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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妮:吉林省长春市人，诗人、作家。1985年起居深圳。曾插队。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出版有小说《人鸟低飞》《1966年》、随笔《上课记》《上课记2》《随手》、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等。曾任职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看看这世界》定格了诗人王小妮在某个三年里周游国内十二个省市和九个国家的“看见”。分为“出门在外”“看看这世界”“到西部去”三部分（其中有对已消失的柏林墙和巫峡古城的记录）。这位“海明威的中国姐妹”，以诗人的敏感、女性的细腻和极简的笔调，在世界的边边角角，拾起散落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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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澳洲、欧洲、中国西部……我们不只不够知道世界，也不见得很知道自己。
中国人的真正人生，恰恰不该从课本开始。趁年轻，去远方，看看这世界。
前言童年时，住的日式老房子。还没识字前，先认识的是世界地图，它贴在卸掉了门扇的日式拉门里，和床铺平行，很方便看，对于我，那是一幅比任何图画书都耐看的挂画。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名字，涂不同的颜色，它们都在中国以外，有的连在一起，有的被蓝色的海分隔着。地图展示出那么多的未知平面，很多和我们平行存在的地域，世界很大，我们只是其中之一，不是中心，更不是全部，这是我对世界的最早认识。直到后来有机会踏上其中一小部分，才真切地发现每块另外的土地和那里的人们都立体而鲜活，虽然是同样的日月山川风吹水动，却有那么多的不相同。说两件小事:有一次，我在斯图加特火车站刚下车，放下箱子想休息一下，发现有男士站在大约两三米外，一直看我，并不走开，后来才明白，他是在观察我是否需要和许可他过来帮忙，我不主动求助，他不会贸然走近。东京火车站的复杂是有名的，一次问路，有陌生女士主动过来帮忙，其实，她也不认得我要找的入口。上上下下陪我走了很多路，问了很多人，终于找到了，她谦和地鞠躬告辞，好像一直是在接受我的帮助。我们的感知经常不是装满大事情，而是不断被无数琐细小事给填充，它会致密无形地影响甚至塑造着我们。2013年夏天，应约给中小学生推荐暑期图书，我推荐的十本书中，有《世界地图册》，虽然，我们的孩子们不能马上周游世界，很多人一直啃课本啃到十八岁，直到考上大学才第一次离开家乡坐火车，但能有一本世界地图做消遣做陪伴也许值得庆幸。有个年轻大学生说:上了中学，他忽然知道了，原来“外国”不是一个国名，而是很多的国，原来他一直以为“外国”就是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国，虽然他读书的乡村小学也挂有地图，因为和考试没关，都觉得地图贴在那儿没什么用，从没留意过，也听说过美国和英国，但是从来没想过美国英国和那个“外国”是什么关系。另一个大学生，在2011年秋季学期获得了去台湾成功大学交流的机会，回来后，听她讲了很多见闻，最后她非常郑重地对我说:老师，以后只要有机会，你就要跟更多的同学们说，任何能走出去看看的机会都要珍惜，一定要走出去。我曾经想过，这世界它足够辽阔，饱含着无数我们不知道的，无数微小细碎的攒集。虽然，看上去它缄默无声，却在我们有限的认知外，自顾自地深藏着积蓄着构建着，所以，这世界真值得去亲眼看看。我只去过十四个国家，有些留有记录，有些没有，收进这本集子的是有记录的一部分。整理它们的时候，还是觉得原始记录不够详细，而当时没记录的，很快会忘掉细节，剩下来只是些干枯的概念和抽象的印象。细节才是最生动有趣和富有力量的。我第一次坐火车出省已经二十五岁，正读大学三年级，比现在的学生大好几岁，因为是“文革”后刚恢复高考的77级。到四十五岁才第一次出国，现在，很多“背包客”年纪轻轻已经走过很多地方，见识过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能自由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得有多好。我的学生晏子，在她二十二岁大学毕业那一年就办了因私护照，去年年末，趁着假期，她在泰国游历了一个月。当然，我们不只不够知道世界，也不见得很知道自己。飞机掠过山谷，即使很晴朗的天，也只能短时间俯看弯曲的山脊或反射阳光的河，和大地的距离大约八千米，不可能知道哪些皱褶里有人的踪迹，云贵高原，陕北高原，石头和黄土沉寂无声，消化、抹掉无数人的故事。在刚刚结束的2013年暑假，我的另一个学生第一次离开他的出生地海南岛，独自一人搭车上路，穿越多个省份，到了四川、甘肃、青海、西藏和北京，最后返回海岛，再见到我，他说他在甘肃乡下有十天没洗澡哦，好像这是他二十岁的人生遭遇到的最困扰最不可思议的经历:想不到他们连水都没有！只有最贴近，和人相关的细节才涌过来，帮助我们辨析自己，比如重庆巫山，宁夏盐池，贵州织金，陕西佳县。中国人的真正人生，恰恰不该从课本开始。在旅行中启动和打开自己，因为一个生命必须是自由的，开放的，不断去关注、发现和用充足的新鲜感去注入的。
