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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黑色不过滤光芒--中国当代诗歌画史(著名诗人、画家马莉重磅新作,陈丹青、于坚等人作序推荐)》马莉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马莉,广东湛江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代诗人、画家、散文家,原《南方周末》高级编辑。现居北京宋庄画家村,出版作品有诗歌集《白手帕》、《杯子与手》、《马莉诗选》、《金色十四行》。散文集《怀念的立场》、《温柔的坚守》、《夜间的事物》、《爱是一件旧衣裳》、《词语的个人历史》、《黑夜与呼吸》等。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2007年获中国新经典诗歌奖。
《黑色不过滤光芒》是著名女诗人、女画家马莉对当代中国诗人群的画赞与诗评,近百年的新诗写作,见证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在马莉的画中,诗人得到了永恒。马莉以其文学的笔法、艺术的激情,创造了精神之梦境,令人在现实与梦境中穿梭,直见艺术之魅、梦境之美、诗歌之美。本书选取马莉诗人肖像画中*代表性的五十余名诗人,并配上诗人马莉深刻的文字评论,堪称一部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史画。
马莉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为重要及有代表性的诗人。著名诗人于坚说:“诗人是一群神,汉语庙堂中的僧侣。”在结识的众多神一样的诗人中,马莉以自己细腻温润的触角,以自己对诗歌的追求和热爱,以大胆的色彩与想象,将自己理解的这些诗人记录下来,还原了那些视诗歌为生命,真挚、鲜活、真实的诗人全貌。她以诗人的情怀和画家的笔触,展现了不同诗人文字背后的故事,见证了诗歌史的变迁。温婉的笔触,淡淡的怀念,油然而生的敬意展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也许品画、读诗、涤荡内心,皆可从此书中得来。从这个意义来讲,马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诗意的世外桃源,敬候流水的款款回音……
01_诗人艾青
大诗人艾青是1996年去世的,走的时候86岁;如果他今天还健在,应该是百岁了。我对这位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天天洗厕所的大诗人深怀敬意。
我与他有过三次面缘。
第一次见艾青是1981年夏天,我在读大三,已着手考虑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论艾青早期诗歌的象征主义艺术特色》。当我把论文提纲交给指导教授金钦俊老师时,他说,艾青和那批被流放的右派作家刚刚复出,你如果能与他有些接触,获得了感性认识,文章会扎实很多。暑假我去北京,在诗人徐刚的引见下,我和朱子庆在北纬饭店见到了艾青。我清楚地记得,这是7月的最后一天,北京的中午很炎热,晚上却颇为凉快,我特地穿上了好朋友送的从香港走私来的红色连衣裙,我们早早吃好晚饭,连散步带乘车,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城南的北纬饭店。进客厅时,徐刚正和艾青的夫人高瑛聊天,艾青则在卧室休息。听见我们到来,艾青才从卧室出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面庞犹如青铜雕塑,而且目光炯炯有神。当徐刚把我介绍给艾青夫妇的时候,高瑛大姐爽朗地说:“哦,是一个大眼睛的姑娘呵!”我问:“我怎么称呼您?”高瑛说:“虽然我们不是同一辈的,但就叫我大姐吧!”于是我就叫她高瑛大姐,我觉得这样很亲切。徐刚告诉我们,艾青1957年被划为右派,到黑龙江农场和新疆石河子农垦劳动,1979年平反以后直到现在,身体都很不好。果然,艾青说话不多,声音也不高,高瑛大姐服侍左右。这时恰好《诗刊》社的编辑郑晓刚进来,她是高瑛大姐的好朋友,她说她的朋友从广州给她捎来一些走私来的漂亮的衣服,要让高瑛看看,她们就走进卧室了。子庆和徐刚坐在右手一张横沙发上聊天,艾青坐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隔着茶几,我坐在一张椅子上,小心地问着一些我想了解的问题。我告诉艾青,我的毕业论文想探讨他早期诗歌中的象征主义艺术特色。他缓慢地说,年轻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我说我很喜欢《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告诉我,这是他在狱中翻译凡尔哈仑的诗时写下的。他说1932年夏天,他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组织了春地画社,7月,就被捕入狱了……当时我有点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好,灵机一动,告诉他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我发现了一本小小的油印诗集《北方》,艾青沉吟一下说,那是他1939年自费印的诗集。