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此间风雅汪曾祺纪念文集水墨珍藏版精装》汪曾祺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汪曾祺（1920-1997），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后一个士大夫。”江苏高邮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起在杂志上发表小说。汪曾祺的文字干净而传神，既没有结构上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淡泊通透，如话家常。他的小说作品更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汪曾祺的成就的大致可分为三大块:小说、散文和艺术，尤以前两者见长。粉丝遍及海内外。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都具有很强的市场号召力。汪曾祺和沈从文一样，是那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20世纪下半叶在自己独创的形式中达到艺术完美的*大师级中国小说家，其成就不亚于被国人津津乐道的博尔赫斯。在中国文坛，他被公认为“对白话文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
本书完备地收录了汪曾祺谈文艺创作的文字。作者这类谈文论画的随笔小品，文字一如既往的空疏冲淡，开阖从容，对于艺术创作，不管是书画戏剧，还民俗曲艺，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一派天然的美学情致和生活态度，让人不由地心生感动、向往……
1.汪曾祺文集水墨珍藏系列，*知识分子风格的汪曾祺作品，雅致诗意，淡远蕴藉；2.由汪氏后人慎重编选，收录汪曾祺*代表性的小说、散文、文论和戏剧等百余篇佳作，一套在手，汪文精华尽收眼底；3沈从文、黄永玉、张兆和、黄裳、王安忆、蒋勋、梁文道等文化名流倾情推荐；4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随书附赠汪曾祺手绘精美书签。5汪曾祺的文字让人重温古典主义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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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和毕加索
杨继仁同志写的《张大千传》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如果能挤去一点水分，控制笔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写的多是真实的，那就更好了。书分上下册。下册更能吸引人，因为写得更平实而紧凑。记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一章（《高峰会晤》）写得颇精彩，使人激动。
……毕加索抱出五册画来，每册有三四十幅。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中国画，花鸟鱼虫，仿齐白石。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
张大千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
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
“中国毛笔与西方画笔完全不同。它刚柔互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人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要运好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在毕加索，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毕加索提出:
“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
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三个字:“张大千。”
（张大千发现毕加索用的是劣质毛笔，后来他在巴西牧场从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支笔，送了毕加索两支。他回赠毕加索的画画的是两株墨竹，——毕加索送张大千的是一张西班牙牧神，两株墨竹一浓一淡，一远一近，目的就是在告诉毕加索中国画阴阳向背的道理。）
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
“我*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在这个世界谈艺术，*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
毕加索用手指指张大千写的字和那五本画册，说:“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这话说得很一般化，但这是毕加索说的，故值得注意。毕加索感伤地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这话说得很有自知之明。
“张先生，我感到，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毕加索的话也许有点偏激，但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毕加索说的是艺术，但是搞文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话？
有些外国人说中国没有文学，只能说他无知。有些中国人也跟着说，叫人该说他什么好呢？
童歌小议
少年谐谑
我的孩子（他现在已经当了爸爸了）曾在一个“少年之家”“上”过。有一次唱歌比赛，几个男孩子上了台。指挥是一个姓肖的孩子，“预备——齐！”几个孩子放声歌唱:
排起队，
唱起歌，
