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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出身于军人知识分子家庭，18岁当兵，因喜欢写作成了作家。四川师大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全委委员。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00多万字。曾任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文学》主编，现退休专职写作。其军旅文学的作品端庄而大气，社会题材的小说细腻而充满悲悯。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冰心散文奖等。其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和话剧，后者被称为“中国版《阿信》”。其短篇小说风格独特，曾六次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
本书是作家裘山山的非虚构作品。作者从父母留下的几百封家书入手，在记忆回放中勾连起了一个四口之家镌刻在书信中的时代印记。在没有现代通讯和网络的年代，一封封书信将一个家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格局连成了一个整体，并在若干年后的重新检视中，发现了许多一度被忽视，却很重要的细节。作品图文并茂，配原汁原味的老照片若干，立体地展现了一段记录在书信中的家庭历史，也以点带面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特色。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裘山山非虚构新作尺牍飘零，串起山河岁月；见字如面，感悟世间亲情一个四口之家镌刻在书信里的时代记忆
缘起2013年8月，和我们相濡以沫50多年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破碎了。很长时间，我都走不出内心的伤痛。父亲走的时候87岁，也算高龄了，让我伤痛不已的不是他走得太早，而是太痛苦。眼看着癌症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我们却束手无策。这让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刺痛。父亲走了两年后，我和姐姐才去彻底整理他的房间。在一个很旧的樟木箱里，我们发现了满满一箱信件。这些信件用报纸包着，细绳子捆着，上面贴着小纸条，注明了是谁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全都是父亲的笔迹。我从来都知道父亲是个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收藏的人。我常说他是我们家的档案管理员。他甚至收藏了我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所得的奖状，*早的一张是1965年的，薄如蝉翼，还是学校老师自己油印的。我发表作品的所有剪报，和关于我的各种消息，他也都一一剪下，归类放好。还有姐姐小时候画的画，姐姐当知青、当工人时得的各种奖状，姐姐发表每一篇文章的报纸和杂志……我们想找什么东西，总是会习惯性地开口问，爸，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什么什么。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满满一箱信件时，内心还是被震撼了，很感动，也很悲伤。尤其是我，自当兵后，一直没和父母在一起，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全靠写信与父母交流，汇报情况，聆听教诲。因此我的信特别多，数了一下，有510封。而且我还发现，保存我信件的，不只是父亲，还有母亲。因为有几年，父亲和母亲是不在一起的，我是分别给他们写信的。我写给母亲的信也全部都在。这对母亲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她自己的资料都靠父亲保管。父亲和母亲，为我留下了这500多封家书。我即刻拍了几张老信件的照片，发在朋友圈，不料引起了很大反响。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有的说，他的父母也为他保留了早年的信件，只是没我那么多；有的说，很遗憾自己的父母不会写信，从来没有收到过父母的信，很羡慕我；还有的说，几乎没有和父母分开过，所以没有书信往来；更多的朋友说，这些信太珍贵了，你应该整理出来，写本书。起初我并没有这个念头，但说的人多了，心就动了。我想，也许父亲母亲那么仔细地留下这些信，就是希望我有一天会去整理它们。他们一定觉得，那会对我有用。*后我终于下了决心，开始整理。我想以此，来纪念我的父亲，感恩我的母亲。*章我们这个家1．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我们家，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特殊原因之一，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一辈子在部队，不说南征北战，也是一生漂泊无定。因为他是一名铁道兵，铁路修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于是乎，他和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总是聚少离多。父亲母亲谈恋爱的时间很长，因一直是“异地恋”。好不容易确定1950年底结婚，父亲又突然接到命令随部队去了朝鲜，一去三年。母亲一直等，等到朝鲜战争结束，才与父亲完婚。所以两人结婚时，都已经是28岁“高龄”了，生姐姐时29岁，生我时已32岁。父亲母亲是同年生人。特殊原因之二，母亲是个职业女性。许多军人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婚后就随军到了部队，一家人总是在一起的。可母亲是省报编辑，有自己的事业，故婚后他们继续分居。父亲随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参加“鹰厦线”的修建，母亲在杭州独自抚养我们。整整十年。因为这个缘故，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通信也是非常多。可惜“文革”的时候都被销毁了，因为其中有不少他们对时政的议论，在如履薄冰的年代，他们怕给已经“声名狼藉”的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不敢保留。我们这个家*稳定的时期，莫过于我的童年。父亲调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教书，而母亲因为被打成“右派”，不得已离开报社，就带着我和姐姐随军到了石家庄，一家人于是团聚了整整七年。这七年的生活，我在长篇小说《河之影》里，有大量描述。尽管期间经历了“文革”，但我们这个小家，还是有过很多温馨的日子，父亲对母亲和我们两个女儿，都非常疼爱，这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滋养着我。好景不长，1970年，父亲又被调动，调到了正在大巴山施工的部队工作。母亲虽然带着我们也一起来到四川，但部队所在地和家属所在地，依然相距遥远。