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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制度儒学》《儒学概论》《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等。
著名学者干春松教授的评论随笔颇受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本书是干教授的*本评论随笔精选集，文字轻松而富有见识，内容涉及故乡与帝都、人大与北大、亲人与师友、旅行与娱乐、儒学与近代人物，等等。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先生以对“制度化儒家”、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闻名，有多种学术专著，而本书却是干教授的*本“文艺书”——“出于对文艺生活方式的固执的坚持而写下的文字”，“太私人了”。而书名《偶开天眼觑红尘》，“主要是王国维的这句诗太贴切地写出了我的情绪，一种试图看破凡俗但又可怜身在此眼中的无可解脱，我总是在这样的挣扎之中，似乎无所挂于心，但又处处难以摆脱情绪的影响”。
试读
跋:老甘蔗与小甘蔗
与“甘蔗”这个名字的渊源，始于2005年博客开始在中国风靡的时候，我总取不出个像样的网名，爸爸说就用“甘蔗”这个名字吧。“甘蔗”巧取了我姓氏的音和乳名的意。后来，大概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取得很成功，便用“老甘蔗”称呼他自己，我们一老一小遂沿用这一双网名至今。
2006年秋天，在美国波士顿，我和爸爸对于博客的创作热情同时达到巅峰，篇篇图文相间，把在异乡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一字不漏地记录在博客中。回国后，我的学业加重，对博客的热情随时间流逝便淡却了，自己写得少了，渐渐地也鲜少去读爸爸的博客，爸爸却从未停止写作。2013年夏天，我和朋友去上海旅游，外面酷热难耐，我躺在酒店的床上拿手机搜索爸爸的博客，前一秒还笑着炫耀爸爸的副业是笔耕不辍的写手，后一秒突然读到他博客上那篇《我的孩子，你十八了啊》，当场流下眼泪。我去美国留学之后，隔着长长的时间线，读爸爸的博客更成为了我思乡时的必做事项，我对着那些文章情绪万千，时常通过微博向他传达我的感想，爸爸嘴上不讲，背后却说我是最懂他的人。
博客大概是爸爸写作范畴里最为随意的一种形式，我想，最令他骄傲的大概还是自己的学术成就。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常去在天主教大学工作的阿姨家蹭饭，同桌的来自中国各地的访问学者总是不断地强调说，你爸爸很有名，我读过他的文章。这句话，我从大一一直听到大三，每每听到，总是控制不住心里的骄傲和狂喜。最近，我在荷兰交换，需要写一篇和政治相关的论文，用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篇法文论文，引文中赫然列着爸爸的名字。我顿觉有趣，干脆输入爸爸的名字，和他有关的内容竟然出现了十一页之多。我曾问爸爸，你的著作为什么要出修订版，他说做学问要像牛反刍，想过的问题还要拿出来细细再想。我自然看不懂法文，或许也看不懂他的学术著作，但是我看得懂他对学问近乎执拗的追求。
我常常笑爸爸在博客上的文风那样矫情，我笑他标点的位置，笑他的用词，笑他想通过文章表达的文艺小清新。他却向来不惮别人的看法与评价，想说就说，该写就写，争议性的文章一大堆，即使被人追着骂，他也只是笑笑。在我看来，博客是他难得敞开心扉的平台，在电脑屏幕小小的输入框里，他认真地记录下所思所想的一点一滴，像是面对着一个未知的对象，不断讲述着他自己与他周遭的世界。这世间万物的表象与事实之间都存在着空隙，而他真切坦诚的诉说，正在不断缩小着那空隙。
我知他零零碎碎的博客、杂文写了很多。这样的写作，随意却又不失严肃，温情而又发人深省。我享受着阅读爸爸文章时候的感觉，我从其中看到了不一样的爸爸，而通过他的文字，我也能够从不一样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在这些历历在目、宛如昨日的故事中，有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的旅行，他的母校，也有我与妈妈。他潜心学术，却不止步于学术；关心生活，又不困囿于生活。有些文字明明曾发表在再公开不过的平台之上，读来却如同一场私密又真挚的促膝长谈。如今这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要被装订成册，我感到很是兴奋，我期待这样一本带着墨香的小书，能为你打开一个新奇又平凡的小世界。
干浥@甘蔗于阿姆斯特丹
后记
要把自己的那些出于对文艺生活方式的固执的坚持而写下的文字编辑起来，做成一个小册子，不断有人建议我这样做，我也不断地拿起又放下，完全是因为不能确定这些文字是否有必要以“书”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这些文字或者在博客里，或者在其他的报章或网络媒体中存在着，并以某种方式流传，并引发小范围的议论。那样已经很好了。但是徐建新的热心似乎撬动了我内心的某种冲动，如果那种随意的文字编辑起来，或许就是一个“杂文集”，似乎是主业并没有太成功，想从副业里面找一些感觉。
从最初主要从博客里选择文字变为后来将一些零散的软学术的文字编入，主要是因为博客太私人了，而且许多文字所要表述的当时情绪，现在我自己看来就很怪异。况且又有那些错别字和不完整的句子，都是随意即兴写作所必然带来的后果，这些我都不太愿意改正。因此只好做一些折中，即将我自己写故乡、写亲人、写人民大学的一些文字挑出来，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文字。
