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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六辑，主题以家族史与校园文化及生活为主，并结合了各种题材、体裁的写作与实验。*辑为非虚构写作，第二辑为随笔，以“五月的北京”为题。第三辑为新诗，以“无题”之题及图像诗的形式进行了实验。第四辑为小说，主题是“水”，但写法各各不同。第五辑为剧本，可与前之非虚构写作与小说相对照（因是从这两种类型里改编）。第六辑为艺术批评，包含了对部分热点影视、美术展览的批评，亦可名之大学生眼中的“艺术为何”。
本书收集了北京大学“创意写作”课程中诞生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或讲述故事，或抒发情感，或研究评论，内容深刻，思想内涵丰富，都值得细细品味研究。
序:以思想照亮细节①
王一川
我们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应当有着怎样的艺术人素养？在培育过十多届毕业生后，我们确实需要有所总结和反思。我想简要谈论的是，我们北大艺术学院的课程和其他相关环节，都是要具体落实或兑现我们为毕业生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的。这目标应能符合我们的办学定位。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道理很简单，有什么样的学科专业环境，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人才苗子。全国有不少单科性或全科性高等艺术学府，它们在艺术学科专业上都有自己的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这些是我们综合大学艺术学科专业需要学习、借鉴的，但又不能简单地仿效。因为，作为综合大学的艺术学科专业，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单科或全科艺术院校的路，而是需要依托自身的独特优势，发挥自己的潜能，走出自己的育才道路来。北大的学科专业环境的特点，可以简括为三点:一是人文底蕴丰厚，二是文理专业汇通，三是为思想的园地。正是这种专业环境特质决定了我们的专业毕业生应当具有与其他艺术学府不同的独特气质。
这种属于我们北大艺术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气质，在我个人看来，可以有下列特征:一是新奇的创意。周圣葳同学的《巴别塔》片长只有4分17秒，对古老的巴别塔神话作了新的诠释。两声庄严的钟声过后，一团圆形的泥巴快乐地分离成两块，男人和女人，他们两人都因为吸收了红色心形图案而先后发明了铁锁和钥匙、牙膏和牙刷以及铅笔和铅笔刀。瞧这三对现代文明装置之间各自相互匹配，世界一度多么和谐！但是，当他俩生下小孩后，却不愿承担对小孩的义务，将之抛弃，于是他俩开始了争吵、打架，相互间充满了敌意。先后分别孕育出的铁锁与铅笔、牙刷与铅笔刀以及牙膏和钥匙之间，分别发生了怪异的匹配。其后果可想而知:它们因为相互不匹配而只能以自相残杀而告终，世界重新回归到一个浑圆的圆形泥团。这个故事以新奇而独特的创意告诉我们，人类创造的任何一种现代文明装置都可能蕴藏着它的自反性力量，从而必须对自己的创造物，哪怕是文明杰作保持应有的警觉和自省。今天的全媒体、互联网及互联网等等新技术已经很牛了，但是，它们难道不正潜伏着自反的或异化的因子？这样的新奇创意点到了我们现代文明的命门，可谓发人深省。我想，这样的创意作品，特别是这样的创意人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二是展现跨学科拓展素养及想象力。入选大学生中国梦微电影十佳作品的2011级本科生孙可同学执导的《时间贷款》，讲述拥有时间静止能力、号称“游戏王”和“学霸”的男生牟为止，通过使用特异功能而获得的惊人成绩以及随之而来的麻烦，故事简短却寓意丰厚。影片从编剧到演员、摄制、剪辑等都是由艺术学院的学生自己合作完成。讲述的是大学生自己的日常生活，但由此反思的却是我们这个公民国度所有公民都可能面临的当代社会伦理或社会责任问题，体现了北大学子的跨学科拓展素养、想象力和社会关怀。三是传承“思想自由”的道统。北大人的艺术品是应当善于表达独立的思想的。