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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涛，1963年生于河北廊坊，《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政协委员。
《先前的风气》共九个专辑，一、二辑为“信史的沟与壑”“《汉书》告诫我们的”，是读书札记，粗识《汉书》《史记》《列子》《尚书》《礼记》等书，以古代典籍故事关照今日世风，探讨当今社会的某些问题。三、四、五辑为“身体里的风气”“正信”“旧砖与新墙”，从中医原理、佛教故事、佛教理念，及具体的汉字原意，试图寻找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可贵精神元素。六、七辑为“贾平凹记”“由一本文学史著作引出的七个话题”，从编辑和同事的角度解读鲜为人知的贾平凹，由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出发，探讨文化观念。第八辑为“耳食之言”，是《美文》杂志“稿边笔记”的专栏文章，主要谈当今的散文写作及文风问题；第九辑为“文学，文风，以及中国文化气质”，是一个授课提纲，从文化、文学、创作、作家等角度讲对中国文化文学等问题的粗浅认识。
《先前的风气》是作家穆涛的散文集，内容涉及经史春秋、历法农事、道德觉悟、帝皇将相、旧砖新墙、文情书画、饮食男女……除了少数大篇幅，大多仅为寥寥数百字或千余字。但篇幅短小不等于内容单薄，形体瘦弱不等于思想乏力；相反，穆涛的散文文以载道，言之有物，在小中见大，在绵里藏针。文字磅礴大气、犀利尖锐，处处闪现着中国传统士大夫难能可贵的儒雅、抱朴、惜字如金、心忧天下的人性光华。文章重趣味、善用典，节制、内敛、精致、巧妙，语尽而意不尽；以独特的文白嫁接语言激活“原本已经死去了”的历史，表面上看，说的全是旧人旧事，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又全在当下社会。总之，作品经纬百态，包容万象。读来如看静水。乍一看表层，是向一个方向流动。细一看底层，却又是向相反的方向。永远的层层叠叠，深不见底。直看得人全神贯注，心惊肉跳。及至水落石出，又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悟。
《汉书》告诫我们的算缗和告缗缗，是旧时串铜钱的绳子，由此成了量词，一缗，为一千文。算缗是汉武帝颁行的营业税种，课征对象是工商业者及手工行当，旧称“贾人末作”。末作即末业，农为本，商贾为末。算缗的征收方式是经营者自行申报财产，“各以其物自占”，依财产纳税。“率缗钱二千而算一”，一算是120文，2000文缴120文，税率为6%，小业主减半，“率缗钱四千算一”。算缗里还有车船税，“轺车”缴纳一算，轺车是以前的豪华私家车，是奢侈品。轺即遥，“四向远望之车也”。“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是公务车，不在征收之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如果隐匿不报，或不据实申报，惩罚是严厉的，“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算缗令”是公元前119年颁行的，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检举人可获得罚没金一半的奖励。算缗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西汉初年的农业税是1/10，比较高，文帝免了十二年税，后降为1/15，景帝再大幅降为1/30。汉武帝是有作为的皇帝，有作为，就是多做大事情。汉武帝北征匈奴，南威夷越，又好大喜功，在赏赐上也是大手笔，“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举一个汉武帝的实例，汉使赴身毒国（即印度）出访，中途在昆明国受阻，未遂而返。汉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在西安西南郊凿湖四十里，“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造大小战船几百艘，“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汉武帝有点像今天的美国总统，外交上稍受挫折，即展现武力雄风。大作为是以国库坚实为前提的，汉武帝没有增加农业税，而是把手伸进了商人的口袋。汉代的商人有“市籍”，即城市户口。“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国家明文规定，贾人名下不能有土地。早先的城市户口和今天的农村户口差不多，不太受人爱戴。告缗这道法令值得反思。告缗的收效是巨大的，“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但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中国的商贸业在汉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比这更可怕的是，告缗使民风败恶，倡导诚信反而使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汉武帝时期有一位纳税楷模叫卜式，洛阳人，以养羊为业，后来发展成规模化养殖，有几千头吧。他在两次战争中受到汉武帝重奖，并且被破格提拔为官。一次是北战匈奴，卜式上书，愿捐出一半家产。“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另一次是南征，卜式又上书，愿“父子……死南越”。