那十几年里，父亲只能靠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回来看我们母女三人。如此，我们这个家总是分离，分离。**的时候，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而且这样一分为四的情形，出现了两次。*次是1958年到1961年。那时父亲随部队在福建修鹰厦线，母亲被打成“右派”去浙江临安山区“劳动改造”，三个月的我被托付给嵊州乡下的祖奶奶抚养，三岁的姐姐被托付给杭州姨妈抚养。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天涯零落。父亲探亲回家，一个月的假，要跑三个地方看望亲人。所以他*次见到我时，我已经一岁半了。第二次一家四口分散四处，是1978年到1984年，父亲从铁六师调到长沙铁道兵学院教书；母亲“右派”平反回到杭州，在《浙江日报》工作；姐姐因下乡去了陕西咸阳，后调到国棉二厂当工人；我因当兵在重庆，后考上大学到了成都。这回的天各一方更为遥远，是四个省份。那时我回家探亲，跟父亲当年一样，有时去杭州，有时去长沙，有时去西安。幸运的是，那时的我和姐姐，都已经能给父母写信了。我给爸爸写，给妈妈写，给姐姐写，然后他们分别给我写。我们互相交织着写。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一封封的信，将一个四面八方的格局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妈妈当时曾戏言，我们家四个人，一个在华南（长沙），一个在东南（杭州），一个在西北（西安），一个在西南（成都），只需找一个东北女婿和一个华北女婿，就占领全国了。自然是分久必合。先是父亲离休回到了杭州，和母亲团聚，然后是姐姐调回了杭州，和他们团聚。我虽然还在成都，但毕竟每年探亲有了固定的去处。一个具体的有房子的家，在杭州成立了。我似乎接替了父亲的角色，每年回家探亲。家书*早进入我记忆，是1970年代初。或者说写信这件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是1970年代初，我12岁。那时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里修建襄渝线，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重庆北碚的家属基地。所谓家属基地，就是租借了北碚机械厂的两栋筒子楼而已，一层楼住八户人家，公用厕所，公用水龙头，两家合用一个厨房。那时的部队家属大多来自农村，没有文化，每每要给自己丈夫写信时，就来找我妈帮忙。我妈是家属里为数不多的和她们一起做临时工的“文化人”（另几个“文化人”在外面单位上班）。身为“右派”的她，早已放下了作为一个省报编辑的身份，她和阿姨们相处很好，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差异。妈妈写信的时候，阿姨们总是围着看。一般是某个阿姨先拿来自己丈夫的来信，让妈妈念，然后再由妈妈代回复。我们家没有书桌，妈妈是坐在小竹椅上，趴在木凳上写的。那个情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比如给邓阿姨写，她说一句妈妈写一句。一般来说，是讲孩子的情况，或关心丈夫身体，鲜有感情表达。但其他阿姨会在旁边起哄:加上“亲爱的我想你”，加上“你快回来看我吧”。邓阿姨就红着脸打她们。虽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依然很羞涩。这个时候，我们家昏暗的灯光下就充满了欢乐。我很喜欢这种时候，能看到妈妈脸上洋溢着笑容。阿姨们排着队，一个写完了下一个。妈妈听完阿姨的口述，也会帮她们再加两句，比如，你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什么的。然后读给她们听，阿姨们总是连连点头，表示满意。铁道兵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加之那个年代条件简陋，工地上时不时传来噩耗，就单是我们住在北碚那五年，父亲所在的29团，就有两位工程师在施工时遇难。所以阿姨们天天盼着丈夫来信，尽管一个字不认识，拿到信依然是眉开眼笑。而她们的丈夫，知道自己的老婆不认字，也总是把信写得简洁明了，跟文件一样有标配:*近工作很顺利，身体很好，不用担心。孩子们怎么样？你要注意身体。几乎回回如此。但等不到信的阿姨，就会焦急万分。真的是家书抵万金。我们家隔壁邓阿姨家，老大是个儿子，比我小两岁，叫小明（不是段子里那个小明哦）。他爸爸回来探亲时教训他说:你都读五年级了，认了那么多字儿了，还不能写信吗？以后你帮你妈给我写信！你给我写一封信，我就奖励你五毛钱。1970年代初，五毛钱是巨款啊，要卖多少橘子皮牙膏皮才能攒到啊。我在旁边听了眼馋得不行，恨不能帮他写。因为我们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的，我爸从来不搞物质刺激，都是正规的传统教育。比如面壁思过，打手板心之类。若做了好事，也只是口头表扬。但即使有写一封信五毛钱的重赏，小明仍不肯写。没办法，邓阿姨还是得找我妈写。不光是邓阿姨，王阿姨、曹阿姨都找我妈写。我妈是很愿意帮阿姨们的忙的，因为阿姨们从来不因为她是“右派”而歧视她，很尊重她这个文化人。除了请我妈读信回信，阿姨们还时常会向我妈请教一些问题。比如曹阿姨问:徐大姐（我妈姓徐），我昨天听到广播里说，某某去世了，中（终）年76岁。这76岁还算中年吗？我妈就尽可能通俗地解释说，这个终年不是那个中年，虽然读音一样意思不同。王阿姨又问，叶剑英明明是个男人，为啥叫个女人名字呢？我妈就说，剑是刀剑的剑，英是英雄的英，这就是个男人的名字呢。阿姨们的态度和我妈的态度，都非常诚恳。我曾以这些阿姨们为题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明天是八一节》。2．母亲的*封信，就将父亲彻底征服整理这些书信，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爸爸妈妈早期的信件没有了。就是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到“文革”前的信件。那应该是他们*珍贵的信件了，包括1950年代初父亲去朝鲜的三年，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撑；母亲被打成“右派”去劳改时，他们商量怎么安排孩子渡过难关。这些信一定是在“文革”时烧掉的。那时父母如履薄冰。我完全能想象他们的恐惧，父亲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母亲是“摘帽右派”，他们成天提心吊胆等着造反派来抄家，怎么可能保留那些信件呢。现在留下的一包，仅仅是母亲平反后，到父亲1984年离休，他们团聚之前写的若干信。比之前面几十年，实在是很少一点点。但母亲的*封信，却被父亲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因为那是他们恋爱的奠基石。父亲和母亲，是经我们的二姨父介绍相识的。我的二姨父，是父亲的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好，姨父就把自己的小姨妹介绍给了父亲。父亲看了母亲的照片，一个清清秀秀的江南女子。也许是生在江南清秀女子见多了，并没有生出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出于礼貌，还是给母亲写了几句话，附在了姨父给姨妈的信里。姨妈收到信，就拿去给母亲看，要母亲回一封。母亲便回了一封。信极短，却将父亲一下子“打倒”，彻底征服——一手漂亮的小楷，通篇落落大方机智有趣的语句（要知道母亲只是小学毕业），直到晚年父亲仍能背出信的全文。