陈宇老师执导的《星空日记》大胆同以往大学精神传播的说教式的老套路相诀别，精心刻画个人青春梦想与家庭及周围环境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有力地传达了北大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传统或道统，诠释了北大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周圣葳同学的《变形记》以古老的西西弗斯神话为叙述框架，通过向卡夫卡、加缪和库布里克等文艺大师致敬的方式，描绘了当代人在电话机、铅笔、铅笔刀、纸张、橡皮擦等众多现代文明装置之间无休止地重复劳动，直至精神崩溃和平复的图景。当这些重复的信息及动作宛如无孔不入的红色电波以变形的方式钻入个体的身体及心灵时，当无所不在的苍蝇以其令人厌恶的声音不断烦扰个体时，当堆积成山的废纸向我们袭来时，当所有这一切都变形为红色巨浪几乎要把我们吞没时，我们在《蓝色的多瑙河》的旋律中还能做什么？结尾，当讨厌的苍蝇缀满电视屏幕一样的天空时，一切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开端，主人公安静地坐在电话机前，重复着那注定还要过下去的无聊的日子。这样的故事足以让我们思考:当代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怎样追求人生的幸福？是西西弗斯式的推石头，抑或柏拉图式的人生意义叩问？还是儒家式的“依仁游艺”、道家式的“乘物以游心”或佛家式的“磨砖作镜”？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总之，它本身的反思的力量是意味深长的。
当然，我上面说的或许只是主要的几点特征，大家不妨见仁见智，但我想这几方面应当是不可缺少的。有同学可能会感叹，怎样才能成为有创意、有跨学科素养和有思想的北大艺术人呢？我想事在人为。在这里，我向各位推荐作家王汶石的一段话。他说:“常常因为没有探索出生活事件的深刻思想意义，我们虽然有了大量的素材，它们还是静静地堆积在生活的仓库里动也不动，鼓不起创作冲动；有时即使想写它，也鼓不起劲头。可是，当我们一旦明白了它的内在意义，获得了一个深刻而新颖的思想，找到了主题，情况就不同了。思想的火光一旦燃起，所有的生活事实、细节，都被通统照亮，活动了起来，向主题思想的光点聚焦，各找各的位置，各显各的面目；一个作品的轮廓就明显起来，形成起来。”（王汶石:《漫谈构思》，《论短篇小说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137页）我想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只要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寻求，终究能捕捉到我们要的东西。思想的火光或者说创意的火光一旦燃起，所有的生活细节都会被点亮，向着这个光点聚集，生成为完整的富于形象魅力及思想蕴藉的艺术品。
浏览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创意作品，我欣喜地看到，作者们已经自觉地走在北大艺术人应走的道路上了。相信只要这样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终会顺利抵达自己的目的地。衷心地祝愿各位年轻朋友，自觉地长期坚持艺术修养，勇于成为有思想的艺术人、有思想的艺术家！
写于2016年劳动节
①本文原为在第10届学院奖颁奖暨影视专业毕业作品展映10周年庆典上的发言，略有改动。
桐阴委羽
于友嘤
一
胡兰成写:“如今我来写我父母的事，即好比梧桐树下拾翠羽”，我喜欢他这样的譬喻。如今我写外公，心境也不过如此。我妈妈一直建议我外公写自传。外公如今68岁，原便未及古稀之年，又加上保养得当，看起来不过五十出头。他退休后写大字，走象棋，背着一台相机满世界地四处周游，一路风光一路拍，好不潇洒快意。
从前听人说过，人的一辈子所经历的苦难大概是守恒的。年轻时太过顺遂，往往晚景凄凉，而似我外公这样晚年尽享清福的，大概是早年颇为坎坷，早便已经历尽了命定的劫数的缘故。我外公在家闲暇时便真的写了自传，洋洋洒洒三四十页纸，阿姨和姨父帮他打到电脑上，我看了一直很震撼。
二
我外公名叫周晶星，江西南昌人。外公是家里的第四个儿子，他家里兄弟五个，上头的三个哥哥都没能养大，早年夭折，是以外公只有一个弟弟，叫周才平。如今他们兄弟二人来往极少，但我外婆和小外婆妯娌两人关系却是极好，我自小也只常见这位小外婆，而那位小
外公，却已有八九年不曾见过了。
外公的父亲原是四川人，孤苦伶仃，老实巴交，十岁时父母便相继见背，于是独自谋生。放牛，挖矿，打短工，什么事都干过。再后被拉壮丁当了兵，做了国民党的一个小头目。南昌解放后，国民党的部队树倒猢狲散，外公的父亲便在一家建筑公司做泥沙工，赚点微薄工资养活一家人。
