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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当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27年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初发表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赞扬。之后创作了《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母亲》等作品，从而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于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她进入陕北苏区，担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担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率团随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进行宣传，统战工作。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译成多种文字，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晚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七年间，写了《杜晚香》《牛棚小品》等作品约一百万字。
本书系“时代记忆文丛”之一，收录了丁玲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公开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散文、随笔，以及一些私人来往书信等。所选篇目多采用丁玲在原刊上*早发表的版本。
1.丁玲研究会副会长罗岗等权威学者选编；
2.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她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再论“丁玲不简单”
——“丁玲与当代文学七十年”三人谈
孙晓忠张屏瑾罗岗
一、丁玲不简单
孙晓忠: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无法忽视的作家，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参与者。她一生经历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历史阶段，从五四到延安，从新中国的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思想斗争，再到她八十年代的“复出”，每个时期既体现了她个人思想的独特性，又从她身上看出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从她那儿，既可以看到为了个人精神成长而不断自我否定的轨迹，也可以发现作为“革命迷人化身”的中国“革命的逻辑”（贺桂梅:《丁玲的逻辑》）。丁玲有说不尽的精神魅力，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典型，也是理解“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独特视角。通过丁玲，相信我们会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断有新的发现。
罗岗:今年是2019年，是建国70周年的整日子，也是共和国文学70周年的整日子。如果把“共和国文学7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那么这70年的文学，不仅在物理时间的意义上突破了1980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下限，共和国文学70年包含了“新世纪文学”近20年的“新变”——王晓明老师称之为“当代文学六分天下”，李云雷甚至进一步概括为“新文学的终结”——已经无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框架中得到有效的解释，这就提醒我们注意，作为整体的“共和国文学70年”同时也在文学史时间的意义上，质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但“共和国文学70年”将新中国的建立作为文学史叙述的起点，重新凸显了原本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计划吸纳进而压抑的“当代文学”的意义；在“1949”这个“时间开始”点上，是伴随新中国诞生的“当代文学”，重新生产出了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无论是对“五四运动”的重新定位，还是对鲁迅地位的高度评价，其背后的动力都来源于“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但随着“1979”的转折，具有规范意义的“当代文学”失去了领导权，作为有机整体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恰恰是依靠文学史书写的排斥机制，压抑了共和国前30年的“当代文学”以及作为“当代文学”前史的“延安文艺”和相关的历史背景——借用木山英雄先生当年的说法，那就是“用‘民族’的概念的话，在政治上也好，在文化上也好，有一种被动的、抵抗的意义，是中国文学对西欧文学的一种抵抗。总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再能孤立地存在，这就是二十世纪发生的事情。也是从东方民族的立场看，这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成立。马克思是完全长在西方立场上说的……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应该有一个‘文化主体的形成’的问题，在你们的文章里谈得很少，这是我感到不满意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1980年代所谓“重回五四”，实际上就是重新确立“现代文学”的领导权，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可以说，正是伴随改革时代重新降临的“现代文学”，再次生产出了文学史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共和国文学7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就必须面对其中包含着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矛盾——或者进一步说包含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矛盾——假如简单地站在“现代文学”的立场，很容易指出，共和国前30年是“当代文学”压抑了“现代文学”；而立场一旦转换到“当代文学”，同样也可以轻易地指出，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压抑了“当代文学”。问题在于，“共和国文学70年”整体观不能重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构想的覆辙，仅仅依靠文学史书写的排斥机制来完成文学史叙述，而是需要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断裂”处发现“延续性”，在“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矛盾”中重启“对话”的可能性。如何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我觉得，丁玲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正如晓忠所言，她一生经历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历史阶段，可以说是共和国文学70年的“现役作家”:“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她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从“现代文学”来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被公认为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作，就像茅盾那段著名评论所说，“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而从“当代文学”来看，丁玲到延安后的写作，正如冯雪峰高度评价得那样，代表着一种“新的小说的诞生”，而且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直接参与缔造了“当代文学”体制和规范。因此，丁玲在自己的内部和时代的外部之间，是如何处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是怎样整合“共和国文学”的？所有那些“断裂”与“延续”、“矛盾”以及“对话”的可能，都能通过丁玲所走过思想与文学的历程，激发思考、再次发掘、重拓新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李陀先生说的:丁玲不简单！
