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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销魂者考》吕永林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吕永林，内蒙古河套平原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著有《个人化及其反动——穿刺“个人化写作”与1990年代》(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译有《创意写作教学:实用方法50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海文学》（“理论与批评”栏目）、《上海文化》、《南方文坛》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
《销魂者考》共收录15篇文章，主要聚焦于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和作品，话题涉及“潘晓”讨论、刘震云小说中小人物对历史的承担、卫慧小说的历史隐喻功能等等。同时，也有对于相关学术著作的评论，如对于蔡翔《革命/叙述》和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的评论。这些文章显示了很强的哲学气质，作者往往从文学出发，抵达更为抽象的文学观乃至世界观，试图以文学的思考来回答有关审美、他者、正义等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
透过文学，看见一个个曾经被现实磨损得面目模糊的人。他们的动作、表情、一言一行，事关生命的质地、世界的尺度。吕永林通过写作，审视文学作品中一个个人物的生与死、沉沦与复活。他们也是我们——作者将我们每个人视而不见的心性，从文本世界中重新打捞起来。看似痛苦的过程，实为提纯与净化:每一种叩问灵魂的书写，都旨在召唤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
代自序:我的精神地形图
一
我上小学时，我哥常说，他又在荒滩上瞭见了野兔，有几回，他说我家那条闻名于村中的“小狼”还使劲撵过兔子，可惜没撵着。我哥比我大七岁，他说的话那时我都信，他不仅在好多事情上护着我，还不时带我爬上我家房顶，去辨认远方，告诉我狼山、大青山和黄河的位置，他曾经朝着狼山、大青山和黄河的方向唱歌、撒尿，并教会了我打响指和吹口哨。
我自己从未在河套平原的荒滩里见过野兔，我哥口中的那些野兔，在我心底慢慢变成一种如村头烟霭般缥缈但迷人的存在，我想象它们自由出入于洞穴和野地，虽弱小、羞怯，需要觅食、交欢和嬉戏，却善于躲避追捕，与原野、山河、地平线和万物为伴。因此现在，我很乐意将自己比作这样一只兔子，常常挖洞，常常进发，还热爱思想，而写作之于我，也便像一处可以不断前行的窝点，我经由写作思想，经由思想生活。
2010年夏天，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在纸上书写《事关未来正义的正义》一文，直至2011年秋将它完成，在我个人思想史上，这是一只兔子首次窜上他精神的大青山，里面动用了从弗洛伊德而来的“死亡本能”理论假说，将“忘我”指认为人类*根本、*深沉的欲望，并由此提出我自己的“正义论”。就是从那时起，我的精神世界开始总体显形，我思想的原野、山峦、沼泽、村落、湖泊、溪流，等等，一一开始趋向澄明——当然很有可能，这只是我一时的自以为是，谁知道呢。不过迄今为止，唯有怀抱了《事关未来正义的正义》一文中的诸多简陋讨论，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勘探到了人类*幽深的欲望，理会到了与之相生相伴的种种绝望与希望，并由此辨清无数人间村落的位置，辨清自己和众人的四面八方，包括重新望见我哥和我曾经站立过的那个故乡的屋顶。
如今，我仍在挖洞，仍在进发。
二
《玩笑的深度及其限度》在我的精神地形图上，归于“野”部，这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于2001年春天落果，只是形式上很不守规矩，压根不像一篇所谓的学术文章，而更像一个文艺随笔，当中携带了豁免一切的光明与黑暗，以及无法进行伦理决断时的广袤与荒芜，可谓既欢乐，又恐怖；既充实，又虚无；既放浪，又悲伤……当时我之所及，大概同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差不多罢，比如里面对“自渎”一词的极度重视。
其实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假说就已经开进我的思想领地，然而多半归隐为一种感性的相遇。1999年，在浙大“西方诗学”课的课间，我曾跟孙周兴教授谈起过所谓“忘我”的问题，那时的孙老师还留着茂密卷曲的长发，满腮的黑胡须，记得当时，他用他“不可说之神秘”笑容望向我，并未说什么，而我自己也无有更加清晰、坚硬的语词可以撞破沉默。
