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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渡1958年出生于台湾台中市，诗人、作家。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主持过专题报道电视节目“台湾思想起”“与世界共舞”等。2008年起，任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已出版《台北地道地道北京》《民间的力量》《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等十余种著作。
1949年后，有太多高级知识分子来到台湾。他们屈就到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把知识的根脉传到年轻的学生中，把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灯火传到台湾，才有了现在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对渡海传灯的文化人永远心存感念。正是1949年的渡海者和台湾本土文化与政治的先行者们的身影，带领着杨渡，在各种角色中出入而不异化。尽管就大局而言，他们多数人也只是暗夜里的一盏灯，但他们身上那种历史的视野、生命的格局，以及行持的坚定，却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欠缺的。在生命的当前，或许我们难以肯定自己每一步的踩踏；这本书中的人物，正可以告诉我们——原来，生命也可以像他们那样走着。
1.著名作家野夫长序推荐！台湾著名作家杨渡重磅新作！2.杨渡在本书中呈现了他们那一代台湾青年的奋争，所面临的打压和恫吓。然而壮心不负，他们赢来了他们的1987年，长达三十几年的戒严终于结束，报禁党禁顿开。杨渡也在自己躬与的抗争中，成为新时代自由媒体的名记，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见证并记录了我们这些同胞的故事。本书既是对台湾民主化一代知识人的记录与刻画。3.这一代台湾知识人多自1949后由大陆赴台，他们屈就到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把知识的根脉传到年轻的学生中，把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灯火传到台湾，才有了现在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对渡海传灯的文化人永远心存感念。4.他们多数人也只是暗夜里的一盏灯，但他们身上那种历史的视野、生命的格局，以及行持的坚定，却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欠缺的。
序言书生杨渡与他的台湾叙事野夫一半月前，刚刚和杨渡在我的故乡利川喝“摔碗酒”话别。这是他第一次去我的家乡，也是多年来我们彼此的夙愿。他在拙著中熟悉了我笔下的汪营，我也在他的书中久谙了他的故乡台中乌日。隔着海峡，我们各自在类似的小镇成长，然后又在中年于京城不期而遇。杯酒订交十七年，不时相约醉乡中。在无数的夜雨高谈里，我们深知了彼此的身世文章，更有相见恨晚莫逆于心的感觉。杨渡兄喜欢自称阿渡，大家亦以此名之。初识其时，还是20世纪末。在我所主办的一个书商界酒会上，由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带来绍介于我。那时，他四十出头，已是台湾名媒《中国时报》的主笔。我虽略小四岁，还仅是脱狱未久初初北漂的不法书商。那夜灯红酒绿，衣香人影太匆匆；我们擎着酒杯在亭台间短语寒暄，已然于风尘中辨出各自物色。之后每年，似乎他都会因为工作原因而登陆，便中都要约我小酌——每次他从怀中掏出的暗器，都是他亲自扛来的我所酷爱之金门高粱。那时，台湾的媒体大佬高信疆先生尚在世，这个古龙当年的酒肉兄弟，退休隐居北京，正是口中淡出鸟来的日子。我和诗人李亚伟、郭力家等每次与他们捉对厮杀，似乎皆要两败俱伤。也正是在这样一些“相见亦无事，不来忽思君”的邂逅里，我们才知道他也是彼岸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二也许正是20世纪80年代与诗歌运动这个共同的话题，让我们迅速认出彼此的胎记。他和我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踏入社会的大学生，那时的两岸，也都是诗歌和民运风起云涌之时，而诗人在当年，则似乎天然应该就是社会的弄潮儿。他作为曾经的学生领袖，深受20世纪70年代末“美丽岛”精神之熏染；在台湾戒严时代后期，一样站在了环保运动和党外期刊运动的前列，并以长诗《刺客之歌》发起了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最后冲刺。他们那一代台湾青年的奋争，所面临的打压和恫吓，何曾输于他地。然而壮心不负，他们赢来了他们的1987年，长达三十几年的戒严终于结束，报禁党禁顿开。阿渡也在自己躬与的抗争中，成为新时代自由媒体的名记，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见证并记录了我们这些同胞的故事。他是台中地区的本省人，祖辈三百年前就已从闽南迁居彼岛。农家子弟出身的他，少年时与我辈一样，亲历了各自的穷困和屈辱。