大石桥的地方，路就断了。同学们下车走路，走到了青岛。青岛是国军的地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青岛的同学家里打地铺，国军方面在青岛的组织就号召他们到台湾去。他们凑钱买到很便宜的船票，几天以后坐上招商局的船，到了上海。奶奶完全不记得上海的样子，因为他们都挤在同学的一个亲戚家里，天一亮就到码头去等船。所有的人都在码头边蹲着靠着，天天等船等了一个星期才等到。奶奶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扛着一床棉被，棉被里塞着几件内衣，一件蓝旗袍。她身上穿着的也是一件蓝旗袍，到天津的时候她四姑姑看到她的样子都难过地哭了。但是奶奶记得她那时候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胶底系鞋带的球鞋，她说还是当年大学生最时髦的球鞋，没打仗前她跳舞的时候穿的也是同一双。奶奶说她二姑姑给了她相当现在一千块钱，四姑姑给她一万块钱，但是同学在路上都是共患难，没有吃独食的。有一个女同学家里给了她几只金戒指，她藏在馒头里塞进棉被包。在船上有人来要食物，刚好她去上厕所，同学记得她的棉被包里还有馒头，就给了出去。她回来大哭，同学很不谅解，她才说出实情。奶奶现在学她同学大哭的样子，还可以学得很伤心。奶奶说，逃难的路上，大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都没有私心，但是后来在台湾安定下来以后，过两年走在路上都不愿意相认，怕你找他借钱。奶奶很感慨，一无所有和有一点点，差别真是很大。从上海坐船，在基隆上岸。他们一伙同学还在台北的火车站睡了好几天，才联络上人，被分派到学校教书，是在新店的文山中学。她在那里遇见了爷爷。爷爷是从另外一条路，从沈阳、长沙到广州，再坐船到台湾。他们两个人从不同的旅程，在台湾遇见了，才有了我。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奶奶如果要写作文“难忘的旅行”，一定是写这一段。我写了下来，也就再也不会忘记了。
香椿树
那日手一指马路边的矮房子，说，我在那儿生的，一直住到十一岁。天已经慢慢黑下来，女儿们抬头看了一眼，都没说什么。我自己倒是愣了一下，那房子怎么变小了，院子也好小。是记忆把什么都变大了，还是，那时候我个儿小，院子就显大？让我想想，院子东边有篱笆围起来养了一窝鸡。然后是木板钉了一狗屋，家门口有一棵高高的雨伞树，西边搭了架子，有丝瓜和葡萄藤爬着。再来是一棵矮柏树，有时候打扮成圣诞树，平常就让我们当射箭靶子，靠墙则爬满一片紫色的铃铛花。再靠门口就是一株细细长长，比当时的我高不了多少的香椿，父亲当宝贝一样的。那个位置曾经种过芭蕉和木瓜，都让我们给整死了。后来父亲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这么一棵怎么看怎么不起眼的树，没几根枝子，叶子也不茂盛，却是严令我们得好好养着。春天的时候，父亲小心翼翼地把树枝上的嫩芽摘下来，热开水泡着，有一股清香。父亲把那嫩芽取出，放在酱油醋碟子里，煮饺子蘸着吃，或者拌豆腐，那泡过香椿芽的热水，也不舍得丢，拿来拌在面条里。那股异香，原不会在记忆里还留存，因为也不过就几个春天。我记得的也不是那个香味，而是父亲仔细品尝、余味无穷的表情，因不常见，所以印象极深。直到前两年，去了暌违十年的北京，在一个秋天凉爽的大院里，友人说可以吃到味道地道的饺子，翻开菜谱，竟有香椿馅儿的，让我想起父亲的表情。我点了一客，那香味竟不怎么“呛”，只是淡淡的，不免有些失望。隔了一年，竟又在西单路边小店里，吃到一盘香椿拌豆腐，才狠狠确认了那种气味。原来是要等春天的嫩芽，还得泡过热水才勾得出香气，才真迷人。但毕竟是一种极轻易便隐没了的北方春天的气味，说忘便忘，我回到我的城市也就再也不容易想起。直到那天黄昏与女儿们邂逅童年的院子，想起所有熟悉的院子里的花和树，就挂念那株香椿树的下落。母亲说，那年父亲调职，我们搬离宿舍，到小镇街上租房子住，没有院子，父亲不舍地将香椿树刨起，送给了一位东北同乡，种到他的院子里去了。到了春天，父亲也不好意思到人家家里去要香椿芽。