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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老舍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怀》选了38篇相关论文结集成册。具体分为“总体评价与综合考察”“文本解读与创作阐释”和“材料钩沉与文学活动”三编，包括老舍与重庆、老舍与抗战文艺、老舍与大众文艺、老舍与中国文化传统、老舍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论反思以及老舍研究的其他论题。第1部分主要是研究老舍抗战时期创作的整体情况；第二部分是老舍的文本解读与创作阐释；第三部分是史料钩沉和文学活动。论文集对老舍抗战文学创作的文学史、思想史地位，尤其是民族心灵史、精神史意义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和阐释。
《第七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老舍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怀》:二、文人抗敌，笔即是枪国家危亡关头，作家艺术家均要经受严峻考验:能否立刻走出“拥抱缪斯”的昔日专心追求，去跟大众一道，决然担负起时代赋予的救亡使命？老舍的回答格外醒目。曾经享有国内*作家位置的他，迅速转轨，一面夜以继日地创作“抗战文艺”，一面向他的读者、他的同行、他的同胞，阐释自己于抗战非常时期应有的文艺观念嬗变——他说:“今天的一个艺术家必须以他的国民的资格去效劳于国家，否则他既已不算是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伟的艺术家也往往是英雄，翻开历史，便能看到。艺术家的心是时代的心，把时代忘了的，那心便是一块顽石……”他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分。”他还说:“在抗战时期已无个人可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社会的紧急命令～-与服务——供给目前所需——的荣誉，证明我们是千万战士中的一员，而不是单单给自己找什么利益。”抗战初起，老舍迅即放下身段，配合亟需宣传国民投身反抗的形势需要，接连书写各种适合下层群众接受的通俗文艺作品。对于一些读者乃至朋友为他的艺术变轨表示的惋惜，老舍甚至坦诚地表示:“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如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是的，伟大作品的感动力强，收效必大，我知道。可是，在今日的抗战军民中，只略识之无，而想念书看报的正不知有多少万；能注意到他们，也不算错误。”国家命运与个人成就，二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优先选择前者。三、骨肉息兵，一致对外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国内政治格局原本异常复杂、国共两党武装斗争如火如荼且未有结果的背景下爆发的。虽则经由“西安事变”达成了一致抗日的协议，国内股股政治暗流的激荡碰撞却仍时时发生。身为“文协”负责人的老舍，明辨全盘，坚持以其毫不动摇的态度、行为和书写，宣示着骨肉息兵、一致对外的鲜明主张。认清“敌与友”在抗战过程中是个根本问题。1938年7月，老舍的短篇小说《敌与友》在《抗战文艺》发表。它描写了中国北方一河相隔的张村和李村，多年来互相械斗，结下世仇；日本侵略军杀来，他们仍不能放弃彼此恩怨，“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为打日本鬼子而丧命。可是，这得有一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之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读这篇作品，人们不能不联想到此前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想到抗战爆发而域内仍党争绵延的现实。爱国作家老舍在民族危亡时刻持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信条。《敌与友》结尾，分别来自两个村的抗战军人，放弃传统仇隙，在抵御日军的战斗中互相搭救，终教两个村皆为之感化:“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张村人和李村人精诚团结，杀向了抗击外国强盗的沙场。鉴于有某些个人和派别，虽大敌当前，依旧难以捐弃一己固有的恩恩怨怨，老舍断然表示:“什么仇都可解，唯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账永不能忘记。……这不是打仗，而是灭种灭族。此仇不报，难以为人。此耻不雪，日本将永远猪狗不如，而我们永为猪狗，任他屠戮。”“合则胜，分则亡，我们必须把这个道理用警告、用说明、用激励，深深的达到每个人的心间。”在抗战*艰苦的相持阶段，老舍于1943年初发表了杂文《筷子》。文中写道，中国人吃饭擅用两根筷子，有外国人以为必是“一手拿一根筷子”。这篇寓意含蓄的短文，没有刻意点明一双筷子必得协力合作的事理，却话头一转，说“文化的宣传……会使人互相了解，互相尊重，而后能互相帮忙。……而只为目前某人某事做宣传，那就恐怕又落个一手拿一根筷子吧。”如若结合国共两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多所折冲的复杂局势，作者的心情委曲，或者不难蠡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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