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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遗孀，1962年与梁思成结婚，陪伴梁思成走过了11年的艰难岁月。1928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入清华大学梁思成主持的中国建筑史编撰小组工作。自1973年起全力以赴整理梁思成遗稿，先后参与编辑了《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筑画集》《梁思成全集》等书，另编著有《大匠的困惑》《建筑师梁思成》《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梁启超家书》《佛像的历史》《梁》等书。费慰梅（WilmaCanonFairbank），1909年－2002年，美国人，著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的夫人。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的好友。
《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书名的意思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没有等到与他的好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再次相见的这一天。1972年1月9日，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北京逝世，他和林徽因生前最好的朋友，著名汉学家、史学家费正清、费慰梅夫妇4个月后终于来到了中国，梁思成没有等到这一天。1972年，到访的费正清对周恩来总理说:“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已经去世，他们在我眼里就是一半的中国，可是，这一半，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从这时候开始，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替梁思成与费氏夫妇延续了近20年的友谊。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林洙与费氏夫妇近20年的通信，从这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到几件大事的发生、发展，梁思成重要著作之一《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所有图片早已遗失，是费慰梅用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竟然找回这份珍贵的资料，使得这本介绍中国古建的重要书籍得以出版。费慰梅、林洙两人远隔万里，为了出版《图像中国建筑史》而奋斗。书信中，两人谈论梁思成、林徽因，谈论他们各自的生活和情感，如今读来，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本书收录大量珍贵手稿、照片，著名作家王军先生作序详细讲述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三四十年代的友谊，他们曾经为何中断友谊，梁思成为何临终前一直在等待他们到来。
1.《城记》《拾年》作者王军先生作序推荐，真情讲述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真挚情谊。2.本书收录了时间跨度近20年的信件，一份真挚的友谊，由五个人延续了六十多年。3.书信中真实地记录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图片的寻找经过和如何在美国出版的过程。4.本书收录了数量可观的珍贵图片与手稿资料，部分信件资料系第一次面世。
序:他没有等到这一天1972年1月9日，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北京逝世。四个月后，他的好友、阔别中国25年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应周恩来总理之邀来到中国访问。此时，他们的“身份”已不再是美国“老牌特务”了。在费氏到来之前的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专机抵达北京。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一个与美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世界政治格局由此发生巨变。在这之前，大约是1967年或1968年的某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由纽约开往波士顿的东行列车上，费正清与后来相继出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之职的基辛格博士邂逅，他们就中美关系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化交换了意见。费正清向基辛格提到了中国的纳贡制度。他说，按照这种制度，凡是到北京参拜的外国君主都是皇帝的贵宾，美国的总统可以毫无顾忌地来往于世界各地，但毛泽东就不同了，他可以在家里接见任何国家元首，但他自己决不会轻易到国外去访问。后来，基辛格含蓄地告诉他，这次谈话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选手科恩无意中登上中国乒乓球队的专车，陷入了沉默。这时，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热情地赠给科恩一块杭州织锦，并与他握手。下车时，科恩手持织锦的场景被记者抓拍，成为爆炸性新闻。毛泽东趁热打铁，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1971年4月10日，美国运动员来到中国，开始为期一周的访问。隔绝了22年的中美交往大门由此打开。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小球拨动了大球。就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4月16日，费慰梅给梁思成写去一信，表达她与费正清重访中国的强烈愿望。病重中的梁思成接信后将其翻译，托夫人林洙送清华大学建工系革委会。彼时，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梁思成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幸得周恩来关照，被送至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仍须不断交代自己的“罪行”。