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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潘凯雄，男，文学评论家，编审，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中华文学选刊》杂志主编。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文艺报》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副刊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2008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22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2020年1月出版的六卷年选本，作为年度盘点的*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9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随笔的选本，既关注文学的人性化阵颤，又关注当下触动中国人心灵的时代精神。
22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
太阳鸟文学年选，是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开始创建的文学品牌，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丛书主编，本套丛书大体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歌六大分卷，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的厚望，每年都将发表的原创文学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这些选本追求精品，但更多体察了民众的心理，内容贴近大众化的生活，行文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风格。至2019年年底，这套文学年选已经连续出版了22辑，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这么多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这套文学年选，也将在大众读者的支持与陪伴下、逐步深入，越走越远。
这也是一种“知识服务”
潘凯雄
今年这本*随笔收入作品凡28篇，其中不少篇什的作家虽各有自己独特的立意，但在表达这立意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又同时在传递着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某些知识，套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说，这叫“知识服务”。坦率地说，本人今年确是有意识地多选了一些这种类型的作品，目的就是想围绕着当下所谓的“知识服务”话题赘言几句。
如果仅就“知识服务”这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而言，本不应有多少歧义，但问题是现在人们一说起这四个字则大都是特指新媒体中的“那一款”产品，它们的基本特征就是找来一两个可能的确是、也可能不完全是，却一概号称专家、学者之类的人物通过音频、视频等形式讲述某个专题，然后制作成小课再放到新媒体上进行传播。事情如果仅限于此倒也作罢，问题出在还要将这样一款本不值得多说的产品描述成一种全新的东西，而且代表出版转型的方向，仿佛只有这才代表着出版的未来。这样的判断肯定是有悖于客观事实、形成一种误导，甚至是荒唐的了。
不妨先简略地描述一下当下流行的知识服务类代表产品——小课的基本模样:每单节课的时长一般为10—15分钟，而一门完整的课则由这样10—50节的小课组成，换言之也就意味着某一门课的课时在12个小时左右。有了这样一些基本单位，但凡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不难想象这样一门课程的基本容量几何，至于质量的高下则要取决于授课者的学术研究语言表达的复合能力如何了。经过这样一番解剖应不难看出现在时髦的所谓“知识服务”其实不过如此而已。显然，这既不是“新媒体”的独门绝技，更不可能是所谓出版转型的方向。如果说这就是“知识服务”，那么，传统出版所推出的作品无论是单篇作品还是专题著述不同样也都是在承担着“知识服务”的功能吗？
比如本选本中的《持续写作及其他》《米兰讲座》《私奔、家庭、认知、傲慢与报应》三篇作品本身就是张炜、余华和毕飞宇三位著名作家就文学写作或文学鉴赏专题演讲的文字版；而《“老房子”的新声音》《杜甫的咏怀》《斗士诚坚共抗流》《八国联军来袭前后》《李卓吾为何不回故乡》《贾政父子的孝心》《玉碎》《千年之约》和《〈新青年〉的上海文学想象》等篇什，哪一篇不都是也可以称之为“知识服务”的产品吗？而所服务的知识点同样都是十分清晰的，这些知识点有的从标题上即一目了然，有的只要卒读全文便了然于胸。而且这些优秀的随笔作品因其作家自身的文字功力加之这种文体的天然要求，使得他们对某种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形象、惟妙惟肖，其接受效果绝不会亚于现在流行的那些所谓“知识小课”，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在传播方式上一个诉之于视觉、一个诉之于听觉而已。如果仅凭这一点差异就断言当下新媒体的那类小课才是“知识服务”并代表着出版转型的方向，而有着悠悠历史的传统出版不具备这样的功能，这本身就是非常无知甚至是十分荒唐的。
至于本选本所收入的其他篇什，无论题材和作家的风格差异如何，不仅都可见出文字的讲究和构思的用心，更可读出情感的一份真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面对这份真挚的情感，这些作家的处理基本上都是不铺陈、不夸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他们共同的基本特征，因而，读起来反倒易入心入脑。
*后，每年在完成这篇文字时都不得不重复如下三层意思:首先，作家对本书的成稿予以鼎力支持，对此本人深表谢意；其次，恕本人孤陋寡闻，极少数入选作品的作者一时还未能联系上，惟因不忍割爱，故未先征得其同意就冒昧将其大作入选，在深表歉意并请求他们宽恕之时，也请其在见到本书后及时与出版社联系；*后，限于本人学识及阅读量所限，特别是面对各种新媒体的海量，遗珠之憾是一定的，敬请广大读者见谅。
是为序。
2019年10月于北京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王蒙