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后又拜御史大夫，由地方官晋为京官，但不久卜式就失宠了，因为对车船税提了反对意见:“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上不说（悦）……贬为太子太傅”，名噪一时的拥军爱国明星去履任闲职了。经济政策是用来富国的，如果沦落为政府敛钱的手段，就是误国了。董仲舒的藏身之处墓，是人最后一个藏身之处。董仲舒的墓碑，被砌在一堵墙内。墙是一家部队干休所的，碑面临街，上书“董仲舒墓，陕西省第一批保护文物，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另一面在干休所内，上书:“董仲舒，西汉哲学家，其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对于西汉的统一与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所著《春秋繁露》《董子文集》传于世。昔汉武帝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马，故世人称之谓‘下马陵’，明正德时陕西巡抚王修建陵园，称为‘董子祠’。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咸宁知县黄家鼎重建祠堂三间，并于大门前立石，上刻‘下马陵’三字。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又对陵园重加修缮，以示对这位西汉学者的纪念，墓现存封土高约2.5米，直径约6米。”在西安老城墙的东南方位，傍着城墙根下，由文昌门至和平门这一段道路长约八百米，叫下马陵。董仲舒的墓碑就被夹立在这条街上。关于董仲舒的墓，史志上大体有三种说法。下马陵是一种。第二种说法是《陕西通志》（明嘉靖）里的记载:“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为第三种:“仲舒在家（今河北衡水枣强），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史记·儒林列传》只是讲到“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茂陵是汉武帝陵寝，茂陵以北一华里外有个村庄叫策村，隶属兴平市，几百户居民多为董姓，在策村东南，有一封土冢，当代专家考据认定是董仲舒墓。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这个记载与策村相吻合。今天《辞海》和《辞源》的说法也有差异。《辞海》为:“下马陵，古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和平门附近。本西汉董仲舒墓，一说汉武帝游宜春苑，曾在此下马，一说董的信徒过此皆下马，因以为名。俗称虾蟆陵。”《辞源》为:“虾蟆陵，地名，在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陵。见唐李肇《国史补》。一说汉武帝幸芙蓉园，至此下马，遂误为虾蟆陵。唐时为妓女聚处，唐白居易《长庆集十二琵琶引》:‘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董仲舒了不起的地方，是奠基了儒学在中国文化里的核心位置，由礼而理，以礼入教。在中国，即使再偏僻的村子，即使是文盲村，没有人念过什么书，但儒家仁义礼智信那些基本常识也是熟稔的。董仲舒还有一句话，该给予重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限制地方势力，树立天子权威。限制天子权力，树立顺天地应自然的法度。天子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受命于天。在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有这样的认识，真是挺伟大的。我们多年前有一首歌，开头的歌词是，爹亲娘亲不如什么亲，天大地大不如什么大，两者一比较，认识上的区别就出来了。尊师重教，是今天的口头禅。师与教，怎么样尊，怎么样才算重，仅靠嘴皮《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账《汉书·食货志》是阐述汉代三农问题及国家财政手段的大文章。食货的定义是:“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今天有一个时尚词，叫新农村建设。《食货志》里讲的，是中国的老农村建设。以前的史官，是记录国家历史的官员，也是给国家做顶层设计的行家。在《食货志》里，班固规划了一个村庄蓝图:八户人家，井田一方，九百亩为一村落。每户“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八户人家各拥有两处屋所，农忙时田野里一处，秋收后邑里一处。“在野曰庐，在邑曰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每户受十亩公田，是预防邻里纠纷。谁家房基地宽了，谁家的庄稼爬到别人地里去了，这一类的隐怨可免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以前的百姓不叫公民，叫子民，皇帝是家长，老有所养，少有所教是国家义务。“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人到七十古来稀，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赡养。十岁以下的孩子，地方政府有责任保护他们健康成长。十一岁到二十岁“受田”之前，地方政府要督促他们奋发好强。教育是政府的重要工作。“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在小学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十五岁以后才进行爱国、爱党以及专业教育。