母亲反倒是松了口气，她不是那么喜欢那股香味，而且“那几年，老是有人敲门来要看香椿芽，很多外省人爱吃，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要，有的就进院子自己摘。到底给是不给？”可是，那株香椿树打哪儿来的呢？母亲费劲想了很久，说是梨山。父亲不知从哪儿得了个消息，远到梨山挖来这一棵小树。至于那棵树是有主的还是没主的，怎么发现的，就不得而知了。我翻遍了台湾植物的参考书籍，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有关香椿树的记载。这几年颇热门的香料书食材书里，本土的、异国的，都没有丁点相关的讯息。最后找到了商务版的《辞源》，总算明明白白说“木本，叶香可食”。还说可以查“本草”。我找来了《本草纲目》，嘿，满满写了一页，“香者名椿，臭者名樗”，从《夏书》、《左传》到《庄子》都有记载，“椿木皮细肌实而赤，嫩叶香甘可茹”。明朝的老先生李时珍还画了一小幅香椿树的插图，啊哈，就跟我小时候院子里那棵长得一模一样。母亲说，那香椿树在北方是家常种植，香椿芽也没处买的，也没人卖，都是在家里自己种了摘了吃。我虽找到了来历，却仍不确知父亲那株香椿在台湾的来历，以及如何可能因为思念一种香气，而找得着，最后又舍得它消失。他那一代人的生命迁徙有很多的细节。一种香气，一株树。在他心里，也在我心里。
那一堂选举课
我读的高中在嘉南平原以拼升学率出名，一向都是男女分班，并且严禁男女生交往。到了升高三时，校方突然做了大变革，把高三改成男女合班。校长在升旗典礼时训话，指责我们男生班太皮，心还静不下来准备联考冲刺，学校只好拿出撒手。果然是妙计。只见上课时人人装模作样，男生女生都很假仙，一年下来竟连个传纸条的事件都没有发生，那年的升学率又创了新高。我的人生的最大困惑还不只如此。开学第一堂课，要选举班长副班长等干部，男生二十五人，女生二十六人，结果当然是女生当选班长，劣势的男生竟还产生分裂投票。平常考第一名的男生没投票给男生候选人，他投给自己一票。你应该猜得到，让我困惑的当然不是选举，而是女生竟可以把男生搞糊涂的这件事。在秋阳炙烈的嘉南平原，新泼柏油的大马路上晒着稻谷和甘薯签，偶尔会飘来两个小巴掌大的传单，孩子们捡起来，到学校把传单正中央的照片沿边切开立起，再折成小车子。因为照片旁都写着某某大炮拜托惠赐一票，小朋友的劳作就成为战车游戏，看谁能把别人的车吹倒。这就是童年结束以前的选举印象了。谁会想到，上了大学以后，我这一代许多人的青春燃烧的纪录与记忆，竟都是选举。大一就开始听到郭雨新、黄信介、康宁祥等人的事迹，在道南桥边保守派大本营的学校里，那是大逆不道却十分刺激的名字。然后是中坜事件，耳语如传奇，暴动的火烧起思辩的苗，一路烧到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民主、改革、台湾前途一字一字在我们的脑中爆开，在血管中奔流。毕业后，许多人投入党外杂志阵营，为受刑人家属助选，选举变成我们的信仰、希望、娱乐、创意，甚至睡眠。我们写大字报，出传单，教外省和客家候选人用闽南话演讲，在竞选总部里席地而睡，为当选者落选者流泪，轮番与特务周旋，跑遍选区看演讲场的人气学会算出选票，组训监票队伍……选举万岁，我们曾经燃烧的青春，青春万岁。谁又会想到，近三十年之后，像是在一个青春旧友的同学会一般，原以为对青春的怀旧应有唏嘘也有欢笑，不料竟听到对选举最虚无的声音，选举竟成为人心最不可置信的背叛。老笑话说，第一代老革命顽抗民主改革的大潮，直呼“那我们不是白干了”，把青春之火献给选举的一代，面对选举被基本教义恶质操作的现实，瘫软在地，“他们‘疾首颦蹙于私家之居的作风’却如此普遍，实在令人惊讶”。前引的这句话出自我参加党外杂志《八十年代》追随的总编辑司马文武《我爱恺撒》一书的序言，那是影响我的青春岁月的几句话:“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主要是缺乏武德与没有退路。在实际生活里，文人既无力抑强扶弱，在出路上又狭窄，必须向官府谋出路，不能不受权势的束缚。他们看到有权者犯了大错，只能私下发发闷牢骚，但碰到无权势者一有小错，有些人立刻落井下石，尽量发挥批评勇气。”当年的话语似乎也是针对今日的情境。我自己这一代对曾经相信付出的选举改革价值，愈来愈虚无犬儒，“青春白白燃烧”。当年激励过我的几句话，最近常常想起，我还想要拿这些话来激励自己和失志的同一代人，不知还有用否？