去年他所完成的长篇巨著《水田里的妈妈》（大陆版名为《一百年的漂泊》），记录的正是他父母乃至祖辈一生的艰辛，同时见证的也是台湾社会一个世纪的挣扎历程。当他少年时，曾经目睹他母亲为躲避讨债者，而满面泥污匍匐于水田之中。之后他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提着篮子步行去县城监狱探望母亲。每每想到这一画面，我亦为之挥泪不已。何其相似的少年经验啊，隔着千里云天，我们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原无异样。也因此，我们对社会改良的梦想，也有着不二的起点。三在我离开北京寄居大理最初那两年，台湾业已进入陈水扁执政期，我与阿渡短暂失去了联系。他虽本省人，当年反对国民党，但却不是民进党的同道。但阿扁的腐败不仅激怒了本党的前辈施明德，一样也激怒了阿渡这些中立的知识分子。在接下来的两党竞选中，他的激扬文字公正立场，令马英九先生青眼有加，遂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简任其时在野的国民党文传委主委。他和他的团队协助马英九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而这时，功成名就的他，人皆以为应该入阁拜印，他却选择了远离政坛。早在1967年，为赓续中华文脉，蒋介石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并担任会长，另聘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相实现生命之世俗价值。当我们2008年再次重逢时，他依旧平静如初。自古士夫皆有出处之困，处士还是出仕，很容易成为读书人的迷途。按老话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以他之德才和功貌，大丈夫堂堂正正，从政入幕亦可建功于世。然而他嫌政场卑污，且不能自由出行，于是辞谢。我亦理解，书生使命，不平则鸣；匡时祛弊，拔刀相助而已。但凡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有坚不上船之道统。士大夫之傲岸挺拔，也正在于坚守自己的道。以其半生行迹而论，阿渡是这个乌烟瘴气时代中真正残余无几的士人。当年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回看吾人熟知的那些清客幕僚，云泥悬殊，唯余哑笑。四在那之后，卸下党争战袍的他，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节，与我有了更加频繁的酒聚。虽然以其身份名望，每次访陆，此间相关部委办，皆要待若上宾。但他真正开心的，仍是与我辈布衣野人谈文论道。他是那种真正儒雅的书生，人如玉树临风，言则温文平和。两岸观察，所感所伤，亦深怀赤子之心，长存报国之望。我们一起相约走滇西，入康藏，种种游历，无限悲欢尽在杯盏间；唯余此道，彼此无遑多让。也常醉罢高唱各自乡谣民歌，唾壶击缺，唤起无限乡愁国恨。我曾应他之邀两次赴台考察，我对民国风习在台湾的完整赓续甚为讶异。他和我一样，都是那种朋友很多的人，借此之便，我得以深入台湾社会，拜访了诸多江湖高人。在与他及他的兄弟们的交往中，我才开始真正了解和理解台湾的转型之路，以及背后那同样的危险和艰辛。从反对国民党到加入国民党甚至成为该党股肱，从反独裁反戒严到接掌改良从善后的国民党文宣大政，入幕助选该党重登舞台。这是一个平民书生的现代政治传奇，但仿佛秉承的又是古代中国游侠和士大夫兼而有之的传统。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所谓仆仆风尘于荆途，披肝沥胆，文以载道，所要效命完成的无非是一个心中的理想，那就是天下为公，绝不能让一党一姓独私江山。他很有幸生在台湾，生在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曾经以他的独家报道，揭露了警权的黑暗，营救出许多秘密关押三十多年的政治犯——这是立德。他有很多的专著记录台湾和大陆的转型和改革历程，享誉一时——这是立言。他为清廉君子马英九助选大胜，为两岸文化交流贡献多多——这是立功。千古书生所慕之三不朽，正此之谓也。五一个人成为一个时代的俊杰，虽需时运相济，但更需要自身的修为。修为浅者，即便躬逢机缘，忝获异数，也多成为历史的小丑。而修为深、根器良者，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或可匹夫而为百世师。此前，我一直好奇，一个台中农家子弟的阿渡，何以修成如此器宇？我一直根深蒂固地相信——成大器者，必有来历。那么，他究竟是何来历呢？这次认真地读完其忆旧大著《暗夜传灯人》，我才真正明白，他之为他，原来竟有如此众多的善缘和加持。本书有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台湾之有今日的文化传承和文明程度，乃因1949年涌入的两百万陆胞中，跟去了很大一批精英知识分子。而当日之台湾社会，政府完全无计安置这些南渡衣冠。于是，这些优秀读书人艺术家只好下乡求职，多在学校讲课谋生；最不济的，也会摆一个书摊，租书卖书养家。台湾自古荒远之地，从未出现过如此密集的文化人阵列。即便日据时代有所开化，那也多是“皇民化”的殖民教育。而现在这些中华文化的飘零花果，竟然能够深入他乡，在真正的草野之间灵根自植。因此，像阿渡这样大批的草根子弟，很早就能耳濡目染这些大师的謦咳，得到无数高人的点化。于国家民族和精英个体的悲剧事变，不期然却成了他们这些台湾孩子的幸运。