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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原名梁秉钧，生于广东新会，在香港长大，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始创作，译介法国、拉丁美洲小说及美国地下文学，撰写评论，任文艺刊物编辑，与友人创办杂志，推动本地文艺创作发展。除牛津版作品外，还有《雷声与蝉鸣》、《布拉格的明信片》、《食事地域志》、《游诗》、《半途》、《博物馆》、《越界书简》，英译诗集《CityattheEndofTime:PoemsbyLeungPingkwan》和《TravellingwithaBitterMelon:SelectedPoems1973-1998》，德译诗集《蔬菜的政治》等等。曾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后为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主任，于2013年1月6日逝世。
也斯的《山光水影》，使读者在人影匆匆、泛眼的风光里头，看到许多人们视而不见的香港面貌。他把香港的山水，都放到恰当的位置，引起人们的游兴逸致。他对香港这城市怀有一份深厚的感情，自童年时代从近乎乡村的黄竹坑搬到北角，也斯便处处留神。香港这座城市的街道、人群、山水、光影、颜色、欢乐与哀伤，构成了《山光水影》一书的内容。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香港的曲径、香港的态度、香港的声音和香港的山光水影。著名华文作家梁文道先生说:“当我回到香港，想要迅速地重新认识这个我出生的故土的时候，我发现也斯给了我一条很独特的门径。他是今天华文世界*好的作家之一。”
文学家也斯（山光水影/序）
黄梵
读也斯先生的散文，会让人有突然不再眼瞎的醒觉。此前我读过他的《在柏林走路》一书，他的学识、谦逊、爱港的拳拳之心，让他能看清香港诸多文化问题的答案，其时人已在德国。他盛赞德国时，很难不想到香港文化的欠缺。就连在图宾根参加“闻一多研讨会”，也带给他世界主义的感触:“异乡的评论和演绎令我们反省:很难再狭隘地说只有中国人才懂中国文学，反而应该珍惜跳出狭隘观点的交流……”他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矫正香港文化的一代先驱。他早年是对夏宇等台湾诗人产生了影响的香港诗人，其第一本诗集署名梁秉钧。关于他的诗，于坚去年在南方都市报上写过一篇夸赞文章，他内疚先生这么好的诗，他竟“发现”得这么晚，他俩本该一见如故。德国比中国大陆更早发现先生诗作的好，继邀请北岛、顾城、杨炼、舒婷之后，德国国际文化交流署把发现好诗人的目光，转向了先生。上述《在柏林走路》一书，便是先生那次作为诗人受邀访德的成果。考虑到诗是先生早年创作的核心，我用诗的眼光看待先生后来的散文写作，也就合情合理，并不为过。打个有点抽象的比方，诗之于先生其它体裁的写作，犹如泛神论者的神之于万物，哪怕捡到一朵落花，他们也会对潜入了落花的神性恭敬有加。
诗是先生散文中看不见的灵魂，这本《山光水影》便是极好的例子。如果说这些短文的精短，不只是因为报纸专栏篇幅的限制，也取决于这些短文具有的诗心，一定会有人质疑我。但我想说，这些短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先生选择了一种诗性语言，这种语言的根本智慧在于克制，和对悖论的迷恋。“小岛睡了。小岛并没有睡。那些躺在门前帆布床上的人静了，但还有我们，还有这场凌晨三时半的雨。”（《长洲，凌晨三时半的雨》）“对事物知与未知之间，生活一切还不曾固定下来的那些光阴是最美的，但也是最充满焦虑的……就像这个雾的故事。”（《雾》）“没有事情是完美的，当风在外面怒吼，而这是你在黑暗世界上唯一的营，你会珍惜枯枝的火光、吵闹的笑语。”（《风中的营》）先生善于把事物的两面拉入短文，同时打开正反，来产生悖论似的妙趣。这不是无关宏旨的策略，恰恰是先生从诗继承的最妙的思维，使得他总能看见事物的“另一面”。