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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鹏叔，曾担任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台、交通台、滨海台DJ及主持人、北京音乐广播特约嘉宾主持、搜狐视频嘉宾主持及节目主编。曾加盟声音团队RYC，做城市微观声响地理研究，作品《希声》获邀参加2007年大声展《咖喱秀》单元及2007年平遥国际摄影节现代艺术《放大》单元，期间接受《城市画报》等媒体专访。曾独立策划《碎拍》摄影图片装置作品展。展览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第一财经周刊》等媒体采访。
阿鹏叔将自己的生活、旅途、主张，通过梦境、恰好、素昧、如面着四个部分娓娓道来。他说，人生总有新的命题，出现在你顺流而下或逆风而行的时候，像是不可拒绝的任务，接受、执行、毫无余地，不等人回神。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外企到私企，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国企铁路工人到有声杂志创办者，他习惯于为自己贴上一个个标签，再逐一撕下；他自觉自己是个拧种，但从不后悔。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旅程。如果没有归途，我们是否终将后会无期？
离岛人与人之间有座岛我想去那个岛——郑润珠2011年，3月21日，春分。北京开始降温，并伴有四到五级的北风，最高气温八摄氏度。天气预报显示，在云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连接部位的丽江，这一天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八摄氏度。丽江，或许是很多人旅行表当中必经的一站。有的人选择在每处都能够让风景定格的古城度蜜月，有的人从重压的工作中逃离想去蓝天白云下发呆放空，有的人可能是为了那里的一餐饭、一壶酒，或者就是要去见证一下传说中的美。在丽江，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个停下的理由。春分这天的早晨，在丽江已经生活了快一年的刘大药像往常一样，起床、洗漱、推开窗，下雨的古城变得格外清新。走在五一街上，春天的味道混杂着古城的旧时光，慢慢地荡漾开来，他要去古城中心位置的音像店，开始全新一天的迎来送往。十七年前，四川某座小城的一座小学里，一年级的新生班中有一个小男生很容易就被人忽略了，在那些大他两三岁的同学面前，他显得有点紧张，仿佛一下子被一双大手从童话的世界拉到了成人的世界，那是才刚刚四岁的刘大药。2008年，成都。城市西部的一所百年名校当中，土木工程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刘大药，被学校安排从老校区到峨眉校区工作实践，实践内容是工程测试导线。十八岁的他，第一次意识到爸爸为他选择的专业，或许对于他来说并不适合。那年4月，当他再次回到成都的时候，和家人说“我想退学”，家人同意并介绍他去爸爸朋友的建筑公司做文职实习生。一个月之后，5?12大地震。那天晚上，电话不通，没有人陪伴，大药一个人带着一个凳子和一些重要的东西，去了成都的奥林匹克中心。广场上人很多，但他不知道和谁说话，他突然觉得，人生无常。以前很在意的一些东西，好像一下子也没那么重要了。就这样，他在外面住了三个晚上，这三个晚上他想了很多事情，他决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自己喜欢什么呢，似乎并没有一个方向，只是知道自己喜欢画画，喜欢唱歌。他开始在招聘网站投简历，在关键词这一栏当中，他打上了创意两个字。两天之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平面设计公司在招聘销售人员。设计公司的销售经理面试了他，觉得他虽然比较有亲和力，但是年纪太小，不太适合做这一行，经理同意推荐他去朋友的旅行公司做旅游，这刚好也是刘大药喜欢的。那年7月，刘大药开始在旅行社上班。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网上销售一些成都周边的旅游线路，也有少量的出境线路，负责在网上调整价格和电话答疑。就在工作当中，他开始慢慢的了解了一些和旅游相关的知识。2009年5月，已经在旅行社工作快一年的刘大药，第一次听说了亚洲航空这个名字，听说这里经常会有廉价机票，甚至是零价机票。旅行社的经理觉得这不是一个靠谱的事儿，安全系数不高，但是刘大药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他通过互联网定了第一张亚航的机票，机票是2010年4月21日，从桂林往返马来西亚热浪岛的机票，票面价格为零，行政税人民币七百多。