拉起大粪车。
花园里，
花儿多，
马蜂螫了我！
表情严肃，唱得很齐。
少年之家的老师傻了眼了:这是什么歌？
一个时期，北京的孩子（主要是女孩子）传唱过一首歌:
小孩小孩你别哭，
前面就是你大姑。
你大姑罗圈腿，
走起路来扭屁股，
——扭屁股哎嗨哟哦……
这首歌是用山东柳琴的调子唱的，歌词与曲调结合得恰好，而且有山东味儿。
这些歌是孩子们“胡编”出来的。如果细心搜集，单是在北京，就可以搜集到不少这种少年儿童信口胡编的歌。
对于孩子们自己编出来的这样的歌，我们持什么态度？
一种态度是鼓励。截至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一位少儿教育专家提出应该鼓励孩子们这样的创造性。第二种态度是禁止。禁止不了，除非禁止人没有童年。
第三种态度是不管，由它去。少年之家的老师对淘气的男孩子唱那样的歌，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傻了眼。“傻了眼”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态度。
第四种态度是研究它，我觉得孩子们编这样的歌反映了一种逆反心理，甚至是对于强加于他们的过于严肃的生活规范，包括带有教条意味的过于严肃的歌曲的抗议。这些歌是他们自己的歌。
第五种态度是向他们学习。作家应该向孩子学习。学习他们的信口胡编。*是信口。孩子对于语言的韵律有一种先天的敏感。他们自己编的歌都非常“顺”，非常自然，一听就记得住。现在的新诗多不留意韵律，朦胧诗尤其是这样。我不懂，是不是朦胧诗就非得排斥韵律不可？我以为朦胧诗尤其需要韵律。李商隐的不少诗很难“达诂”，但是听起来很美。戴望舒的《雨巷》说的是什么？但听起来很美。听起来美，便受到感染，于是似乎是懂了。不懂之懂，是为真懂。其次，是“胡编”。就是说，学习孩子们的滑稽感，学习他们对于生活的并不恶毒的嘲谑态度。直截了当地说:学习他们的胡闹。
但是胡闹是不易学的。这需要才能，我们的胡闹才能已经被孔夫子和教条主义者敲打得一干二净。我们只有正经文学，没有胡闹文学。再过二十年，才许会有。
儿歌的振兴
近些天楼下在盖房子，电锯的声音很吵人。电锯声中，想起有关儿歌的问题。
拉大锯，
扯大锯。
姥姥家，
唱大戏。
接闺女，
请女婿。
小外孙子也要去，
……
这是流传于河北一带的儿歌。流传了不知有几百年了。
拉锯，
送锯。
你来，
我去。
拉一把，
推一把，
哗啦哗啦起风啦
……
这首歌是有谱，可以唱的。我在幼儿园时就唱过，我上幼儿园是五岁，今年六十六了。我的孙女现在还唱这首歌。这首歌也至少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两首儿歌都是“写”得很好的。音节好听，很形象。前一首“拉大锯”是“兴也”，只是起个头，主要情趣在“姥姥家，唱大戏……”。后一首则是“赋也”，更具体地描绘了拉大锯的动作。拉大锯是过去常常可以见到的。两根短木柱，搭起交叉的架子，上面卡放了一根圆木，圆木的一头搭在地上；圆木上弹了墨线；两个人，一个站在圆木上，两腿一前一后，一个盘腿坐在下面，两人各持大锯的木把，“噌、噌、噌”地锯起来，锯末飞溅，墨线一寸一寸减短，圆木“解”成了板子。“拉大锯，扯大锯”，“拉锯，送锯，你来，我去”，如果不对拉锯作过仔细的观察，是不能“写”得如此生动准确的。
但是现在至少在大城市已经难得看见拉大锯的了。现在从外地到北京来给人家打家具的木工，很多都自带了小电锯，解起板子来比鲁班爷传下来的大锯要快得多了。总有一天，大锯会绝迹的。我的孙女虽然还唱、念我曾经唱、念过的儿歌，但已经不解歌词所谓。总有一天，这样的儿歌会消失的。
旧日的儿歌无作者，大都是奶奶、姥姥、妈妈顺口编出来的，也有些是幼儿自己编的，是所谓“天籁”，所以都很美。美在有意无意之间，富于生活情趣，而皆朗朗上口。儿歌引导幼儿对于生活的关心，有助于他们发挥想象，启发他们对语言的欣赏，使他们得到极大的美感享受。儿歌是一个人*初接触的并且影响到他毕生的艺术气质的纯诗。
“拉锯，送锯”可能原有一首只念不唱的儿歌的底子，但也可能是某一关心幼儿教育的作家的作品。如果是专业作家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是了不起的作家。旧儿歌消亡了，将有新儿歌来代替。现在的儿歌大都是创作的。我读了不少我的孙女的“幼儿读物”，觉得新编的儿歌好的不多。政治性太强，过分强调教育意义，概念化，语言，不美，声音不好听。看来有些儿歌作者缺乏艺术感，语言功力不够，我希望新儿歌的作者能熟读几百首旧儿歌。我希望有兼富儿童心和母性的大诗人能写写儿歌。
知识分子的知识化
这个题目似乎不通。顾名思义，“知识分子”，当然是有知识的，有什么“知识化”的问题？这里所谓“知识”，不是指对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而是指全面的文化修养。
四十多年前，在昆明华山南路一家裱画店看到一幅字，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是一个窄长的条幅，浅银红蜡笺，写的是《前赤壁赋》。地道的，纯正的文徵明体小楷，清秀潇洒，雅韵欲流。现在能写这样文徵明体小楷的不多了！看看后面的落款，是“吴兴赵九章”！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赵九章是当时少有的或仅有的地球物理学家，竟然能写这样漂亮的小字，他真不愧是吴兴人！我们知道华罗庚先生是写散曲的（他是金坛人，写的却是北曲，爱用“俺”字），有一次我在北京市委党校附近的商场看到华先生用行书写的招牌，也奔放，也蕴藉，较之以写字赚大钱的江湖书法家的字高出多矣！我没有想到华先生还能写字。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写的字。我们知道，严济慈先生，苏步青先生都写旧体诗。严先生的书法也极有功力。如果我没有记错，“欧美同学会”的门匾的笔力坚挺的欧体大字，就是严先生的手笔（欧体写成大字，很要力气）。我们大概四二、四三年间，在昆明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曲社，有时做“同期”。参加“同期”的除了文科师生，常有几位搞自然科学的教授、讲师。许宝先生是数论专家，但许家是昆曲世家，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讲究。我的《刺虎》就是他亲授的。崔芝兰先生（女）是生物系教授，几十年都在研究蝌蚪的尾巴，但是酷爱昆曲，每“期”必到，经常唱的是《西厢记·楼会》。吴征镒先生是植物分类学专家，是唱老生的。他当年嗓子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儿”唱到底，有时也唱《扫秦》。现在，他还在唱，只是当年曲友风流云散，找一个撅笛的也不易了。
