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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就文体而言，侧重在小说；就时段而言，侧重在明代与近代。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获*届全国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特等奖等）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参加“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主编明代部分。另有编著《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作）、《古小说论概观》、《金瓶梅考论》、《金瓶梅大辞典》（主编）、《近代文学批评史》、《原人论》（合作）、《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主编）等。
“小说话，顾名思义，乃是诗话、词话、曲话一类有关小说的评论、故实和考辨等随笔式著作，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著述。本书是*部汇辑有关历代小说话的总集。本编所收的小说话，即从明代万历间刊印的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始，至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本书将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以及小说批评，提供全面的资料。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文献之集大成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復旦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傳世之作、學術精品研究項目歷代小説話前言黄霖小説話，是中國話體文學批評中的一種。話體文學批評富有中國特色，其基本特點是以筆記體、隨筆型、漫談式爲主要表現形態，或録事，或論理，或品人，或志傳，或説法，或評書，或考索，或摘句，品格各異，豐富多彩。我國的話體之作，由來已久。*早以“話”作書名以明體的是宋代歐陽修的《詩話》（後一般稱爲《六一詩話》或《歐陽永叔詩話》等）。話，即故事。此書主要是記述了一些與詩相關的瑣事趣聞，“以資閒談”，故《四庫總目提要》概括其主要特徵是“體兼説部”。之後，在宋代迅速興起撰寫詩話的熱潮，内容與形式也隨之多樣化起來。如至北宋末年，葉夢得的《石林詩話》已經偏重於詩論。當時的《許彦周詩話》有云:“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録異事，正訛誤也。”其内容已趨多樣。至南宋，如張戒的《歲寒堂詩話》等,詩論的色彩更爲濃厚。宋人嚴羽的“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與“考證”，在元代彙成一集時尚稱“嚴氏詩法”，但到明代正德年間則改稱爲《嚴滄浪詩話》了。至明清兩代，詩話、詩法、詩論不同文體的概念日益相混，有的著作本身也各體並存，以至學界漸將所有成編的、隨筆式的詩話、詩法、詩論及考證類的詩學著作統稱爲“詩話”，如影響深遠的清乾隆年間何文焕編《歷代詩話》，就把南朝梁鍾嶸的《詩品》、唐皎然的《詩式》、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與記事閒談類的歐陽修《詩話》、《温公續詩話》、《中山詩話》等正宗的“詩話”混輯在一起。後來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清詩話》時，儘管有重詩論而輕故事的傾向，但大致仍然沿用《歷代詩話》之體例。到後來，郭紹虞更着重在用“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的眼光來看待詩話，他編的《清詩話續編》明確排除記事之體，“所選者以評論爲主”（《清詩話續編序》），甚至説“詩話之體，顧名思義，應當是一種有關詩的理論的著作”（《清詩話前言》），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樣就在不知不覺之中，在“詩話”的框架下用論評類“詩論”取代了記事類爲主的“詩話”，使“詩話”有其名而變其實了。對“詩話”的這種“鳩占鵲巢”式的理解顯然失之於偏。但是，假如我們反過來，現在祇認定“體兼説部”的纔是“詩話”，又與歷史上長期被認同的較爲寬泛的包含着詩論、詩評、詩法、詩式、詩品等的“詩話”不相一致，且事實上許多詩話是各體相兼的，又要考慮到後來正宗的、“體兼説部”的“詩話”實際上已是爲數不多，更何况古代的詩話、詩法、詩式與詩論、詩評等在文體上還是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主要表現爲:論者寫作的態度是現場説事，直書己見；文章表現的形態是碎言短語，似無體統；作品行文的風格是心到筆至，莊諧皆宜；話體所論的内容是五花八門，各取所需；讀者閲後的感受是自由活潑，真切無間。因此，折中前人之見，我們既尊“詩話”之體，將其還原到“詩話”的大框架之中，同時又承認約定俗成的“詩話”之變，將隨筆散評型的詩品、詩評、詩論、詩法、詩格等各類成編（篇）的詩學著述統統歸之於“詩話”之中至於現代有些學者任意將古代的評點、序跋，今人的系統論著，乃至前人文集中的有關文論話頭隨輯隨編成新編話體之作，乃是不明中國話體這種特有的文體所致，混亂了中國傳統文論文體的界限。