班固的这个设计是合情理的，在小学学习做人，年龄大一些，再学习别的。小学阶段是不适宜进行“革命接班人”训练的。“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农民安心生产生活，踏实过日子，国家才会平稳安定。怎么让农民安心呢？班固为农民说话，也为农民算了一笔良心账，读着既怵目，也让人沉思。以五口人家为例，种田一百亩，以亩产1.5石计，收成是150石，上缴10%的农业税，15石。月人均口粮1.5石，全家一年需90石填饱肚子。余粮45石。当年每石粮食市场价是30钱，销售后，收入1350钱。再除去日常开销、衣物等项，每人每年300钱，需1500钱。教育、祭祀（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费用约300钱。五口之家辛苦劳务一年，净亏450钱，且“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面对农民的这种生存压力，政府必须介入，这是政府的应尽之责。班固列举了战国时期的“魏国模式”，鼓励增产增收与政府平准粮价相结合。丰收年，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粮食，作为国家储备；灾年，以低价开仓济民救市。班固清醒地认识到，平准市价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政府。“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食货志》里还细致地介绍了几种先进的农耕方法，包括新发明的农用机械，该算作当时的农业高科技。汉文帝的伟大之举是减免农业税。先由1/10减至1/15，后听从贾谊晁错谏言，全部免除，“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十三年后，景帝二年，又大幅降为1/30，“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2004年，中国部分省市试点免除农业税，2006年起全国免除农业税，取消烟叶以外的农林特产税。这是一项大好的政策。但当年一家大报有一句评述:“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这位作者，可能没读过《食货志》。还有一点需警惕，当下农用物资的乱涨价，是给这项好国策打折扣的。八政与九畴《洪范》一文出自《尚书》，讲帝王术的，是对话体例。武王克服殷商典立周朝，向箕子问政，箕子以大禹治水，洪水就范开题，讲述了天子必须具备的九门学问。后人称之为洪范九畴。“洪范”这个词由此被引申为崇高规范。箕子是商朝的持不同政见者。《论语》里有一句话:“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子曰，殷有三仁。”这句话有点笼统，但微言大义，点出了殷商失国的最大症结是失仁。《史记·微子世家》讲得具体，也形象生动。微子、箕子、比干是殷商重臣，也是纣王的反对党。微子是纣王的长兄，箕子和比干辈分高，是亲叔叔。三位政治人物三种人生走向，三种结局。微子先流亡，后投诚武王，“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微子后来鼻祖宋国。比干因直谏遭挖心而惨死。箕子先装疯，再为奴，后远走东北，开疆拓土，建立了朝鲜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史记·微子世家》）。这次访问的成果就是留传下了《洪范》这个大文章。武王给箕子的报酬也是巨大的，“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史记·微子世家》）。中国与朝鲜是兄弟国家自武王封箕子始。《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是: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礼、兵）；协用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建用皇极；又用三德（正直、刚克、柔克）；明用稽疑（卜筮）；念用庶征（天地的预兆征象）；向用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孝终命）；威用六极（凶、疾、忧、贫、恶、弱）。《洪范》一文浓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后朝高度重视，是太子的必读书，也是皇帝的工具书。九畴里的农用八政，讲国家管理的八个层面，是最早的“国八条”。食，泛指农业。货，金融、财税、工商贸易。祀是敬，是谢天谢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诸侯祭域内山川。”古人很少讲重整旧河山、人定胜天这一类硬茬子话。我们这一时代建国六十余年，在江河治理上下手太重，黄河时而断流，一些中小河流严重缩水甚至干涸的问题应视为教训被汲取。司空是城乡基本建设。司徒是教育。司寇即司法。礼是法律行规，政府的文风，百姓的民风及精神文明。兵指军事。古代的干部考核，也是以“八政”做基础的，比如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考核官员业务能力的各项指标规定得很具体。在古人的认识里，一个公务员，仅有政治觉悟，是不称职的。《洪范》九畴，是《汉书》写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汉书》成为一部中国大书的基本所在。我们今人修史或著书，用什么作为指导思想，我觉得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和慎重对待的时候了。采风是怎么一回事采风的正义，是民意调查。早先的君王，与后世的情景差不多，从身边人嘴里听到的，基本上全是好听的，动听的，耐听的，真话与实情基本上听不到。为防止被与世隔绝，就开通了这条洞察民间冷暖的文路。