想到这些，刘大药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因为人生当中的十九年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西南地区，而第一次坐飞机也仅仅是订这张出国机票前的两个月，因为工作机会去了趟丽江。都说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能够将梦想照进现实的人是需要勇气的。在提前一年预订了飞往热浪岛的亚航机票之后，十九岁的刘大药似乎已经无法平静地度过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了。他反复的研究亚航，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查找关于吉隆坡的信息，历史、天气、文化、民风、街道、饮食，然后将这些信息重新归纳、整理成适合自己的旅行攻略。他像是谢尔顿笔下的盗贼，要去夜晚的博物馆里偷盗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即使还没有到达，但是已经对所有的机关障碍了属于心，似乎闭着眼睛也要一马平川。对于一个十九岁的人，对于一个十九年没有离开过自己生长土地的人，这一次的旅行无疑是无比澎湃的，激动当中相信多少还伴有紧张和对未知的惶恐。可能就是这些原因，刘大药最终无法按捺自己的好奇和兴奋，在十九岁这一年的七月，又预订了九月底从成都飞广州转澳门飞曼谷，以及从曼谷回香港经深圳回成都的机票。就这样，他开始了人生第一次，一个人的旅行。他第一次跟外国人用英语聊天，用纯良之心和遇到的陌生人相处，也在行进中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个环节。也许是工作中养成的习惯，他喜欢在事情开始前去计划好每一步，然后在一步步完成中获得成就感。面对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凭借着手中自制的寻宝图，一个人不断探寻着心中的宝藏。一个人的泰国之旅给了刘大药无比强悍的信心，特别是在花销上，因为计划得当，一路穷游的他感觉内心的收获远远超出节省下来的金钱。在出发去热浪岛之前，他又在网络中征集到了几个准备同一时间去热浪岛的旅友，其中一个女孩的计划是先去西藏的青旅做义工。刘大药发现，自己的心已经在路上无法再收回，并安放在成都旅行社的办公室里了，他决定和那个女孩一起先去西藏做那家青旅的义工。可是在临行之前，他已经没有钱去买一张去往西藏的车票了，他就去医博会做“超模”——在一些被展示的超声波仪器前做测试模特。三天下来，除了收到了六百块劳务费，剩下的就是身上三大片淤青的印记。在拉萨，刘大药突然发现自己之前在成都的生活圈子竟然是如此之小，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喝酒、唱歌、打麻将，而在拉萨一个小小的青旅里，每天洗衣做饭、打杂搬运的工作，却能遇到天南海北各种奇怪的、有趣的、牛X的人，能遇到那些漂泊的人，这让他无比满足，觉得遇到了另一群自己。在拉萨的另一个收获，就是刘大药突然发现，人是可以豁出去的。之前他把钱在生活中的位置看得无比重要，总觉得必须要有多少钱才能在一个地方生存下来或者有钱才能在路上，没有钱会让他异常恐慌。而在拉萨，精打细算之下，他依然可以享有在成都一般的生活，同时每天又可以面对完全不同的世界。从相对闭塞的生活中一脚踏出来的刘大药，像是嗷嗷待哺的新生儿，对于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在拉萨他每天盘算着身上的钱是否能够去趟尼泊尔，怎么去最省钱，是否够办签证，是否能走得再远一点。最后，刘大药做出了一个连自己从成都出发前都没有预想到的决定，他准备从拉萨直奔尼泊尔，转战印度，经马来西亚再回成都，彼时他身上仅剩不足一千元人民币和一张透支额度不超三千的信用卡。那天早上六点，拉萨的天还没亮，刘大药已经坐最早班公交车到达了去往樟木的大巴车站，最早的一趟大巴车要八点才开，寒风凌厉中他无奈地躲进附近一辆倒票贩子的面包车，只为能取暖。为了能轻装上阵，大药没有过多的负重行囊，当然现实也不允许他去添置身边那些专业驴友的出行装备。拉萨到樟木，一路十几个小时，在这样一个封闭而狭小的空间里，从早上八点上车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想要保持沉默是件痛苦的事。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有着专业装备的女驴友，那一路他们俩聊天、唱歌，一会儿孙燕姿一会周杰伦，嗨到不行……在刘大药的印象中，那一天十分完美，天气非常好，途中大巴车穿越喜马拉雅，远近的云层中，珠穆朗玛清晰可见，日照金山的圣境让他时隔数年还怀念不已。就这样，怀揣着很少的钱和无限勇敢的行走之心，刘大药经尼泊尔又开始了从印度最南端城市出发的印度全境之旅。从十九岁后的第一次独自旅行开始，刘大药已经走过的地方包括了泰国、尼泊尔、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柬埔寨、越南、老挝、中国的云南、西藏、香港、澳门、上海、北京……2013年夏天，他在丽江拥有了自己的以个人旅游线路策划为主要内容的弗莱出境策划工作室。