外公的母亲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美人儿，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身的时代，她母亲为了给她弟弟娶老婆，找了个当兵的便将她卖了，于是她被迫嫁给个子瘦小皮肤黝黑的太姥爷。那一年，太姥姥不过19岁，而太姥爷已36岁了。为此她记恨娘家一辈子，却无济于事。
1958年，“文革”的前奏已悄然露出端倪。外公的父亲因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兵，便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送去劳动教养，八年后才从劳教所回到农场。而此时外公的母亲却坚持离婚，*终婚未得离，却还是分居。三年后，外公的父亲孤身一人死于病痛，外公的母亲不肯见他*后一面。
那一年外公二十一岁，小外公十六岁，两人独自料理后事，将遗体送去火葬场，两人年轻而不谙世事，竟不晓得在火化之后问火葬场的人要一盒骨灰。
外公年轻时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小只知道用功读书，不懂得人情世故。外公家里一贫如洗，亦没有朋友。那时的同学已大多有自己的零花钱，常带零食玩具到学校来，与要好的同学分享，外公却什么都没有。下雨天，别的同学撑着雨伞，穿着套鞋，外公只能打赤脚，戴几毛钱一个的竹叶斗笠。学费总要申请免交。课本也借上学年别人用过的旧书，遇上教材有变动就只好动手手抄。但外公成绩一向很好，也受老师的器重，然而到初中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初中时，班主任是一位政治立场极“左”的老师，外公的家庭背景不好，是以遭尽老师的冷眼。
外公说他小学时做过六年的班长，常被老师表扬，自从初中换了班主任后，什么班干部包括小组长他全都没得当，过去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自初中后，他的作文一次也没念过。被喜欢的、被表扬的都是出身好的同学，哪怕学习并不怎么好甚至顽皮。老师一次次地在课堂上宣扬，“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出身不好”四个字，像一块大石头一般，将外公压得无法喘息。
外公说半个世纪后当年的班级重聚，他讶然地发现当年那位“文革”中在自己写的造反大字报上落款“共青团员、革命教师、工人阶级的儿子XXX”的“左”老师，在饭桌上政治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觉得惘然，心下一直想着，人性是不是很容易扭曲？
三
初中毕业后，外公辍学，响应国家“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南昌市郊的扬子洲农场，开始知青生涯。寒假里我和妈妈一起回到过那个农场。这么多年来，它还是当年的样子，老旧，混乱，却生气勃勃，它是邻居家看着你长大的老爷爷，是岁月罅隙里的一点温情。路旁有柚子树，黄灿灿的柚子随意地落在路旁，无人去拾。外公外婆当年的那些邻里大半都在，时隔三十年，他们还是一眼便能认出我妈妈的模样。
“琅琅。”他们用方言叫，笑起来脸上沟沟壑壑，山高水远。“琅琅”是我妈妈的小名，与之相对应的是我阿姨的小名“铮铮”。这两个名字一文一武，皆是我外公所取。
很多年后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知青下乡”，它以一场政治活动的面貌出现。但在那时，扬子洲农场的岁月却是我外公那么多年来*快乐的日子。那里天高云淡，没有教师的偏见，同学的排挤，山山水水尽是自由的气息。那时候，厂里的领导干部很是重视知青，我外公的才干逐渐被发现并得到了重用。
*早，外公被调到场工会，并被派到市工人文化宫的电影放映队学习放电影。半年时间里，外公同师傅们一起，几乎跑遍了全市的大中型工厂，每天晚上下厂放电影。学会16mm电影机的放映技术后，他便回到场里，用买来半年的一架旧放映机为全场职工放映电影。
很快，除了放电影，农场里大大小小的娱乐宣传项目全归外公来管。外公才华横溢，管广播，写稿、播音、机务、线务全归他一个人；管编印小报，在钢板上刻蜡纸，用油印机印；管宣传栏板报，要像报纸排版那样先设计小样，文章和标题有横排有竖排，字体有黑体有宋体，有行书有隶书，各种颜色鲜明夺目，外公先在办公室一张一张写写画画，然后待16张全写完后再按序码贴到宣传栏上；他还管给大家讲故事，有时照着现成的讲，有时自己信口胡编，张嘴就来，大家也全都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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