可见其魅力。采畴君:附在我姊夫函中之件悉。你是我姊夫的好朋友，也就是我姊姊的好朋友，间接的（地）也就是我的朋友。你愿我是你纯挚的友朋，当然我也希望你是我纯挚的朋友。据姊夫来函云，贵校功课很忙，希望你能在忙中抽闲，多多的（地）给我指教。再谈。祝安好。淑娟手泐三，廿九几十年后我和姐姐读到此信时，也是感慨不已，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母亲。那时母亲21岁，字好，文笔也好，态度不卑不亢。难怪父亲一辈子做了母亲的粉丝。信上面那个收到日期的字迹（194744收到），是父亲的。*后那个“手泐”的“泐”，我和姐姐都不认识，只得请教一位书法家朋友，朋友告知，那个“泐”字读乐，四声，是旧时书信用语，手书的意思。母亲这封信，应该是我们这个家所有家信的鼻祖。此外，父亲还保留下三封与我有关的信，我读大学时他寄给了我，我猜想他在处理老信件时，实在舍不得，就留下了几封。我小心翼翼地收藏着。可是其中一封还是被我藏得找不到了，甚是遗憾。好在另两封尚在。找不到的那封，是我出生时母亲写给父亲的，1958年5月中旬。就半页纸，大意是说，女儿已出生，母女平安，还说女儿很好看，总之全是让父亲放心高兴的话。但我知道那半页纸对母亲来说有多么不易。她生我时难产，大出血，医院却因为她是“右派”置之不理。她完全是靠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下来的。但她在给父亲的信上只字未提，只报平安。母亲真的很了不起。找到的两封，是母亲写给父亲，专门讲我和姐姐趣事的。小白桦一蹦一跳跟着老张走了。穿了件大衣，好像是大孩子了。家属在背后轻轻地议论:阿姨给孩子打扮得真好！好像亏待了山山，我连忙过去看她，塞给她两颗糖。挺好，嘴里又说又唱，摇摇摆摆上楼午睡去了……山山现在活泼多了，我在门外敲门，小白桦嘴上很快答应:喔，来开了！门一开，却是山山开的。山山现在已和我开始谈心了。她说，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是不洗碗的。谁洗？杨阿姨洗！为什么你们不洗？我们年纪小啊，不会洗！居然能从平凡的生活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她也开始恋家，但她愿意去幼儿园，那边她很习惯了。（午后又及）这封信没有日期，我只能分析，大约是写于我四岁左右，也就是1962年。我是1961年从乡下老家回到母亲身边的，一别三年，和母亲有些生分，别的孩子上幼儿园要哭，我是愿意去的。所以母亲特别讲了我的情况，想让父亲放心。下面这封信更有趣，母亲语言的简洁生动可见一斑。继续讲螃蟹的故事给你听。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只小杯子横倒了。心里一愁:逃了吗？真是逃了。我诚惶诚恐地把这消息告诉两位小姐。大的把眼睛富有表情地一翻一白，摊开两只手，“啊呀！”一声表示很惋惜。实际上不很在乎。可是老小却把手放在背后大兴问罪之师:妈妈，你为什么不看牢？妈妈睡觉了，怎么看得住呢？那你为什么不先看牢再睡觉呢？你要不要睡？你要睡，妈妈也要睡呀！格末，你是大人呀，大人要先做事再睡觉！好厉害，迫得我无话可答。昨天我休息，幼儿园不放假，我进城处理一些事务，傍晚请她们回家玩儿。小白桦来和我谈时事。“妈妈，丁阿姨讲，坏蛋过几天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怕吗？”“不怕。我叫爸爸去打坏蛋，爸爸是解放军。还叫范家大哥哥也去打。范家大哥哥去年参军了，穿着一件新衣服，范家妈妈陪他去的。”这小家伙真有两下。范家的大孩子是去年参军的，记得吗？那时你也在杭州。这事我从未和孩子谈过，可是她却看在眼里，记在肚里了。……范家小儿子问她报了名没有？“怎么可以不报名呢？下半年没得书读。我们都先报名的。”一回家就找那些小哥哥谈论念书的事了。（7月2日）大约是1962年，母亲写给父亲的信。1961年母亲结束了三年的“劳动改造”，作为“摘帽右派”回到报社，也将我从乡下接回到身边。父亲那时远在福建修铁路，母亲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我和姐姐，还时常写信给父亲讲两个孩子的情况。这封信和另一封，都写得生动有趣，父亲费尽心思保留了下来。我上大学时他寄给了我。从姐姐报名上学看，此信也是写于1962年夏天。信中所说“坏蛋要打过来了”，估计是那个时候台湾正在闹“反攻倒算”的事儿。人说三岁看老，也有几分道理，从信上看，三四岁的我就开始较真了，责怪妈妈没看好小乌龟。难怪成年后我总被人说“太好强”，活得累。*重要的是，从这两封信看，母亲文笔真好，简简单单的叙述，就让我和姐姐的形象跃然纸上。看过的朋友无不夸赞。甚至说，比之我，母亲才应该成为作家。是的，母亲的文字充满灵性。再摘录几段母亲晚年写给我的信:*近别人帮我弄到两幅名画家的画，可我们客厅里已经有了未来画家田田和杭杭（两个外孙）的“壁画”，所以我不敢鱼目混珠，贸然挂上。你姐问我留着干吗？作遗产吗？记住，有两幅，其中一幅该是你的嘞！你爸*近鱼运亨通，钓鱼事业大有发展。设备方面，增添了海杆，成就方面，那天他一下子钓了拾柒条（大写，省得人家篡改）！他钓鱼我养花，我们相安无事。我的阳台花园今年种植结构有所变化，主攻菊花和月季。不过眼下我的大叶海棠长得旺盛极了，开了成百朵花，丁零当啷，煞是好看。这海棠是曹老师（邻居）给我的。她给了我后，自己那株就夭折了。于是我还她一株。结果我留下的那株前年冬天一夜寒流袭击冻死了。来年春天她又给我一株，就是眼下开花这株。奇怪的是她自己的一株又在去年冬天冻死了。这是我们间的海棠缘。快过春节了。我和你爸又处于临战状态。昨日毛毛雨已下起来，发了大米和苹果。今天通知领菜油。等到二十日左右就会大雨倾盆，东西发得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发那么多东西也喜也忧。生活好了当然高兴，但不管国家困难，一味白拿公家的东西，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来势不可挡，我们能做什么呢？不知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描写这一社会生活现象。我准备写一现实记录，藏在一个瓶子里，埋到很深很深的地下（里面放上除氧剂），留给他们作资料，一定是*珍贵的资料。我虽然受妈妈的影响喜爱文字表达，但对文字的感觉，实在是比妈妈差太远了，客观原因是成长环境不佳，一直闹革命，被“革命语言”裹挟；主观上，我也确实没妈妈聪明。父亲晚年曾说，你和姐姐加起来也顶不上妈妈的聪明。我常想，母亲如果不遇上那倒霉的政治灾难，一定会成为大记者，或者大作家，写出不少精彩的东西。父亲去世后，我和姐姐在他房间里发现了一整箱旧信件，用旧报纸分类捆包着，其中我的*多，有500多封。3．我的*封信，是写给父亲的。那是1971年，我13岁在这样一个有写信传统，或者说必须靠写信才能维系的家庭中长大，会写信是必须的。我的*封信，是写给父亲的，1971年，我13岁。这封信能历时40多年保留到今天，连同那个印着“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的信封，肯定是靠父亲这个严谨而又仔细的“档案管理员”。他不仅保存了我的*封信，还保存了我写给他和母亲的所有的信件。毋庸置疑，父亲也保存了自1979年以来他和母亲的所有信，他大女儿我姐姐写给他们的所有信，以及他和老朋友老战友之间的通信。总之在他看来值得留存的信件，全都留了下来，一一归类包好，摆放整齐。它们用发黄发脆的报纸包着，上面贴着小纸条，全部是父亲的字迹，如:山山87年4月到89年9月来信。在一箱子信中，我的*多，这是因为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的缘故。从18岁当兵离家到父亲离世，我都远在部队。尤其在1995年前，电话不便，完全靠写信。我的那些信被父亲用报纸包好，捆好，注明了日期。