那晚艾青好像精神很疲倦,聊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回到广州后,我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艾青的书籍,才知道他的苦难经历。艾青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亲聆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第二年即被撤销职务,停发工资,全家人发配北大荒。在屡次被抄家和遭批斗后,1967年10月又被押解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的农场,一个更苦难的流放地,人们称它“小西伯利亚”。在那里,艾青每天要做的事不是阅读写作,而是打扫所有的厕所。西部边地的冬天十分寒冷,屎和尿结成冰块,艾青要戴着棉手套,用钢钎在屎槽里把结冰的粪便凿开,捣碎,排除出去。艾青打扫厕所时用坏了许多棉手套,高瑛于是补了又补……当读到这些,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用一年时间反复阅读和研究艾青的诗歌,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
第二次见艾青是1983年,艾青来广州参加一个大型诗歌活动,下榻在白天鹅宾馆。当时我已毕业,在广东电台文艺部当编辑,我和两位同事应邀一起赴那里举行的酒会。在会上我发现了艾青夫妇,便走上前去问:“艾老,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我话还没说完,高瑛大姐马上认出了我,说:“你就是那个大眼睛的姑娘!”艾青接口说:“哦,是写诗歌论文的小朋友!”那天到会的诗人很多,东道主拿出了国酒茅台为诗人们助兴,我拿着小酒杯走到艾青面前敬酒,他问我:“小朋友能喝几杯?”我说我是第一次品尝茅台,没有酒量。不过那天,我还真的被人灌了三杯,回来的路上头晕得东歪歪西斜斜,有点找不到北。
1985年5月初,《诗刊》社举办首届全国青年未名诗人笔会,我作为广东青年诗人应邀参加。在笔会结束的前一天,应该是5月11日上午大约10点钟,我们被安排了一次与在京的著名诗人“面对面”的诗歌交流会,地点在京西宾馆。在这次交流会上,我第三次见到艾青。那天同时见到的归来的诗人,还有牛汉、邵燕祥、流沙河、绿原等,“反右”和“文革”中他们因政治迫害而“失语”,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唱起“归来的歌”。诗歌史上所称“归来的诗人”,就是因艾青1979年平反后写下的《归来的歌》一诗而命名的。那天,当我们进来的时候,老诗人们都已在场了。我拿出诗刊社发给我们的印着“诗刊社”字样的红皮小笔记本,和大部分青年诗人一起,请老诗人们逐一题词留念,我走到艾青面前,我说:“艾老,您还记得我吗?”他说:“当然记得,你现在是写诗的小朋友。”说完他在我的签名本上这样写道:“祝马莉小朋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艾青1985年5月11日。”这个红皮小笔记本,我至今还保存着呢。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仍和艾青先生有过联系,不过却变得间接起来。1992年春天,我调到《南方周末》报编“芳草地”副刊。老主编左方先生要我去北京、上海组稿。在北京的时候,我很想去拜访艾青,就打电话给他,是高瑛大姐接的电话,她说:“他现在病得不轻呵,身体很不好,也写不了什么了,小朋友,你的要求恐难满足……”我说,不要求艾老写文章,只写三个字足矣。高瑛大姐问,“哪三个字呢?”我说,就“芳草地”三个字。回到广州不久,我就收到了高瑛大姐的来信,展开来看,果然是艾青的手书。如今他写的“芳草地”三个字,依然被我珍藏。记得8年前,我们的副主编钱钢先生离开《南方周末》时,向我索要两幅著名作家给我写的手书或书信,我没有交出艾老的手书,因为我舍不得。
1996年5月6日,一个平常的星期日的早上,我和子庆带着读小学的儿子去体育中心跑步,那时安安成了小胖子,我们要带动他减肥。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街边的报摊上读到一则新闻:“我国现当代诗坛上杰出的诗人艾青1996年5月5日凌晨4时15分因病逝世。享年86岁……”我一时站了好一会儿,动也不动地想着什么,想着想着,就想起艾老的那句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1938年11月写的诗《我爱这土地》的最后两句。
这些天,当我提笔画这位我所尊敬的大诗人时,我想到了他悲怆、沉重、不屈服的苦难命运,也想起他那顽皮和天真的诗人个性。高瑛写过一篇回忆文章,1957年艾青追求高瑛的时候,打电话告诉高瑛说腿摔断了。高瑛马上骑单车穿过小坟丘群来到建国门外,远远望见桥头上站着艾青。就问:“你不是腿断了吗?怎么能走到这里?”艾青说:“我要是不说谎话,今天晚上就见不到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十几天不见,你算算是多少年?”这么想着想着,我竟乐了,这简直就是一个顽皮的孩子的所作所为。
其实诗人都是顽皮的孩子,只不过,艾青是个幽默而顽皮的孩子!
