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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1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著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美国人的性格》等。其中《江村经济》一书被其博士生导师马林诺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从《脚步,是文化的刻度:费孝通文化随笔》中,读者可以了解费孝通如何通过“人人可以看到的事”,表达自己对厚重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思考;可以感受作者对亲友、师长一往情深的思念。可以领会一个社会学家眼里观察到的,对社会生活多姿多彩的描述。作者长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常常能从生活细节中发现闪光点,选篇范围从青少年时代到老年时代,内容丰富,文字质朴。
《脚步,是文化的刻度:费孝通文化随笔》记录了作者对文化的感悟。1.精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赫胥黎奖、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获得者费孝通历年随笔作品,名家之作,读者基础好,自带“流量”。2.精装双封,优质纸印刷内文,清新插画封面,温暖治愈,具有脱颖而出的“高颜值”。3.涉猎广泛,内容详实,富有深度,名家创作,是不折不扣的“实力派”。
漫谈桑梓情谊我在小学里读书时,有一门我*感到兴趣的课程,名目叫“乡土志”。我喜欢这门功课是因为老师所讲的话,亲切易懂,都是些日常看得到的东西。譬如我们县里有个“鲈乡亭”,在放学之后,我们常去玩,老师就讲给我们听这是谁造的,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吴江鲈鱼肥”,到现在还记得。当我们吃鲈鱼时,我就想起了这位老师,这个亭子,和这句诗。我别的功课都考不好,但是“乡土志”却总是考得很好。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有几十年离开了故乡,但一闭眼,那鱼米之乡的情调,还是常引起我的遐想。也许因为这位老师,我们称他沈先生的,很早就灌输了我对于乡土的兴趣,所以后来,我会想到再去故乡细细考察,写成我的*本著作:《江村经济》。饮水思源,还是在这一门“乡土志”,和这位大约现在已作古了的沈先生。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小学校似乎比现在的自由得多,不然也不会有这门从来没有在国定课程中见过的“乡土志”。而就是这门课程,会这样深入于小学生的脑子里,竟会这样强烈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兴趣。近来我又时常想起这一门早已不存在的小学课程来,因为上一个暑假里,我回家乡去了一次,傍晚纳凉的时候,常和多年没有见过的老父闲谈。我发现了我们这两代对于乡土的关系上有很重要的区别。我的父亲在他和我差不多年龄时,从日本留学回来,*件事业是在本乡办一个中学,这中学就在鲈乡亭。接着是组织县议会,而且曾为争取县议会的权力,到北京来请愿,企图组织全国县议会联合会。后来又因为见到我们本乡人多地少,主张一方面向太湖淤塞地带开拓耕地,一方面用这新得土地的价值,疏通水利。他一贯的事业中心是在本乡,在地方上,教育、政治、经济。我的母亲也在我出生前后,开办了一个当时称为“蒙养院”的幼稚院——到现在除了那个中学外,一切都没有了影子,这30多年,一个想为地方基层的乡土服务的人,失望而老了。他期望于他的下一代。而他的下一代呢?除了我的姊姊还继续着为本乡丝业的改良,得到相当收获外,我们兄弟四个全飞出了家乡,不再回去了。吴景超先生曾以我并不回乡的事实做例子说都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我是完全承认的。过去30年中长成的一代是在向都市集中。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在一个小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中,在抗战前考取公费留学欧美的,依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七个。在全国各县的比例上说,即使不算是首屈一指,也够算是难得的了。但是这七个人没有一个回到本乡去,为本乡教育、政治、经济服务,是一件事实。都不回去了,而且也没有人想回去的了。吴景超先生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现象,过去的事实确是可以做他的论据。但是这趋势对于中国是好不好的呢?这里牵涉到各人的看法了。我并不反对都市化,但是如果都市化会引起乡土的贫乏,不论是物质或人才的,我总觉得并不是一个健全的趋势。而目前的中国确正在表现出这种城乡隔离的恶劣现象。在这里我并不将分析中国都市发达怎样引起乡村的凋疲和衰落,也不打算讨论政治上中央集权所引起的地方自治的僵化,而想提到一般知识分子桑梓情谊的淡薄。桑梓情谊是一个人对于培育他的乡土社区的感情。一个人做事必须是“有所为”的。我们常可以问人家,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事呢?”这是人的行为的动机,也是授予一项行为的“意义”的张本。我们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一种意思上,就是说推动个人行为的是团体,人们都是为了别人而做事的。一个劬劳不息的母亲忙忙碌碌是为了儿女。说起来好像人都是为了别人而活的,其实只有在主观上觉得是为了别人而工作,结果,大家加起来,大家才能得到生活,构成一个社会。个人和他服务对象之间必须有一种感情的联系——和乡土的联系,就是桑梓情谊。中国是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以往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在*近的将来,两三代里,也将是如此。90%的人口是住在乡镇里的,75%以上是靠农业过活的,所以中国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里的人民有着两套基本的生活团体,一套是家族亲属团体,一套是村镇地方团体。和这两套团体有着两套情谊相联。桑梓情谊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过去30年中,中国确在发生十分深刻的变化。因为变化深刻,在和团体配合的情谊上已经改观。一方面自可以说是因为原有的团体在解体,所以影响了心理上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因为心理上的改变,使原有团体加速解体。国家这团体的逐渐重要,在事实上是很清楚的,但是和国家这团体相配的情谊却还待长成。我说还待长成包含还没有长成的意思。这在传统体系里是不存的,忠君并不是爱国。可是因为桑梓情谊和亲属情谊的发达,维持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在过去这一代里,对国家这团体的情谊还没有确立之时,原来维持社会的心理联系却在退化,在消失。于是发生了一种现在已经有人注意到的道德基础的动摇,甚至崩溃了。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并不是为了任何人。一样是在办学校,而不觉得自己是在为社会培植人才;一样是在做官,而不觉得是在为人民服务。意识里所缺的一点东西却正是所做的事的意义。为了自己,于是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来;为了当前的自己,连“来日”都无所图,于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恣意地求一时的痛快和享受,精神和物质的片刻性的满足。在这种荒地上,道德的苗是长不出来的,因为道德本是社会性的,在推己及人时,在社会意识上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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