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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原名陈芝祥，1917年生，江西鄱阳县人。1933年到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麦伦中学就读，第二年参加革命。在 一二·九 运动中，他是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1937年5月，20岁的陈明风华正茂，奔赴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学员，不久结识了已到延安半年多的丁玲。丁玲那年33岁，是当时第一个从国统区到陕北的著名作家，因为她曾经是上海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到陕北即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当选为文协主任，成为党的文艺战线的重要领导人。陈明和丁玲经过5年曲折恋爱终于走到一起，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姻缘。
著名作家丁玲，被称为现代文坛奇女子，毛泽东称赞她为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我与丁玲五十年》，讲述了丁玲与陈明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雨恋情，还原了文坛女将生活中柔情的一面。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是陈明在82岁时开始口述，讲述从抗战、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反右蒙冤到 文革 遭遇，以及平反后重新投入工作的曲折生活经历。陈明的叙述清晰、详细、可靠，至于两人之间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相互搀扶，在书中有着真情的展示。
当我开始接受访谈时，我只打算谈谈自己，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参加学生运动，又如何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我的这些经历，对于现在年轻人了解历史，不无裨益。但谈着谈着，就谈到了丁玲。因为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因此，我的回忆录最后命名为 我与丁玲五十年 ，这里面也可以为研究丁玲的人提供一些资料。但是这毕竟是我的回忆录，所以我还是要从我的幼年说起。
10多年前，北京某著名学府的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历史文化名人口述丛书》，陈明也被列入名单之内。查振科的一位朋友，参与这套丛书策划，受朋友之托，查振科担负起记录、整理陈明口述的任务，那时他在国家某部委任职，工作不太忙。
他买了一部小录音机、几十盘录音带，主要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来到木樨地陈明公寓，听老人讲述他那五味俱全、波澜起伏的一辈子。查振科带来录音机，陈明也备了一部录音机，两人各留存了一套录音磁带。现在翻检陈明留存的磁带，第一盘的录制时间是1998年3月31日下午，那应该是工作开始的日子，最后一盘是1999年6月16日，内容是 平反前后 。陈明保存的磁带一共有26盘，查振科那里还要多些，有30多盘。
查振科大概没有料到，这件工作既不轻松也不顺利。首先，他要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再录入电脑，工作量很大；其次，这件事占去他很大一块业余时间，不得不牺牲许多文化娱乐和与朋友交往；第三，他过去不认识陈明，对于老人讲述的许多人物、地点和事件脉络都很陌生，整理起来比较困难。况且陈明老人已经年过80，记忆和表述，有时不大连贯，不大准确，不很清楚。但查振科一直坚持做下来，其间还拉上他的夫人陈玉立帮忙，整理文字，录入电脑，断断续续一年多，整理打印出10余万字的稿子，那就是这本书的雏形。
当时，这项工作并没有结束。第一，陈明只讲到了1979年；第二，陈明还要对于打印的稿子进行修改和补充。但是，这项工作却被陈明暂时地撂了下来。
2004年是丁玲百年诞辰，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丁玲研究会，丁玲的家乡湖南省的一些单位，要相继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而河北人民出版社也从2000年开始，着手出版一套完整的《丁玲全集》，所有这些活动，都少不了陈明的指点和支持。在陈明心中，丁玲的事情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而他自己的事情都是不要紧的，这一次也不例外，为了丁玲，他坚决地中止了他的口述回忆录工作。
