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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和鲁迅研究专家，著有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生十年》等。主编“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曼陀罗文丛”“流亡者之旅译丛”“流亡者丛书”“世界散文丛编”、《散文与人》《读书之旅》《记忆》等丛书、丛刊多种。选编《绝望的反抗》《野百合花》《鲁迅档案:人与神》等数十种。
林贤治笔下的鲁迅，是一个叛逆者、复仇的战士、举火把的人、无政府主义者、乡土诗人、守夜者、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从无爱的人间走来的人，一个向坟的过客，一个背负了巨大的虚无，却执着地挑战死亡的人”。对于一个崇尚精神自由的思想者来说，爱意味着灵与肉的自然结合，却也伴随着矛盾、挣扎与苦闷。重寻爱的角色令他终于欣喜地表示“我可以爱”，甚至愿意“置首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然而，作为一个怀疑论者，他终究还是选择“把自己放逐到荒原中去”，如同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一样，在无爱的人间死掉。“死对爱的战胜，正好使他无所眷顾、无所忌惮于无爱的人间，而成为满布怨敌的社会的顽固的敌人”……林贤治以其独特的视角、激越且富于诗意的笔触，复原了一个丰富、完整的鲁迅，在无限追溯鲁迅的思想和情感变化的文字脉络中，支撑着林贤治深刻而强烈的个人体验与共鸣，他将鲁迅融入自己的生命境遇，带领读者潜入鲁迅的思想命题之中，在“阅读鲁迅”的过程中获取精神、勇气和力量。
鲁迅和胡适都是五四人物，在权力国家处于分散的、分裂的、多中心的五四语境中，在破坏传统文化霸权，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斗争中，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步调也大体一样，所以胡适几十年过后仍然会说鲁迅是“我们自己的人”。——林贤治林贤治的文字既有卢梭式的愤激与直白，又有培根式的犀利与明澈。——摩罗鲁迅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超人的韧性、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和屹立不倒的独立人格，理应进入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且构建我们的精神生活。读林贤治笔下的鲁迅，如同聆听一场灵魂的对话，它使你获得的不止是思想，更是一种生存的勇气与精神。
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位海上批评家说我是鲁迅的“凡是派”，问我意下为何？我回答说荣幸之至，只是愧不敢当。在中国，鲁迅是唯一使我确信的一位真正能为中国的进步和底层大众的命运着想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权势者，他没有指挥刀可供驱遣，所以教人向往者，全凭人格和思想的魅力。然而，以他的博大、崇高、深邃，实在难以追蹑，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谓“止”，换言之，也就是虽欲“凡是”而不能。举最简单的例子。鲁迅要英俊出于中国，甘愿做“人梯”，让别人踏着他的肩背攀登向上。他后来加入左联，就是乐于为激进的青年所利用，但从当时的私人通信看，他早已看清这班人“皆茄花色”，却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份做牺牲的用心，坦白说我是没有的，相信那位自以为超拔的批评家也未必便有。我读鲁迅始于中学时代，记得刚进学校，便买了一册《鲁迅小说集》。然而，在明净的玻璃窗下，最多只能在字面上浮游一些时，至于深隐的意义，那是无由体察的。到了“文革”，阅读才算是比较的有系统，虽然买不到全集，但所有的单行本都给我弄齐了。与其说这是书林中的一次邂逅，毋宁说是带有一定意向性的选择。不过，只有这时候，我才意外地发现，鲁迅的著作原来是一服强力止痛剂。“文革”初期，我被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被揪斗了两天两夜，后来被红卫兵运动冲掉了。几年后，父亲先后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一年多的时间被关押在一个叫“三结合”的监房里。大姐为了同隔别多年的丈夫团聚，于是成为“偷渡犯”，入狱不下数次。那时，“群众专政”是不管吃饭的，我便充当了一个送粮食的角色，奔走于“大队”与“公社”之间。最荒诞的有一次，因为送粮食的时间晚了，把我也给关了起来，直到一周过后才被释放。每当政治运动届临，宣传队工作队进驻村子，不问而知，我家必定最先成为审视的对象。惊恐、焦虑、屈辱和苦痛笼罩了每一个日子。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给我慰藉？谁能给我以生存的勇气，教我走人生的长途？我庆幸自己能够阅读，因为在焚余的有限的书籍中，我得以重新认识那个叫鲁迅的人。是人，不是神。人们谈“文革”是“现代造神运动”，其实所造的乃是别的神，并非鲁迅。鲁迅永远是无权者的灵魂的保护人，——这是我，从自身多年的生活和阅读经验中所感知的，而不是从圣谕或权威著作中获得的结论。鲁迅从困顿中来，深知底层的不幸；他经历过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除了出版物，主要通过左联及留苏朋友的关系），对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观察；他一直经受黑暗的压迫，从国家这头怪兽到出没无常的鬼蜮，都曾一一见识过、交战过。他站在壕堑里，但有时也走出来，露出笔直的颈项、骨头和血肉，抵抗背腹两面的夹击。然而，即使在搏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不忘以宽大的布衣护卫弱小的一群。他说过，他本人更偏于“姑息”的一面。然而，社会不容他姑息，他唯一可选择的只有抗争。“文革”进入后期，气候不但不见晴朗，反而愈加恶劣。在乡村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一共写下十余篇论文:《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水浒〉》、《鲁迅论写真实》……这些文字，都是为当时的时代语境所激发的，而且都同鲁迅有关。除了《鲁迅论〈水浒〉》一篇在多年以后拿出发表外，其余没有发表，写作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发表，相反极其害怕被发现。稿纸写满后，便小心地一页一页投放到木匠朋友为我的桌子特制的活动夹层里。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鲁迅当年说他是戴枷锁跳舞，我却是在枷锁中静静地待着，想象当众跳舞的幸福。记得巴金曾经说他在“文革”中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每译到那些诅咒沙皇暴政的话，就有一种复仇般的快意。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反“自由化”的时候，我被借调到目下所在的单位做编辑工作。两年后，“清除精神污染”不期而至。我再次成为批判的对象，好在罪名不大，“提倡‘现代派’”而已。而今，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想想二十年前的那场吵闹，真是如同儿戏，谁能说我们的历史没有进步呢。可纪念的是，因为有了这场批判，也就有了《人间鲁迅》的写作。凭经验，无论日子如何艰窘，只要有鲁迅出现其中，我就近乎神迹般地有了坚持的确信。传记完成后，除了《鲁迅全集》和有数的几本论著，我把所有关于鲁迅研究的资料都赠给博物馆的一位朋友了，心里想，从此写点别样的东西罢。然而，事实上，我还是断续地写了不少有关鲁迅的文字，除了专论，其他评论文字也都时时提到他，夹带着他的话语。这时我发现，我已经无法绕开他了。承蒙出版社的盛意，让我编辑了这样一个集子。比起别的中国人来，我的道路不能算坎坷，自然也不算太平坦，但是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是，鲁迅介入了我的生活。对我个人来说，多出一个鲁迅或是少了一个鲁迅是大不一样的。作为一种阅读经验，的确是纯个人的，无法复制，也无法置换。我无须劝诱他人阅读鲁迅，但是，当鲁迅遭到不无恶意的歪曲，甚或诬陷时，却做不到如鲁迅说的“最高的蔑视”，不能保持沉默而不予以反击，自觉这是对于师长者的应有的道德。集子中有几篇论辩式的文字，即缘于此。至于其他散论，谈不上什么高见，仅余私下的一点感念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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