1968年10月，梁思成在一篇题为《检查我的“爱国心”》的交代材料中，谈到毛泽东在1949年8月至9月针对美国国务院对华关系白皮书发表的五篇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梁思成说，读到这些文章后，自己才“如梦方醒”，“但在当时，我并不懂得，因而也没有深入地联系到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而认为自己从清华园解放的那一天看到了纪律严明、和霭可亲的人民解放军始，就已衷心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绝不是‘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而是‘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的。尽管过去我对美帝国主义完全没有认识，但读了这几篇文章，已经豁然开朗，有了明确的认识了。我对美帝绝无什么幻想，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抗美援朝运动更坚定了我这信念”。在这份交代材料里，梁思成提到了他和亡妻林徽因的好友——费正清及其夫人费慰梅。梁思成写道，大约在1951年秋，费氏夫妇来信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方面是“侵略者”，“我当即复信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并正告他们:从今以后，他们和我已是敌人，和他们绝交了。1955年，我妻林徽因逝世，他们又来信吊唁，我就根本没有理他们”。梁思成将费信译出后，给清华大学建工系革委会附上一信，托林洙一并交付，信中介绍了他与费氏夫妇自1930年代在北平相识之后的交往情况，又提到“绝交”之事:“抗美援朝时，他们曾来信说什么‘联合国军’是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通过由三十多个国家组成的，反而诬蔑我们是‘侵略者’。我怒不可遏，回信把他们痛骂一顿，并说，‘以往你们曾是我的朋友，今后，你们已是我的敌人了’，与之绝交。1955年，先妻林徽因去世后，（不知他们怎么知道了，）曾来信吊唁，我也根本没有理他们。”与费氏“划清界限”之后，梁思成接着写道:“费慰梅在重庆时和我们党可能也有些接触。我和林徽因认识龚澎同志，竟是费慰梅在重庆介绍的。（龚澎同志不久前已去世，估计乔冠华同志当时也随周总理在重庆，可能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断交廿余年后，在今天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总理接见了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之后，她又来信，并流露想来的意思。应如何处理？是否要答复他们？请指示。”信递了过去，杳无音信。在北京医院，林洙与梁思成的“病友”华罗庚说道此事。华罗庚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把信直接交给周恩来总理，信只要交到中南海北门的门卫处，总理当天就可看到。林洙闻罢，执信而去。梁思成没有等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逝世前，他对林洙说:“等到中美建交的时候，你一定代我向费正清先生和夫人祝贺。”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月，林洙致信费慰梅:“我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向你和你的全家热烈的祝贺中美两国建交。同时我也有些悲哀的想到我亲爱的丈夫梁思成，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等了7年才到来。”从此，林洙与费慰梅保持了近二十年的书信往来，直至费慰梅因病不能执笔。据梁思成晚年回忆，他与林徽因大约是在1933年，在“北京美术俱乐部”的一个画展上，认识了JohnFairbank和他的新婚妻子WilmaFairbank。后来，梁思成分别给他们取了中国名字——费正清、费慰梅。当时，费正清在清华大学任教，并为自己的博士论文（1953年出版为《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收集资料；费慰梅刚从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College）艺术史系毕业。费氏与梁氏从此结下深厚友谊。费氏夫妇就住在西总布胡同，离北总布胡同的梁宅不远，他们经常参加梁家的朋友聚会。费慰梅晚年在《梁与林》一书中回忆道:“徐志摩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是被梁家接纳的一位成员，就住在邻近的一座小房里。从梁家客厅的侧门，走过一个狭小的院子，就到了老金的住处。通过这扇门，他经常被找来参加梁家的聚会。一到星期六下午，流向就倒过来了，老金在自己的家里与老友们相聚。那时，梁氏夫妇就穿过老金的小院，来到他的内室，与客人们打成一片，在座的都是他们亲密的朋友。”这些朋友，包括张奚若、钱端升、李济、周培源、陶孟和、陈岱孙等著名学者。“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的人，快人快语而富感染力。”费慰梅追忆，“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痴迷于国际问题。陈岱孙，一位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大高个儿。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在中国他们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带头人。李济，受教于哈佛人类学和考古学专业，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很有影响力的社会研究所。他们与建筑史家梁思成、哲学家老金一样，拥有全新的观念，致力于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昨与今。”1934年夏的一次古建筑考察是梁氏与费氏最为难忘的经历。他们结伴调查了山西汾阳至赵城（今洪洞）的三四十处建筑，行程三百余里。其旅途之艰辛，如梁氏所言:“因同蒲铁路正在炸山兴筑，公路多段被毁，故大半竟至徒步，滋味尤为浓厚。”费慰梅则为她和费正清客串了一次“古建筑测绘员”而兴趣盎然:“四个人欢欢喜喜徒步或骑毛驴考察了附近的寺庙，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就租传教士的汽车去。正清和我很快就熟悉了丈量等较简单的活儿，思成拍照和做记录，徽因则从寺庙的石刻上抄录重要的碑文。”这是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进行的无数次古建筑调查之一。