我数了一下，当兵两年多有20多封；大学时期*多，近150封。在教导队工作三年也多，近80封，调入机关后的头三年，也写了90多封。之后逐年减少。一直到1997年以后，我还断断续续给父母写过信。多数是为了寄照片，或者寄剪报。因为其他事情，都打电话聊过了。父母也给我写过，也是为了寄剪报，照片，资料什么的。每年春节，我们还互相寄一张贺卡。翻开父亲留下的一摞摞信件，竟然腾起了细小的灰尘，一时间我仿佛钻进了往事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很久没有翻动过的过去了的日子。这些信件不但按日期排列，还在每封信的信封上注明了收到的日期，父亲是个多么仔细的人。那些小字令我熟悉而又亲切。有一封信的背后还写着，这封信20天才收到。可见当时他和母亲盼望的心情。父亲的字历来规矩，是长期画图纸写教案形成的，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潦草字，所以我若写潦草了，也常被他批评。“文革”期间，父亲被造反派叫去刻印传单，就是看上了他的字，说不上好，却很认真。他被迫天天去刻传单，以至于中指上磨出一个老茧。作为一个被打倒了的臭知识分子，一个“右派”的丈夫，他无法忤逆造反派。我注意到有一个时期的信封，每一封都被剪了小方洞，显然是邮票被剪了。怎么回事，是父亲在集邮吗？后来我翻到一封自己的信，上面写着:“爸爸，把信封上的邮票寄还给我。”原来是我要求爸爸剪的！我已完全忘了，我自己并不集邮，显然是帮同学在集。父亲牢记在心，自此后，就把信封上的所有纪念邮票都剪下来寄给我了。随便打开几封信看了看，发现我年轻时并无什么叛逆行为，凡事都告诉父亲母亲，也很顺从他们。除非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会暂时瞒着，等过去了也会告诉他们。同时还发现，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一直以为，自己从当兵后就经济独立了，没有再依靠父母了；从信里发现，在我当兵和上大学期间，我还是时不时地会从父母那里收到资助。婚后的头几年，也接受过父母的资助。一百，两百，在那个时候是很顶用的。除了钱，父母还给我寄过无数的包裹。等我反过来给父母寄钱，已是1984年了，也只寄了150元。到1990年代，我工资高一些了，稿费多一些了，才寄得多一些。但父母总是不愿意接受，总要我说很多理由才行。重新翻看这些信件，过往的岁月一一从眼前掠过，那些艰难的却是快乐的日子，那些忙碌的却是充实的日子，铺成了我的来时路。父母虽然不在身边，却一直默默陪伴着我。内心的欢愉，无法言表。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柏桦的这句诗。我很庆幸那个时候给父母写了那么多信，我相信我的那些信还是给了父母很大安慰的（反之亦然）。尤其是在今天，在父亲走了之后，我不至于感到后悔。信件整理过程中我发现，我写给父母的信，还是有不少缺失。从前后信的内容看，应该还要多。尤其是我当兵以后上大学以后，信写得很勤的。我猜测，那时父母不在一地，且经常搬家，丢失难免。但就是这样，也已经非常丰富了。先说*封信吧。开头总是很重要。这封信写于1971年，我13岁。读初二。那时候父亲作为一名铁六师的工程师，在陕西紫阳县毛坝镇，参加修建襄渝线，谓之钻山沟。我和妈妈姐姐，住在部队家属基地重庆北碚。我进入重庆北碚的朝阳中学读初二。我们家是1970年从石家庄迁徙到重庆的。这个前面已交代。因为父亲在山里修路，一年才回来探亲一次，妈妈便要我给他写这封信。1970年，作为“臭知识分子”的父亲，被当时的铁道兵学院革委会，带有惩罚性地分派到了在深山里修铁路的部队。父亲一到重庆，把我们母女三人撂在招待所就去工地了。半年后他回来，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我们母女三人都不认识他了，又黑又瘦，胡子拉碴的。直到父亲开口说话，我们才确定是他。可见铁道兵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虽然是地主的儿子，却非常能忍耐。他一句抱怨也没有，将我们搬到家属基地后，又回部队了。母亲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在突然被扔到人生地不熟的小镇后，依然带着两个女儿，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让丈夫安心。这封信，就是我写给远在大山里的父亲的。虽然很简单，只有一页半纸，但背后的内容却很丰富。从信的内容看，是因为邻居的杨叔叔探亲结束要返回部队了，妈妈托他带姑姑寄来的一双布鞋给爸爸，顺便要我和姐姐每人给爸爸写一封信，汇报下家里的情况。我的信全文如下:爸爸你好:今天我们上西南医院去了。妈妈晕车，不舒服，所以叫我来写这封信。医院检查结果，姐姐身体恢复建（健）康，但还要注意。我也去了，医生说我肝和脾都有点儿大，但是检查肝功能正常。不知是什么道理。上次王叔叔，就是跟你同房间的那个叔叔来过，托他带了手表，被里被面，荼（茶）叶，皮鞋油，收到了吗？本来想给你带苹果，怕你生气，没带。王洪昭叔叔也来看过我们了，还送给我们很多糖。我去拉练从十五号出发于二十五号胜利归来了。脚也没有走拐，病也没有得，一切都很好，我的思想，身体，作风各方面都受到锻炼，收获（原文是错字）很大。路过了嵊江、盐井、合川、云门、龙市、小沔、三汇、后丰台（岩）回北碚，路程大概是三百八十多里。我都坚持走了下来，一回车也没有坐。但是出去十多天我也有不够的地方，比方说，花了许多钱，妈妈给我带了两块钱，我光买吃的就用了一块多，这很不好，没有节约闹革命。还有出去才十天，我就经常想家，想妈妈，经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这是由于多年跟在妈妈身边惯成的。出去后，我看到了许多农村的贫下中农生活都还很艰苦，我和他们比起来，差距很大，所以，我决心今后再不浪费了，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将来工作了，才可以经受住各种艰苦生活的考验。还有一件事，大姑姑给你和妈妈做了各（各做了）一双布鞋，这回同信一起托杨叔叔带给你。现在妈妈以（已）经睡了，姐姐也准备睡了，我就暂时阁（搁）笔了。上次来信你说我字体太潦草，这次我注意了些，但是还不够好，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把字写端正。好！再见！你的女儿，山山（1971年）10月28日晚开头说，我们去了西南医院——西南医院就是重庆三医大的附属医院，虽然从北碚过去很远，但部队对口的医院只能是那里，当然，也因为信任它。妈妈*怕坐车，为了节约钱，又只能搭乘部队大卡车。站在车厢里，风呼呼地吹，妈妈每次下车就吐。但为了两个女儿也只能去。姐姐那一年得了急性肾炎，虽然已经好了要去复查，复查结果是彻底好了。而我总是又瘦又黄，让妈妈担心，也顺便做了个检查。记忆中这样的检查我做了两次，每次都说我肝大脾大，可是肝功能都正常。直到*后一个有经验的老医生才确定，肝和脾并不大，因为我太瘦的缘故，一下就能摸到。果然那医生是对的，我身体结实一些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当时可是把我妈愁坏了，一个女儿好了，一个女儿又有问题。于是她按医生说的，给我加强营养。开始是每天半斤牛奶。我喝了两个月，毫无变化。又改成每天一个鸡蛋，吃了两个月，仍毫无变化。妈妈气馁了，毕竟这样的营养需要财力支撑，她撑不住了。心想瘦就瘦，没病就行。现在回想起来，那鸡蛋和牛奶是起了作用的，因为我在此之后忽然开始蹿个子了，在班上站队从*后一排渐渐往前挪。上大学后我不知从哪儿看到一个父母身高和儿女身高的计算公式，便将父母身高纳入计算，得出的结果我应该是158公分（父母个子都不高），而我实际上却有160公分。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嗨，我的身高比预计高两公分呢。