而他接受启蒙的台中一中，那时正是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聚点。他后来求学的台北，那更是群星璀璨，汇聚了一代风流。这样的因缘际遇，与他的勇敢求知凑泊一起，则自然要在平地里开出花来。六《暗夜传灯人》记录的正是这样一些人，一些在严酷岁月里，无意中获得的滋养。阿渡成长期的台湾，戒严年代的恐惧和我辈的少年经验相仿。但是，他所能亲炙的伟大灵魂，则是吾人只能仰望和嫉羡的。我们在文学史上熟知的台静农、陈映真、姚一苇诸先生，在阿渡的青春年代，早已过从甚密。窃以为更为殊胜的是，他与那些老政治犯的交往。那些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事件的许多冤狱者，是真正于漫长黑暗期，在底层社会的取火传薪人。他从这样一些默默牺牲者的身上，获取了成长的养分，以及接棒挑战长夜的勇气。他在书中说——大历史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慈悲。虽然在历史转变的当下，战争与饥饿、斗争与死亡，会带来伤害。无数生灵涂炭，人性受尽摧残。但从长远看，穿过那些苦难，穿过那些幸存的生命，穿过时代的暗夜，那暴力所不能消灭的，恰恰是人性的希望，文明的血脉。中华民族的花果虽然飘零，却也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新天地成就一树繁花。我今天看见的他，无一不是那些前辈所手植躬耕的结果。历史的趣味正在于，无论法统如何变更，真正的道统却毁之不尽，在民间一脉相传。早在尧舜时代即有记录的高士，春秋战国的诸子，《史记》中的游侠，每一种思想和门派，都在民间社会春种秋收，默默传承。正是这样一些暗夜中的传灯者，给吾族保存火种，让我们在最寒凉的时代，也能看见光芒。阿渡于我，恍若前世兄弟。两岸的暌隔，命运的相似与迥异，都无法略减我们内心的悲悯与温良。欣闻其大著行将刊刻于此岸，彼嘱我为序，何敢当之。唯只言片语绍介其半生为人处世，以为吾侪示范。禁书的年代买下第一本禁书“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怀疑，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像我，就已经签过好几本了。”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十六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一个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一种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就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读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政的文字，被关进监狱。他的妈妈还在台中一中任职，好像在教务处或者什么地方。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然而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传统下的独白》。我们平时就在这书店买参考书，所以还算熟。但要去问禁书，我还是非常担心，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看禁书，思想有问题，被抓起来。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上前低声问:“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书店老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口音，面容白白净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用一种陌生的眼神打量着我。一个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没有买参考书，居然要买李敖，似乎有点奇怪。他停了片刻，面无表情地说:“是你要看的吗？”“嗯。”我点点头，装得像一个好学生，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虽然不像在盘查，但语气冷淡。“我知道。”我老实说。“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无表情。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面无表情，但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看，低声说:“两百元。”相较于当时那些平装本的口袋书，如水牛文库、文星书店的平价书，这样的价格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迅速付了，像生怕被发觉似的，将书收到书包里，藏到最深处厚厚的一堆参考书后面，书包上还写着的“台中一中”的字样。走出书店，我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即使坐在公交车上，我还不敢打开。我四下张望，生怕有人发觉跟踪。回到家里，背着父母，我才悄悄地打开。粗糙的纸面黄色封皮，黑色的一行书名，没有写作者，内文一样是简陋的纸张和印刷，有些字体的油墨，还会印在手上。