此前一年，赵城广胜寺宋版藏经之发现，轰动学术界，梁氏顺此线索，邀费氏同往，欲探查广胜寺建筑是否也为宋构，到后方知，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的一次地震致“古刹毁”，现存建筑为元代重建，“不过梁架的做法，极为奇特，在近数年寻求所得，这还是唯一的一个孤例，极值得我们研究的”。那些年，为读通宋《营造法式》，梁氏竭力寻找、调查、测绘中国早期建筑，并在1937年六七月间发现了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也正是在那时，日本全面侵华，打断了他们的工作，二人流亡至中国西南，双双病倒。此前已回国的费氏夫妇来信建议他们到美国避难，梁思成复信:“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1942年9月，费正清抵达重庆，参加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11月，他到四川李庄看望避居在那里的梁氏夫妇。眼前的一切，使他震惊了:“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在抗战烽火之中，在吃不饱、穿不暖、缺医少药的恶劣环境下，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的书写。这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梁思成逝世之后才得以出版，为让后者能够在美国面世，费慰梅在晚年倾尽全力。很难知道梁思成在前述交代材料中写下与费氏夫妇绝交字样的心境。事实上，在与费氏“绝交”之后，林徽因逝世次年，费慰梅来信吊唁，梁思成并未“根本没有理他们”。1956年12月30日，梁思成在给费慰梅的回信中说:“亲爱的慰梅:时隔这么多年收到你的来信是意外之喜……我知道你愿意分担我因徽因逝世的悲痛，你的同情与悼念让我深深感动。已过去逾一年半的时间了。徽因勇敢地与恶化的健康状况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过，在这封信里，梁思成没有提到1951年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处境，也没有提到他和林徽因关于保护北京古城的建议未获采纳之后的处境，更没有提到1955年他在中共高层发动的“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中的处境——正是在那场批判中，1955年4月1日，林徽因永别人世。“也许可以稍稍告慰你的是，在生命最后的6年半时间里，在生活与工作中，徽因从来没有如此快乐过。”梁思成在信中写道，“和今天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她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与绝对的自信，看到了她的国家和人民伟大而辉煌的前景。尽管健康状态十分糟糕，她却自豪地与其他建筑师们一道，分担着重建国家和培养未来建筑师的责任，她被任命为北京市高级建筑师和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同时在清华大学执教，被选举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她甚至找到机会改进景泰蓝的设计（记得它们曾经是多么丑陋吗？！），日复一日地‘浸泡’在车间里，紧张地与工匠们一起工作，创造了精美的作品……也许她唯一的遗憾是，她没有活着看到自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为之倾尽全力的光明未来。”以上这些文字，揭示了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之后，林徽因生命最后6年半的时光里，梁与林内心世界之一面。而在那些年里，他们所承受的冲击与心灵困惑，无一字提起。在梁思成接受思想改造的时候，大洋彼岸的费正清也陷入人生的低谷。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这之后，费正清被卷入1950年代对美国政坛震动最大的事件——麦卡锡主义风波之中。1950年2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称，美国政府尤其在国务院里有大量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特务。这如同晴天霹雳，美国上下一片哗然。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立即组成专门机构进行空前广泛的“忠诚调查”，在近4年时间里，闹得天翻地覆，祸水横流。费正清因为对美中关系和中国革命这样的重大问题发表过许多非纯学术性的言论，自然难逃此劫。中国的“抗美援朝”，使中美进入战争状态，原来企图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美国朝野人士希望破灭，这对费正清这样的美国学者来说无异于重大打击，麦卡锡们则获得攻击对手的炮弹。1951年8月，费正清访日申请被拒绝。随后，他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指控，称他对中国共产党有“无可怀疑的同情”，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还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支持者”。有人甚至发誓说费正清1940年代加入了共产党。最使费正清震惊的是他的朋友——历史学家卡尔?威特福格尔也将他“出卖”，故弄玄虚地说:最紧要的不是费正清是否是共产党员，而在于他是否帮了共产党的忙。费正清与当年梁家茶座上的朋友、法学家钱端升良好的私人关系也被列为一大“罪证”——“1943年，你妻子曾要求付给钱端升稿酬，并由她寄送给中国的钱端升。”费正清诧异道:“人如果被列为怀疑的对象，那么他的一切活动均可能被视为可疑的行为。所谓的罪名一经株连，便会不间断地蔓延，一个小小的污点可能会被放大成谋叛，足使你有口难辩。”在这场政治闹剧中，有人丢掉饭碗，有人沦落海外，有人被判有罪……共产主义人士罗森堡夫妇甚至被处以极刑。费正清被迫证明自己是“清白”的，终因麦卡锡歇斯底里树敌太多声败名裂，而得到“平反昭雪”。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在《费正清评传》一书中，对这段历史发表评论:“有些时候，民主政治离愚民政治实在只有一步之遥。”可以想象，梁与费若能重逢，心中有多少话语需要倾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里，梁即使见到了费，触及自己的坎坷遭遇，多半只会无语——195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时常在《参考消息》上出现大名的费正清，可没少让他的中国朋友受罪。“必须交代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密切关系，”1957年8月，《北京日报》载文揭发“右派分子”、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钱端升到美国哈佛大学教书，住在费正清家里十一个月。