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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种。代表作《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韩、越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余种。
本书记录作者1977-1979年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式写作”的人和事。书中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旧照，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不可或缺的见证。在那个年代，这些记忆一如江河早春的凌汛，带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来到人间。
出版背景:
我计划要写的这一套书有五本，先后是《无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8-1979）、《激流中》（1979-1989）、《搁浅》（1989-1994）、《漩涡》（1995-2015）。五本书连起来是我五十年精神的历史。我已经提前把第二本《凌汛》写出来出版了。现在写《凌汛》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建社六十多年，这里见证了中国新文学及出版的历史，承载着很多作家编辑的记忆。本书是作家冯骥才从作家的角度讲述历史节点上文学的生态的现场，其中一代风云人物的苦乐悲欢及其轶事令人感慨，也鲜有人记述。在今天阅读市场如此变化的情况下出版本书，不光是对过去文学的一份纪念，也是对图书出版，以及那个时候的编辑和作者的情谊的一份纪念。
今年入夏，北京几位文友来津做客，内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闲话里说到人文社坐落在京城朝内大街上的那座老楼将要拆除翻盖新楼，说我曾在这楼里住过不短的时间，知情不少，该给他们写点回忆的文章。这话一下子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层的什么东西，怦然一动，未等开口，一位老友说:“大冯和人文社关系非同一般，说不定会写篇大块文章。”我便信由一时心情接着说:“我的*部长篇、*部中篇、*个短篇都是在人文社出版的。我还是‘文革’后*个在人文社——也是*个在中国拿到稿酬的作家呢。我是从人文社进入文坛的。我在人文社住了两年！说不定能写一本小书呢。”此刻，我忽然记起早在1981年我和人文社社长严文井先生的通信中表达过这个想法。现在我把这段文字找了出来:
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培养起来的作者。我把人文社当作自己的母校。数年前，我是拿着一大包粗糙的、不像样的稿子走进朝内大街166号的。那时，我连修改稿子的符号和规范都不知道。是老作家和编辑们一点点教会我的。他们把心血灌在我笔管的胶囊内，让我从社里走出来时，手里拿着几本散发着纸和油墨芳香的书。我有个想法，也许过十多年，或许更长的时间，我要写一个小册子，叫做《朝内大街166号》。我心里珍藏着很多感人的材料和值得记着的人物。
信中所说的“更长的时间”竟是三十年吗？怎样的情结仍然能撩动我这个陈年已久的写作想法？
不过，对这件往事当时并没说，文友们却已经猜到我“囊中有物”，逼我掏出来，由此便约定写这文章了。其实当时也只是触动了一种怀旧的情怀而已，未及深思。事后一个晚上想起要写这文章，进而回过头转过身，往时光的隧道里一伸脚，却扑通栽进自己如烟的过去，栽进过往岁月的深井，栽进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1977年至1979年——正是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文革”向改革急转弯的时代，也是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崛起的时代。于是，我像白日做梦那样忽然清晰地看见了早已淡忘的人物与生活，早已淡出现实的事件；它们竟一下子溢彩流光般涌现在我的面前。那个时代的场景、气息、激情、渴望、追求、思想、名言、勇气、真诚与纯粹感，原来全都记得。在我的心底，它像历史江河一次遥远的早春的凌汛，原本死寂封冻的冰河突然天崩地陷般地碎裂，巨大的冰块相互撞击发出惊天的轰响，黑色寒冷的波涛裹挟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来到人间。
我写它，已非一种怀念，已经不是初始的想法，而是为了让今天的我从中对照自己，看看自己是进步还是退步了。科学的历史不断进步，社会的历史却不一定；所以历史真正的价值是它不能被忘却，或者说历史的意义是它可以纠正现实。
这样，我便在半个月里一口气写成这本小书。在此感谢朝内大街166号——是它允许我在那里住了长长的两年，使我在那个非凡的岁月里，有幸由一个“文化复兴”时代的核心地带登陆文学。
是为序。
冯骥才
201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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