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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晋瑜，生于山西霍州，祖籍山东博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自1999年起供职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现为总编辑助理。著有《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是《中华读书报》的著名记者舒晋瑜追踪采访三十一位茅奖获得者的访谈录。从对首届茅奖
获得者之一的李国文的访谈，到对第九届茅奖获得者格非、王蒙、金宇澄、李佩甫、苏童等作家，包括获得过诺贝尔
文学奖的茅奖作家莫言的访谈均收录书中。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对历届茅奖评委的访谈，以人为本，将茅奖作为切入点，
从评奖与得奖两个角度透析中国文人与文学界，为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呈现当代文学的心灵地图。追访31位茅奖得主，跨越40载文坛风云。
探究殿堂级文学大家，绘制当代文学心灵地图。
著名评论家白烨、茅奖作家毕飞宇联合作序
王蒙、李敬泽、李国文、韩少功、阿来、陈晓明联袂推荐长篇崛起的一份“档案”
白烨
于1982年开评的“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三十多年来已经评选了九届，先后有四十多位作家的作品摘得奖项，获得殊荣。尽管人们对“茅奖”不无微词，但平心而论，“茅奖”还是遴选出了不同时期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基本上做到了选优拔萃。而整体来看，连绵而来的“茅奖”，实际上也构成了长篇崛起与繁荣的成果展示与实绩巡礼。
目前，“茅奖”越来越为文坛内外的人们所广泛关注，以“茅奖”为对象的研究著述也日渐增多，几乎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但毋庸讳言，有关“茅奖”的既有研究，还缺少有关作家的跟踪纪实与相关采访，也缺少有关史料的系统爬梳与基本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舒晋瑜的这部《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以其现场性兼具史料性，纪实性兼具研究性，具有了自己的独特价值。
从我的角度看，这部对话集，至少有着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以“茅奖”作家为访谈对象，采用“对话”形式揭示作家的心曲，探悉作品的成因，在对“茅奖”的切近与观察中，突出了作家的角度，彰显了主体的功能。钱锺书先生曾经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去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但既想吃“味道不错”的“鸡蛋”，又想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却是阅读与接受中的人之常性，事之常理。而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家与作品，更是两个基本的观察点与重要的支撑点。而观察和研究“茅奖”，需要看作品，也需要看作家。而创作主体与作品客体的种种关联，显然关涉“茅奖”作品的成因与特色等个中隐秘。事实上，舒晋瑜的访谈，看起来是针对作家的访谈，其实也是着眼于作品的叩问。她围绕作品穷原竟委地设问，深入创作底里不厌其详地探询，实际上以探赜索隐的方式，由作家的文学意图和写作追求的角度，从构思到完成，从意蕴到形式，穷形尽相地解读了作家与作品的内在缘结，以及作品所以独到的内在密码。
其次，切近作家作品实际设置话题与问题，访谈与对话亲切自如又内在深入。文学访谈与作家对话，新闻性与文学性有机交融，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话题的设计、问题的追问，就显得更为重要。而这正是舒晋瑜的长项，她在文学知识的储备上丰富而扎实，对所访作家的了解也系统而深入，因此以专业的素养设计话题，以好奇的姿态循序追问，以一种内在的亲和力使访谈的对象敞开心扉，披心交谈。如《陈忠实:我早就走出了〈白鹿原〉》，先梳理陈忠实早期创作，进而谈到各种体式的改编，以及《白鹿原》之后作家的心态与状态。这里涉及的，既有陈忠实个人的文学道路，又有《白鹿原》的影响与改编，而且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这样一些话题的提出与探讨，显然需要对作家本人创作历程、代表作品及相关影响进行细致了解，甚至是长时间地跟踪阅读与积累。唯有如此，才能了然于胸，收放自如。