我还想到高瑛大姐,她整整陪伴艾青41年,从不曾离开一步。这是怎样的挚爱呵!这份挚爱在今天已变得有些不可索解,它使我想到的是俄国十二月
党人的妻子。
2009年11月26日
02_诗人北岛
我至今珍藏着我读大学时北岛送我的《陌生的海滩》,这是他完成于1978年的第一部油印诗集,才印了100本。他送给我的这本油印诗集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赠和签名:
“送给马莉。北岛1981。”
记得1982年夏天,放暑假的日子,我和我的大学同学、校园诗人朱子庆去北京德内大街三不老胡同一号大院拜访了北岛,同去的还有我们的同学、校园诗人辛磊和陈小奇。我们约定的时间是晚上8点,北岛已经站在大门口等我们了,他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衣,戴着很细很精致的白边眼镜,清瘦,修长、斯文,说话声音不卑不亢,在我看来,这是很符合诗人形象的。
那天晚上除了见到北岛,还见到了同样让我们景仰的诗人江河,以及写小说的北岛胞弟赵振先等人。北京的夏晚天气炎热,北岛买来一只大西瓜切开来给我们吃,我们边吃边谈着令我们感兴趣和激动不已的《今天》,这是北岛和芒克创办的民刊,以及在《今天》上面发表的诗歌和诗人。
譬如我们问顾城是谁。
北岛告诉我们:顾城是顾工的儿子。
我们又问舒婷是谁。
北岛告诉我们:她是福建的一名女工。
我很想知道北岛为什么在《陌生的海滩》的开头写上:“献给姗姗”。
北岛说:姗姗是我妹妹,她叫艾姗……
我又问北岛:你妹妹为什么死的……
北岛说:因为救一个落水的小孩而死的。
那时候我们年轻,一切与北岛、今天、江河这些字眼儿相关的问题对我们都很新鲜,我们渴望知道也爱随便乱问一些问题……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读着北岛的诗歌,读到了这样的句子“一棵迷途的蒲公英”走向了“蓝灰色的湖泊”……那是他怀念死去的妹妹。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在自己的作品里怀念自己亲人的诗歌,而在那个宏大叙事的年代里,我们只能怀念英雄和伟大的人物,不能怀念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妹妹,不能怀念所谓的小人物……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北岛是浙江人,真名叫赵振开,1969年当过建筑工人。
1985年冬天,北岛来广州时,对花城出版社的社长、老诗人李士非说:我要见一下马莉……老李打电话来通知我们晚上到花城出版社来见北岛。我和朱子庆很兴奋。在花城出版社的大门口,北岛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马莉,你永远是这样漂亮……”那天晚上我们谈到了许多诗歌的问题,可我什么也没有记住,偏偏记住了这句赞美我的话。这就是我的弱点之所在。但北岛的赞美是真诚的。
记得20世纪90年代,诗坛上出现一种时尚的口号:“Pass北岛!”但是我们坚定地认为北岛是pass不掉的。“北岛的《回答》从头到尾都是最好的!”这是朱子庆固执到底的诗歌观点,他说:“一位诗人的代表作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有它的道理的,而所有那些鄙视这首诗的人都是侏儒。”我和朱子庆经常讨论这首诗歌的隐喻,“从头到尾充满着隐喻”,朱子庆如是说。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首诗的深刻的开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但是这首诗最后的结尾也决不亚于开头: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有一天傍晚散步在朗诵完这首诗歌之后,朱子庆忽然对我说:“这就是预见性,诗人在他的诗中预言了今天和未来!”并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
是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可是我们现在不太敢触碰“使命感”这个词,好像一触及这个词就意味着在言说一个宏大的叙事,我们的内心仍然被那个宏大的历史叙事笼罩着,而不能自拔。但是,一个诗人没有使命感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至少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这或许也是今天的时代为什么不会产生大诗人的根本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敬佩北岛。
记得北岛有一个胞弟叫赵振先,小名叫宝宝,是北岛介绍我们认识的,我们曾经经常通信,赵振先写小说,而且是写荒诞小说,他曾经把他的部分手稿寄来给我看过。每年春天我去北京探亲,赵振先都来我们家坐,还会带一些茶叶来给我们品尝。1983年春节,他带了他的太太到我们家,他告诉我他的太太叫迟静。再后来,他告诉我他们生下一个小男孩,取名叫:赵大地。
我奇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呵?