但我却用一个晚上看完了一本。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第一次看禁书的感觉，和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微微晕眩，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那是一本禁书，立即抢购，怕买晚了，书就绝版。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当然，同时购入的还有《第一件差事》。陈映真和《将军族》那时候，陈映真出狱不久，小说集《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刚刚出版，《将军族》就被查禁了。这种消息总是传得特别快。内行的书店接到出版社通知，就把书从架上拿下来，藏到书柜后面。有熟识的读书人来了，就悄悄拿出来，说:“你看看这一本，刚刚被查禁。还剩下这两本而已。”仿佛在说着，“这是海内外最后的两本孤本了”。你如何禁得起诱惑？那时我读台中一中高二。朋友阿丰知道以后，赶紧通知朋友，大家分头去书店找。台中市的一些大书店都没有了，后来在一家卖参考书为主的书店里，竟找到两本，当然一口气全买了。书后来果然绝版，直到多年后才解禁。那小说集的封面是吴耀忠画的《少年补鞋匠》，暗绿色封面，一个少年眼神专注，衣服褴褛，补着一双旧旧的、仿佛走过许多路的鞋子。幽暗而忧伤的油画。小说最让我震动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写家道中落后，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虚无与沉沦，最终走上了绝路。或许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亲为了违反票据法而入狱数月，我在绝望中压抑着，不让同学知道。那压抑的深深的虚无与悲哀的调子，让我耽读再三。朋友间讨论最多的，还是陈映真的小说为什么被查禁。有人说是因为里面描写了向日葵，而这是中共的国花；还有人读得更细，认为是因为一篇小说内容描写了一个青年为了不让鸽子停下来，向空中挥舞着红色的旗帜。但没有人说得出确切的原因。查禁的原因，本身就是禁忌，这就是“禁忌年代”的特征。“权威”要变成“威权”，就是不容许你问他原因。最后逼得你得猜测他的心思，揣摩他的心思，甚至暗暗讨论他的心思，如此才能让你想得太多，猜疑太多，满地阴影，最后什么都不敢做。这样就能把禁忌的恐惧极大化，让它变成一堵无形的围墙，把你关在里面。而你还心甘情愿地站在里面，不敢走出来。甚至多年以后，你写文章时，心中都还在想，这个句子能写吗？不是谁谁谁写了这句子，就被查禁了？你就想:算了，别写了，以免被查禁。这个无形的力量，我们叫他“心中的警总”。也就是在心中建立一个无形的警备总部，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检查”。然而我终究把他的小说读了又读。陈映真细致的描写，刻画台湾社会变迁中的浮沉与忧伤，那种市镇小知识分子的虚无和无奈，简直无人能比。更重要的是，他有思想，有理想主义情怀，却因为时代的压抑，有一种淡淡的虚无而忧伤的抒情。当时，作为一个“文青”，我们也都读了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兴的《家变》《龙天楼》，叶珊的散文集，施叔青的小说《乔布的末裔》等等，一批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但真正让我感动的，仍是陈映真。他所写的每一个场景，那抒情的文字中刻画的面摊、失落的少年、家道中落的青年、父亲故世的“雕塑着成人一般的风景”的青年……仿佛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多年后，当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才恍然发现:“啊！原来陈映真的老师是鲁迅。”一九八一年左右，因了施善继的关系，得以在中和陈映真的家中见到他本人，那时内心之紧张，真不下于如今青少年见到一个偶像。他的浑厚的声音，高高壮壮的身形，让我很难和《将军族》那个苍白的安那其主义的少年联结起来，而更像是已经走到了《夜行货车》中的愤怒的壮年。不久，就因为主编《大地生活》杂志，而与他有了多一些的交往。所受到的指引和照顾，无论从文学、思想、理论、政治信念等各方面，都受益良多。一九八二年左右，“党外”杂志在海外的策动下，发起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批判陈映真的运动。这是由于“台独”不能公开说，于是以“台湾意识”为名，批判“大中国意识”。论战过程中，陈映真被戴上“大中国沙文主义”的帽子，但他却太君子，总以为“台独”与“党外”都是被当政者所压迫，所以不愿意批判，更不齿于扣对方的帽子，反而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理论上，和海外（美国、日本）的“台独”论战。但对手却非如此，也不管戴陈映真的红帽子会不会置他于死地，反而以他的中国意识为目标，死命地打。对手中，最主要是笔名为“陈嘉农”“宋冬阳”者，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以流亡生涯为标榜的陈芳明。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一场论战。