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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1809—1869），字卓人，又字默斋，江苏句容人。道光甲午中式。辛丑会试成进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官云南曲靖府知府。曾从梅植之、凌曙、刘文淇名师学习，遂通许氏《说文》、公羊《春秋》、郑氏《礼》；旁及诗古文词。独于《公羊》用力犹深，乃钩稽贯串，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刘尚慈，曾为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编辑，编审。1943年生于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春秋公羊传词典》、《春秋公羊传译注》等。
《公羊义疏》凡76卷，为清人陈立所撰。陈氏博通经史，于《春秋公羊》学用力尤深。陈氏上承何休《公羊解诂》解经宗旨，严守家法，于三科九旨、王鲁说、灾异说等均随文注出，引用三礼，对相关礼制作详尽考释，在文字训诂、辨别经文异字、探求地理位置等方面亦多有所发明。《公羊义疏》以集解之体钩稽所见解经文献，举凡前人旧说，多加征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公羊义疏》是清代公羊学的集大成之作，资料丰富，注释详尽，具有极大的史料参考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二、本书整理者刘尚慈先生，十数年来精研春秋公羊学，编著有《春秋公羊传辞典》、《春秋公羊传译注》，对《公羊传》一书做到了抽次剥茧、字斟句酌，整理《公羊义疏》，可确保质量。
点校前言
《公羊义疏》编撰者是清人陈立。陈立（一八○九—一八六九年），字卓人，号默斋，江苏句容人。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中举，二十一年中进士，二十四年补应殿试，选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升郎中，授云南曲靖府知府。
陈立少时随父客居扬州，师从扬州梅植之受诗及古文辞，师从江都凌曙、仪征刘文淇受《春秋》公羊学、许慎《说文解字》、郑玄注三《礼》。而于公羊学，他致力*深。
有言曰“不通小学则不通经学”，“诵读六经，先以小学为要”。陈立幼受《尔雅》、《说文》，精研郭璞注及唐人五经正义中集结的前人诂训成说，纂成《尔雅旧注》二卷。古韵之学至清凋敝已久，而声音之原起于文字，《说文》谐声即声韵之根基，于是陈立依据归安姚文田《说文声系》之例，选用《说文》中的谐声字，兼取江永、戴震、王念孙父子、段玉裁等诸家之说，精研而审核之，撰成《说文谐声孳生述》三卷。可见陈立小学功底是十分深厚的。
后陈立专治公羊学，师承凌曙。凌曙曾受业于刘逢禄，著有《春秋公羊礼疏》、《公羊礼说》、《公羊问答》、《春秋繁露注》。但是凌曙对于《公羊传》义理之学本质的认识不甚明晰，阐释逊色于刘逢禄。他的著作只是汇集各家之说略加疏解而已，正如他评价自己的治学不过是“穷其枝叶，而未及宗原”。但陈立治学并不拘泥固守师说。他的《公羊义疏》虽然也是集释性质，然这部集释有它的优势和特点。义疏的对象不仅是《春秋经》、《公羊传》，更关注于何休《解诂》，凡迎面碰上的问题，无不详加考察分析。每段释文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面面俱到。所谓由浅、由表，指《义疏》对每句经文首先是疏解字面上的问题:三传之《春秋》经文不同之处，给以辨别；《公羊传》、《公羊解诂》文本上存在版本异文者，进行考辨，每以绍熙本《公羊解诂》与阮元本对校，多有订正。读古籍首先要识字辨义，《义疏》在每段经传之下，常常做必要的文字诂训，征引字书、韵书释音释义，扫清语言障碍。《春秋》经传中地名多，《义疏》遍搜历史地理典籍与方志，对这些地名作不厌其烦的考释，以确定其地理方位及古今沿革。《公羊传》中涉及古礼的地方比比皆是，成为阅读《公羊》的一大滞碍。陈立是潜心修习过郑玄礼学的，因此，他的《义疏》中尤重对于礼制典章数据的征引与辨析，这对于疏于古礼研习的读者大有裨益。《义疏》的旁征博引，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和翔实的材料。然而，也许是出于个人偏爱或钟情于一己之得，有时征引的资料显得迭床架屋，有失精当，不无繁琐之憾。