妈妈幽默地笑道，哦，了不起，全靠你后天努力啊。信的第三段，说托人给父亲带东西，我已经没有记忆了，估计是妈妈让我写上的。妈妈那个时候总觉得爸爸在山里修路太辛苦了，一有什么好东西就托人带给他。但爸爸总是批评妈妈给别人添麻烦，尤其是太重的东西不准带，所以才会有“本来想给你带苹果，怕你生气，没带”这样的话。爸爸一定会说，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能让人家带？此信的重点，是拉练。那么，就专门解读一下。我去拉练从十五号出发于二十五号胜利归来了。脚也没有走拐（走拐，四川土话，走瘸的意思）病也没有得，一切都很好，我的思想，身体，作风各方面都受到锻炼，收获（原文是错字）很大。那是1971年10月，开学没多久学校就组织搞拉练。起因似乎是*对解放军野营训练做了两次批示:“这样训练好。”“如再不这样训练，部队就变成老爷兵了。”这两次批示，不仅在全军掀起了野营拉练的热潮，也在全国掀起了亿万民众野营拉练的热潮，从1970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71冬季。我们属于靠后的一部分。学校为此开了动员大会，念了*语录，校长作动员，学生表态。我好像也上台发言了，因为我是班长。而我那个在四川很少见、与川人骂人字眼儿同音的姓氏，又一次被全校学生们哄笑。我的名字曾是我少女时代*的苦恼。本来姓裘已经稀奇了，还叫山山，如此奇怪的名字不被孩子们嘲笑才怪。我时常走在路上，被男生们恶作剧，大叫一声，四下逃散。所以信封上的落款，有一个“珊”的涂改痕迹，可以看出我当时试图将“山”改成“珊”，被妈妈坚决制止了，妈妈说那个“珊”落俗套。我不懂落俗套是什么意思，但还是不敢违背妈妈。现在想来，幸好妈妈坚持没让我改。既然是野营拉练，肯定就是徒步行走了，还要自己背背包拎脸盆拿着生活必需品。为减轻负担，我们两人一组，一人背被子，一人背褥子，晚上就挤在一起睡。我是和我们班一个叫李跃红的女生一组，她是个老实厚道的孩子，我从进初中就跟她要好。13岁，现在看来还是孩子，那个时候可没人娇惯。所以听说我们要去拉练，妈妈并没过多担心，只是为我准备了行装，还买了两斤苹果塞在书包里。妈妈说，实在是饿就吃一个。我暗自窃喜，那个时候家里吃不起水果，感觉拉练还不错，有水果可以吃。可是，我的两斤苹果，在出发后一小时就被我全部吃光了。不是饿，是馋。从学校出发，还没走到北温泉，我的挎包就空了。北温泉是我们搞活动经常去的地方，离市区大概也就五六公里。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吃光了背包就轻了。路过了嵊江（应为澄江，竟然写成了老家嵊州的嵊）、盐井、合川、云门、龙市、小沔、三汇、后丰台（后丰岩）回北碚，路程大概是三百八十多里（略有夸大）。我都坚持走了下来，一回车也没坐。如果不是给爸爸写了这封汇报信，那么，我们当时去过些什么地方，我都忘了。幸好有那封信，我才记起我们的路线。从百度地图上看是很小一个圈子，我算了下直线距离，不过一百二三十公里的样子，可当时感觉好远好远，好难走好难走。我们一共走了10天，每天大概走20多华里，偶尔会长一些，也就是40华里吧。还是相当具体的，所以我感觉自己脚没走瘸很不易。每天晚上到了目的地，就住在当地的学校，把人家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铺上褥子，然后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那些日子总是下雨，四川雨水本来就多，又是秋天，真可谓秋雨绵绵。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烂泥巴路，一走一吧唧。虽然有雨披，但衣服和被子都是湿乎乎的。连续几天下来，我看到烂泥巴就恶心，只好抬头走路，盯着前面同学的背包。现在想来不是泥巴恶心，是饿的，每天都饿得不行。见一个路过的农民就迫不及待地问，某某地还有多远？农民们才不把这点儿路当回事呢，总是回答说，马上就到了。或者，还有几分钟。但往往我们要走10个“马上”，20个“几分钟”才能到目的地。我在信上说“我都坚持走了下来，一回车也没坐”，显然是有车跟着我们的，害怕万一出什么状况。另外有些年纪大的老师，是坐在车上的。记忆中是个带敞篷的卡车，顺带还拉着一些生活用品。但是出去十多天我也有不够的地方，比方说，花了许多钱，妈妈给我带了两块钱，我光买吃的就用了一块多，这很不好，没有节约闹革命。这一段时代痕迹*明显，看到的朋友感慨不已，有说，花了一块多就自我检讨，真是可怜。也有说，那个时候我们家可拿不出两块钱给孩子。为什么会花掉一块多，我还记得。那时一到目的地，大家都饥肠辘辘的，饿狼一般扑向热腾腾的饭菜。可我是班长，还得先配合老师安排同学们的住宿，*后才能吃饭。所以我每次去吃饭时都没什么菜了，更不要说荤腥。油水少，自然就饿。花了一块多钱买吃的，就是因为饿。买的什么呢？我也记得，是发糕。四川小县城的发糕，一分五一块，三分钱两块。酸酸的，大约舍不得放糖。我之所以感觉自己花钱太多，就是因为那东西便宜，三毛钱可以买20个发糕，我得吃多少发糕才用掉一块多钱呀。后面写到:“出去后，我看到了许多农村的贫下中农生活还很艰苦，我和他们比起来差距很大。所以，我决心以后不再浪费了，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将来工作了，才可以经受住各种艰苦生活的考验。”这个是老实话。有时候路过那些山村，村里的孩子们跑出来看我们，秋风秋雨中赤着脚，甚至光着屁股，拖着清鼻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对比，有点儿小羞愧。不能否认拉练的益处，的确是锻炼了我们的体力耐力，还增加了对社会的了解。但毕竟，这么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尤其是学生娃，本该好好读书的，成天背个背包在外面走，肯定弊大于利。据说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工人下农村，军人进山区，学生到军营，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甚至影响到社会治安。后来中央赶紧纠正:要求工人以做工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亿万军民大拉练才停止。父亲当时很担心我去拉练，在他眼里我是个弱不禁风的丫头，这封信一定带给他很大的安慰。我完全可以想象，1970年代的某一天，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山里，在铁路旁，或帐篷中，收到这封有两个女儿字迹的信时，心里是多么的喜悦。据父亲的老朋友邱叔叔说，那时他们这些单身汉都是自己照料自己，工作异常艰苦，到了周末还要去河边洗衣服洗被子。他们把衣服被子晒在河滩的石头上，就会躺下来，享受短暂的小憩。这时候他们就会说起自己的家人。父亲骄傲地拿出我和姐姐写给他的信对邱叔叔说，你看，我的两个女儿都蛮懂事，已经能给我写信了。4．1973年，第二封信，连标点符号加起来，也只有300多字从父亲的收藏看，中学时期，我一共就给他写过两封信。而且两封都是妈妈要我写的。前封信上说，爸爸批评我的字潦草，并不是我给他写了信，而是妈妈给他写了信之后，要我和姐姐在后面加几句话。妈妈总想给爸爸一点儿惊喜。但严谨的爸爸却批评了我写的字潦草。小孩子总是偷懒的，即使是我这样的好学生，没有母亲下达指示，也很难自觉地动笔写点儿什么。那时我们家隔壁周叔叔，用五毛钱一封的物质刺激，悬赏他儿子给他写信，我想，如果当时我爸也说，你给我写一封信我就奖励你五毛钱，我会不会多写两封信呢？物质刺激会不会多留下一点“文化遗产”呢？呵呵，肯定会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很“贪财”，攒牙膏皮橘子皮卖，筛煤灰卖，打猪草卖，很努力地“致富”，现在想想，总计也挣了不过一元钱。