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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江苏东台人，历经营业员、劳资员、企宣、记者、秘书等职。25岁起决意写作，欲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已出版《奔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荷尔蒙夜谈》《墙上的父亲》《取景器》《惹尘埃》《伴宴》《回忆的深渊》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读者*喜爱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原创奖、入选“年度青年作家奖”“未来大家TOP20”、台湾联合文学华文小说界「20under40」等。有作品译为德、法、日、俄、英、西班牙、意大利、阿拉伯文等。
一部与时间、与日常、与肉身的对望之书，凝结个体经验和智性拷问的自选随笔合集。从浮生逝水到笔触字迹到肉身沉重，作家鲁敏直面自我，在时间的目击下，以往事为证人，回望曲折来路，剖开渺微内核，呈现伤痕与自省。敏感倔强的文风、硬朗犀利的触笔，拖拽着来自旧年月和旧我的重量，向你打开。
望自己，望天地，望众生，呈现小说家虚构世界背后的个体经验何种场景让她决定写作？是否对父亲抱有遗憾？生活中妥协温顺到几乎无色无味的她，内心某处却长满倒刺，胆汁深处流淌着一种*的逆反。鲁敏以往事为证人，回望曲折来路，剖开渺微内核，呈现伤痕与自省。从《六人晚餐》到《奔月》，创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梵高的画、安迪?沃霍尔的丝网、奥斯卡动画……“光是为了那些画，我简直就按捺不住地要写小说了。”完全中断的《六人晚餐》，从管道爆炸后的哀伤中重拾灵感。对日常周遭的体悟思考对沉重肉身的审视解读随意多变的水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你的状态，人们喜欢看油菜花又是何种原因？舌头、脚、毛发、脸于我们，安然无恙时无知无觉，稍有不适才意识到全部价值。
以父之名
一不是母亲打电话提醒，肯定又是忘了。这个月的某一天，父亲的忌日，烧纸给他。这样的提醒一年数次:鬼节、冬至、他的生日，还有清明与除夕夜。我总是忘掉，却也并非因为被“生”的事情忙着或闲着—他活着时，我就不大会记起他。母亲说，她要送来叠好的金元宝与银元宝，很多，因为今年是他去世整二十年。母亲与父亲谈不上有感情，可能还相反。但母亲对这些事一直很看重。我都能看见那个画面:阴天的下午，午睡了起来，她叠起元宝，手上全是金粉银粉，光线不好的客厅，她习惯了节约电，也习惯了长期的独居，连续几天没有人说一句话。我在外面喝茶，在银行排队，听的士司机责难油价，热腾腾地活着。接到母亲的电话，嬉闹的笑还来不及收掉，几乎不相信:二十年了！这么长……同时一阵惊怵，倘若母亲年老健忘了，甚或也去了，就没有人再会记得父亲了。他与世界*后一点儿形式上的联系，将会在我手上彻底断了。
十一岁的女儿用粉笔在地上划圈，给亡灵们的纸钱要烧在一个划定的圈里。外公、外公。她颇有兴致地念叨着，平常她不可能喊出这称谓。她与父亲没有见过。父亲不知我的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养、买房、换工作。这二十年，我做了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他不知道。那许多的仓皇、打击、恩爱、凶狠，他不知道。我十六岁时，他死的，他都不知道，我后来又长高了一些。我给渐渐旺起来的火喂纸，母亲叠成的元宝们打着滚儿，萎缩着消失了。也许任何一种灰烬都会随风上扬，但纸钱的灰，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黑色、灰色的，在路灯的光晕下盘旋，像是真的通到了天地鬼神。我长久地看。女儿找到一根小树枝，游戏般地挑动灰烬，让没有烧完的纸灰重新红通通的。这纸糊味好闻。女儿嗅嗅她的手。别捣得太碎，他们得不到了。这—是—迷！信！女儿轻声地带着学生气。为什么要烧纸呢。她每次都要这样问一问。我盯着慢慢白了的灰。为什么烧纸呢，亡去者永远不知，生存者亦知虚无。