对话的内在与深入，还体现于访谈的纵深度与历史感。舒晋瑜所选取的访谈对象，均为创作上起步早、作品多、影响大的当代名家，如李国文、刘心武、莫言、贾平凹、张炜、王安忆等。几乎每个人都有三四十年的创作历史，各种文类均有涉及。要把他们一个个都了解清楚，着实要下一番功夫。即如莫言的访谈，话题是从长篇新作《蛙》说起，但却回溯到莫言早期的习作阶段，中期的创作爆发，后期的创作嬗变，视线在不断的拉伸之中，使访谈渐渐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这不仅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揭悉了长篇新作《蛙》的来由与特色，而且也约略勾勒出莫言小说创作的整体性轮廓。从这个意义上看，舒晋瑜既是在以访谈新作的方式来解读作家的，也是以撰著作家论的方式来进行文学访谈的，这种认真而细致、专业和专注的背后，是她敬恭本职、敬重作家、敬崇文学的态度与精神。
第三，由“采访手记”表达作者感受，使“对话”平添了亲切感与现场感。“对话”中的“采访手记”，是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些手记置于文章开首，在轻松自然的文字里，负载着作者自己化理性为感性的精到感言。有的是形神兼备的作家素描，如说阿来，“有时候，他是个纯粹的诗人，他的诗歌寂静丰盈，没有半点杂质；有时候，他是个摄影爱好者，装备和作品不亚于专业摄影家；有时候，更多的时候，他是个写作者，只听从于内心的召唤，心无旁骛。”有的是画龙点睛的精要点评，如说迟子建，“三十年的创作实践，迟子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种种潮流，但她又具有‘不入流’的勇气，这种坚持恰恰给了她自由，给了她广阔的生长空间。”有的则是亦庄亦谐的印象传真，如说贾平凹，“他的方言很重，我需要尽力去聆听他说的每一个字；这种尽力没有阻碍交流，反而构成一种兴致。后来居然渐渐都能听懂了。交流时，被烟雾笼罩的贾平凹就频频点头，是的，是的……”这些精彩文字，单篇来看是有声有色的导语，连缀起来亦是有识有见的评论，使访谈别具意蕴，成为访者与被访者、读者与作者彼此的敞开胸襟的深度对话。
如今，作者访谈一类的文章比比皆是，但像舒晋瑜这样以“茅奖”作家为对象，既有深度又有味道的，实属凤毛麟角。而且，在经典的作家作品不断被各种流行读物遮蔽的情况下，舒晋瑜的文学访谈，不断向人们报告着*的文坛动向、重要的作家作品信息，其意义不可小觑。因此，说它是当下文学的活动“窗口”，是极为恰当的，说它是长篇崛起的一份“档案”，也是完全名副其实的。
（作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评论家）访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主任、文艺报原主编谢永旺
(担任茅奖*届、第二届、第四届评委)
问:请您先谈谈茅盾文学奖设立的缘起。
谢永旺:首先要说一下，茅盾文学奖的设立。1981年3月14日，茅盾先生病重，住在医院期间，由他口授，他的儿子韦韬笔录，写了一封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信是由孔罗荪同志带回作协的，并转述了茅盾在病榻上提到的一个意见，即他认为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文学成熟的标志，*能代表一个时期的创作水平。十多天后，3月27日，茅盾先生与世长辞。4月24日，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遵照先生的遗愿，成立了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即为奖金委员会委员，巴金任主任委员。会议还决定作协有关部门要尽快做好评奖的有关工作。
问:您是*早参予茅盾文学奖评选的，能谈谈*初的印象吗？
谢永旺:1981年7月，我从《文艺报》社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建创作研究室。10月13日，中国作协开第二次主席团会议，正式决定评奖定名为“茅盾文学奖”。创作研究室负责具体评奖工作，向全国各地作协、文学期刊、出版社等93个单位发函，请他们推荐优秀长篇小说。这个函件中同时界定，10万字以上为长篇小说。1982年三四月间，评奖办公室一共收到了134部作品。当时我作为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负责人，主持了读书会，由创研室邀请19位评论家、编辑和高校教师，在香山昭庙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阅读这些作品。*后读书会筛选出18部作品，交给评委会。
问:评委会的构成是怎样的？