采风主要是采诗，采集老百姓创作的反映日常甘苦的诗。早先的诗，与后来的诗也有点区别，后来人写诗，多显示文学上的才能，是文学创作，为做诗人而写，为出版诗集而写。早先的诗主要是抒写人活着各种各样的难受，各种各样的不容易。是即兴的，是有感而发的，是有的放矢的。有点类似今天的手机短信，国家出台了新政策，或者社会上有了突发事件，百姓里的智者就及时地做出导读或点评。典籍里是这样记述“采诗”以及诗的定义的: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於邑，邑移於国，国以闻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春秋公羊传注疏》）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汉书·艺文志》）《诗》以正言，义之用也。（《汉书·艺文志》）“官衣食之”，穿着官服，领着官员俸禄，用今天的话讲，叫比照公务员。采诗机构，相当于文联这样的部门。“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采诗官摇着木铎沿路采诗。木铎，是早先的响器，大铃，铜制木舌。古代有重要政令出台，或重大节点日子才使用木铎，“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比如春分这个节令，春分早先的称呼叫日夜分，“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这是礼记里的话，意思是，进入春分，雷声发作，间或闪电，冬眠虫类觉醒，破土而出。春分前三天，要摇着木铎警示百姓，“雷声即将发作，言行举止有不守礼仪规则的（天将惩戒），生下的孩子会有缺陷，还会有别的凶象”。日夜分，是天循法则，人也要守社会的法则。以这个层面为出发点，就容易理解《论语》里的这句话了:“天下之失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以前诗官采诗，侧重“怨刺之诗”，如果国家没有发生重大功德事情，没来由地对政府或领导歌功颂德，被视为诗里的下作，不被采信。当年的君王真够了不起的，他们进行民意调查，不是往各地派出工作组，工作组收集上来的意见大概不够鲜活，百姓因为有所顾虑也不一定敢说实话，在信息交通手段那么差的时代，有采诗这样的政策，应视为大的政治智慧。采诗制度真正的实施，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在隋朝已经有人发出了感慨:“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清朝的画家俞蛟也有调侃的句子:“采风问俗，纪载宜详；品翠题红，篇章争丽。”今天也倡行采风，说“采风问俗，纪载宜详”有些奢望，但愿“品翠题红，篇章争丽”少一些，尽可能地说几句真话和实话吧。使时见用功化必盛文章当合时宜而著。合时宜，是切合社会进程的大节奏，而不是一时的节拍或鼓点。写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着，看出世态的焦点所在，看出社会的趋势之变。文章一旦失去时代与社会的实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食货志》里引述了贾谊的《论积贮疏》和《谏铸钱疏》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论积贮疏》着眼于国家储备，《论贵粟疏》讲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汉代建立在暴政之后，说好听一点叫百废待兴，实际上是国力疲敝，民不聊生，当务之急是安农务业，明白“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道理。“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之为汉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这些金玉良言是真知灼见，也是汉代文景之治的基石。《谏铸钱疏》讲货币改革。汉朝立国，货币上仍袭秦制，用的是“十二铢钱”，百姓俗称“秦半两”，古制一两二十四铢。吕后掌权柄后，铜资源匮乏，缩水为“八铢钱”，汉文帝再缩，为“四铢钱”，当时的货币不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而是允许私铸，铜矿掌握在几位王公贵胄手中，大的利益被他们霸占了，小商人也是各出奇招，甚至用锉刀把铜钱锉薄锉窄，用铜屑再铸。当时的钱质量不一，有的不足一铢钱，大小如“榆荚”，被讥为“榆荚半两”。贾谊上奏，据陈弊害，力主废止私铸，由中央统一制行。但碍于时政，文景二帝均未能实施，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才颁令禁私铸，先制“三铢钱”，仅发行一年又废止，再发行“五铢钱”，沿行七百余年，成为世界上被使用最久的一种货币。贾谊和晁错的文章之大，就大在合时宜。贾谊是洛阳人，十八岁“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二十一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悦）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超迁，是破格提拔。但“宫廷水深，惟定力能够”，仅仅两年，贾谊因“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贬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在长沙期间，一天黄昏，有鸟飞入其室，鸟是不祥鸟，伤时叹岁之余又写出《鸟赋》。28岁时，贾谊回到长安，转任文帝幼子梁怀王刘揖太傅，这一时期又振奋起来，写出了备受毛泽东推崇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32岁时候，梁怀王坠马身亡。