2007年，在蔡翔教授召集的一次师门读书会上，不知谈及什么，我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找‘死’”，蔡老师当时听了，手执烟卷，默然不语，项静接过话头说，“师兄现在讨论问题，一开口不是死亡，就是疯狂”，而我亦只是随口说说，并不能在现场将相应的思想与表达带到更远更深的境地。
确切地说，在2011年之前，我的思想主要盘桓于类似张灏先生所说的“幽暗意识”之际，却又不能满足于那条将其主根扎在无限防御与制衡中的民主道路。一方面，仰仗着“死亡本能”理论的启迪，我越来越逼近那些或宏大或幽微、或抽象或具体的人世间的“非”，另一方面，我始终求索不到自己可以真正去信仰的人世间的“是”。
《我们离苦难很近，离善良很远》（2007年）一文，即是此行途中的一枚印迹，该篇末尾写道:“唯有当我们开始正视自己的非道德时，道德才可能不再作为一个伪命题呈现出来，也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对自己非道德的深刻不满，并且意识到自己对他者和对道德的某种刻骨铭心的需要时，道德才有可能真正出场。”可是人究竟因何会对道德产生“某种刻骨铭心的需要”，我实际并无什么思想底牌可打。彼时之我，长时间逡巡在某种思想的旷野中。
三
上海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有个“振衣亭”，亭柱之上，挂着“自此长江去矣，从今沧海来焉”的楹联，乃林曦明先生所书，与我2011年之后的精神景况颇有几分相契。只不过在我的“想象”中，海洋并非大陆的怀抱，而是反过来，也因此，我始终觉得在无边的陆地之上，湖是小海，海是大湖。
《罗陀斯的天光与少年》（2016年）和《“我们”向何处去》（2017年）是我两片思想的“湖”。经由前者，我将那个为世人共有的“欲望中的欲望”公开命名为“销魂”，也就正式将人定义为“销魂者”。经由后者，我探听着属于人类未来的新的共同体之声，并吁请现在和未来的行动者一同去缔造一种更具独创性的“人·人体系”和“人·物体系”，进而去拥抱种种“更具独创性的好的生活方式”（尤卡·格罗瑙语）。如果说，《事关未来正义的正义》是在召唤我寻访思想的“高”的话，那么《罗陀斯的天光与少年》和《“我们”向何处去》就是在召唤我探索思想的“深”，当然，它们只是向度，而非终点。
《审美的暴政》（2014年）和《猪尾焦虑与屠苏之死》（2017年）可以标示出我思想的“沼泽地”，这两篇文字是我触碰某些紧要议题的小小实验，此类行动才刚刚开始，其间一片泥泞。我想，那些为我所敬重的行动者们会和我一样，将直面以下两个巨大的难题:
其一，人与情欲相关的审美冲动以及审美资源争夺问题；
其二，社会劳动分工以及随之而生的各种苦难分配问题。
《常人世界及其活口》（2012年）和《文本世界的青年往何处去》（2017年）属于我思想的“村”部，是我对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凝神端详与侧耳倾听，我通过写作端详他们的生与死，沉沦与复活，倾听他们自己给自己“哭丧”，自己给自己“叫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本世界的“他们”就是我，我和“他们”当中的某几个一样，渴望获得救赎和新生。可是对于一个“销魂者”而言，真正能带来拯救的“奇迹”又将升腾于何处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翘首企盼由外部世界而来的“奇迹”及其拯救，然后又因这“奇迹”的阙如而绝望，再由绝望而溃散，从此被动或主动地跟现实交欢，王朔《给我顶住》中的“关山平”们如此，金宇澄《繁花》中的“阿宝”“沪生”们亦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说得一点没错，“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还不如说是奇迹”，与之相反，救世主乃寄望于“自由的信仰”，而非“奇迹的信仰”。因此，当我跟学生聊起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时，我会提醒他们——同时也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把“小王子”真的视作一个从世外降临人间的“奇迹”，而应该将他视作飞行员自己心中升腾起来且被轻轻握住的某种信仰，是一个人在其“销魂”的高度和深度轻轻握住的信仰。
在我的精神地形图上，每一位这样的“销魂者”都将流淌为一条美好的溪流，而如若有亿万条溪流既可“相造于道”，又可“相忘于天下”，那便成了我个人的乌托邦世界。在这乌托邦世界，亿万条溪流相交而不争，相离而不孤，各美其美，各妙其妙，该有多好！如今检视己作，从《新生证实，有情有功》（2016年）和《文本、理论、世界和自我的重逢》（2016年）中，似乎可见出一丝那乌托邦的影子。
吕永林
2017年底于沪上宋公园对面
常人世界及其活口
——《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对照记