虽然爸爸没拿写信来悬赏我（毕竟自己老婆会写），但上了高中以后，也开始定期给我和姐姐发零花钱了。零花钱的额度是按冰棍儿计算的（当属老爸独创）。当时重庆的冰棍儿*便宜的四分一根，爸爸就按每天给我们一根冰棍儿来计算，一个月一人一块二。我们哪里舍得每天吃冰棍儿？差不多都攒起来了。姐姐比我克制，一年下来攒了10元，我免不了要买点儿零嘴，或者在街头看几本小人书（两分一本），或者买张好看的手绢儿（两毛钱一张）。一年下来也攒了五元。妈妈向爸爸借鉴，每次我去挑煤球时，也按冰棍儿给我酬劳:挑100斤煤球是两根牛奶冰棍的酬劳（一角钱）。如果请人挑100斤是五毛钱，所以妈妈强调说，这一毛不是工钱，是买冰棍儿的，是为了锻炼你。妈妈的口头禅是，我们家不养小姐（妈妈的这个举措在我日后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通常是忍着一根也不吃，把一毛钱存下。存点儿钱真不易呀。后来，姐姐的10元钱，跟着班上同学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全部耗尽，*终那些装在肥皂盒子里的元器件，只收到一些杂音（老姐饶命），丢在抽屉里拉倒；而我的五元钱被母亲游说后，拿去做了一件新衣服，好歹还穿了两年。扯远了，回到信上吧。我人生的第二封信，写于1973年1月，仍是写给父亲的。当时我已经读初三了，下半年就要读高中了，字比两年前有进步。信很短，内容主要是关于春节怎么过。这个事情一直是我们家的重大主题。每年年底年初，就开始讨论春节怎么过，因为一家人总不在一起。一直到我上大学，乃至结婚成家，仍是每年必须讨论的话题。讨论很长时间才能确定方案。有时是四个人团聚，有时不得不分两处团聚。妈妈常说，我们这个家给铁路和邮政的贡献*。我写信的时候，妈妈会先阐明主题，就跟现在干事们写材料，首长要先确定主题一样。爸爸:你好！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我本来打算考试完了给你写信，后来想到你春节也许要回来，就先写了。你来信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是希望你回来的。妈妈去的话，很不方便。因为妈妈本来就坐不来车，再加上对我们不放心，当然不能去。如果妈妈走了的话，我和姐姐俩（两）人在家更该冷清了。还是你回来好，我们都在家里过春节，这是我的意见，妈妈和姐姐也都希望你回来。我们这几天复习考试很忙。我一定好好复习，考出新成绩。我现在很希望你马上回来，可以帮我温习功课。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是教中学数学的，她经常给我补课。我现在数学在她的帮助下有一些提高。化学也找了一个老师补课。因为我们学习上困难*的就是这两科，特别是化学。你回来能帮我补一下就好了。反正你就快要回来了，我就不写那么多了。你的女儿:山山1973年1月13日晚21点43分我估计，这封信的起因，是妈妈和爸爸在怎么过春节这件事上略有分歧。那时候爸爸在川陕交界的紫阳县修铁路，爸爸希望妈妈到部队去过春节，这样他可以省下休假，夏天再回来。但妈妈显然是丢不下我和姐姐的，如果三个人都去的话成本太高，部队也很难安排住处。于是妈妈就让我来跟爸爸说，支持她的观点。我当然是支持妈妈的，我也不希望妈妈丢下我和姐姐去爸爸那儿。我哪能理解爸爸希望和妈妈多团聚两次的心情。后半部，谈了一下我自己。读到后面我很意外，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有补课这回事了。信里说的数学老师，是我初中同学曾庆的妈妈。我跟曾庆是好朋友，她妈妈是数学老师，每次给她讲数学题时就喊我一起去听。大概听过几次，所以我的数学成绩还不错。数理化里我*差的是化学。可是化学找谁补课的，我记不清了，也许是陈继先老师，他一直教我们化学。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不要钱的老师。那个时候只要孩子肯学习，老师心甘情愿花时间花精力为他们补课。后来爸爸告诉我，他也是化学*差，所以才学的土木工程专业。这下我更心安理得地放弃了化学。信实在太短，我就为自己找了个理由，反正你要回来了。*后连“21点43分”都写上了，也只有300多字，连当时作文的*要求500字都不到。很遗憾，那个时代，就留下这么两封信。信上说，“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也不知1971年到1973年之间还有没有写过？估计是没写，不然父亲肯定会留下的。不管怎么说，还是留下了一点当年的痕迹。等我再给父母写信，已是1977年了，一下子跨过去四年。第二章离开父母去当兵1．1977年，18岁的“后门兵”的忧虑再次给父母写信，已经走出了家门，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但是我参军，完全没有歌里唱得那么豪迈，有点儿提心吊胆。那是1977年春。先看看信吧。因为这封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的信:爸爸妈妈:今天是星期天，没有什么事情。人一闲心里就觉得空虚得很。特别是昨天我又听到一些风声，总觉得心神不定，什么事都不想做。本来才给你们写过信，可现在又想写了，除了给爸爸妈妈说以外，再没什么地方好说了。昨天我们班上那个商业局长的女儿从家里回来讲，我们这个兵肯定当不稳。前几天北京又打来电话说:为什么退兵的阻力那么大，要查原因。她的一个姨姨是西藏一个部队的医生，到重庆来学习，据她讲，有些单位已经分下去了，但分到老连队后，上面不给发枪、衣服等，而且老兵对他们很不好。有些新兵没办法就跑回来了。对这一点，我倒不很愁，只要分下去，其他矛盾是可以靠自己去转化的。问题就在于分不分。后面还吧啦吧啦写了好多小道消息，省略。我总想不出个头绪来，只觉得如果退回去了，再叫我长期待在家里真难受死了，真希望成功或者工作能落实。也许我这些考虑都是多余的，想得太多了，可又不能不想，一没事就想开了。妈妈和姐姐都劝我心宽些，我有时也心宽，但宽不长久，没办法。如果定了，那现在的生活是很美满的。这叫美中不足。（1977年4月10日）这是1977年4月我从重庆某新兵连写给父母的。信里说，才写过信又写，可见这不是*封。但*封找不到了。照理说当了兵应该高兴才是。在那个年代，当兵是*好的出路之一。可是我的整封信却表现出非常忧虑，忐忑不安。而且信封上居然冒写了一个农村地址，好像是我高中同学下乡的地址。有点儿偷偷摸摸的感觉。这是因为，我当的是“后门兵”。为什么当后门兵，还得先说说我当时的状况。1975年我高中毕业了。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下乡了，我在北碚的同学下到了附近农村，我在部队的同学下到了陕西农村。而我，因为姐姐已经在一年前下乡了，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每家留一个子女在城里），便留在家里做了“待业青年”。我跟着母亲离开北碚，住到了父亲部队所在地，重庆中梁山。高中毕业成了待业青年，整日无所事事。家里能找到的书，就只有*诗词和鲁迅诗词了，我没事就默写它们，打发时光。上面还有我写的字。我因为成天看它，居然看出毛诗词里*喜欢用的几个字，分别是天，地，海，山，风。我告诉了父亲，父亲表扬了我。中梁山是个偏僻的丘陵地带。除了部队基地，四周全是山和农田。没有街道商场，没有图书馆电影院，这些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一个朋友也没有，每天就闷在家里。除了“红宝书”，其他什么书也没有。以前在北碚时，我还可以去区图书馆借书看，还有同学一起玩儿。到了中梁山，我除了帮妈妈去镇上买菜，做些简单的家务，真是闲得心里长草。*的娱乐生活，就是父亲团里偶尔放个电影，一个月一回吧。可以说待业的一年多时间，是我人生*苦闷的日子，几乎与世隔绝。我曾在自己的小传中回忆过:为了打发光阴，我开始学习*和鲁迅的诗词——家里只能找到这样的书，每日背诵或者默写，很快我就把当时能够看到的*诗词全部背下来了。