古人雖有輯録前人論集中的話語標成話體之作的先例，但與真正的話體創作畢竟不同，且爲數不多。對於這種前人偶一爲之，且在社會上流傳了一定時間，在稀裏糊塗之中得到了一定承認的“話體”之作，今天不妨寬以待之。至於在講究文體之别的今天，若成規模地隨輯隨編，顯然是將話體之作與一類文獻整理混爲一談，就不足取了。。小説話，也當從其例，其基本特徵，就是既有别於傳統小説批評中諸如序跋、評點、書信、詩論、單篇文章等其他文體，也有别於現代有系統、成體系的小説論著，其主要表現形態爲筆記體、隨筆型、漫談式，凡論理、録事、品人、志傳、説法、評書、考索、摘句等均或用之，其題名除直接綴以“話”字之外，後來往往用“説”、“談”、“記”、“叢談”、“閒談”、“筆談”、“枝談”、“瑣談”、“談叢”、“隨筆”、“漫筆”、“卮言”、“閒評”、“漫評”、“雜考”、“劄記”、“管見”、“拾雋”等名目，真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這種我國獨特的文學批評和研究的樣式具有即目散評的鮮明特點。所謂即目，即寫於閲讀直覺的當下；所謂散評，即顯得並不完整與條貫。它是在“天人合一”觀念的主導下，以直覺體悟爲主，努力去體驗、品味、描繪和批評作品，而不是站在主客兩分的立場上，致力於將物象分解，作抽象思辨與邏輯推演，從而去剥取概念，建構體系，因而能貼近、融入批評對象之中，去切身體悟作品的美學趣味和精神價值。表面看來，這種批評“率零星破碎，概無統系可尋”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一九二七年版，第九页。。但實際上，多數著作是形散而神完，外雜而内整，有一個核心的見解或理論包容在裏面，或重格調，或標性靈，或倡神韻，一絲不亂。金聖歎的《讀第五才子書法》，看似信手拈來，隨意點到，却都圍繞着他的“性格論”、“因緣説”、“動心説”、“結構論”、“文法論”等，井井有條。實際上，這種直覺體悟的内在思維與即目散評的外在表現相結合的批評，特别適合於對文學的解讀。文學不是切實的自然科學，也不是抽象的哲學玄理，它的基本屬性是以感性具體的藝術形象來表達作者的審美趣味與精神世界。作者的情與思都融化在具體的形象之中，讀者要欣賞與理解作品的美，及其情與理，都祇有從具體的藝術形象入手，纔能有所把握。直覺體悟的思維方式，正是批評者從即目的具體的感性形象入手，經過切身體悟，從而使評者與作品乃至作者的心靈相溝通與融合，這就爲評者領悟作品的整體風貌與内在精神創造了*基本的條件。這比之評者與作品站在“主客兩分”相對的位置上，脱離具體的形象的觀照，像純粹研究自然科學與哲學玄理那樣，去推理、演繹與思辨，*終將作品淪爲詮釋自己的某種思想或理論的工具，應該是更能把握作品的精神，更爲符合文學批評的規律，而且對讀者來説，讀來當更有一種親切感，更容易接受。也正因爲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從具體“即目”的藝術形象入手，所以其批評本身帶有具象性的特點，有時就直接用一些形象的比喻作爲批評，如解弢的《小説八字評》曰:“《水滸傳》如燕市屠狗，慷慨悲歌。”“《西遊記》如碧海波濤，魚龍變滅。”“《金瓶梅》如冥府判官，默録罪狀。”“《聊齋志異》如梧桐疏雨，蟋蟀吟秋。”“《儒林外史》如茅店雞聲，板橋霜迹。”“《紅樓夢》如紅燈緑酒，女郎談禪。”(解弢《小说八字评》)都寫得形象生動，又恰到好處。再如鄭逸梅的《稗苑佳品》將清末民初三十名小説家，用四字加以品評，概論其風格特點，也頗傳神，如:“太華孤峰:林琴南；幽谷芳蘭:包天笑；寒山積雪:陳冷血；天馬脱羈:趙苕狂……”(郑逸梅《稗苑佳品》)綜觀中國歷代的小説話，儘管也有若干側重在考訂或論理的，但數量較少，其總體風貌就是其具象性與抒情性、叙事性、説理性相統一，因此使文學批評本身也可以作爲文學作品來讀。可見這種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與表現形態是自有其優點的。可惜的是，我國古代的學者與士大夫，往往視小説爲邪宗，鄙棄而不屑道，故“小説話”之興起，比之詩話、詞話之類，明顯較晚。......上编少室山房小说话少室山房小说话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全書十二部四十八卷，有明萬曆刻本、四庫全書本、清末廣雅書局刻本，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予以排印出版。作者胡應麟（一五五一—一六二），字元瑞，號石羊生，又號少室山人，浙江蘭溪人，萬曆舉人。工詩善文，係明代中葉的博學家，另有《少室山房類稿》、《詩藪》等著作。他對歷代小説頗多關心，以“更定九流”爲名，爲“小説”争得一席之地。他認爲小説“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核，有補於世，無害于時”，起“風刺箴規”的作用。他敏锐地指出小説具有“幻設”而非實録的特點，作者往往“假小説以寄筆端”，能“曲盡人情”，描寫人物“分量輕重，纖毫不爽”，情節安排“作意好奇”、“針工密緻”，語言“藻繪可觀”、“多俊語”等等，故分别在《九流緒論下》、《四部正訛下》、《二酉綴遺中》、《莊嶽委談下》等篇章中，對歷史上的各類小説進行了具體的考訂、辨僞和評價，并進行了系統的分類。他將小説分爲志怪、傳奇、雜録、叢談、辨訂、箴規六類，并對各類考源流、辨變異，頗多識見，影響亦鉅。這些文字，雖未能統編成一帙，但各部分基本上都能獨立成篇，且實際上多能以小説之眼觀之，故今且以“少室山房小说话”之名名之，作爲中國“小説話”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