张屏瑾: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典型作家，之所以称之为典型，不仅仅因为她留下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著名文学作品，还因为她的一生深刻地参与了当代文学70年的建制——如果我们把“五四”“左翼”以及延安文学也看作是“70年”的前奏和重要前提的话，这一点是丁玲研究者们必然会提及的。在我看来，提出丁玲作为典型中国现当代作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丁玲的写作几乎完美地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与当代文学*重要的特征。首先，丁玲作为白话新文学作家，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关系，绝不是被动卷入的关系，终其一生，她都主动介入历史与社会的各种重大契机与重大转折，与这些契机与转折紧密结合，体现出个人所能提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这种创造力和生命力席卷作家的身体以及精神层面，使得文学、艺术、感性与历史、社会、政治、个体等问题交相生成，互为印证，正是这一特点造就了新文学的特殊意义。
2019年7月上海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望族，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好处没有。好容易我母亲冲到了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但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过要使得我将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不至于在家里受气，和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顶满意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很聪明，校长、教员、同学都喜欢我，可是这时忽然来了“五四”。“五四”的思想在那时因为我的年龄和知识都够不上接受什么，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我的前途却有了很大的关系，我之所以有今天，实在不能不说是“五四”的功劳。“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这个学校以前没有过什么社会活动。但“五四”的浪潮，也冲击到这小城市了。尤其是里面的一小部分同学。她们立刻成立学生会，常常带领我们去游街、讲演、喊口号。我们开始觉得很茫然，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却也跟在她们后边，慢慢我有了一个思想:“不能当亡国奴。”她们那时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教员很少同情她们，同学们大多数赞成她们。我很佩服其中的两个同学:杨代诚和王剑虹，可惜由于我那时班次低，年龄小，没有同她们在一起，然而只要有机会我就表示了我的态度。譬如有一次她们讲到女子剪发，同教员们做了很激烈的论争，教员讲话时，我们不鼓掌；王剑虹一讲话，我们就鼓掌。会后许多人都把辫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着做。现在剪发是太平凡了，而且成为当然的现象，但那时却是件大事。我们为着没有辫子，四处遭受冷嘲或责骂。后来她们又办了一个贫民夜校，看见我喜欢活动，叫我去教珠算，学生们看见我比讲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这一群同学当时是我的指路明灯，她们唤起我对社会的不满，灌输给我许多问号，她们本身虽没有给我以满意的答复，却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后来我又随着王剑虹、杨代诚到了上海，她们把我领到广大的领域里。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传》里说到她们。现在让我纪念早死的剑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杨代诚。）我的母亲是在常德，当时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不大清楚。总之，当我暑假回到家时，我的母亲便同我谈到转学问题，她觉得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一般的师范中学的课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她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要进步得多，那里面有新思想。于是母亲自己把我送到长沙，把我托付给她的一个旧同学陶斯咏先生了。一年半以后，我母亲又放手让我随王剑虹到上海去，也基于这种思想，她要使我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后来她自己也找到了这条路，她完全同意我，我们不只是母女关系，我们是同志，是知己。从那时离开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从没有后侮，而且向往着我的事业，支持我。我的母亲呵！你现在生活怎样？我们被反动者们封锁了隔绝了，你无依无靠，但是你会挣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强盛的。中国今天已经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国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经很明白的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了，这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多少先烈在前面牺牲了，他们的血，和我们的奋斗不是白费的。母亲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间，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见的。母亲！进了周南之后，幸运的是我那一班的国文教员陈启明先生是全校*进步的人物。我们那时把他看成一个神圣的人物。他是湖南*师范毕业的学生，同当时即在湖南有名的*同志是同学。他订了许多外边的杂志报纸，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笔画上圈交给我们读，读不懂他便讲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欢喜谈论问题，反对封建的一切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旧礼教去搏斗。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的繁琐的礼节，公开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大家都认为我是大逆不道，都责备我母亲对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么骄傲。陈启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种下某些社会革命的种子，而且是多么鼓励我从事文学。在没有进周南以前，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便读过很多的小说，可是我的作文总不十分好。因为是用文言作文，有时还要我作四六文呢。陈启明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诗、他的翻译小说，读康白情的诗，读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如《*后一课》、《二渔夫》等是我*喜欢的，当然那故事的情调，写普法战争，法国感到快要亡国的痛苦，是深合于那时我们的情绪的。于是我便学着写，写诗，写散文，还写过一篇小说，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枝笔来写出我的不平，我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用笔来呼喊，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有这枝笔为中国人民服务，陈启明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可惜陈启明因他的思想“过激”，而被解聘了，我们感到很大的难受，我随着几个年长的同学又跑到一个男子中学去读书。这时这几个同学因为年龄和知识都比我较大较高，大家都感觉到在这个学校里也学不到什么，她们便离开了学校，准备自修。我呢，总感觉得要向一个更遥远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剑虹从上海回来了。她向我宣传陈独秀、李达他们在上海要办一个平民女子学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着我母亲的赞助，抱着满怀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并没有一下便找着光明大道，我打过了几个圈子，碰了许多壁才走上正确的路的。但从这时我却飞到了一个较广阔，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过我自己，勇敢翱翔过，飞向天，被撞下地来，又展翅飞去，风浪又把我卷回来。我尽力回旋，寻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实际。我虽没有参加到“五四”，没赶得上，但“五四”运动却影响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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