感谢时代赐给我的幸运，11岁，初中一年级，结识了本校垒球明星、地下党员何平，他的家就是我的培训图书馆，后来14岁差5天我被破例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在解放了的北京，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干部。破落、空虚、肮脏、摇摇欲坠的北平变成了健康、自信、勤奋、日新月异的候任首都。旧中国，北平整个都是恶臭扑鼻的垃圾堆，解放军一来，几天就清理得干干净净。三天两头停电的北平，供电一下子全然康复。虽然有敌特放火焚烧公交电车，全市公共交通仍然是前所未有地顺畅了。新街口、交道口修电影院，什刹海建设体育馆与游泳场，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都在跳舞，都在唱歌，都在招展，都在发光。是共和国*初的日子，是高屋建瓴也是脚踏实地的日子。是心愿纷纷、成绩桩桩的日子，是几千年中华历史上没有见过，没有说过，甚至没有想到过的日行千里的日子。是转眼过去了的，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是历史的豪迈，青春的热烈，是眼泪、欢笑、深思，都前所未有的日子。
世上有几个十几岁的少年有这样的福气，有这样百世不遇的机缘，能在这个多感多梦的年华看到这样的天翻地覆，凯歌行进，山呼海啸，日月重光！能在这样的年纪整天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宣扬革命理论，抒发奋斗胸怀！我们唱的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年青人，火热的心”；我们听的是周恩来、彭真、艾思奇、胡绳、田家英、丁玲还有苏联专家的报告；我们跳的是秧歌舞与腰鼓舞；我们读的是《把一切献给党》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看的影剧是《白毛女》与《刘胡兰》。我们高举的是红旗与彩旗，我们白天劳动，下班后是团的组织生活——“团日”，团日后是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炒面，抽出时间还给苏联青年写信。
同时，我们勇敢淋漓地荡涤着旧中国的污泥浊水，枪毙天桥恶霸，解救火坑中的妓女，取缔害人的“一贯道”，关闭吸食鸦片的“土膏店”，干脆利索地解决了由一个日本人与一个意大利人策划的炮打天安门城楼的大案。再没有颓废麻醉，再没有龌龊下流，再没有寄生剥削，再没有蹂躏掠夺……也再听不见《夫妻相骂》与《我的心里两大块》的哼哼唧唧的鬼哭狼嚎。
作为青年团区委中学工作部的负责人，我在参加几个中学的联合团日活动的时候，喊出了“生活万岁，青春万岁”。作为文学创作，我写出了“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诗句。日子燃烧着我与我的同代人的青春，日子的光明与火热，催促着我把这样的日子写在纸上，我知道它们的珍贵，也知道它们需要的是时时重温，铭记不忘。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初心、初情、试笔。是革命的激情，也是建设的期待；是青春的觉醒，也是奋斗的决心；是对梦魇似的旧中国的告别，也是对共和国愿景的畅想；是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孩子气的冲锋，也是一个已经入党五年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壮志雄心。1953年刚刚过完19岁生日，我购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了一页页的潦草的小说草稿。为此，我重新一遍又一遍地读起鲁迅与丁玲，巴金与茅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青年近卫军》，也包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契诃夫。尤其是一次又一次地听交响乐，听陕北的“信天游”，听苏联歌曲。我要写日子，我要写革命，我要写青春，我要献身文学，我要镌刻我们的时代，我要温习与演奏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共和国序曲。越写就越知道共和国的伟大、艰难、崭新、开天辟地。
写作一部长篇小说谈何容易！要安排人物，要结构他们的各种关系，要设计他们的生活场景，要出现不但让作者自己如醉如痴而且要让读者也能被吸引住的起伏与动静。要有男女老少，要有阴晴寒暑，要有激情澎湃，要有低吟宛转，千头万绪，像星月一样满天，像江海一样汹涌，像日子一样亲和，像历史一样郑重，这样的写作足以要19岁王蒙的命！但是再困难，再吃力，我必须写出来！我当时就很明确，我是青年更是少年，我是作者更是历史证人，你不会再找到这样的小老革命，这样的新旧中国的全见证全实感，连日本军队占领下的生活我都了如指掌，你不会再找到将自身的青少年内心与革命的胜利、与共和国的百废俱兴结合为一的文学心境！使命在我，岂可大意！
于是，1954年开始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审读，1955年得到中国作协青年委员会萧殷恩师的鼓励与指点，1956年得到创作假并完成了修改。1956年年底，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预告了此书。1957年《文汇报》连载了小说的相当一部分章节。1979年《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为此书终将出版而写的“后记”。然后是小说出版。从小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66年，从小说正式出版至今已经40年整，一版又一版的新书一直不间断地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捧在购书朋友的手中，摆放在青年的书桌上或书包里。它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语文报》的奖项，被评为全国中学生*喜爱的书籍之一，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译成了朝鲜文和蒙古文在边疆地区出版。尤其是序诗，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演员、主持人，多少次在大学、在舞台、在集会、在广播电视上朗诵。至今，它还是那么朝气扑面，意气涌动！青春与共和国永远同在！“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感谢时代赐我幸运，我萌生了，写作了，记住了，所有的日子，共和国的日子！
（原载《光明日报》2019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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