费正清这个老牌特务这样看得起钱端升，把他请到家里去住，关系之密可想而知。钱端升与费正清是什么关系？接受了费正清的什么任务？替费正清做了哪些反共反人民的事情？”钱端升被迫写出《我的罪行》，被登在《北京日报》上示众，其中交代了他与费正清的关系:“我还和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有过长期的关系。自一九三七年起，我到美国必去访问他。在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冬，我到了现在看来是敌国的哈佛大学。当时我就住在他家中。这还不够，解放后，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为了促成我用英文写的一本关于旧中国政府的书的出版，并为了要他代购一些书籍和代领应退的一部分所得税，我去过二十封信，他来过十八封信。信中还讲到许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所决不会讲的话。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去信有这样一段:‘作为一个要求合乎时代的中国人，我诚意地钦佩新秩序的缔造者，尽管我本人可以遭受一些不方便和不谅解，而且在今后还会遭受’。九月六日去信有这样一段:‘我的在贝克莱（加州大学所在地）和伦敦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广为流传的信，我想这一定是指我给你的信。请将此信留给你自己（就是不要流传之意），因为，有时可以有复杂的事情发生。’这件事他于十月四日来信也承认了。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的去信中介绍了国家经济好转情况，写这些信，不但是敌我不分，丧失了民族的立场，而且使敌人可从中取得情报，从而加以渲染曲解，以达到诬蔑我们党、我们人民的企图。……费正清披着‘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外衣，长期为美国国务院服务，抗战期间内更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意识地为美国帝国主义培养一批白皮书中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而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钱端升哪里想得到，十年后的一天，费正清这个“老牌特务”与钱端升在哈佛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基辛格，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972年5月，作为中美关系史上的功臣，费正清偕夫人费慰梅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来到北京。“对于我和慰梅来说，1972年重返北京仿佛是我们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的聚会。”费正清晚年在自传中写道。但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上，他们再也不能看到梁思成了，仅仅因为迟到了一百多天。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费正清致辞:“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就等于中国的一半。可是，这一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费正清、费慰梅见到了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这些1930年代在梁家茶座上的老友，兴奋之余，多少有些失望。在当年的朋友圈中，执教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张奚若与费正清很谈得来，在梁家雅聚，他们坐下来一聊，往往就是几个小时。可是，那般倾心的交谈，在这一次久别重逢中，成为明日黄花。费正清在自传中写道:“昆明时期的自由主义人士张奚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极力鼓吹过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绝对个人主义思想，令人奇怪的是，他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极力捍卫集体主义的官僚，并曾一度主管过高等教育工作。他由他那位漂亮的妻子和一名护士陪同，特意前来探望我们，那位护士不时地为他量着血压（有护士在场，看来他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能在这里再一次见到他，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张讲话最多，但没讲出什么内容。他怎么晋升得这么快？其中的奥秘我们一无所知。”他以复杂的心情追述了与金岳霖、钱端升的相聚:“在乔冠华为我们准备的晚宴上，我们见到了他的老师、逻辑学家金岳霖，参加宴会的还有钱端升，他们身上穿着新制服，是用轿车接来的。他们两人一直过着幽居独处的生活。钱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便与大众生活隔离开来。他坐在一个非常不显眼的角落，离宴会主持人相距甚远。我想，他几乎要变成端汤上菜的佣人了。乔冠华建议说，希望金先生和钱先生常能来宾馆探望我们，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人人都能听到。这显然是在向公安人员打招呼，委托他们安排办理此事。后来他们一起来到了我们房间，我们有如久别重逢的知己一样，促膝交谈，叙旧话新，但他俩对他们个人的经历却只字未提。在谈到我因与钱的联系而遭起诉的时候，我把我个人与麦卡锡主义斗争的经历一古脑儿地倾诉出来，可当提到他因与我通信而遭指控的时候，钱端升对他此后的遭遇却闭口不言。”费正清很想知道朋友们后来的境况，却一无所获。这种情况在1979年1月林洙遵梁思成遗嘱给费慰梅写去第一封信之后，发生了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那个年代，林洙与费慰梅通信仍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怀着对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伟大友谊的敬意，和对梁思成深深的爱，林洙义无反顾。如今，这些信件已是无比珍贵的史料，让人常读常新。王军201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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