对于一些时时处于某种政治焦虑、文化焦虑的作者和读者来说，*逼迫性的问题只有两个——未来世界的形式如何？主体为谁？所谓“世界的形式”，其根本在于人与物、人与人乃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形态；所谓“主体”，则终究要落实为一个个有着活生生的情感流淌和精神飘移的个人。前者，生成“世道”；后者，搭构“人心”。
多年以来，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对“世道人心”的反复勘探与呈现，而其小说世界的核心操持者——或者说其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则被作家长期锁定为非神
非圣的常人。
或有论者称，刘震云笔下多是小人物，其实不尽然。《塔铺》里的农村大龄复读青年，《新兵连》里的入伍新兵，《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公务员，《我叫刘跃进》里的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里的杨百顺和牛爱国，等等，这些固然都是中国社会中的小人物，但除此之外，刘震云小说中还有许多主人公是社会上的大人物，比如《故乡相处流传》里的曹成和袁哨，在历史上一个当过丞相，一个当过主公，《故乡面和花朵》里的孬舅则是“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的秘书长”，属于国际政要，还有小麻子是大资本家，瞎鹿是影帝，冯·大美眼、呵丝·温布林、巴尔·巴巴、卡尔·莫勒丽等则都是*的明星，《一腔废话》里的老杜、老蒋等，也都是实权派。《手机》里的严守一和费墨虽非大富大贵之人，却也属于当代中国的中产者和精英人士，而非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另外，当有记者问到:“你笔下有很多的小人物，没有打算写一些大人物吗？”刘震云尝作如是答:“人物大小要辩证来看，因为社会标准和生活标准不同。比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他们家的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所以小林们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标准与所谓的大人物是不同的。”[1]综上种种，尽管刘震云笔下闻名者多是小人物，但小人物却非刘震云小说世界*的主人公和落脚点，更何况，作家本人并不认为这些小人物是“小人物”——在其各自的生活世界和生活逻辑中，他们同样也是“大人物”。这就意味着，人物大小之辩并不能解决我们*初提出的问题——“谁才是刘震云小说世界恒久的主人公？”
好在，人物大小之辩虽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却可为我们牵连出一条很不错的思考路径。通过阅读刘震云的全部小说，我们发现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们无论小大，实际上都被作家施以一种常人化的处理，因而都属于非神非圣之辈。《塔铺》、《新兵连》里的“我”和《单位》、《一地鸡毛》的小林，以及《温故一九四二》里逃荒的河南灾民自不必说，《官场》、《官人》里的各级官员和《新闻》里的各路记者，包括《温故一九四二》里的蒋委员长在内，也都各有各的毛病和小样，都跟“给世人以指引”的神或“止于至善”的圣实在相去甚远，也跟那些始终将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幸福前提的圣徒相去甚远。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神或圣以及圣徒的形象本来就十分罕见，且一旦出现，也往往会被作家“发配”到小说的“附录”或“插页”里面，从而成为一个在场的缺席者，比如《故乡面和花朵》里的“姥娘”。[1]又比如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主人公杨百顺数来数去，发现在他交往过的人当中，也就老詹“算个忠厚人”，“虽然不会传教，但也从来不害人”，[2]而且老詹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延津传教，虽历经挫折与失败却至死不渝，还真有点超凡入圣的意思，可问题是，“从来不害人”的老詹却是个意大利人，是个天主教神父，他虽然在河南延津生活了五十来年，但其精神根底恰恰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之外。对于从不跟神对话且不知信仰为何物的延津人来说，老詹的存在简直无足轻重，众人从来不把老詹的信仰与传教当回事，同时也就不把老詹这个人当回事。
在刘震云笔下，非神非圣的常人构成了历史与现实*持久的担当者、承受者和挟持者。换句话说，常人构成了刘震云小说世界*为普遍的主体和*的势力。也正因为如此，小说家刘震云对世界的悲观与乐观、绝望与希望，皆自常人出。此可谓常人死，则世界死；常人活，则世界活；常人得救，则世界得救。
一、无名小林被现实“砍了头”