柏林没有墙了去德国柏林那道令人恐惧的墙没了，这早已经不是新闻，谁都知道的。有关柏林墙的这页历史和任何大事情一样，断然无情地被时间翻了过去。我和徐去德国是2001年夏秋，大多数时间住在西南部，远离柏林，起初，也没有特别地想到去看柏林墙。提示了我的是一场小型演出，不是在剧场，选在一个半弧形的长廊里，在周末的晚上，演出带实验性，媒体记者们多，几乎和观众对半。剧情大致是两对男女纠葛在一起的感情冲突。语言不通，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眼花缭乱地看到这个男的跑过去安慰那个女的，这个女的在追逐抱怨那个男的，铿锵低抑的德语，最后，地上洒落一片被撕碎的红玫瑰花瓣，剧中人物痛苦的呼喊穿透这栋古老的房子，我能够看得懂的部分，是由一部幻灯机打在长廊最深处墙壁上的影像，它始终作为全剧的贯穿背景，不断地重复着柏林墙的倒塌:狂喜的人爬上了勃兰登堡门，人的身体，拳头，大铁锤，撬棍，起重机，七零八落的履带和墙上涂鸦。整场演出，只有这个我懂。《共产党宣言》里怎么说的，凭《国际歌》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兄弟？我很想去看看那曾经惊心动魄的柏林墙。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们离开南部沿西侧向德国的北方走，再坐火车从北部著名的中世纪小城吕贝克转向东，很快发觉窗外的景色不一样了，土地不再大片的油绿，有杂草有杂木丛林，断断续续有荒芜的地块，久不住人的老房子，每到一个火车站都能见到废弃了的库房，玻璃碎了，满面灰尘，站台上塌掉的座椅，很少行人的小镇里偶尔见到老人骑那种老款自行车，还有人居住的窗口并不像典型的德国人家，后者会摆满特别艳丽茂盛的花，东德的窗口也有些花，疏疏懒懒的，不知道是养得不用心，还是品种不同。这一切的灰怆，反而使人感到某种熟悉和亲切，湿润的泥土深处特有的腥香，很像中国辽阔又疏于打理的北方原野。就在那几天，德国北部空旷天空上出现了排成人字的大雁群，“大雁一会排成一字，一会排成人字”，这是我变成个大人的三十年里，第一次再见到大雁飞过头顶。虽然随身带了一本相当厚相当详细的德国地图，但是它是新版地图，没有东西两个德国的概念，我们只能根据环境推测，过了吕贝克，一定是到了原东德地区。后来查老地图，确认了当时的判断。火车带我们去了德国最东北角的旅游地吕根岛。吕根，德国人的发音更接近“黑根”。在斯图加特认识的芭比女士就生于那儿，后来，她听说我们去了她家乡“黑根”，先是特别兴奋，然后不断摇头，我想，我能理解她频频摇头中的复杂含意。这一路东西德穿越之旅，看到了多少人去。我问过一个留学生:人呢？他的回答是:都跑到别的地方了。为什么？因为别地方有工作。由吕根岛去柏林继续坐火车，车窗外的景致大约相同，杂乱的树林更浓密，遮住了并不明朗的日光。那天是周末，车上的人略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对五十左右岁的男女，一直望窗外的景色，很少交谈，即使见到他们交谈，也听不到交谈的声响。穿着讲究的女人并不掩饰自己的表情，她总是脸侧向窗外叹气，而那男人，表情凝重。柏林柏林是我见到的最不像德国的德国城市。它纷杂，喧嚷，现代大都市的通病。保持着当年被轰炸原貌的半废墟状的威廉二世纪念教堂下面，常常有街头摇滚乐队逗留，很大的公厕气味。从这个原属西柏林的位置能感受到这座城市饱藏着某种不好判明的生机勃勃。在旅游局取了中文柏林地图，搜索这个大城市可以看的地方，马上看到“查理检查站展览馆”，地图上有文字注明:以柏林墙为展出主题:某区某街某号，每天九点到二十二点开放。很快决定搭地铁去看“墙”的展览馆。在地铁站台的小书报亭前惊奇地发觉一个太过熟悉的面孔。有人手里拿着的毛泽东头像，是一本期刊的封面，我过报亭去，看见摆放在橱窗玻璃后面显眼位置还有完全相同封面的几本。那是我们向正前方向高处仰望了多少年的一张脸，他占据了整个封面，和旧记忆中的一样红光满面，只认得2001·9这几个数字，其他的字母是英文还是德文都来不及辨认，地铁已经来了。我们去看“墙”的那天，是9月4日，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即将满二十五周年。查理检查站展览馆分两个部分，室内和室外。室外部分，是设在街心的原柏林墙查理检查站，在道路中间平地而起的一座只有几平方米的简易建筑，现在看像间玩具屋似的，但是，这“玩具屋”前堆了接近一人高的沙袋。正对着检查站，立有一个高大的标牌，两侧各有一个巨幅的全副武装的军人半身照片，胸前佩戴各式功勋章，一侧是苏联军人，背对着苏联人的是美国军人。