再后来我就开始自己搞“研究”，研究出*诗词里使用频率*的几个字，分别是天、地、海、山、风，由此得出*这个人气魄很大，无愧是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的领袖。我将“研究结果”告诉父亲，他很高兴。他一向喜欢古典诗词，鼓励我继续学习。但他也拿不出什么书给我看，有空时就给我讲一些他肚子里装着的历史文学方面的典故。更多的时候，我还是独处。我们住的楼房与工地很近，每天都听见放炮的声音，窗户震得咣咣响。父亲是团里的副总工程师，很操心，特别是放中炮炸小山包的时候，总怕飞起来的石头砸断高压线或者老百姓的房子。那里有个煤矿，高压线断不得。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很顶用，有些还被他写成了论文。父亲每天吃饭时讲的工地上的事情，成了我*能听到的外部世界的事情。我每天站在阳台上，看着连队那些兵扛着工具器械去工地，早上去的时候他们总是朝气蓬勃的，唱着歌儿，迈着又快又大的步子；到傍晚收工的时候，我就只能听见铁锹镐头拖在地下发出的响声了，他们身上的衣服被汗水和泥土弄得已辨不出颜色，一张张脸上都显得疲惫不堪。但我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每天都有事做，而且他们有伴儿。（节选自散文《一路有树》）爸妈看我苦闷的样子，也是绞尽脑汁，想了种种办法帮我排遣。妈妈让我在楼后面开一块小草地，种种蔬菜什么的；父亲又让我去团里的卫生队学习，跟在几个护士后面打杂。还不错，那三个月里我学会了打针，输液，简单包扎，甚至简单缝合，还算有点儿快乐。（会打针这个手艺，后来多次派上用场，我还给儿子打过针。）之后妈妈又把她去部队做临时工的名额让给我，我就跟着阿姨们去做临时工，主要在仓库里擦生锈的零件，整理库房材料等，有时也去装车卸车。夏天的某一天，卸车时我中暑晕倒了，妈妈就不再让我去了。说起来，我也是当过打工妹的。转眼又是秋天，我持续地孤零零地闷在家里，不堪忍受，便提出也要下乡去当知青。爸妈一口回绝，我就整天缠着他们，弄得他们不胜其烦，认为我定是被《艳阳天》、《金光大道》这样的小说或者《春苗》那样的电影给骗了。特别是母亲，看姐姐在农村已经够苦了，不希望我再去，她一再跟我说，你别以为农村像小说里那样，那完全是两回事，你下去再后悔就上不来了。说实话，我不否认我中了文学的“毒”，但更重要的是我实在不想再这么一个人孤单寂寞地打发时光了，到农村再吃苦总有许多知青在一起啊，总有个伴儿啊。再说了，我心底也存有侥幸，说不定农村真的像《艳阳天》里那样呢，说不定我妈是故意吓唬我呢，说不定我去了表现好，就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上大学呢。父母经不住我的纠缠，终于同意了。父亲郑重地跟我谈了三点:*，不要以为下了农村将来就一定能进工厂或者上大学，很可能一辈子就在农村了；第二，不要把农村想象成小说里的样子；第三，家里没有大腿可给你抱，如果后悔了也只有咬牙坚持。我一一点头表示明白。父亲就报告给了部队的知青办。母亲为我准备了一个樟木箱，那是按我们老家习惯给女儿出嫁用的。我满怀憧憬地开始收拾行李。除了换洗衣服外，我带得*多的是药品。那时我已在父亲团里的卫生队学了三个月的医务常识，我希望自己能像春苗那样给广大贫下中农看病。当然，还有个原因是我自己有严重的皮肤过敏症，稍有气候或饮食不适就会犯，一犯就很厉害。我得自己给自己治疗。母亲不愿我下乡，这是个重要原因。可是就在出发的头一天，上边忽然来了个通知，说此人不符合政策，不能去知青点。我一下给打懵了，但也没办法。上级又不是你父母，你不能去纠缠他们。于是继续闷在家里。这样熬到了1976年年底，部队开始征兵了。我对当兵始终没有动心，一来我知道我们家情况，爸爸虽然穿军装，也不过是个工程师，不带“长”，妈妈有“历史问题”（错划为“右派”），当年姐姐想当兵就是因为这个被卡下来的，我不想让爹妈为难；二来，我个人对女兵并不向往，在卫生队学习的三个月，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女兵，没有任何神秘感。我的愿望是上大学。我急着下乡，也是觉得有可能以后当个工农兵大学生啥的。可是一年多的待业生活过下来，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当父亲问我如果有机会去当兵你去不去时，我立即回答说，去。这时已是1977年初了，该当兵的部队子弟都走了，我没抱什么希望。爸妈下决心去帮我争取。所谓下决心争取，就是去求人。父亲得知团里一位领导，正在为他的农村儿子找门路，就厚起脸皮去找他，恳请他把我也一起送去部队。那领导答应了。爸妈很是感激，翻箱倒柜，找了些土特产送过去。可这事一直到春节过完也没落实。就在我觉得没希望的时候，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突然说，来通知了，今天晚上有辆车接山山去新兵连。我和妈妈都吃了一惊。那天晚上父亲团里放电影，我正打算吃了饭去看电影呢。此时啥也顾不上了，慌忙收拾行李。好在早已有准备，军用被褥是爸爸的，女式军装和帽子，是找爸爸女同事借的。妈妈连忙去厨房多炒了两个菜，为我送行。一家人坐下来吃晚饭时，忽然停电了，烛光中，爸爸妈妈向我举杯，脸庞上满是不安又满是期待。爸爸送我上吉普车，*后说了一句话，爸妈只能送你到这里了，自己去打天下吧。车子在黢黑的夜里飞驰，我完全不知目的地在哪里。没有敲锣打鼓，没有大红花，没有送行的人群。我就这样在黑乎乎的春天的夜里，来到了新兵连，一个全部由“后门兵”组成的新兵连。新兵连设在一处部队的旧营房里，干部也是新兵家长所在部队派来的。兵们高矮胖瘦都有，年龄大的有二十多岁的，小的有十四五岁的，还有刚从农村出来完全没读过书的。我记得有个矮个子兵，大概不到一米五。所以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后门兵，有时我们出操跑步到镇上，就有小孩儿冲着我们喊:后门兵，后门兵！甚至叫我们“黑兵”。所以我心理压力很大，终日惶惶不安。其实每年征兵，都会有不少部队子弟参军。但哪一年都没有1977年多，几乎是所有的部队子弟都蜂拥到了部队。究其原因，那时“文革”刚结束，各行各业都脱离了高压政策，松了口气。部队的松口气没别的，就是让子弟们入伍。据说以前的“后门兵”必须要师以上干部介绍才能到部队，1977年那次只要营职干部举荐就行了。再者，那时候社会上很多行业都流行“顶替”，即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让父母提前退下自己顶上，当工人，或者当老师。部队子弟觉得自己只能去当兵了。现在的青年选择很多，考大学，打工，当兵，或者自己创业。那时差不多就两条路:一是插队，二是当兵；从后来的情况看，并不是“后门兵”就质量差，应该说大部分都很不错的。他们有理想，勇敢，能吃苦，文化水平相对高，思想也相对开放。就我们连来说，起码有一半成为骨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现在每每有人调侃我是“后门兵”时，我总是嘴硬地回答说，我那时年满十八，高中毕业，身高一米六，身体健康，完全是合格兵员。可当时却是心虚得不行，提心吊胆的。从信里完全可以看出。不过，我们这个新兵连虽然非正规军，毕竟是个连队，每天出操，训练，上课，劳动，像模像样的。加上伙食也很不错，我感觉挺愉快。我是*后一个进入新兵连的，是“插班生”，但战友们都对我挺好，我也比较懂事，高中毕业在家闷了一年，完全闷熟了，很努力地挣表现，发挥特长，给连队出黑板报，创作晚会节目，渐渐融入了这个集体。昨天我们又劳动了，抬煤渣铺路，我和另外一个人抬了一下午，从中午一点开始，一直干到五点半，情绪不高，赶去回来就觉得特别累。但这回肩膀一点儿不疼，锻炼到底有成效。劳动完了，我洗了个澡，把衣服换下来洗了，又把床单也洗了，一直洗到天黑。到这来，比在家里还爱干净……（1977年4月10日）尽管如此，我心里始终忐忑不安，因为每天都传来消息，说要把我们这批兵退回去，还说军委收到很多告状信，还说华国锋都批示了要退兵。