《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是刘震云笔下著名人物，不过著名的小林也只是个有姓无名的人，小林之“小”跟阿Q之“阿”颇为神似，其所呈现的，乃一种极其广大、日常、弱势的常人化存在，小林与阿Q*的不同是阿Q*终稀里糊涂地被莫名砍了头，小林则选择了对现实生活死心塌地的归顺。但对于自我而言，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走向所呈现的又都是同一种生命的折断，都是生命自主性的破碎或缺失。特别是在小林身上，日常生活的难度与阴险可谓暴露无遗，大学时代，小林也曾“发奋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然而工作几年，经过种种日常操练与磨难，小林“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这个“淹没”不仅仅是小林与众人在日常生活方式层面的趋同，更是人的少年情志的拗断与丧失，比如生活热情和诗意的消散，比如对自由意志和自我主张的删除，比如对他人的爱与温情的阉割，等等。小林有个曾教过他五年的小学老师，姓杜，杜老师当时既教数学，又教语文，“一年冬天小林捣蛋，上自习跑出去玩冰，冰炸了，小林掉到了冰窟窿里。被救上来，老师也没吵他，还忙将湿衣裳给他脱下来，将自己的大棉袄给他披上”。因此对于杜老师，小林一直心存感念。十几年后，杜老师来北京看病，找到小林，小林却是有心无力，饭后送老师上了公交车，小林一个人往家走，感到身上沉重极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在此，我们一定要提出一个问题:这份像座山一样的沉重对小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小林之所以感到沉重，是因为他对老师朴素的温情依然强烈，而愧疚感和无能感正在折磨着这个“小人物”的心，也就是说，在这一刻的小林身上，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温情还在发挥着一种正向的生产功能，生产着人对现实的不满，不满就意味着人对现实的改变和超越可能。但与此同时，这份沉重也构成了一种严酷的心理逼压，许多人正是因为受不了这个温情与不满之“重”，才选择了忘却与自裁之“轻”，尤其是当合情合理的解决之道根本无望之时。三个月后，小林在办公室收到一份信，是上次来北京看病的杜老师他儿子写的:“说自上次父亲在北京看了病，回来停了三个月，现已去世了；临去世前，曾嘱咐他给小林写封信，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待，让代他表示感谢。”小林读完信，想起当时老师来看病，自己也没给找个医院，在家里也没让老师洗个脸，心里难受一天。不过这个“短暂”的伤心*终还是被更加现实的大白菜问题给取缔了，小林下班后“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其实*令人揪心的，还不是小林这一伤心的被取缔，而是伤心背后人对现实不满的被取缔，唯有人对现实的不满被取缔了，人才能完成其忘却和自裁的历史行动，小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这个:“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1]
在讨论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时，黑格尔有云:“人既是高贵的东西，同时又是完全卑微的东西。它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以及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能保持这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任何自然东西在自身中所没有的，也不是它所能忍受的。”说人是“有限”的，这从人的肉身性和社会性层面便可一目了然，但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同时又拥有一种能够从一切生物、社会的现实规定性中抽象出来和超拔出来的可能，这便是人的“无限”性，人的“无限”性意味着:“我能摆脱一切东西，放弃一切目的，从一切东西中抽象出来。”黑格尔认为，尽管这是一种“否定的自由”，是片面的自由，但这种“片面性”始终包含着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它是人兽之分的界碑所在，是我们身上弥足珍贵的东西，“所以不该把它抛弃”。[2]然而《一地鸡毛》中的小林*终所为，恰恰跟黑格尔的提醒迥然相反，在小林身上，人的“无限”性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切割，而人的“有限”性（或者说现实规定性）则上升为*的主子。对师恩与温情的忘却，对伤心和不满的放弃，为查水表老头解决盖章问题，并*终坦然收受和享用作为贿赂的微波炉，给女儿所在幼儿园的老师送“炭火”，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小林匍匐在人的“有限”性之下的隐喻，同时也是小林成为各种宏观或微观权力之服从者、侍应者和再生产者的隐喻。关于这点，小说靠近收尾处的一句话可谓明证:“小林老婆高兴地说，微波炉用处多，除了烤白薯，还可以烤蛋糕，烤馍片，烤鸡烤鸭。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1]可问题是，一个不再具有强烈的无能感和屈辱感的小林，一个不用再在“漆黑的夜里”扇自己耳光的小林，或者说一个从此奉行“只要加入其中就行”的小林，也恰恰是一个被现实“砍了头”的小林。