但在我自己心底，却怎么样也无法认同对坐过牢的陈映真挥舞红帽子的“血滴子”，因为那是和独裁者使用同一种逻辑，同一种语意，同一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杀伐。我更不相信那个在《我的弟弟康雄》里，充满人道主义襟怀、虚无而忧伤的作家，那个在“山路”中，不断自省着“如果革命堕落了……”的政治犯，会有所谓的“霸权”和“沙文主义”。更重要的是，在论战中，一边是用思想与批判来讨论问题，另一边却是杀气翻腾地用统治的政治语言来扣红帽子，无论现实的胜负为何，至少在人品上，就差得很远了。更不必说，文笔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有时候我会以为，自己之认同陈映真，十七岁在禁书中看见那个刻画了理想主义青年的小说家陈映真，会不会是一个决定的瞬间？是的，文学超越一切；文学的陈映真，永远超越一切政治的口水。无论陈芳明如何以《台湾新文学史》一书来包装文学评论者的身份，甚至在陈映真生重病而无法写作之后，才写出散文，作态地表白如何欣赏陈映真，让陈映真连反驳批判的机会都没有，这人品之高下，立即显现。尤其他的《台湾新文学史》中，对影响了台湾小说、文学理论、文化批判、报道文学等等，至为深远的陈映真，竟只是随便地几笔带过，这不能不说是蓄意的偏见，刻意的忽略。或许，有人以为写了《台湾新文学史》就可以为台湾文学下了定论，但我仍必须指出，不，作品会说话，陈映真的作品，他的文学评价，会远远超出这些。一如施淑青说的，陈映真的作品，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永远走在最前面，他所开创的内容，如对跨国公司的描述与批判，至今仍是许多作家所不及的地方。暗娼街的罗曼?罗兰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靠近福音街的路边。老板是一个退伍老兵。那年代，似乎有特别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园附近的角落里。不是卖豆浆烧饼，就是绿豆稀饭，要不就开一个旧书店，或者小说出租书店。他们可能原是读书人，只因战乱，跟了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退伍下来，不知怎么谋生，就在街道边上开起旧书摊。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十六毫米黄色小电影的，也有招揽客人的三七仔皮条客，当然，那些暗娼会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卖阳春面的摊子前，翘起雪白雪白的大腿，点两三道小菜，呼呼地吸着面条，一双化了浓厚脂粉的眼睛，无神也无惧地望着街道的过往行人。十七岁的我站在那旧书摊前找书，却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眯了眼睛偷偷去瞧。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内容多是嗯嗯啊啊，占了两三页，看一本就够了。我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传》。这些翻译书都没写译者，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译笔之优美，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后留在大陆，没随国民党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那旧书摊老板特别有趣，胖胖壮壮，戴一副老花眼镜，老是坐在一排书架的一边，一张竹子编的躺椅上，兀自看着书，偶尔瞧一眼来逛的买书人。我拿书给他问价格，他就拉下眼镜，斜吊着眼瞧我一眼，再看一眼书，然后再戴上眼镜，看也不看地说出价格。那些黄色书应是营生之用，卖得特别贵，而这些世界文学经典反而非常便宜。我有时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学，为什么会进这些其他旧书摊子找不到的书？为什么这么便宜卖？但我不敢问。因为每一次我拿书去问他，他总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样。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只因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变成了“巴克”。被查禁的金庸旧书摊寻禁书还不满足，我们就进了台中省立图书馆。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还保留许多已经查禁的书。而早期的《文学季刊》《现代文学》《文星》《自由中国》等，也可以找到，只是某一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多年后在叶荣钟的杂文里才读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把图书馆里关于三四十年代没有撤退来台的作家作品、出版物、杂志等等，以及日据时期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社会分析、“左倾”色彩的书，全部找出来销毁。他一本一本地查，一本一本地向那些平装精装的、饱含了思想和文学内涵的书告别。一个读书人啊，还有什么比这个工作更痛苦的呢？