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只风雨飘摇的破船上，随时可能翻船。那时父母还在重庆，距离我连队大概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一个战士是不可能回家的，也不可能打电话。所以我只能给爸妈写信。知道了这个背景，就能明白我信里所表达的忐忑不安源自何处了。这封信写了满满四页。晚上洗完衣服她们又叫我去排节目，到这里后，她们都非说我会跳舞，其实我真不会跳。可是排节目前叫大家都表态，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在这里可不像在学校，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跳就跳，不去也得去。学了大半天，我还是不太会。不过反正没事，自己闲着反而乱想，不如去跳跳，高兴一天算一天。我每天吃很多，大碗拿来后，我吃得更多了，馒头至少吃三个。就是不知道长胖了没有。这两天下雨主要是上课，一是学军事地形学，而是学政治，*的建军思想。这个是要考试的，而且成绩要装入新兵档案，我一定好好学习，不管它退不退，多学点儿是没有坏处的。……我现在打算做好两种思想准备，退就退，不退就好好干。在学习上我是努力的，从不落一节课。军训我也能认真参加，劳动我都很卖力。上次连里表扬劳动好的也有我，其他方面我一定注意。因为要分配的话，就要看表现，由连里写建议。就目前来讲，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对我印象还不错，我要继续努力。……杂七杂八就写到这儿，有新情况，新思想再汇报。（1977年4月10日）从这些可以看出，我当时的确很努力，有一线希望也想努力争取。几十年后我们新兵连战友在重庆聚会，大家说起当年的事，还夸我在连队经常写黑板报，写朗诵诗，还说我不爱说话，看上去很懂事的样子，呵呵。我只记得我们每天都在等分配的消息，每天都失望。4月份了，按正常程序新兵早该下连了，可我们依然在等待。为排遣愁绪，女兵们流行起抄歌单，就是《洪湖赤卫队》，每人一个本儿，把那些歌儿全抄上，再互相学唱。我从高二开始写日记，去当兵就带上了日记本。也不是每天都写，有感慨时才写。这一页特别能体现我那个时候的心思，背着出身不好的包袱。2．熟记电话号码的通信女兵，非常愉快地给父母写信就在我给爸妈写了这封信愁眉苦脸的信半个月后，好运终于降临了:我被分配到了部队，离开新兵连，来到成都军区通信总站，正式成为一名战士。我从日记里查到了具体日期，是1977年4月27日。我们是*批分配的，就三个人，去的单位也好，就在重庆市区。因此战友们都很羡慕。我能成为那三分之一，实在是上天眷顾。很多年后我才听一个战友说，当初选我们三个，是考虑到我们年龄合格，身高合格，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表现又比较好，是想让部队看看“后门兵”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样的大好消息，我肯定是写信给父母了的，可惜我在那个时期的一摞旧信里，只找到一封新兵连写的。显然还是有部分信件遗失了，因为从日记里看，我写了好几封。那位帮忙把我送到部队的张叔叔，也几次到新兵连来看我，带来爸妈的信，带走我的信。毕竟父母那时很动荡，搬来搬去的，保管不易。成为缺憾。走出家门，再走出新兵连，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需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是团里的张叔叔，是他想法把我送到新兵连的，然后是父亲团里的两个阿姨，把军装帽子借给我，然后是新兵连的领导和战友们，我虽然晚到，且家里毫无背景，也依然善待我。至于爸妈，大恩不言谢。1977年4月下旬，我和另外两个新兵一起，分配到了成都军区通信总站四营一连，驻地就在重庆两路口的十三军大院里。下连后，我分到了长话分队。虽然老兵们对我们态度比较冷淡（我在日记里写到），我依然很高兴。后来我知道了老兵们不欢迎我们的缘由，是因为我们那批兵量太大了，一家伙来了几十个，光我们分队就13个，使得连队大大超编。一超编，老兵退伍的人数就可能增加。再后来我又得知，我们连队技术含量*的是载波分队，其次是长机分队，*没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长话分队了。话务兵，靠死记硬背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即使如此，我一点儿也没感到遗憾，因为，我终于成为一名纳入我军编制的战士了，不用再提心吊胆被退回家去了。接下来写给父母的这封信，是在我下连队一个月后，1977年5月25日的。从信中看，我的心情好得不能再好了。爸爸妈妈，你们好！现在，我非常愉快地给你们写信。今天我们发衣服了，有一套的确良夏装，一双胶鞋，一顶蚊帐，一床席子。过两天还要发一套裙服和一双凉鞋。至于以前发过的东西，我们问了司务长，他说会补发的，叫我们别着急。所以，陈阿姨的衣服挎包还暂时还不了……今天还有值得高兴的事，我们新兵进行了总考，我比上两次都考得好，是九十二（分），十三个新兵，一个优秀，三个良好，四个不及格，四个刚好六十，还有一个七十。明天就要上班了，这是我盼望了很久的，二十多天的工夫没有白费，总算上机了。（1977年5月25日）分下连队之前，我一直穿着从家里带来的旧军装，也就是从爸爸女同事那里借来的旧军装。所以我在信上啰里啰嗦地跟爸爸说了还人家衣服的事情，大概父亲要求我还新衣服给阿姨，我舍不得。下连后我*出色的不是劳动，而是业务训练。我们分队的业务训练就是背电话号码，背部队代号和地址，背转接电话的线路图。我很快就通过考核，上机值班了。“十三个新兵，一个优秀，三个良好，四个不及格，四个刚好六十，还有一个七十”，我大概就是那个*的优秀了，92分。估计扣分扣在听力上，就是接起电话要在短时间内听出打电话的人是谁，这是我的弱项。我就是记忆力好，继承了父亲，话务员所需要熟记的电话号码部队代号和地址这样的事，对我来说很容易做到。我虽然比其他新兵晚下连队，但不到一个月就追上了，考试经常是前几名。以至于后来就骄傲了，偷偷把闲书放在号码本下，别人背号码我就看书，做数学题，甚至看小说，被分队长发现挨了批。现如今的话务兵，再也不需要背号码了。我们单位挺好，大家都很朴素。听说是有名的，人家都说，通信总站出来的女兵，个个都朴素。这是一个好风气。医院里就不行，穿啥的都有。所以，我说我并不羡慕她们能分到医大……本想打个电话算了，可打了两次都没找到爸爸，说是去工地了。后来我想还是写信吧！有些事情电话里也讲不清楚。下午打了电话出来就拿到了爸爸妈妈的信，知道了一些情况。请爸爸妈妈转告小邱叔叔，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他的希望，也不使所有关心我的人失望。姐姐*近还是有信给我，说她的工作已较熟练，产量和师傅的差不多了，质量也不坏。就是离家太远，有些不安心。以后不知有没有可能把姐姐调回杭州，其实我想应该照顾一下，我和爸爸都不在妈妈身边，总该调一个女儿回来呀！（1977年5月25日）这里说的分到医大，是指新兵连的其他战友。我到老连队后，依然时常关心新兵连的战友情况。从信里看，新兵连的战友也给我写信的，所以几个月后，我得知她们终于分配到部队了，但一下子分到了遥远的青海，真是坎坷。我同情她们，又佩服她们。如果是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通信总站的兵，个个都朴素”，是特指我们女兵穿着不讲究。那个时候我们总站提出一个口号，叫“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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