2004年底，丁玲百年诞辰活动结束，老伴张钰提醒陈明：你得抓紧了，赶紧把你的口述稿子完成吧!这时，查振科已经出任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身肩重任，无暇继续这项工作。好在张钰既是老新闻工作者，文字功底深厚，又会操作电脑，处理文档熟练自如，舍她其谁?接力棒理所当然交到她的手里。
丁玲说过：陈明是个改家!她晚年的作品，几乎全部经过他的修改。以致陈明形成一种习惯，只要他看手稿，不管谁写的，他都要拿起一支笔，一边看就一边下意识地在上面修改。对于自己的回忆录，他自然更是精益求精。他对最初整理的稿子，多次进行修改，有些是文字上技术上的，更多是内容上的，尤其是涉及1955年丁玲被诬 反党集团 、1957年他与丁玲被诬 右派 ，以及粉碎 四人帮 之后的平反恢复名誉，这些他与丁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历史时段，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大段的删节，大段的增补。张钰则端坐电脑前，把这些修改仔细誊在电子文档上。陈明在纸上改，张钰在电脑上改。那时陈明老人的眼力依然很好，竟能把字写得如蚂蚁般大小，密密麻麻，许多章节涂涂抹抹勾勾画画，改得一片花。张钰先要仔细辨认准确理解，再噼噼啪啪敲击键盘，改完一遍，打印出清样给陈明看，著名的改家又习惯性地拿起一支笔，在新的清样上进行新的修改。就这样，一遍遍地打印，一遍遍地改，精益求精，永无休止。
这样的工作进行了两年多。2006年秋天，戛然而止。
张钰突患食道癌，住进肿瘤医院，做了大手术，其问出现险情，76岁的老太太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几天，终于转危为安。在那以后，年届九旬的陈明老人也两次患脑出血，住进医院，虽然医生几次下过病危的医嘱，但终于化险为夷度过险关。由于两次发病，医生十分郑重地嘱咐他：一定不能长时间阅读思考，一定要让大脑好好休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他的回忆录还差好大一截呢。陈明发病前，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修改旧稿上，好处自然是精益求精，但也严重影响了回忆录的进程。1980年以后的部分，刚刚开始涉及；此外，老人心中的 丁玲情结 异常顽强，他讲着讲着，写着写着，回忆录里的主人公就从陈明变为丁玲，结果，就变为由陈明来讲述的丁玲的历史，而不是陈明自己的历史。所以，即便已经整理出来的部分，也应该增加陈明自己的经历活动。
陈明、张钰的健康状况，已经无法继续承担繁重的文字工作，他们经过商量，物色了新的人选。2007年的某一天，李向东应召来到木樨地，两位老人告诉他：这项工作，只能由你来完成了。
李向东与陈明老人走动较勤，关系较密，又曾经与王增如一起编辑撰写了《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陈明爱情书简》等书，对于陈明的历史和经历的那些事件都较为熟悉。他是最理想的人选。他毫不犹豫地接过接力棒，这是冲向终点线的最后一棒。
这时，陈明已经不能长时间地系统地讲述自己了，只能是讲一个大概的提纲，讲一个梗概，然后，李向东根据他的日记、书信和他过去的著作，进行整理，整理出的稿子经老人过目、修改，李向东再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修改，直至得到他的认可。好在，这时的陈明已经没有精力再去一遍又一遍精益求精反反复复地修改了，这样，工作进展的速度就快得多了。
最后，张钰又通读了全稿，按照陈明的意见添加了几个重要的段落章节。这部稿子前后历时10年，经过查振科、张钰、李向东三个人，齐心协力终于完成。
陈明一生经历了许多重要事件，有些他是参与者，有时他是见证人，所以，这本书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但它还是留下许多遗憾，陈明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并没有得以充分展现，如果在上个世纪末，在他身体和脑力都还好的时候，能够一鼓作气地完成它，此书的内容和质量，都会比现在好许多。
最后，还要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重视与支持，使这本书能够得以较快出版，让92岁的陈明老人，了却他的一大心愿。
李向东执笔
2009年5月4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是沈钧儒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学联派代表参加。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中，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团体，中学联是一个。在上海多次游行示威等群众组织活动中，麦伦中学是比较活跃、比较扎实、具有战斗力的学校之一。
北平学联派人南下联络，来上海的学联代表是燕京大学的陈翰伯。陈翰伯抵沪后，通过章乃器找到麦伦的校长沈体兰，沈校长把他介绍给我，我和他到中学联主席团会议的会场上，他给我们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情况，他的话激动、热情，富有煽动性。他的到来，推动了上海学联的成立。在这期间，我先后认识了复旦大学的裔漱敏、税务专科学校的胡实声等，他们都是大学联的执行委员。上海学联成立后，指定麦伦中学负责总务工作。