有人说:人这一辈子，一定要有一次一个人的旅行。每次想起刘大药的故事我都会想起那个北京的冬夜，我结束直播离开电台步行到最近的麦当劳，看到刘大药，我人生中收留的第一个沙发客守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和一杯可乐发呆的情景。2013年，9月23日，秋分。初秋的北京，一场雨刚过，稍有寒意。早上醒来，收到刘大药的微信说，他的美签秒过了，他也终于要冲出亚洲开始一个人的美利坚之旅了。不知道此刻又有多少人如他一般，在准备出发上路，成为人海中的离岛。三剑客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他的使命斯蒂芬?茨威格“北京，变得这么快。二十年的功夫，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点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每到夏天来临，耳边似乎总是会响起《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姜文说话的声音，若隐若现的还有马斯卡尼《乡村骑士》的旋律，似乎伴着知了的叫声我们仨才从电影院走出来，一转眼一切就都变成了无比真实的过去。当年邱岳、卢骏和我都很喜欢这部片子，1994年电影公映的时候，邱岳和卢骏还从几百粉丝当中混进剧组一行人里，就坐在姜文、宁静和夏雨旁边冒充了一把工作人员。可我始终也想不起来，第一次见到他们到底是在哪里，他们两个又是更早遇见的哪一个。只记得那时候我们仨都很小，只记得那时候是夏天，记得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在放《霍元甲》，记得空气中有花露水的味道。那天一大早，路口修车的大爷还没出摊儿，我等在路口遥望大路的方向，这是通往小区的必经之路。没过多久，远方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越来越近，我使劲挥手也没能引起司机的注意，小轿车擦身而过，我清楚的看见外公、外婆和一个小男孩坐在车里后排的位置。我拼命地跑，拼命地追，等气喘吁吁跑到家的时候，外公和外婆已经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喝水了。旁边的小男孩，头发偏分，泡泡纱衬衫，背带短裤，黑色皮凉鞋，白色棉质短袜，这是我脑海内存中所保留的第一次见到邱岳的全部印象了。那年，他六岁，我七岁。一直有一个算不上好的习惯，喜欢留着旁人看来没什么用，甚至没什么意义的东西。比如一些票根或者信件，一些日记或者老照片。前些日子搬家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些东西现在都没什么意义了，就眼也不眨的都扔掉了，但是在这些无用的东西里还是留了一些，比如卢骏那年，托朋友从南半球带回来的一封信。“这里的天真的很蓝，虽然天气也总是风云突变，可是空气好、环境好，这也是国外最大的优势吧。这里的中国人很多，所以有的时候走在街上或者商场里，你总会有种错觉。总之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吧，在哪儿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抱着一切都会好的信念，偶尔憧憬一下未来的生活，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真想和兄弟们一起生活，那样苦点累点，日子也会开心的。努力吧，为了我们的小愿望能够成为现实。弟弟，2003年11月。”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当中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他的使命。熊培云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评论这段话的时候展开了自己的理解，他说，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于锻炼人格、培养思维能力，还在于找到或者确定裨益终生的兴趣，如果你找到了真正属于你的兴趣，愿意终生为此努力，即使没有读完大学，你的人生也一定丰满而有希望。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最需要做什么，只是在送往迎来之间匆匆度过一生。在中国北方，城市的集中供暖期是每年的十一月中旬到次年的三月中旬。除非天气特别寒冷，不然都不会提前供暖，所以一般情况下供暖前的一两周是最难熬的时候。那一年的十一月初，拿着这封信，我突然想起读中学的时候，和弟弟两个人在不同城市之间相互通信，也想不起来都写了什么，但是日子就这样一晃而过了。卢骏要高考的那年夏天，我还画了一幅画，好像还配上了一句汪国真的诗，以此鼓励。就算是在北京最冷的冬天收到的这封信，就算南国与北京两相离，我想，只要有一个人在夏天就好了。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已经是天各一方的三兄弟，人生将从此不再相同。