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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新伟，诗人，书评家，编辑。1978年生于成都近郊，2004年出版散文集《水红色少年》（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文学评论集《许多张脸，许多种情绪》（安徽教育出版社）。长期关注文化、书业和艺术品收藏动态，诗歌及散文作品散见于《南方都市报》《中西诗歌》《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和《东方早报》。2004—2015年工作于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现供职于艺术品藏拍机构。
作为“采桑文丛（*辑）”的收官之作，内容定位仍为“既关注读书，又关注生活”。如果说，《在清迈》《锡耶纳日与夜》《面朝大海的陶尔米纳》中，作者留下的是游踪，那么读萧军、读田家英，读托尼?朱特、马内阿、莫迪亚诺，作者留下的又是什么呢？
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戴新伟应该zui准确地在把握“采桑文丛”的内容定位。作为南都著名的《阅读周刊》的掌men人，他编辑自己的文集同样匠心独具。仍采用精装软书脊，以恽南田精美的工笔画为封面，由著名图书设计师刘运来设计。
后记/关于《旅食集》汪曾祺先生的《旅食集》，小32开，不足300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年出版。十七八年后，我在中山大学的一家旧书店买到一本，其时，我旅食岭南也近十年了。我曾经在《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中提到过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从《成都晚报》上知道汪曾祺来四川开笔会的消息，大概正是在《旅食集》出版后。不曾想到，我后来与汪先生的作品有更近距离的接触。上世纪80年代，“被出土”之后，汪曾祺写了大量的作品:小说，评论，散文……后者以游记最具特色，《旅食集》即其一。后来见到云南将他有关当地的文章编为《昆明的雨》，很有意思的编法，我在昆明时买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内地作家在香港发表作品是风气，这些喷发的作品有多少是刊发于香港？要问当时的编辑古剑先生。他不仅编发汪曾祺的文章，还有施蛰存、黄裳、柯灵、流沙河等大家的作品。他不仅在香港发这些人的文章，还联系台湾的媒体、出版社刊发、出版。他是那个年代内地文化人的知音。听古先生谈往事，看作家学者给他的信件，那是编辑这个行当让人引以为荣的时刻。一转眼，认识古剑这位隐居在珠海的香港文学前辈也有近十年了。十年中，读了他的两本书，为他编了一本书，知道了很多作家交往的秘辛，对这些作家的了解更为丰富，汪曾祺作家的身份里便增加了书画家的成分。古先生的书里记录了汪曾祺送他的作品以及背后的故事。曾经让一幅与我收藏，这张松鼠图，古先生曾写及:回北京后，他即寄赠一册《晚饭花集》和一张画。此画甚有趣味:梅枝上伏一松鼠，瞪大眼睛专注下望。题:“八五年十一月二日晚炖蹄髈未熟作此寄奉古剑兄一笑。汪曾祺六十四岁。”那只松鼠瞪大眼望的不正是未入画面的蹄髈吗？意在画外，令人莞尔。去年，吴兴文先生在他的新著《书缘琐记》上写了一段话相赠:“很多人都不了解写作是一门技艺，就跟其他任何技艺一样，必须边做边学。”这张松鼠图，无论是从编辑还是写作者的角度看，正是“边做边学”的内容之一。历来对风土感兴趣，客居岭南，随看随写，也积有几万字，最初编我的《旅食集》便是这些内容。更换为现在的篇目，已经在《今天的写作》一文里说过了，兹不赘。但取这个书名的缘由是打定主意要写出来。除了有致敬的含义，我这一代写作者的媒体经历，亦不能忘记。可居丈、云庐老师平时指教极多，这次又为小书题签，谨志感谢。收藏家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这个名字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李锐有一处忆及田家英，让人一读难忘:我们四个人: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和我，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都是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讲话。怀念田家英文中，我记下了这一情景: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大概是小天池），大家停下来，还是没有人吱声。亭中有一块天然大石，上刻明人王阳明诗句:昨夜月明山顶宿，隐隐雷声翻山谷。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刻诗者是否预知我们要到这个亭子来？诗意跟我们此时心境有某种暗合。……在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沉吟，大家仍无言相对。见到亭中几个石柱无一联刻，有人提议，写一副对联吧，我拣起地下烧焦的松枝，还没有想好联句时，家英抬手写了这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语，沿着原路，各自回到住处。我的《庐山吟》第五首，回忆了这一凄凉时刻:信步无言山路旁，大江天际去茫茫。明诗刻石已难记，亭柱书联却未忘。