他们比真人大几倍，两个绝对端庄严肃的军人在半空里，各自面向着东西柏林，象征着他们曾经的职责。跟随着“墙”，从1961年9月22日起，这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前沿，剑拔弩张之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自1945年后德国的强大占领者，在检查站两侧部署坦克士兵，荷枪实弹日夜对峙。曾经在西柏林一侧，有美军设立的警示牌:“你已离开了美国管辖区”。查理检查站哨所在同样跟着“墙”的倒塌，在1990年6月22日被完全摧毁，十年后，2000年8月13日它重建。据说新建的哨所完全保持原貌，包括涂成白色的小屋中所有摆设，包括其中的卫生用品和电源管线的埋设。这间孤立于街心的著名前检查站，引来很多游人，想和它合影，可要耐心等待。展览馆的另一部分，是临街的三层小楼。有德国青年学生这么形容它:“在废墟中，一个协会办了个小小的博物馆，回忆成功的和失败的越墙逃亡行动，那是一个阴沉的地方，一个混合着各式各样的啤酒瓶盖、发黄的报纸碎片和上面刊载着悲剧的大杂烩。”这是一家私人机构，像进入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家，每个展室空间都不大，比起重视展览馆文化的德国其他众多展览机构，它狭小局促，但是，每个进入者都会惊叹，这里集中了多么沉重而不同一般的“大杂烩”。柏林墙，我原以为我对它够了解，老远跑来看展览，不过是重温，不过是来柏林的一路上惊讶于东西德原来存在这么大差异的一次印证。仔细看了“墙”，才重新理解了，人们对一个历史事件的了解局限是绝对的，那大大小小的苦难和幸福，连亲历者都没可能完全体会，何况旁观者，何况柏林墙这样重大的事件。看“墙”，想到小时候记住的一句列宁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惜展览馆不允许拍照，它展出的实物很多，又有多部电视机在各个角落播出有关墙的影像资料，没办法完整复述我看到的，事先我们也没有预想到，在这个不大的地方转了几乎一整天。徐去把每种逃亡过程的影片都看了，回到斯图加特的住处，他居然根据记忆，把不同的逃亡细节都画了出来。逃亡要来说说逃亡了。表面上，整个展览注重展示逃亡过程，它们可以分成三个层面:通过地面，通过天空，通过地下。人啊，调动了它的一切潜能，全部聪明智慧全部冒险冲动:A.迎着哨兵子弹直接越墙冲关。B.伪装成行李公然捆扎在汽车顶部蒙混过关。C.把汽车发动机改装到车后箱，在前箱里藏身。D.孩子被强塞在不可能引起怀疑的最小码行李包里。E.改造电缆，在它的轴芯里藏人。F.从四楼窗口把婴儿抛向西柏林。G.日夜不息几家人联手挖地下通道。逃亡者用过的实物，手电，钳子，改装汽车，旧降落伞，油灯铁铲，各种自制机械,塞满不大的空间。还有大量照片，记录被射杀者们，血迹和墓碑和鲜花和十字架。不逃亡不会死，但是有那么多的人毫不犹豫千辛万苦地选择了逃亡。死或者活，在荷枪实弹下撒腿就跑，谁都知道，活着的胜算太小，但是他们宁愿一试。从1961年到1989年的二十八年间，直接死于想越过这道柏林墙的有一百七十六人。看了墙展，才懂得了，越过它已经不是信念，在那二十八年里，它逐渐成为了人的本能。人这种动物，他究竟肯为自由付出多大代价？一堵墙，曾经不可逾越的，一瞬间说倒就倒了。展览馆楼上有通向室外的小阳台，我出去透透风，恰好有一伙人在下面的检查站沙包前拍广告。四个穿艳丽紫色紧身西装的瘦高个小伙子，脸都涂成银灰色，提着超大码的黑皮包，飞一样来回穿梭越过白色的检查站，色彩啊跳极了，撞极了，反差大极了，视觉上好看极了。亏他们能想到来这地方拍广告。展览馆出口就有“墙”卖，最小块的，比拇指指甲大一点点，要五点九马克，差不多二十四元人民币，有人怀疑它是真的。的确，任何一块水泥碎块涂抹几道油彩都可以自称柏林墙。两块大墙，高约五十厘米，宽二十多厘米，标价三千六百马克。柏林墙柏林墙的早期只是铁丝网，挡住那些想从东边跑到西边的德国人，是二战刚结束的上世纪50年代初，后来它逐渐改造，最终成为那道高四米满身涂鸦的水泥板，又荒诞地由最恐惧最不可逾越的“铁幕”，一夜之间被砸碎，成了引人收藏的艺术品。从结果到结果，这之间的过程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复杂。而跟着“墙”发生的故事每一件都惊心动魄。1961年8月12日的傍晚，在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夏布利希的郊区别墅里，建墙以“玫瑰行动”这样优雅的名字通告给了到场的东欧领导人。在这时候，还有六万东柏林人每天过关去西柏林工作，此前的逃亡从1945年起，从没有间断过，到1961年，已经有超过两百万东德人成了西德人。曾经有东德领导人同意给想离开的发放通行证，他们“天真”地以为那些有产阶级走了，留下来的将是坚定又可信赖的无产阶级。仅仅1960年，就有十五万人通过八十一个哨所进入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