1998年的夏天，是一个被怂恿的夏天，在三个年轻人心中都有很多的不安分。卢骏进入大学一年整，大学的日子在踌躇满志和无所事事中摇摆，尽管他并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生活，但在未知当中，他分明感觉到了一种自由的气息。邱岳每天打工生活忙忙碌碌，但他总有一种特有的北方男孩的魅力，工作起来分外认真，工作之外油嘴滑舌的招得周围很多女孩非常喜欢。至于我，这个夏天特别难熬，一方面期待心中郁闷如火的情绪能够早点消失殆尽，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份美好的时光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因为在我心中，一个关于未来的人生计划正在缓缓诞生。旅行，有的时候是需要被启蒙的，不论这个启蒙老师是谁，这都会对一个人的未来带来巨大的改变，给低头耕耘的人带来一片预示未来的希望。那年夏天卢骏提议去海边，对于他来说，不必读书的夏天，被困在城市就是人生最大的煎熬。这个提议在我和邱岳心中被迅速点燃，对于两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离开城市的人群，站在宽广的海滩边上，哪怕只是静静地停留那么几分钟，也是一种无比的舒缓，甚至心中隐隐觉得，海边的一周将是无比难得的人生假期。将近二十小时的硬座绿皮火车，带着我们从城市中心去往海边小镇，当满是红色屋顶的小镇出现在夏天清晨的阳光中，当阳光穿越咸咸的海风透过绿皮火车的车窗，晒到几个刚刚从梦中醒来的年轻人脸上的时候，像是一个十月怀胎艰难度日的产妇，大汗淋漓、声嘶力竭地临盆一样，这个世界瞬间变得美好无比。小王子说，如果有人爱上了在这亿万颗星星中独一无二的一株花，当他看着这些星星的时候，就足矣使他感到幸福。他可以自言自语，我的那朵花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但是如果羊吃掉了这朵花，对他来说好像所有的星星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一样。十年的时间，三个人在寻找自己真正的生活，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热爱的，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不论在哪座城市，不论做着如何的工作，不论身边是否已经找到两情相悦的人。十年，也使每个人与周围的环境相溶或者相斥，想过要逃离或者回归，就像想过要出国或者回国，想过要重新聚在一起，想过要再有一次海边的旅行。就像杰克?惠特曼在《穿越大吉岭》当中说，我想知道咱们三个在现实世界当中，是否真的会成为朋友，不是作为兄弟，而是作为三个陌生人。2011年夏天，我坐在MOMA的百老汇电影中心空荡荡的放映厅里，看了一部傈僳语的电影叫《碧罗雪山》。故事发生在中国云南西北部，片中村庄里的人们说着自己民族的语言，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就是一条溜索。人们想要出村，就要自己带着滑轮，穿在溜索上滑过去，而身下就是咆哮奔流的怒江。这样我想起了几个月之前的内蒙沙漠之行，也是那样被阻隔于世的村落，只是一个藏于深山，一个置于荒海，也是那样问题重重的一张张面孔。宗教、民俗、现实生活以及政治，尴尬地搅在一起。片子的结尾，村民们依依不舍的搬离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山。看似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却引发了另一个以及更多问题的开始。这样看来，离开或许也只是一个开始。当年在天津马场道那家叫三剑客的小店里，一起幻想未来的三剑客，转眼已经来到未来里，现实与想象确有不同，不仅是因为距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开始疏于联系，起初打打电话，后来写写邮件，而如今不论是电话还是邮件都非常少了。卢骏习惯了每天独自开车外出工作，独自欣赏窗外悉尼几乎永世清澈的蓝天，有时候要跑很远的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拍照，他也习惯了南半球的阳光将他的肤色染得金黄，这些年来还养成了健身的习惯，偶尔想打个电话联络一下，也觉得这么久都没有联系了，真不知道话该从何说起。邱岳这些年越来越忙，当年毕业之后放弃了回国的决定，就开始在新加坡打拼，虽然这些年的工作重心也不断转移到国内，但是他主要面对的还是那些工作上的客户。有一次，我问他，你觉得这些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踏实了，沉稳了好多。而我，一直没有出国，一直在北京，也一直不在北京，似乎一直在路上。