他说:就是“普照大地”的意思。
前不久我在“写作版”发表了北岛回忆《今天》的文章。我给北岛写信要他的地址,我说,“我要给你开稿费啦”。北岛给我的所有回信全都是乱码!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在信中说了些什么,我无法解码。后来和一位诗友聊天时我偶尔说起这事,诗友宽慰我说:“你别着急,北岛现在香港的大学当教授,工资多得很呢,他不缺钱!日子过得好得很呢!”
我心想,上帝在眷顾着诗人。直到2010年春天,我从北京出差回来,我们报社同事奶猪去香港采访,我才让她把稿费捎去,同时也捎去我的《金色十四行》诗集。不久,我收到北岛的电子信,信上说:“马莉:但愿这次写信不再是乱码,我同时也用附件另发,以防万一。你的《金色十四行诗》收到了,谢谢。我喜欢你画的我的肖像,很传神,可惜我不能回国,无法参加你的画展。祝贺你的儿子考上美国的大学,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开阔人生眼界……”在信的结尾,北岛告诉我,他最近要去马来西亚,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欢迎我和子庆来香港玩。
最近北岛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林道群先生做了一个深度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北岛谈到了两种毁灭,一种是城市的毁灭,北岛说:“我是即将消失的北京的最后见证人之一。我猜想,一个90年代出生的孩子,大概认为北京就是现在这样,天经地义,古城只是一个谣传而已。其实根本不止是北京如此。前几年也去过我的祖籍湖州和绍兴,以及上海、苏州,我相信这种毁灭是全国性的。特别是绍兴,那是我头一次回老家,失望之极。哪儿还有鲁迅笔下的那种韵味儿?就连鲁迅故居都像是仿造的。我认为,不仅我这样的异乡人在自己故乡迷失了,所有不聋不傻的中国人全都在自己故乡迷失了……”北岛说的另一种毁灭是人的毁灭,是患上了“专制病”的人格的毁灭,他说:“我恰好与冯亦代相熟,写过纪念文章《听风楼记》。冯亦代在生前出版了他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本书的出版就是深刻的自我反省,是对历史负责的勇敢行为,结果竟成了章式最后审判的主要线索,她用春秋笔法把冯写成居心叵测的小人,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我在《父亲》一文中,也写到我父亲的类似所为,按章的逻辑,他也做过‘卧底’,为组织收集谢冰心的言行。如果我们不还原历史,就不可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涉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复杂关系,如果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章伯钧)的全力支持,这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革命成功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欢迎革命的,并与革命全力合作,他们真心希望通过思想改造适应新社会。这种思想改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自我批评式的思想汇报;二、与组织配合,帮助别人进行思想改造。这两种方式往往交错进行。由于对组织的忠诚与信任,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这在冯亦代的《悔余日录》中是显而易见的。按章诒和的逻辑,第二种就是‘卧底’。冯亦代到了章的笔下,变得极其猥琐,苟且偷生,卖友求荣。要知道,大多数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分道扬镳是后来的事,是由于不同的政治运动的整肃(特别是‘文革’)感到深深的失望才开始的。我认为这世上有一种病,我称之为‘专制病’,独裁者和被压迫者都会染上,且无药可救。得了这种病,无论是独裁者和被压迫者,彼此相像,互为回声。他们的基本思路完全一样,就是把所有问题简单化,黑白分明,六亲不认,还底气特别足。我在海外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一旦碰上,我转身就走,绝对不和他们理论,除了白费口舌,弄不好还会惹来杀身之祸。可也怪了,在今天,你发现这种‘专制病’患者越来越多,他们正把中国推向疯狂的边缘。”
这是诗人的深刻。
这篇《我的记忆之城》在我责编的写作版发表后,我写信向北岛要他和林道群先生的准确资料以便开稿费。北岛回信说:把我的稿费也开给林道群先生吧。
诗人的情义高于一切。
值得记一笔的是,北岛最近在香港三联社出了一本新书《城门开》,这本书的封面是他的女儿赵天汲(小名田田)设计的,北岛告诉我他的女儿正在荷兰学习设计。书的封面是诗人欧阳江河的题字,真乃大手书!而责任编辑是吴祖光的女儿吴彬,我和她有一面之缘,2001年秋天我们参加太原作协主办的散文笔会,一起去了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佛光寺。北岛托凌越把这本书捎来给我,我打开书页,看见北岛的题赠是:“朱力安存念。北岛2010年9月25日于香港。”
朱力安何许人?
哈哈,乃吾儿也。
2010年10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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