二我与父亲，从没真正生活在一起。一般讲，我只在春节会见到他。他是本村早期的大学生，考到南京念大学，继而分配在那里工作，颇为荣光。重要的城里的工作使得他只在春节才能回乡。本地还有另一个在南京军区工作的人，他们俩一回来，就过年了。整个正月，他们俩与村里的书记、会计、赤脚医生、小学校长等各方面的有头脸的人，会被人们邀着吃“春子”，从初五吃到正月半，经常一天两顿。他们在人家的堂屋里伸手伸脚地围着八仙桌坐着，喝酒，打牌，交换各自的烟，谈论国家大事。再冷的天，父亲都穿毛料的衣服；那个军官，则是威风凛凛的制服。他们从不穿棉袄，看上去比当地的任何人都单薄，可这是气派和合适的，大家都一致地同意:城市的人，是不怕冷的。这正是城市人漂亮的地方。父亲死后，七七第四十九天，家里人请人放焰口，并烧掉他的许多东西。全是从南京收拾回来的，大部分我都没有见过，那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物件，一个活了四十四岁的男人半生的家当。奶奶再次哭得昏过去，姑姑们闭上眼淌泪，妈妈要张罗饭菜，便由我主要负责烧东西。俄文字典、围巾、画报、小木摆件儿、塑料杯。印象*深的是他的一件羽绒衣，两面穿，一面银灰、一面褐色，十分肥厚。真好烧啊，一扔到火里，羽毛们就“砰”地炸开来，热气烘烘。我惊讶得忘记了心疼。想起父亲每年回乡过年，乡下那么冷的三九四九天，他从来没带回过这件羽绒衣。他是对的，他表现得像一个漂亮的城里人。大家至今都记得他穿毛料服，裤腿上两条线。
所有那些春节期间，我与父亲，说不了几句话。有那么几句，竟也记得。我家有个习惯，一到春节，就替四周的邻居写对子，早先是爷爷，他做过私塾先生，写得端正老实，全是妇孺皆知的老派对子。后来爷爷老了，或者也未必是老，总之，换成父亲写了。父亲喜欢这个角色。他把家里装糖果的瓷罐子拿出来调墨汁，把方桌上全部的东西都拿到别处，架势很大。倘若邻居没有特别指定，他便玩乐，自作主张改动上下联的几个字，让人念得半生不熟；或另取唐诗、录古句。有时也写新编的，歌颂农村风貌的那种，是广播里报的，他注意听村广播站的内容，却一边听一边哈哈地嘲笑。他还会给对联加“裱”，抓起一张报纸，随意地团成一个团，然后蘸着金黄的调料，在对联边沿整齐地印上一朵朵花，挺绝。不过他有分寸，不会在人家堂屋、正门的对子上游戏。有一次，写到“春风和煦×××”，他问前来取对联的小个子男人，指着第四个字:“认得？”“不，怎么可能认识呢。”矮小的邻居高高兴兴地摇头。“你呢？”父亲问我。三年级的我紧张起来，父亲从来没问我的成绩，我考的许多一百分他从不知道，三好生等许多的荣誉……我常常感到分享的人很少。可是，这个字偏巧我不认识。父亲没作声，继续写，也不教我，邻居打招呼走了他也没停。那整个半天我怏怏不乐。我其实并不真想在父亲面前显得多么出色，但我生气他如此没有道理的考验。这种随心所欲，让我感到莫大的生疏。我一直记得那个半草的“煦”字，大红的纸，黑墨。我到现在都不喜欢这个字。除夕前全家大扫除，他只负责一件事，替大家擦皮鞋。他很有兴致，一只只先抹去旧灰，接着，浓浓地上油，放着，“养”一会儿，然后，找来一小块旧的真丝布，紧贴着皮面不要命地飞速地抽动。再旧的皮鞋，这样子一弄，都亮得惊人，他快活地把一家人的皮鞋排在一起。浓浓的鞋油味，非常洋气地往鼻孔里钻着。年初一，我穿上他擦过的红色猪皮鞋。然而这鞋子是上一年买的，我嫌小了，有些挤，只穿了小半天，便换下来了。他竟不高兴了，像嫌弃乡下孩子似的:“*起码的……一个人，要学会穿皮鞋……”我那时不大清楚，到现在也不以为然，一个人，会不会穿皮鞋，有什么要紧之处。有一点，现在我擦皮鞋，跟他的习惯一模一样。尤其是*后一道，真丝布与皮质之间的摩擦速度，我相信那对于皮鞋的亮不亮，很关键—这些所谓的细节，在别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提，也并非说我多么珍惜，但我与父亲所打的交道实在太少，况且，童年的事，一旦记上，就一直记着了。
正月里，父亲几乎每天都打牌到很晚，摸黑回来，还有酒气，裤袋里乱糟糟的，全是牌桌下来的零钞。他早上起得很迟，替他准备的四只水潽蛋，热了又凉了。如果这天没有人请“春子”，吃午饭时他跟我们一起。他不太说话，很快吃完，用一条手绢擦擦嘴，然后到外面，到光秃秃的晒场上转圈子。他一出门，我才开始真正放松地吃起来，让妈妈给我拣瘦肉，嚼出声音，添好几碗汤。我不习惯他在我家的饭桌上，有他坐着，我吃不好。实际上我相当地怕他。我记得他曾经打过我，就在短暂的寒假里。某天，奶奶母亲忙碌着做鱼做肉时，我吃了一块她们熬出的油渣，不巧，却是块嚼不烂、咽不下的油渣，我刚要吐掉，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后面，严厉地命令我一定要吞下去。我嚼了又嚼，咽了又咽，却还是嘴里连着喉咙，七八岁的我很快哭起来，父亲继续骂我，他甚至踢起我，用他的皮鞋踢我的腿，可能并不是真踢，因为并不怎么疼，可我被那没有缘故的责难给打蒙了，实实在在地惧怕起父亲，我巴望着他赶紧回南京。我不要过年。这一块我无法吞下的“油渣”，曾被我隐约地写进一篇小说。我本不该这么利用这个私人细节。可我没忍住。再长大一些，我了解到更多父亲的事情，这虽然并不能够使我轻易地谅解父亲当时用皮鞋踢我的事情，但我可以宽容地推测:每一个回乡度假的春节，他是不快活的，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体恤他——他在南京另有他的生活，他正周旋于他的个人欲望之中，他看到老家，看到我母亲，是气恼与回避的。他是借“油渣”拿我撒气；可能，他也生气我对他的不亲昵。再进一步说，他跟我一样，跟母亲一样，也是一个没有体会到天伦之乐的人，他同样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