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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墨子间诂》学术价值
孙诒让在诸子学上的主要贡献在墨学。墨学是诸子学的重要一支，先秦时代，儒墨并尊，同为“显学”。但同为先秦显学的儒墨两家在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却完全相反。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长盛不衰，一花独放，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墨学则被视为异端邪说，尘埋千古，几乎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
清乾嘉以后，迫于时局艰危，始有学者认识到墨学研究的价值，墨学也呈现出复活的气象，不仅研究《墨子》、阐明墨学的著作大量涌现，且评价也日趋公允，使墨学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清乾嘉及道光初年训诂《墨子》的考据家江浙一带就有张惠言、卢文弨、孙星衍、毕沅、汪中、王念孙、丁杰、许宋彦，另有直隶大兴的翁方纲等人。这些考据家在校注《墨子》方面有开创之功，但又往往粗糙肤浅、漏略很多。并且，这些自幼熟读儒经的考据家在校注《墨子》时，不免以儒经来穿凿附会，他们大都不可能超出援墨注儒的樊篱。不过，它却是近代墨学复兴的一个准备阶段，是墨学由衰转盛的质变中的一个量变阶段。
19世纪下半叶校注《墨子》的成果主要有苏时学的《墨子刊误》、俞樾的《墨子平议》、王闿运的《墨子注》。陈澧、邹伯奇、孙诒让、洪颐煊、戴望等人参与其中。而在整个19世纪，墨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推孙诒让。他考订的《墨子间诂》一书是总结20世纪中叶以前墨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孙诒让之前的学者只是零零碎碎地校勘《墨子》，错漏损缺极多，尤其是《墨经》部分，文字简约，特别难懂。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家危难，以“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发掘墨学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关怀时局，孜孜于探索救国之道，这可说是孙诒让研究墨学的基本出发点。他曾经慨叹道，中国“自汉以后，治教嫥一，学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绌……其于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于今”。为了矫治两千年所造成的偏见和痼疾，他倾注了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热情，以期对时局有所裨益。他遵循乾嘉学派的朴学路线，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旁罗古本，博涉百家，在清代学者毕沅、汪中、王念孙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础上，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45岁开始草创，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60岁校理《墨子间诂》十五卷为*后定本。此书理顺了《墨子》一书中大量难懂的文字，考证了墨子的籍贯和生卒年代，系统编排了墨子的生平事迹，并辑录了墨子弟子及墨学的流播情况，对墨学研究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墨学之精华得以呈现。正如俞樾在《墨子间诂·序》中所说:“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经孙诒让的集解，《墨子间诂》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项崧在《孙籀寿叙》中则进一步评云:“其间援引新说，以证古文，尤发前人所未发。近人之以西学释经子者，盖自君始。”此评价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光学、力学等知识的阐发，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
孙诒让继承吸取了20世纪以前墨学研究的成果，以其深厚的考证功底，全面校订了《墨子》一书，“基本恢复了《墨子》文本的真实面目，为墨学思想的研究和现代价值的挖掘铺平道路，扫清障碍，并促进五四时期墨学科学价值的发现和平民学说、逻辑价值的确立。”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基本可读的《墨子间诂》。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评云:“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也。”该书成为后来首屈一指的《墨子》读本，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任何校注《墨子》的著作所不及。梁启超还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他对墨学的推崇确实影响了邹伯奇、方授楚、梁启超和胡适等一批大家，其墨学研究既代表了“训诂型”《墨子》研究的*成就，又促进了“义理型”《墨子》研究的全面勃兴，是墨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选自王兴文、郑鹏:《学高身正——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传略》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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