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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贤才，1933生，江西九江人。*专家。1951年在同文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内蒙古、山西等地工作。出版《希氏内科学》《英中医学辞海》等译著43部逾5000万字。1984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8年获卫生部“医学翻译特别奖”，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为“政府特别津贴”享受者。2017年被九三学社中央授予“九三楷模”荣誉称号。曾任《江西医药》主编，江西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江西省委员会副主委，第五、六届江西省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长。被编入《世界名人辞典》。
本书是作者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小说。讲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三个14岁孤儿，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历经艰难，加入八路军，参加抗日战斗的成长故事。小说充满了崇高、乐观和奋发向上的励志精神，展现了那一代少年儿童在艰苦岁月里坚毅勇敢、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作者希冀通过对那场战争、那段时光、那代人的青春的记录，让今天的孩子们记住那段峥嵘岁月和先辈们的付出。
1937年，三个14岁孤儿——给托克托旗王爷放羊的汉族少年黎柱子，给苏尼特旗王爷放马的蒙古族少年图布新，以及从伪满逃出的学生大川，邂逅相识，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去找从陕北渡过黄河，正在晋南抗日的八路军。但大川很快就被疑为“满奸”而被抛弃了；柱子和图布新则因方言关系，误入了阎长官的“北路军”（山西话“北”“八”不分）。逃出后继续寻找真正的八路军。途中又和大川相遇，发现大川本身就是日本人！决定把他作为“鬼子俘虏”，带到八路军去。在八路军办事处才获知:大川是被关东军杀害的日本反战人士的遗孤。于是尽弃前嫌，成为亲密战友。这时八路军某营正部署与“北路军”和托克托王爷马队一起，消灭一股从战场上溃退下来的日军。柱子等三人也阴错阳差地赶上了这场战斗，立下功绩。战后柱子和图布新称心如愿地正式参加了八路军，还惊异地发现:大川不仅是日本烈士的遗孤，还是个日本女孩！……
《十四岁男子汉》的背景和由来（代序）
《十四岁男子汉》是有它的背景和来由的。距今80年前，也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年，山西一个贫农的儿子黎静，出来寻找八路军，参加抗日。那年他就是个“十四岁男子汉”。但是他投错了门，参加了“北路军”。因为在山西话里，“八路军”和“北路军”听起来一样，分不清楚；就像我们江西人说“孩子”和“鞋子”，上海人说“外科”和“牙科”一样。后来发现了，设法逃出来，辗转来到延安，找到真正的归宿。
黎静一直在部队工作，成了作家。原来是空军的文艺处长。他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与我相去甚远。我是江西人，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黎静和我先后都在各自单位被打成“反革命”，送到山西太原同一个劳改队“服刑”与“改造”。两个很不相同的人就这样相遇相识了，成为很好的朋友。上面那段经历就是他说给我听的。我觉得有趣，也很有故事性，就说你是作家，应该把它写出来。黎静说他会写，但是现在不是时候。远远不是。不过将来情况变了，条件好了，他首先要写的是彭德怀，然后再考虑别的。
黎静比我年长10岁，他的丰富阅历也使他比我成熟、沉稳得多。但是他这个想法还是使我激灵了一下，虽然我们已是无话不谈、可以交心的朋友。因为彭德怀在当时已被打成“大军阀”“大土匪”，甚至是“里通外国”的“大奸细”。监狱里就不乏为彭德怀翻案而被判重刑的人。
1971年9月下旬，我从报纸上发现一个很怪的现象。那是国庆前夕，各国领导人照例给我国领导人打电报祝贺国庆。那个时候，经过“文革”的折腾，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主要就是*主席、林彪副主席，以及人大委员长朱德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国领导人应该是给他们发来贺电的。可是那年新华社对外国领导人联名发来的贺电，不是像过去那样全文照登，而是把贺电上我国领导人的名字都删了，笼统地写成:“我国领导人（没姓名）收到了某国领导人（都有姓名）发来的贺电，全文如下……”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国家领导人中，又有人出事了，不能见报。那人是谁呢？*不用说了，对他的尊崇都还一切照旧。朱德和周恩来，报上也还能看到对他们的报道。只能是林彪了。
很快又发现，随林彪一起上来的几个人，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主任邱会作，特别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这些人的名字也从报上消失了。
我和黎静悄悄说起这些情况。黎静是空军干部，还关注天上的事。他说我们这个劳改队离机场不远，是飞机上天后转第二道弯的地方，所以头上常有飞机转悠。但是这些天里，天上没有任何飞机的踪影。那就是“禁飞”了。“禁飞”是很严重的情况。出大事了！
这样，在“九一三”林彪逃亡后不久，我和黎静就感到他出事了，而当时这还是国家的重大机密。大家暂时都还蒙在鼓里。谁也不知道上了党章的“接班人”竟会仓皇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九一三”事件给中国人上了很好的一课，也使黎静的情况有了一些松动。因为他这“反革命”与林彪有关。“文革”初期，他和他的几个战友就是因为骂林彪而被捕判刑的。现在看来倒是骂对了。我说你不还骂了江青吗？那个时候江青也是不能骂的。他说
那也是因为林彪的缘故。但他刑满获释后，还是回不了北京，只能留厂“就业”，继续“改造”。所以我们还能见到。黎静说他要回北京申诉。
黎静终于不辞而别，离开太原去北京了。劳改队说要去抓他回来。不过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动作。但他毕竟还骂过江青，真正平反，落实政策，也还是“四人帮”被打倒以后。我也终于得到平反和“改正”。大家的情况都好转了。
1987年，我到北京开会，专门去看他。吃饭时，我又重提他与“八路军”和“北路军”的那段往事，说现在你可以写出来了。他说要做的事太多，当务之急还是写“彭老总”。
黎静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推出了厚重的《彭大将军》（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但他又接着忙其他的事，八路军、北路军的事还是排不上队。催他，他就叫我别急，还学着电影里的话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是事情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有些事是不由人做主的。1990年7月我在出差途中，忽然收到噩耗:黎静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倒在上班的途中。
从此我就有了一个心愿，替黎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只是我知道的情况有限。因为没想到*终会由我来写，没想到请他展开来谈，只是等着看他的作品。
他会写得很生动，很精彩。他是作家，而我不是。我只是个普通医生。但是，我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现在，终于写成这部书稿，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故事发生的时候，我还只有4岁。80年过去，我已垂垂老矣。战争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那场战争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的。所以我要努力写出这个故事，为现在也为将来的“十四岁男子汉”，以及所有善良的人们。
王贤才
2017年6月5日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