对于阿Q和祥林嫂等人的悲剧，人们往往习惯用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进行品判。可是除去死亡这一等价交换物，阿Q和祥林嫂究竟拿什么去“争”？这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大难题。同阿Q和祥林嫂一样，小林也只是个常人，并且也属于常人中的非强势群体，对于小林，我们无法寄望太多，尤其是不能把他事先神圣化，然后再按神圣的标准去要求他如何如何。让小林像史诗中的英雄一样去“改变世界”甚或像神一样去“创造世界”，显然有些不切实际，小林既没有那么多的可持续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的可持续的心志。更加要命的是，围裹在小林四周的，恰恰又是一个由无数强势或弱势的常人编织而成的灰色世界，用韩寒的话说，“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2]，因此换了谁是小林，谁都难免对理想绝念。而一个人如果长时间找不到出口，就很容易会认同某种流行的大众生存哲学——“如果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就让这个世界改变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是在有意无意间以一种十分阴郁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事关当代政治和未来正义的命题——要改写小林，先改变世界。
二、无可救赎之众
从《新兵连》《单位》《官场》《官人》和《一地鸡毛》而来，再加上《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刘震云笔下的常人以及由常人编织而成的世界可谓越来越混沌冥顽，越来越莫名无解，而这种混沌冥顽与莫名无解之集大成者，便是作家历时八年创作完成并于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在《故乡面和花朵》中，众生无论高低贵贱，全都被作家给常人化了，所谓“故乡”则被处理成一个横跨五洲、纵贯古今的常人世界，在此世界之内，时间与空间不再对人类构成任何阻绝和威胁，“故乡”以前所未有的敞开姿态怀揽了无数在时间中出生入死和在历史上蹿下跳的人们，并任由他们在这里跌打、翻滚、踢腾、胡闹。在此常人世界，生命得不到任何终极性的价值或意义许诺，“自渎”成为活着*后的目的和理由，而活着的过程不过是众生进行控制与被控制、消费与被消费的过程。《故乡面和花朵》之后，也许是认知世界和摆放世界的写作惯性使然，或者是想将人类臣服于“有限”性的生存情态开掘到底，在2001年第5期的《大家》杂志上，刘震云又发表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一腔废话》，并于次年初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通过《一腔废话》，刘震云将自己已然呈现在《故乡面和花朵》中的某些思想或情绪发挥到了极致。
在《一地鸡毛》中，小林*终被人的“有限”性和现实“砍了头”，从而将黑格尔所言之“人的高贵之处”（即人有保持和承受“无限”与“有限”之争的能力）丢进垃圾桶里，因此无论小林将来“混”得如何，以及他能否彻底实现其日常生活中的“快感大转移”，小说所包含的“受难”与“堕落”主题将始终存在。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要想改写小林，先得改变世界，
因为对于像小林这样的弱势常人而言，开启解救之“门”的钥匙并非揣在自己手里，而是揣在世界和他人手里，也就是说，要想探讨小林的“出口”问题，先得讨论小林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及他人的“出口”问题。可是经过《故乡面和花朵》这趟近200万言的艰苦跋涉，刘震云所能带给读者的却是“探讨”和“拯救”的失败，随后而至的《一腔废话》非但没能扭转败局，反倒将这一失败开掘得更加阴森可怖和令人绝望。