有时候多年未见的朋友聚会，大家都说这些年我似乎没什么变化，一看就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在我看来从一九九八年那次海滩旅行开始，变化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这样的一段独白: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的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了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这城市的一切都是在迅速的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他已完全改观，成为了一个崭新的，按我们的标准挺时髦的城市，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的干干净净。走出百老汇电影中心，身体从恒温的凉爽进入燥热褪去余温犹存的城市，心里的伤感被环境的温暖裹挟着。三个已经不在原点更不在交点的人，是否还能拥有一个共有的未来，是否已经寻到了心中所爱，没有约定的旅行还能否成行。或许我们才是这一世，没有故乡的人。跋/不要告别雨后的皇家国家公园，毫无杂质的阳光静静地安抚着这里的每一寸草木。曼延无边的绿色中隐藏着一片面积不大的沙滩，站在沙滩中央仿若被一座离岛包围。眼前的海水清澈见底，少年们争抢着奔向无边的蔚蓝里；回头看，正有人从瀑布上纵情跃下，翻滚进另一片蔚蓝里。一切像被调过色的梦境，美得失真。我举起相机，把几个在海边嬉闹着的老人家圈进镜头里，他们笑得像孩子一样，在以兄弟姐妹相称的思念中，在分东离西几十年后，在南国最好的秋色里。很多年前一个早春的下午，尚未长大的我在路边等回家的通勤车，那是从厂区深处的生产区域通往厂外世界的唯一通道。路边没有明显的停车标识，那是一个无人约定的等车区域。身后堆满了无比硕大的运输设备的木箱，木箱上的异国文字有一种难以表述的美。那时，我读幼儿园大班，身边是一起等车的小伙伴，幼儿园在厂区大门附近的办公大楼的不远处。这时，从遥远的厂区深处走来两个人，他们迎着夕阳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与此同时，厂区广播站的大喇叭开始了下班时间的厂区新闻播报。两个人越走越近，我发现高高瘦瘦的是我的外公，旁边的是一张陌生又和善的面孔。我挥挥手，大声地打招呼，我看到外公和身旁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陌生人朝我微笑着点点头，拿起挂在脖子上的一个相机一样的东西，示意要给我和小伙伴拍照。于是，我就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张彩色拍立得照片。故事并未结束。给我拍照的是当时在厂区做技术支持的日本专家，他和外公走后，我和小伙伴就这一张拍立得归属于谁的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激烈地争执，最后在班车上“你看一会儿，我看一会儿”的过程中，失手掉进了班车玻璃的夹缝中，失不再来。那是我人生记忆中第一次品味失落。次日傍晚，几乎相同的时间和地点，日本专家在外公的陪伴下，再一次举起了手中的拍立得相机，为我和小伙伴一人拍了一张照片。所以严格意义上讲，这是我人生中第二张拍立得照片，在遥远而陌生的1981年。总会偶尔想起这张拍立得，像是外公隔着遥远的时空给我的一份礼物，要我懂得分享，懂得淡然地对待人生中的一些获得。我的叛逆期比青春期还要长，总在不断地打破获得，去寻自己认为的真；扔掉别人认为的好，去寻心头的爱；为自己贴上一个个标签，再逐一撕下。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外企到私企、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当我意识到自己是拧种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对很多事情淡然相对了。我也曾是一个抱怨狂人，以致身边的朋友一直隐忍负重。人生需要慢慢熬制，有些道理是在你摔倒了爬起来的一刻，甚至摔倒了爬不起来的时候，才会明白。想起小学时父亲在家长会上的一句发言，他说:“我家孩子一直是自然生长，我们不怎么管他。”从离家读书，到独自生活，几乎从未有过恐惧或强烈的波折感，或许是幸运，或许就是是家人通过某种无形的方式给了我一份强大的自信力，让我背后的目光一直都在。像当年进电台时一样，很多事情都是在懵懂中开始的，对于文字也是如此，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广播和写作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本书中记述的内容，更像是我生活的拼贴:有早些年工作的记忆、旅行路上的随感、还有开始桒悳SOUND之后的一些节目文稿、以及从那时开始以群发邮件的方式断断续续写出的信。认识了清林那年，他读小学四年级，是一个广西百色老区的孩子。我们通过《中外少年》杂志一个资助贫困地区濒临失学儿童的活动相识。说是相识，其实我们只有彼此的地址，隔着千山万水，就那样一南一北地开始通信了，那是我第一次给陌生人写信。