庐山会议是1949年之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多少大人物随之浮沉，置身于其中的“秀才们”（毛泽东语）又何尝不是。尤其是田家英在1966年的结局，都显示出政治笼罩一切的一面。对于政治人物的认识，本来就充满了复杂性，远远超过前人所谓“知人论世之难”，但往往在正面、官方的说辞之外，偶尔有一些偏僻小道，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不一样的景观。这是我在读到陈烈所写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之后的第一感觉——田家英不仅仅是“秀才”或者“秘书”，也不仅仅是一直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悲剧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对学术感兴趣，对传统书画收藏与鉴赏眼光独到，并且在那样的一个泛政治化的年代里身体力行的人。对于生于上世纪初，经过革命洗礼的共产党人而言，尽管身上的传统士大夫审美趣味被一革再革，但基于时代与自身的条件，总还是“积习难除”。《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正是“解放”了那个被政治束缚的形象，转而向我们讲述一个热衷于收集名人字画的党政干部形象。据书中披露，1980年田家英被平反后发还封存的遗物，包括上千件清人书画作品，这就是田家英苦心经营的“小莽苍苍斋”藏品。和许多高级干部的履历近似，原名曾正昌的田家英，1922年生于成都一个贫寒的家庭。做过学徒，热衷读书，也参加过学运，12岁即以“田家英”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37年到延安，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但作为一个几乎从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人而言，耽于书画收藏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书中给出的解释是，田家英在延安时期，因为受到学者萧一山《清代通史》的触发，“因此田家英萌生了以有生之年，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的念头”。于是，从50年代开始，田家英的业余爱好便是全力收集清人墨迹。他有一本萧一山的《清代学者著述表》，“每得一件墨迹即与该表核对，并在其名下用朱笔标明。他对友人戏言:此表为清朝干部登记表。”田家英的目标是把表中的一千几百位学者的墨迹收全。在短短十多年间，田家英收集到的清代学者墨迹，包括傅山、朱耷、钱谦益、吴伟业、孙奇逢、李光地、孔尚任、冒襄、顾贞观、李渔、费密、汪琬、徐枋、徐乾学、毛奇龄等。对于王鸣盛、钱竹汀、姚鼐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学人墨迹，田家英也有庋藏，并且建立了各个收藏重点，比如学人、名士、书画金石家，一直到近代学人、文学家，如章炳麟、黄侃、苏曼殊、柳亚子等人的作品。他藏有二周的墨迹，其中有1929—1940年间周作人信札三十余通，该书所收的致张一渠书札，正是周作人解释留北平的原因，可见其珍贵。有意思的是，田家英“比较喜欢周作人的杂文，认为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杂文写得最好”。晚年周作人大概不知道有这么一位中共高干欣赏他吧？“小莽苍苍斋”藏品多数为楹联、条幅和书简，少数为书稿、诗稿等手卷、册页。田家英对自己的收藏非常用心，分门别类地装裱、装册。这些藏品在今天看来每件都是文物珍品，已经远远超越了田家英出于收集文献、写作史书的初衷。他的收藏，有陈秉忱为之“掌眼”，陈的曾祖父是山东收藏大家陈介祺。和当时高干康生、陈伯达一样，田家英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一星期去三四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田家英刻有多方收藏印章，均是当时名手所刻，如顿立夫、沙孟海、吴朴、方介堪、韩登安、叶潞渊、方去疾、陈巨来等，周围并有梅行、齐燕铭等同道中人，于是呈现出文印俱佳的收藏印现象。对于这点，我以为不仅能看出一位收藏家的“身份意识”，更能看出其学养和格调。田家英的印章印文，只有非常少的具有时代特色（比如有一方“理必归于马列”），其他均严守传统规矩。田家英的收藏，是否为他的雄心壮志扩大了内容呢？到他含冤去世，尚且没有确切的资料显示他着手《清史》的撰写，如果没有被冲击，是否会有一位唯物主义史学家出现？如今均不可假设。但无论如何，田家英是一位了不起、有成就的收藏家，尤其是当我们将他放在鼎革之后天翻地覆的时代之中，放在为数不多热衷文物的高级干部群体中时，他更显得独特，不论我们是否能“知人论世”，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视角，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时代的“夹层”。田家英的收藏故事中，有一则是跟齐白石有关的。白石老人为他画了一幅《鳜鱼图》，田家英认为“无神”，“信笔为鱼点‘睛’”，该书第168页可见这两条“被点睛”的鳜鱼，算是这位收藏家的一则掌故。顺便说一句，高级干部与齐白石有交往的不少，但回忆文章写得最好的是艾青，也许是因为流露出的干部气息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