“另一面”之所以被人们忽视，是因为它不只是客观物象，身临其境也未必能看到。这“另一面”来自诗人的主观凝视，若无一颗比常人深的诗心，“另一面”就会雁过无痕。在《晒太阳的方式》中，先生不会略过正常晒法，但人群中隐着一个少女的胆怯晒法，也没逃过他那双被诗训练的眼睛，“双脚却是暗灰色，那是因为她穿了丝袜……这双灰暗的腿，像两头臃肿而犹豫的野兽，试探地爬上前面低低的铁栏，举起头，笨拙地转动，初次尝到阳光的滋味。”在《早上的事》结尾，先生写道:“我忍不住想:我这样体谅机器，机器也会同样体谅我吗？清风哗笑着在我头顶经过。”诗心不止令先生始终难舍事物的两面，使他看得更远、更多，也让他心有旁骛。
先生着力旁骛的，当然是充满诗性的语言。细品先生的散文会发现，他的散文多数是逐句追随出来的，后一句追随前一句，前一句的节奏、语感、意象，都成为后一句的向导，文章意图并非事先预设，是依靠语言逐字逐句完成的一场发现。读者不得不跟着他的视线一起寻找，没有找到之前，读者会把文章主旨寄托于结尾。先生安排起结尾来，颇似美国作家卡佛，并不在乎读者索要的重要“意义”，常靠平淡无奇将意义悬置，令传统读者不太适应，如《路、房宇、海水》《一杯热腾腾的东西》《雨》等。这种顺应语言寻找之旅的写法，当然来自诗歌，也使散文不再变得一模一样，因为语言的每一次摸索前行，很难走同一条老路。语言通过摸索，既丢失了规整、一致，也造就了散文多样的面貌。比较《一团面粉》《烂头东北》《路、房宇、海水》等，可以看清它们大不相同的外貌，都来自对语言的尊重和顺应。记得大陆有人曾向我抱怨先生散文的“驳杂”，是的，这本《山光水影》与我读过的另一本《在柏林行走》，确实不像同一人的作品，但我对“驳杂”的看法大不一样。“驳杂”恰恰揭示了散文有更广袤的新疆土、新可能，也让读者懂得，美的创造不是中规中矩的一劳永逸，美是需要不断越界的创举。如同台湾散文大师王鼎钧已把小说、戏剧、诗歌悉数化入散文，先生也让他的一些散文具有小说的形貌，比如《一团面粉》《夜行》《圣诞卡》等，但抵达的来路与王鼎钧先生很不一样。大概王鼎钧先生早年的诗，远未有也斯先生诗的成就，前者的散文就不太仰赖语言的敏感摸索，前者靠事先深思熟虑的思考，创造了许多绝妙的说法。我在纽约与王鼎钧先生聊天时，蓦地意识到，他那些说法已先于写作存在，他驾轻就熟，写作时信手拈来。但也斯先生的思考方式，更像一个诗人，一切思想和意味，都仰赖写作之中的语言摸索，正是复杂诗意的驱使，令先生的散文有了更开放的“驳杂”，也令先生写得出所有的体裁:诗、散文、小说、评论、论文等。我也读过先生的小说集《养龙人师门》，从诗人的角度去理解，便有着更丰沛的说服力，那是诗人小说，里面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充满诗的意味，都来自语言克制的恰到好处。先生以这样的诗心写了半个世纪，也该令有心人了解他文章的魅力所在了吧？！
也斯先生的文学事业和身份，更适合用一个笼统的词“文学家”来概括，与当代津津乐道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等专家概念，格格不入。他的写作完全不受专业划分的束缚，这让我想到每种文化总会旁逸斜出，贡献几个类似的人物，他们意志强大，能力超强，不甘一生做某个体裁的专职奴隶。法国有考克多，美国有沃伦，阿根廷有博尔赫斯，他们都因其丰富的内心，不肯舍弃任何一个体裁。也斯先生身处香港这个“倾侧了的社会里”（也斯语），却做着和他们相同的事，那血淋淋的精神冲撞，可想而知。也许恰恰处于做文化事倍功半的社会，有心人更能感到诗的必要，因为诗是一切文字美感的源头，惟有它，不会乐于接受商业理性的控制。就诗的本性来说，诗是一种脱离设计的迷思、想象、浪漫、情感，很难成为现实主义文体，先生善用它来写散文，就会在人迹稀少的个人与社会之间，找到重新发现、想象和命名的自由。这是沃伦、博尔赫斯等人写作历程中的真实故事，也是藏在他们多种体裁写作中的共同秘密。也斯先生，这位香港的后来者、集大成者，靠一己之力的摸索，居然殊途同归，和上述境外前辈一样，走上了一条包罗万象的写作之路，即试图把观察和思考，用意味幽远的诗意永远锁牢……
2015.10.3.写于南京六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