然而台中省立图书馆终究保留了某一种开明的风气。因为像李敖、柏杨的书，并非每一本都查禁。他们人已入狱，一般的图书馆都全面禁了。惟有台中省立图书馆，只拿下禁了的书，其他还保留着。比起我后来在其他图书馆所见的模样，简直好太多了。台中省立图书馆对面是一排老眷村，搭着违建的矮小平房。聚集的老兵卖一些馒头、打卤面、小米稀饭之类的，中间有一家武侠小说出租店，老板五十开外，东北大汉，个性有一种大兵的直爽。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多月。当时的武侠小说是用报纸的纸张印刷，分成小本小本装订。一套《神雕侠侣》，竟有二十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任大同”，作者还写了司马翎。多年以后，台中省立图书馆已经全面改建，所有的书肆与风景早已不再，我重新想起这场景，才明白一九四九年的时候，随着国民政府迁徙来台的两百来万人，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多少读书人，多少大学生和世家子弟？他们飘荡来到这个小岛，无以为生，仿佛也就只能以租书店、旧书肆寄托此生。读大学之后到了台北，第一件事就是去明星咖啡屋前，看周梦蝶独坐街道边，一排简单的书架前，独自翻看着书，仿佛与世界隔绝了一般。这形象真太熟悉了，从台中的福音街，到明星咖啡屋，到台大前面的违建旧书摊，他们的身影，仿佛是一个寂寞的、流离飘荡的世代的缩影。在街道边独坐阅读，卖书为生，他们背负着流离千万里的身世，故国的旧梦，最终在书堆中，寻找一个思想的出路？或者是一个武侠的幻想世界来遗忘人间的痛苦？或者是文学的安慰来度过这残损的人间世呢？角落里的马克思禁书也是一种知识的垄断。已经查禁，你硬是找不到。拥有者如同拥有武林秘籍“九阴真经”，他引以为傲，自己在家苦练，出来炫耀武技，经常引用两句。你却看不到，心痒难耐，痛苦难当。恨不能去他家偷出来看看。而愈是不传，愈是让人好奇。上台北读书后，某一天，大家在讨论近代史。那时近现代史都是禁忌，中共党史不知道，连国民政府自己的历史也是改写的居多，真实的少。愈禁愈好奇，大家一起研究。但历史是要比数据的，没数据，就没有学问。有一天，一个朋友忽然用炫耀的语气说:事实上，中共不是这样的，某某书曾这样写过……大家听到书名，心头一惊，暗呼:那书我为什么没见过？果然是一本禁书。于是赶紧追问:那书可否借阅？拥有者答曰:“不行，那是人家借我看的。”又问:“那是谁的？可否我自己去借？”答曰:“这太敏感，不方便说。”唉！算了，人家拥有武林秘籍，你硬是没办法。后来才知道，牯岭街可以寻找到一些被卖出来的禁书；那些书大多老旧，可能因为某个人过世了，被后代不知情的人给卖出来。有些书，则是要透过特别管道，有些特权，例如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才能找到。重庆南路也是另一个管道。有一家书店位于地下室，表面卖学术书，但在柜台后面另有一个书柜子，藏着一些国外进口的新左派书籍。马尔库塞、卢卡其、阿尔都塞、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找到的。但真正写着作者“KarlMarx”的书，那就还是非常敏感的，几乎见不到。所幸，科技进步迅速，复印机的时代来临了。朋友间不断互相借阅，影印，竟成为知识传播最快的方法，谁都禁止不了。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想淘宝，看看有没有什么未曾见到的好书，属于“武林秘籍”这一级的。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几个大字。三大册精装本，书非常老旧，积满了灰尘，仿佛被摆在角落里一百年了。我心中狂跳，暗想:妈妈的，不会是它吧？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心中之狂喜，实在无法言喻。我四下观望，会不会有人看见了？看这书，可能会坐牢的呀！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设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然而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再看这书确实无人借阅，而且看起来像是有人把自己的藏书，全部送给了图书馆，后面还盖着赠送者的章；图书馆不小心，或者不知敏感，才放进来的。当下，就借了出来。然而我还是非常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为了怕在学校附近影印会被发觉，我还特地跑去台大附近，东逛西找，才找到巷子里一家不起眼的店，看店的小姐还年轻，似乎不是读书人，我希望她不会注意到这一本书是马克思的著作，最好她根本不知道谁是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五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查字典，逐句逐句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词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这《资本论》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练武之道果然与阅读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