不梦中国的新一代旅行者指南
“你从台北坐飞机，再从香港飞到浦东机场，坐上出租车或是‘磁悬浮’，住进五星级酒店，那是一个上海。你从重庆或武汉搭一艘船，坐在底舱，从码头爬上来，那是另一个上海。你坐一卧铺汽车，从内陆一路颠啊颠到下车，或者坐火车，到了拥挤不堪的车站，你经验到的又是不同的上海。交通工具已经区分了现实。”在秋阳似酒的台中访贾樟柯谈他的电影《三峡好人》和纪录片《东》，他告诉我的却像是一个旅人的故事。“我们有没有能力进入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现实？或者我们是不是承认在我的现实之外还有别人的现实？这在大陆是个大问题，非常多的人认为我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富有者和强者的阶层认为其余的人的生活就只是他们的命运，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拍电影对我来说就像搬石头，拍出一部电影，心里就少了一块石头。但是看到中国的变化，心里又随时增加新的石头，还得往外搬。”看贾樟柯的电影，听贾樟柯讲他的电影，就像读郝誉翔这本中国游记《一瞬之梦》(被贾樟柯电影《小武》感动的台湾小说家以电影的篇名为她的书名)，作为一个偶尔去来的旅人，我芜杂难理的中国心事就又被挑起。
“这地方太大，什么也找不到，找到点什么，藏哪儿，下次还找不到。”那年还没赶上秋天，我才从奔驰于黄河的气垫船上下来，码头边的老太太，低着头往地上找东西似的，直咕哝。我跟着她一小段路，好奇她到底找什么。不远的黄河大铁桥传来火车汽笛的长鸣，我抬头凝望晚霞中缓缓移动穿入金黄夕阳的黑色物体。那炫目的奇观，我一定是看呆了，等回过神来，老太太已不见踪影，恍惚中想起为什么跟着老太太脚后头走，因为不确定听到她说的到底是“这地方太大”还是“中国这地方太大”？我从来没法子在大陆找到适当的旅行情绪，我总是要在离开大陆很久很久之后，才能想起我去到了什么地方看见了什么，该怎么样在我的大陆体验里归档？不论是一九八八年成天在北京的胡同里撒欢似的瞎串、在长春市人车驴马牛并行的斯大林大马路上疾驰自行车喝着西北风，一九九○年自东而西横亘中国内陆的铁路壮游，黄河、戈壁、丝路、天山、冰湖，或者二○○一年重回大陆，存心从香港深圳到广州寻找“中国的南方”，或穿梭在不断变身的上海与北京的双城对话，我的心从来都是乱的。在大陆或者不在大陆、旅行中或者回家后，只要想到我曾身在隔海那一块土地的任何角落，双脚着的地或城或乡是山是河，抬头看见的是摩登城市的天际线还是草原一望无际的绿黄蓝白，只要想起遇见无数脸孔的无数对话，记忆起他们眼里的神色，我便不得平静。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有一种明确称之为旅行的情绪，除了大陆以外。我恨这种感觉。我羡慕那些能在大陆真正旅行的人，无者的旅行。无重的梦只有回到台北的家自己的床上，不梦大陆。我实实在在于旅途中区分过那些老人小孩哺乳的妇人大脚的农民、街头或殿厅里等待的妓女、流浪者与文人、烟尘满天的土路与新墙绿树、火车的鸣叫声中拥挤杂沓或坐或卧于站台或叫骂或无神色的人群，永远尖声敲打不断垒起高楼造型殊异如新奇星球的城市，在高速追赶时间不便喘息的都会与荒芜缓慢失色怔忡的乡城之间，无序列的话语漂浮于无所谓洁或不洁的空气中。偶尔，如果有风，能将自己如一张风筝般升起，就看到了正如传说中与摄影家久久守候而得的奇观美景图像的世界。如果风向不同，就能如漩涡般卷进速度与景观都更为奇诡的网络世界，倍速架起的虚拟中土，以亿为度，搜寻引擎与多维对话与新旧人类交叉窥视，自我感觉既丰饶又贫瘠，载浮载沉于更大中国的未知。近年的我有时竟视大陆的行旅为畏途，愈走愈觉得走不进去，走得不够，不够多不够远不够深，愈走知道的愈少，大陆变得太快，追赶不及。不想，十多年前的我竟然曾经因为感叹这样巨大拖也拖不动改革的社会主义河山，再怎么走都是心神徒劳。那年，一场血色的大动荡，对我这一代台湾人的中国情怀产生巨大冲击的第二年，我从沉闷缓慢的大陆倦游归来，回忆此行只有出了雁门关的塞外才感觉有生气，竟是“现实中国”成色愈少愈斑斓活泼。时间的轴还有解不尽的谜团，一九四九年的断裂之后又有更多的断裂，世代的隔阂之后又有更多世代的隔阂，海峡似窄实宽，两岸时近时遥，多么累人的功课，多么疲惫的旅行啊！