那时我在铁路学校读书，学业负担不重，半个月或一个月就写封信给他，问问学习情况，修改他来信中的错字。清林每次都非常认真地回信给我，像是在写作文一样。有时候我会寄一些自己看过的书或杂志给他，想让他通过阅读看到外面的世界。他说家人开了一间小卖部，哥哥和姐姐都早已辍学，在广东打工。很多年中，我的地址一变再变，而他一直都住在那个叫资源的小县城。清林高二那年，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上说:读书太辛苦，自己压力很大，因为身体原因，高二休学了一年。他说:不想读书了，想像哥哥姐姐一样去大城市打工，但又觉得辜负了我对他的期望。我回信说:即使有幸运和机遇的成分在，任何人的一生也都应该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我当然希望你参加高考、读大学，通过读书改编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那根本不是你想要的路，我也会支持你其他的选择。而此刻，你最需要的是知道自己心里到底要什么样的未来:和哥哥姐姐一样，辍学、打工、赚钱，或是读大学、学更多的知识、看更大的世界。这两种现在看来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你想过十年或二十年后自己的生活吗？其实我知道，清林是把我当作榜样的，因为通信的这些年中，他眼看着我从一个铁路学校的学生成为了电台主持人。后来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学业，直到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他打电话给我说在几个可选专业中有点犹豫，不知道要怎么选择，让我帮他分析一下。不久之后，他又再次打电话来，说收到了南宁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但是，学费有点高，家里只能负担一部分。我对他说:我并不富裕，但负担你剩余的学费还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觉得受之有愧，就算是我借给你的好了。有时想想，做电台节目或者给陌生人写信，貌似是在述说和了解别人的故事，其实都是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去过资源、没有去过南宁、没有去过广西、没有见过清林。清林读的是一所南宁很普通的大学，学的室内设计专业，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变化，我和他失去联系也很长时间了，偶尔想到这件事还觉得像是很有以前做过的梦。这些年，因为变化、因为不断地离开和放弃，也遗失了很多偶然的相遇。可能是某个夜晚从广播里听到的一个声音或者名字，可能是在手机或者书店的杂志里见过的一段文字或一张照片。这些年，时代在变、载体在变、生活也在变。我们就这样不断地遇见、失散、重逢，再消失于人海。从陌生开始以陌生结束，在各自的时光里长大、变老，但我知道一定有某时在某地我们无比炙热地心灵互通过。了解一个人太难。从最初在电台每天乐此不疲地拆信，到现在收到公共微信上的留言，我看到的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或某一刻的心情，就像我们不能凭借一首歌去判定一个歌手的一生，就像去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短暂的旅行中你看到的再多也只是冰山一角。在这本书里，你看到的也只是某一段时间中的我，不是全部、不是最好，但一定是用心记录的生活。特别感谢每一位为这本书付出辛苦工作的人。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家人；献给和我一样经历着无数选择，不断放弃又仍在坚持的你。很多电台的故事，被我搁浅了。自认是个重感情的人，我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一些故事。就像2001年的最后一晚，天津音乐台直播间。我若无其事地说完“新年快乐”，推上最后一首歌，然后躲在直播间的角落里大哭。不想在节目里伤情地说再见，就那样无声地跳转了频率。还有2006年，也是年末的一夜，北京，中央台直播间。小钟在弹吉他，我在唱歌。心里却很清楚，又要这样不告而别地悄悄离开了。走出电台大门，收到一束花，送花的人应该很明了守夜人说再见时的心情吧。北京的盛夏来得有点凶猛，在一个无比漫长的春天结束以后。那天在金斯福德国际机场，入关口小得让人很容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几个老人家眼泛泪光、声音哽咽，在临行前拥抱着告别。我举起相机说，来照张相吧，别哭，我们还会再见的！阿鹏叔2014年6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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