在《一腔废话》所构建的“常人世界”里，就连人类对拯救之道的“寻找”本身也成了十分可疑之事，因为“寻找”行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往往都是些阴谋家，而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寻找”*终都现形为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圈套和话语圈套，这些阴谋家发起“寻找”的真实目的并非启蒙大众，指引大众摆脱“疯傻”和苦难，而是要借此实现其统治“五十街西里”或者兜售“五十街西里”的欲望，比如老杜是想要人们继续“疯傻”下去和将这“疯傻”推广出去，好继续他的独裁统治，老蒋的目的则是要将“五十街西里”浓缩成一个微缩景观，以方便摆放到动物园里让人参观，而两百年之后重返“五十街西里”的老马则以救世主自居，他不但改头换面姓了叶，还宣称自己的生日是阳历十二月二十五号，他这次回来，是要将苦难深重的故人“带到那美好的寂静的乳白色和牛奶世界去开Party和过狂欢节”，可真正的结局却是:老马通过“乳白色和牛奶世界”理论一步步地给众人洗了脑，并*终达到其对众人“敲骨吸髓”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刘震云的《一腔废话》中，所谓启蒙者、统治者和救世主等等，统统是些披裹着神圣旗帜的各色常人——老杜是屠户与强权的合体，老蒋是不知来历的皮包商与资本的合体，老马（也就是改姓后的老叶）是鞋匠与教主的合体，这些合体就跟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中“刘三”与“汉高祖”的合体一样，皆未脱恶的本性和欲望，需要大家分外小心和仔细提防。可问题是，生活在“五十街西里”的众人却也总是一群目光短浅、没心没肺和不长记性的庸常之辈，为了获取一时之欢或蝇头小利，他们随时准备出卖别人和整个世界，包括出卖自己，简直是浑得离谱。他们一方面感到被统治、被压榨、被出卖的苦难，另一方面却又沉溺于自己和世界的“疯傻”，并且习惯于上演各种饮鸩止渴的历史剧目，他们“由疯傻到聋哑，由聋哑到缺少心魂，由缺少心魂到变成木头，由木头到糟木头，由糟木头到废物、垃圾和破烂，由废物、垃圾和破烂到猿猴，由猿猴到傻鸡，由傻鸡到苍蝇，由苍蝇到炭末”一路奔来，并*终奔入一种既无休无止又无可救赎之境。如此一来，《一腔废话》也就明确回答了我们从《一地鸡毛》中挖掘出来的问题:小林的命运能否被改写？或者说，小林能否在常人世界得救？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一腔废话》告诉我们，小林所置身其中的常人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无可救药亦无须拯救的世界。
在当代大陆作家群体中，刘震云属于那种一直在努力勘探人类生存真相和不断对世界进行“重新摆放”的顽固分子，关于这一点，作家曾借《故乡面和花朵》第四卷的叙事者“白石头”之口做过一次颇为明确的自白:“活着还是死去，原谅还是不原谅，什么时候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的是万千种头绪中的哪一丝和哪一缕，你整天闷着头在缜密周详地考虑的就是这个。它占了你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你对世界的揣想和假设、你对世界的摆放和摇摆已经超过了你对世界和人生的度过。”换句话说，在当代大陆文坛，刘震云是一位有着明显的“深度情结”的作家，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根本性的深度认知和摆放，是作家自己留给自己的一份经年累月的作业。通过对《故乡面和花朵》与《一腔废话》这两部长篇的漫长写作，整个世界都被刘震云叙述为一个完全由凡俗之辈配置而成的巨大时空广场，或者说一片由无数常人漫漶而成的汪洋大海，这个世界既无从救赎，也无所谓救赎，此正如《故乡面和花朵》中的白石头所说:“空心对着空心。这是一个中空的世界。”白石头还说:“人已经成熟到吃人不吐骨头脸上还笑眯眯的程度。所有的人都开始一头扎到具体事物里永不回头和毕其一生。所有的人都那么自信和拿根针就当棒槌，可笑、固执和偏执地在世界上活了一天又一天。”
一旦同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相遇，任何具体的个人或者个人的具体都将被碾得粉碎，从而难逃被同一化和扁平化的命运。因此在《故乡面和花朵》与《一腔废话》当中，表面上看似人物众多和人头攒动，实则只有某种常人之众和世界之大体，而少有真正具体、特殊的个人或个体。对于刘震云而言，这未必完全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一方面，它虽然暂且满足了作家对世界进行深度认知的叙事冲动，但另一方面，世界被盖棺定论的同时也被单一化和贫乏化了，从而成为作家对世界“一时”之“揣想和假设”的文学投影，而非包含了种种历史、现实与未来，包含了种种不可能与可能，包含了“有限”与“无限”的世界本身。更重要的是，世界的核心操持者——或者说核心主体，即常人，也就被作家单一化和贫乏化了。事实上，常人是阈，而非定值，譬如说，《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只是常人，但常人却非只是小林，同样，《一腔废话》中无可救赎的“五十街西里”只是常人世界，但常人世界却非只是无可救赎的“五十街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