这样无动机的心竟也长达十一年之久，直到快速变化的大陆逼到眼前。拾起行囊重入大陆，倒不只是为了那物质世界的万头攒动、头头是道，而是人文世界的繁花野放、目不暇给，到后来更是要在感受地壳震动的兴奋感消失之后，重新寻找一种体会中国的心情。大陆变了，我是旅人的身份并未改变。但途中所遇，惊觉二十年间一个时代已兀自逝去。开放之初提着“三大件”络驿于回乡探亲之途的整整一代人都凋零了。没有人会记载这个无声息的重大事件，到大陆去的更多将是新一代的旅行者，“交通工具已经区分了现实”，贾樟柯说的也许还不够，“时代也已经区分了现实”，也许他们的行囊里不会有石头，不管是从心里往外搬，还是往里放。郝誉翔不是这新一代的大陆旅行者，也许她的年龄像是，但她旅行的方法和心思却完全不是。她率性真切、好奇闯荡的性情充满青春的旅行欲望，但她满脑子三十年代文学导航地图，在丁玲、老舍、鲁迅的文情中穿梭甚至找出梁启超伴游的笔法，却像是要向精彩的文学心灵索求万里行踪的证据。或者应该猜测，她有意无意想为不梦大陆的新一代写一本旅行者指南，无论是她启程的上海抵达的北京、运河的江南、野长城的边境、藏人的西藏或黄土的延安。她去大陆她写大陆，就是要寻找不曾被文学心灵区分的现实，“网住那无以计数的不安灵魂，以及那无以计数的、乍明乍灭的梦”。一瞬之梦，最好的旅行。
老爸的惊险生活
有时一天会接到好几通她的电话，在老板的会议中，在马桶上K小说，澡缸里看美女月历，开车，在面摊买外带，除了她睡着的时间，亲眼看到我的时候，以外，她有一万种事情可以找我。她姊姊的电话则多半是有必须打电话的事，也不能说她的事就不实际，大概是一万比一的细节。这种高密度的通话加简讯的哈拉生活，我像是被养在一个大水池里的浮游植物，如果有一天水抽干了，她不跟我哈拉了，我很难想象那时的世界。这天的电话有十通是从士林夜市打来的，生活里有些事琐琐碎碎累积成一种里程碑性质，这天就是。三个星期前，她姊姊忽然要我带她去买第一条裙子，也是这样的，就像李长声开车带我去富士山的路上，隔一段路就会看到写着这是海拔几百公尺的状态。这是她进入少女时期买的第一条裙子。无声处听惊雷，姊姊想要脱离只穿牛仔裤衬衫的阶段了。我在有意识与无意识间飘飘忽忽，仪式般地慎重。这条不喜欢，没关系，去另一家，左选右选，我们都喜欢这条厚棉布手织感的花短裙，很像她的。她偷偷拉我的衣角说有点贵呢。嗐，别担心。结账时才真看到价钱，超过我们正常购物习惯数字的八倍，突然有一种选购婚纱的哀感袭来，我可能有需要找个小酒馆喝一杯了。比起正式进入思春第一阶的姊姊，妹妹的状态吓人得厉害。那天的第一通电话是一种带着紧张、比考试不及格还更有罪恶感的声音，“把鼻，我看到一条裤子很喜欢，可不可以自己买？”“多少钱？”“一百三十五。”“你身上有那么多钱吗？”“有。”“真的可以自己买吗？”这明明是她问我的问题，怎么变成我问她的问题？很像是怕她自己不会过马路般。然后是一连串手机通话虚拟逛街，这个那个可不可以买，好不好，最后一话很踌躇，一条连身的白色针织裙，三百五十元，很贵ㄟ，把鼻。“你身上到底有多少钱？”我是要问这句话，我猜她再能干，全年省出来的零用钱也不会超过五百元啊？但我说出口的问话竟是:“你几岁啊？”我猜那天下午她一定很过瘾，周末同学结伴逛士林，十二岁的人生第一次Shopping，像个女人一样的，呃，Shopping。这个念头让我惊醒了过来，自今尔后，这位小小少女就“进化”成为女人了吗？至少在购物消费上已经建立了女人的自主性？“至少”？老爸的角色已经不可逆转地朝向“提款机”奔去？接着的周末她美滋滋地穿上自己买来的行头，天衣无缝刚好五百，我再五十六十地掏出零钱递给她的时候，完全没有笑呵呵蜜糖老爹SugarDaddy的游戏感，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小女儿们并没有长大，她们只是离你远去。一天一种速度。每一个时刻都可能是一种事件，周边随时有事，老爸的城市无从设防。晚餐的时候，散步去7-11的路上，吃冰或芋圆，闲闲探问，老爸心机处处，假作无意，哼哈应答。有时她们伸手让你偶尔握着，或者攀住臂膀，钻进怀中笑闹撒娇，你便泫然欲泣，强作镇定。午夜梦回，老爸坐在沙发傻笑起来，世界第一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