谢永旺:当时的决定是，作协主席巴金同时就是评奖委员会的主任。作协主席团的成员丁玲、艾青、冯牧、冯至、欧阳山、张光年等同时就是评委会的委员。因为这一届的评委会委员都是主席团成员，德高望重，年纪又大，视力不好，而长篇又都很长，有的是两三部，几十万上百万字，很难要求他们阅读多少。巴金、丁玲是读作品的，但也不能全读。艾青就说，我不看长篇小说。也有的老同志直接说，我就投信任票吧。巴金没有出席评委会议，但阅读了很多作品，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将军吟》，他都读过。他觉得这些作品都不错。
问:*届茅盾文学奖是怎样评出来的？
谢永旺:*届茅盾文学奖前后做了三层筛选:读书会、预选组、终评会。预选组由五个人组成:陈企霞、冯牧、韦君宜、孔罗荪、谢永旺。陈企霞任组长。预选组读了读书会提出的作品，经过商量，推举了六部长篇交给评委会审定，分别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莫应丰的《将军吟》、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需要说明一下，预选组成员经作协主席团同意列入了评委会名单，出席了终评会。
当时还没有主旋律的提法，主要是现实主义原则。反映现实的、格调健康积极向上的作品应该得到鼓励。评委会考虑到题材，但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6部作品选出来时，是在中国作协的工棚会议室（沙滩北街文化部大院），大家举手表决，一部一部地过。评委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票数差异。
问:排名是依据什么？
谢永旺:获奖作品怎么排列，是评委协商确定的。魏巍的《东方》写抗美援朝，革命英雄主义，是否应该排在前面？《李自成》写得好，姚雪垠又是著名老作家，是否也应该排在前面？*后考虑到，我们要提倡文学及时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反映现实又写得好的作品适宜排在前面，《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就排在*。《芙蓉镇》也是反映现实的，人物形象足够典型，艺术上有特色，但是对这部作品的情调和某些描写有一点争议，就放在后面。
*届茅盾文学奖评出了几位新人，周克芹、莫应丰、古华都是新人。李国文1957年写过《改选》，如今重新执笔。巴金、丁玲、刘白羽，张光年，冯至，艾青……这些德高望众的老作家很高兴，他们的思路、他们的关注点就是要发展我们的文学，评出好作品。
问:*届茅奖颁奖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还记得当时的盛况吗？
谢永旺:1982年12月15日，*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举行。来自全国的作家、文学编辑、文学青年等六百人到会，会上宣读了巴金的祝词，提出小说创作要“深一些、新一些”。周扬在现场做了一个讲话。六位获奖者每人获得3000元奖金，一个茅盾头像的奖章和获奖证书。会后接着举行了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丁玲、张光年等老作家也讲了话。
问: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在当时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谢永旺:一部作品经过三十多年再怎么评价另当别论，当时这些作品是站得住的，是有长处的，在当时的备选作品里面获奖，也是实至名归。有一点毫无疑问的是，当时*没有不正之风。大家看小说，选认为是好的作品。当时也没有固定的文字评选条例。还是在读书会期间，大家觉得应该有个大致的评价标准，张光年是党组书记，就请他来讲一讲。张光年概括了四句话: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启人心智，感人肺腑。这四句话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预选组和评委会没有再专题讨论评选标准。那时人们关注的重点，还在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展。长篇小说尤其如此。
问:您愿意推选十部有生命力的获奖作品吗？
谢永旺:在我参与评奖活动及后来阅读过的作品中，我以为较有生命力的作品是，《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黄河东流去》《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战争和人》《白鹿原》《长恨歌》《张居正》《东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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