第二年，贾谊亦忧郁而终。司马迁给贾谊的评语是:“读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班固《贾谊传》的结论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毛泽东有两首诗，是专写贾谊的，一首七律，一首七绝。少年倜傥廓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汩罗步尘埃。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晁错是颍川人，在今天的禹川一带。晁错先治刑名之学，再拜儒家，敢言敢谏敢为，政治资历也厚实。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之后，“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文帝山崩，太子即位为景帝，“以错为内史”。内史位高权重，是皇帝秘书，后升迁御史大夫。《汉书·艺文志》把贾谊列为诸子，把晁错归入法家，晁错文章存目三十一篇，但多数佚失，现存的散见于《汉书》里，有《论贵粟疏》《言兵事书》《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司马迁给晁错的评价是“峭直刻深。”《史记》有《袁盎晁错列传》。司马迁把袁盎和晁错排放在一起是有用心的，两个人同为股肱大臣，却是政敌，是死对头。“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晁错借吴楚七国之乱想除掉袁盎，但袁盎功力更胜一筹，抢先一步，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说服景帝，“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穿着官服在长安东市被腰斩。晁错政治见解高明，但政治技术一般，性格也糙一些，“诸大功臣多不好错”。《史记》里记载了两个细节，略可见晁错生硬的一面。任职皇帝秘书时，内史府紧邻太庙，门朝东，出入不太方便，晁错便凿了太庙的墙从南门出。太庙是皇帝奉祖的地方，凿太庙是大不敬，是死罪。宰相申徒嘉也是不太待见晁错，如果不是皇帝出面调和，这件事足以要了晁错的命。景帝时期，地方诸侯势力颇大，晁错上书请求削藩。此事在朝中争议很大，晁错父亲听说后，从颍川急匆匆赶到京城长安，力劝晁错停止这件事，晁错坚持己见。“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晁错为国家谋事办差，是背着逆父害父的恶名声的。贾谊和晁错都是兴国的旷世人才，汉代有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是得到这两位人物的智慧因果的。兴国人才，不一定是治国人才，难免有不全备之憾，还是班固概括得好，评价也中肯到位——“使时见用，功化必盛”。刘邦的新农村建设汉高祖刘邦即位后，在长安城东郊郦邑，今西安市临潼区内，依照老家模样，为父亲刘煓克隆兴建了一个村子。刘邦的出生地是“沛丰邑中阳里”，今天徐州丰县境内。公元前197年，高祖十年甲辰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刘邦颁诏:“更名郦邑曰新丰”。《西京杂记》是这么记载这个新农村的: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其匠人胡宽所营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刘邦是孝子，见父亲因想念农家乐而郁闷，很是心急。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儿子，顶大了会陪父亲回老家住些日子。但他是皇帝，他可以再造一个村子，连父老乡亲一并搬迁过来，“移诸故人实之”，而且是高仿真的，鸡狗鸭羊都能找到各自的家门，皇威浩荡，鸡犬升天。只是这个村子不太注重文化建设，“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衣冠子弟指的是有教养的年轻人，刘邦当时真应该建一所希望小学和希望中学的。他一辈子看轻读书之乐，他打小就敬重土地。“高祖少时，常祭榆之社”，社是土地庙，枌榆是他老家一个乡里地名，因此建新村时，家乡的土地爷也被请过来了。胡宽是建筑师，他把新村子复原到这般地步，修旧如旧，传形也传神，是大手笔，收点礼金是该得的。关于刘邦的父亲刘煓，有两件具体事，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均作了记载。其一,刘邦不是他亲播的种子。“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大泽之陂”，湖边的意思。“太公往视”，他是亲眼目睹他老婆神交过程的，正史胆敢这么写，真是史家的骄傲。其二，刘邦即位后，刘煓对儿子也是常端严父架子的，刘邦设置一个官位，“太公家令”，即太公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深明大义，劝谏太公:“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太公知错即改。刘邦颁诏“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刘煓成为中国历史上活着被尊为太上皇的第一人。刘邦在建国治国上不拘一格，在治家上也够创新的。新丰村是被皇恩照耀着建成的，是国家直辖村。外在建设是一流的，但鸡狗有着落，民心无着落，“新丰村多无赖”，史评如此真够露骨的。刘邦建这个村子的初衷也不在民心上，他尽的是孝心，全村人是帮着他尽孝的。因此他父亲百年之后，这个村子差不多也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