大约在1936年5月间，华北学联第二次派陆璀、李家栋、刘也夫三人来上海，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他们到麦伦来和我联系，并交给我部分工作：邮寄全国学联的宣传品、刊物、文件。我发动初中部的同学，稳妥地完成这项工作。全国学联的《成立宣言》，是李家栋起草交给我负责印刷的。
5月30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白渡桥附近的北四川路青年会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宣言》要赶在这个会上散发，我雇了一辆黄包车把《宣言》往会场送。赶到那里，会场已经被包围了，白渡桥上排着两三道身着防弹背心的巡捕。我把车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安顿好车夫，便自个儿过桥进去找人。我找到了章乃器，说我是全国学联的，有一些东西要在会上散发，巡捕拦着，过不了桥。他说：你对他们说，是送给我的。我心想：巡捕如果知道是送给你章乃器的东西，就更不会放我过来了。就在我迟疑之中，会议散了，群众正整队出发，冲破巡捕的拦阻，开始游行。按计划，游行队伍是往郊区的庙行烈士公墓扫墓去。于是我赶忙雇了一辆强生出租汽车，把《宣言》送到庙行，交给全国学联的负责人，及时散发给了游行的群众。不等队伍解散，我便坐强生出租车回城。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强生出租车的电话号码是40000，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当年有个老出租车行叫 云飞 ，曾经登广告征求一个便于记忆的电话号码。有人以 三拳一杯酒 谐音 30189 应征。强生是新开的出租车行，便用上了一个更容易让人记住的号码。可见当年上海做生意竞争之激烈，也可见现在满天飞的谐音广告，早在70多年前的上海就有。言归正传：我坐上了tti租车，中途有人要搭我的车，我多了一个心眼，回绝了；我还绕了几个圈，才回到学校。我记得，全国学联成立那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同一天官告成立。
我们中学联多次组织同学参加上海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还组织 劝用国货团 ，下乡宣传，到昆山等地，演戏、演讲，号召民众抵制日货。那时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生运动中，热情充沛，乐此不疲。我和四弟岳祥在麦伦读书，他也受了我的影响，参加剧社的工作，到民众夜校教课。我们都住校，他每周回家，而我是长期住校，偶尔回一趟家。伯父只知道我在学校演戏、教夜校很忙，并不了解我参加学生运动的事，岳祥回家也不说学校的事。
1936年暑假，我从麦伦毕业。毕业前，我把有关学联的活动全部移交给了比我低一届的同学张则孙，他是李公朴的外甥，是我介绍参加抗日救国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当时也是麦伦学生自治会的成员，我和他一同参加学联核心的活动。1938年他也去了延宅． 麦伦高中毕业，我面临今后的去向问题。我原打算进北京农业大学，而家里人，尤其是大哥贻祥，坚决主张我去国立上海商学院学财会。我的志向和兴趣根本不在财会，不愿经商，而且我了解到当时商学院内国民党反动势力很猖狂，心里很反感，更加不愿意进这所学校。当时我的伯母刚刚病逝，家里笼罩着一片愁云，想到伯父长辈们长期对我生活、学习所给予的关心爱护，实在不忍心违背他们的意愿，便报考了上海商学院。我以敷衍的态度去考试，考得并不好，但没有想到竟然被录取了。 1936年秋天我进了商学院，党组织派来领导我的是佘崇懿同志，她原是爱国女中的学生，中学联成立时，她曾到麦伦找过我。佘崇懿帮我和商学院一个党的关系接上头，这位同学告诫我要小心，说院内有人怀疑你是CP，可不要轻举妄动，所以我在商学院故意表现得很 灰色 ，打打球，写写毛笔字帖。这年12月，发生了 西安事变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押，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慌失措如丧考妣，商学院那些平日趾高气扬的反动学生也垂头丧气。一天晚上，佘崇懿在复旦附中宿舍召开党小组会，同一个小组的还有复旦附中两个学生。会议中间，突然外面鞭炮声响成一片，一打听，说是蒋介石被释放了。我们不知究竟，请佘崇懿向上级组织问个明白。过了几天余告诉我们，释放蒋介石是我们党的主张，是为了避免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释放回了南京，商学院要开庆祝会。同宿舍的同学告诉我，有人说我与上海戏剧界有联系，要我参加庆祝活动的筹备。我非常反感，我怎么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转念一想，过去我在麦伦的演剧活动他们可能知道了，于是我跑回麦伦，在张则孙的宿舍里躲了三天，等庆祝活动完了才回到商学院。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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