将这本书取名为《偶开天眼觑红尘》，主要是王国维的这句诗太贴切地写出了我的情绪，一种试图看破凡俗但又“可怜身在此眼中”的无可解脱，我总是在这样的挣扎之中，似乎无所挂于心，但又处处难以摆脱情绪的影响。
本书编辑工作几经转手，最初的结构是由我的学生拟定，最后文字和内容的梳理由我编外的学生黄月完成，在此要致以谢意。文集编完之后，我设想了一个序和一个跋。经过我的“央求”，序言由我本科时的班主任、著名作家劳马撰写。在编入的文字中，有许多涉及劳马的地方，希望他看到之后，将我的各种对他的描写都看做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亲密互动的一种方式。跋由我的女儿干浥（小甘蔗）完成，正如她在跋里所说，2006年的秋天，我跟她一起在波士顿陷入了写作的狂热中。文集中也编入了她的两篇文字。
这次收入的文章，有不少刊发过，要感谢《粤海风》杂志的徐南铁主编、《金融博览》的张蕾、《中国政协》的王瑛等，他（她）们的热情甚至会让我误以为能卖文为生。
最后，要感谢徐建新和福建教育出版社，是你们让我在知天命之年回顾了自己是如何“挥霍”自己的时间和情感的。
干春松，2016年3月
序:
水泥阳台上的那盆水仙花
劳马
人类的历史是以故事的形式连缀展开的，人们往往也通过故事来认识、了解社会和他人。我们活在别人的故事中，别人也活在我们的故事里。讲故事不是哲学家的强项，他们更擅长讲道理。小说家是讲故事的高手，能于虚构中展示其“无中生有”的超凡想像力。
文学与哲学之“界”虽泾渭分明，但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或不容调和的冰火两极。故事中有思想，哲理也有许多源于故事的启发。哲学思辨有逻辑无情节，有概念无实例，抽象是其本质特征，越抽象越有劲儿，思考的过程是去故事化的提纯过程，有场景、有温度、有色彩、有声响、有味道、有诱惑、有暧昧的词汇和字眼儿绝对禁止入内。但文学、故事作为“现象”却一直被历代哲学家关注，并用他们的行话（专业术语）对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等“现象”进行不厌其烦的阐释阐发、定性定义，形成了《美学》《艺术哲学》之类的一系列枯燥晦涩的鸿篇巨制。哲学家们的言说方式尽管抽象玄奥、无味无趣，但探究的深度则令人折服，其直指本质的思想高度是一般作家力所不及的，而且在不少哲学著作中也会冒出一些极具文学品质的句子，闪闪发光、楚楚动人，让作家诗人们自愧不如。
还有少数哲学家亲自动手，直接参与文学创作，形象与抽象、阐释与描写、思考与想象“两手抓”、两不误、两手硬，如萨特、加缪等“两栖式”的哲学家—作家，就是成功的典范。不过，哲学家讲故事时常有一个通病，就是念念不忘其思想主张和主义观念，看似讲故事，实际上还是讲道理，只是让思想穿上了故事的华丽外衣，导致故事情节弱化、人物形象模糊、细节真实缺失、描写分量偏轻等不足。
小说家同样不适于讲道理。当他们突然燃起要高谈阔论一番自以为深邃的思想的冲动时，你会感受到他们那种不得要领的东拉西扯，气喘吁吁地在原地打转翻滚，只见尘土飞扬，不见真枪实弹。比如有的作家谈起真善美爱，便是一通形容比喻，拟人化物，花草云霞，天地人神，水中月镜中花，瞄来瞄去不知靶心在哪。而哲学家们则三言两语，直抵要害，干净利落。所以，哲学与文学是两个迥异的门类，阐释与叙事是不同的手艺活儿。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没完没了地质疑莫言小说的思想性时，据说莫言情急之中撂下了这么句话:“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
记得大约在1984年的某期《新华文摘》上，读过金岳霖先生的回忆录选摘。这位把哲学著作写得像天书一样艰深难懂的哲学家，竟然还会说最浅白通俗的日常话语，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老人家一改老哲学家的口吻，讲了“我与毛主席吃了四次饭”“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人”“陶孟和领我吃西餐”以及“与章士钊比年龄”等细碎之事，读后感觉这位写过《论道》《逻辑》《知识论》等晦涩文字的哲学大家确实曾经“活”过，不是抽象地活着，而是活得很具体。不仅活得有思想，也很有故事。
正是那一年，我有幸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干春松。当时他不过十八九岁，带着一脸稚气，被塞进哲学之炉进行烘烤焙炙，历经本科、硕士、博士煎熬修炼，终成正果，现在中国哲学、儒学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已成学界领军人物。其实，哲学家的学术生涯就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思考过程，其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他的生活传记。但哲人不是木头人，沉思默想的时候心脏仍在跳动，热血仍在奔淌。当他们抬头望向窗外的瞬间，映入眼帘的依然有花有草有雾有云，耳畔依然有虫鸣鸟叫欢声笑语。干春松新作的许多文字记录了这些窗外景、耳边音和醒中梦，与他那些厚重的儒学专著截然不同，更像是爬在老旧灰暗混凝土建筑上的藤蔓绿植。
北方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户外永远是光秃秃一片。但老家封闭的水泥阳台上母亲养的那盆水仙花却格外嫩绿鲜亮，溢出一缕暖情春意。
冬夜里闲读干春松的散文随笔，仿佛又看到了那盆水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