《义疏》的重头文章在解析《春秋经》、《公羊》学微言大义之所在，即经文深层的内涵。陈立初治公羊学时，首先攻读《白虎通义》，精研汉儒说经师法，并为之作疏证，撰成《白虎通疏证》十二卷，这是他承继西汉今文经说的基础。刘文淇曾说:“汉儒之学，经唐人作疏，其义益晦。徐彦之疏《公羊》，空言无当。近人如曲阜孔氏、武进刘氏，谨守何氏之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陈立乃谨守汉儒《白虎通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公羊解诂》两汉公羊学说，详审义理，博稽载籍。又广搜唐代以前阐释《公羊传》旧说，更博采清代公羊家诸儒研读《公羊》的成果。
虽说该书属于集释性质，但其中并不乏个人的见解、剖析。在征引前人各种说解之后，陈立经常加按语（或为明按，即有“按”字以明示，多置于多条引文之下；或为暗按，直接在引文下给予评论，无“按”字提示）给予评述，进行裁决，或引证个人见解。书中常有驳斥郑玄等古文家说、呵护何休解诂、维护公羊家法的论辩。陈立特别注意克服师辈有时以《左》、《穀》释《公羊》而偏离《公羊》经义的弊病。比如书中有批驳孔广森以《左氏》释《公羊》、刘逢禄取《穀梁》说《公羊》的精彩段落。应该说，对《公羊》义理的疏解，陈立长于孔广森、凌曙。正如《清儒学案》卷一三一所言，陈立“博稽载籍，凡唐以前《公羊》大义，及有清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择精语详，草创三十年，长编甫具”。
另外，点校《公羊义疏》时，在对其所征引的文献进行核查中，发现他很重视文献版本的选择，还不时发现他对典籍中的讹字有所校正。陈立深厚的学养、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令人感佩。
《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卷帙浩繁，历经三十余年方才著就，但在作者生前并未付梓。《公羊义疏》的首刻本，也是*通行的版本是清光绪年间王先谦南菁书院刻《清经解续编》本。另外还有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十六册，是上海中华书局据南菁书院《续经解》本校刊）、刘承干嘉业堂刻本。还有几种抄本稿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小字双行、蓝格白口、四周单边稿本，十二册，不分卷；又小字双行、小红格红口、左右双边清抄本，十一卷二十四册。上海图书馆所藏戴望跋、陈汝恭校手稿本六十九卷（卷八—卷七十六）。温州市图书馆藏孙诒让校清抄本七十六卷。
全本的《公羊义疏》版本状况简单，可供参校者少。本点校本以《四部备要》本为工作底本，主要参校的是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义疏》中所征引的典籍大多与原书一一核对过，凡有出入影响文义者均做了校改，并于当页末出校勘记。清人引用古籍常常节引、撮引，常常跳过大段文字，将间隔较远的文字撮合在一起。遇到此种情况，凡可以分段者则用引号切割开。遇到有所臆改又不便一一校改者，凡意思与原文不甚抵牾者，只好一仍其旧。
清代避讳字较多，不同词语*次出现时进行校改并出校勘记，以后相同语境下再出现时则径改不再出校记。底本中使用的异体字，大多改为现行的规范用字。书中按语很多，有引文中的按，有陈立的按。陈立的按语或是他对各种说法的总结归纳，或是对所引述观点的肯定或否定，或是一些补充内容，一般是陈立带有总结性的意见，因此整理时将二者加以区别:陈立按下加冒号，引文中的按下加逗号。
本书部头大，摘引文献涉及面广，囿于点校者学识水平，整理中难免出现失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教。
二○一六年七月刘尚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