解放以后的教育过于急功近利。搞自然科学的只知埋头于本科，成了一个科技匠，较之上一代的科学家的清通渊博风流儒雅相去远矣。
自然科学界如此，治人文科学者也差不多。
就拿我们这行来说。写小说的只管写小说，写诗的只管写诗，搞理论的只管搞理论，对一般的文化知识兴趣不大。前几年王蒙同志提出作家学者化，看来确实有这个问题。拿写字说，前一代，郭老、茅公、叶圣老、王统照的字都写得很好。闻一多先生的金文旷绝一代，沈从文先生的章草自成一格。到了我们这一辈就不行了。比我更年轻的作家的字大部分都拿不出手。作家写的字不像样子，这点不大说得过去。
提高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这不是问题么？
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普遍地提高了，这对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将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将会不堪设想。
西窗雨
很多中国作家是吃狼的奶长大的。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作家也许不会成为作家。即使有人从来不看任何外国文学作品，即使他一辈子住在连一条公路也没有的山沟里，他也是会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尽管是间接又间接的。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的“土著”，尽管他以此自豪，以此标榜。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为避战乱，住在乡下的一个小庵里，身边所带的书，除为了考大学用的物理化学教科书外，只有一本《沈从文选集》，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说，是这两本书引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但是课外所看的，主要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我喜欢在气质上比较接近我的作家。不喜欢托尔斯泰。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为了找一部耐看的作品，我才带了两大本《战争与和平》，费了好大的劲才看完。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沉重阴郁的小说。非常喜欢契诃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很怪的作家，他好像把文字随便丢来丢去，就成了一篇作品。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我认为契诃夫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从契诃夫后，俄罗斯文学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苏联文学里，我喜欢安东诺夫。他是继承契诃夫传统的。他比契诃夫更现代一些，更西方一些。我看了他的《在电车上》，有一次在文联大楼开完会出来，在大门台阶上遇到萧乾同志，我问他:“这是不是意识流？”萧乾说:“是。但是我不敢说！”五十年代，在中国提起意识流都好像是犯法的。
我喜欢苏克申，他也是继承契诃夫的。苏克申对人生的感悟比安东诺夫要深，因为这时的苏联作家已经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可以更自由地思索了。
法国文学里，*使当时的大学生着迷的是A·纪德。在茶馆里，随时可以看到一个大学生捧着一本纪德的书在读，从优雅的、抒情诗一样的情节里思索其中哲学的底蕴。影响*的是《纳葬思解说》、《田园交响乐》。《窄门》、《伪币制造者》比较枯燥。在《地粮》的文体影响下，不少人写起散文诗日记。
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巴黎之烦恼》是一些人的袋中书——这两本书的开本都比较小。
我不喜欢莫泊桑，因为他做作，是个“职业小说家”。我喜欢都德，因为他自然。
我始终没有受过《约翰·克里斯多夫》的诱惑，我宁可听法朗士的怀疑主义的长篇大论。
英国文学里，我喜欢弗吉尼亚·伍尔芙。她的《到灯塔去》、《浪》写得很美。我读过她的一本很薄的小说《狒拉西》，是通过一只小狗的眼睛叙述伯朗宁和伯朗宁夫人的恋爱过程，角度非常别致。《狒拉西》似乎不是用意识流方法写的。
我很喜欢西班牙的阿左林，阿左林的意识流是覆盖着阴影的，清凉的，安静透亮的溪流。
意识流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人类的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现人的意识是流动的，不是那样理性，那样规整，那样可以分切的。意识流改变了作者和人物的关系。作者对人物不再是旁观，俯视，为所欲为。作者的意识和人物的意识同时流动。这样，作者就更接近人物，也更接近生活，更真实了。意识流不是理论问题，是自然产生的。林徽音显然就是受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废名原来并没有看过伍尔夫的作品，但是他的作品却与伍尔夫十分相似。这怎么解释？
意识流造成传统叙述方法的解体。
我年轻时是受过现代主义、意识流方法的影响的。
太阳晒着港口，把盐味敷到坞边的杨树的叶片上。海是绿的，腥的。
一只不知名的大果子，有头颅那样大，正在腐烂。
贝壳在沙粒里逐渐变成石灰。
浪花的白沫上飞着一只鸟，仅仅一只，太阳落下去了。
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的额头上，在他们的额头上涂了一半金。
多少人逼向三角洲的尖端。又转身分散。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惨绿的雨前的磷火。
一城灯！
——《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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