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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达，1980年开始从事写作，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迄今已创作出版10多部长篇小说，40多部纪实文学、散文、随笔等1400多万字的作品，获得各种文学奖、新闻奖50多项。曾荣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全国报刊之星等称号。其创作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京味儿风格，深受读者喜爱，被读者誉为京味儿文学的“掌门人”。其创作的多部作品屡登图书畅销榜、中国好书榜，另有三部作品入选北京阅读季“首批百部北京主题推荐图书”、北京市“京味语言进校园工程”。作为我国著名京味儿作家，刘一达老师自身有着浓浓的读北京、游北京、爱北京、讲北京情怀。北京人、北京人的生活，以及北京的城砖、城墙和城门、名人故居、老字号、大杂院、王府……所有这一切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聚焦在作者眼中、浓缩在作者的笔下。
到处散播谣言，经常吃白食的老豆，这次不知道又从哪听来了消息，说华子他们家闺女跟人家跑了。身为记者的老刘找到华子聊起这事，才知道其中复杂的真相。而这跨越了几十年的故事把胡同儿里长大的“七零届”们又拉回到往事的回忆中去，这要从那对曾经苦恋的情侣维克和小宁说起……
★刘一达“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人
★京味儿小说语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人虫儿》《北京爷》被列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主题百部推荐图书
★北京市“京味语言进校园工程”推荐书目
☆京味小说作家刘一达的小说来源于生活，有他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为原型。
☆典型的北京方言，让故事有极强的代入感。刘一达笔下的北京故事，有个庞大的构架，故事中的主角们，都好像是你身边的亲友家人。
☆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幽默之处，仿佛听了段相声，也似手握一本方言辞典，跟着故事走进胡同深处；一张活地图，让你仿佛穿越时空看到老北京的人情世故。本系列丛书立足当下、面对现实，将北京四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市井变迁透过其创作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精彩传奇的故事表达了出来。书中不但有丰富的人物形象，更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也为北京传统文化提供了权威、丰富的文学史料，带给老一代美好的回忆，新一代年轻人阅读北京、感受北京的文学读本。北京老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北京人民爱国爱家的情怀，都通过本系列丛书中一个个典型的文学形象、一篇篇精彩的文学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序
自序:带您到胡同遛个弯儿
自己说“孩子”
按通常的做法，一部长篇小说总要有个序。我理解，所谓的“序”，无非是给拾掇挺干净的脸蛋儿上涂点儿粉，或者说给脑袋上戴顶帽子。自然，这些装饰并非多余的点缀。
照编辑的意思，*好请个名人来做这件事儿。道理不言自明。
我却不想先让人捧我。其实，您说当记者的在世面儿上混，能不认识几个名人？我的想法很实在，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抱着说吧。“孩子”好坏，您看完之后，自然会有评价，别人再怎么夸，也是白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
不过，有些话还是有必要在您看这本书之前，跟您交代几句。
艺术的真实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您在读它的时候，千万别把它当成我的自传或纪实文学。它是实实在在的文学作品。虽说里头难免会有我的影子，也不乏有些真人真事儿，甚至地名。但您千万别上当。这里头的事儿多半是虚构的。如果您一定要对号儿入座儿，那只能说，您看得太投入了，或者说我写得太真实了。
其实，书里的人是艺术化了的人。如鲁迅先生所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为什么要啰唆这个呢？因为我的职业是记者，我的创作主要是以采访写社会纪实为主。所以，熟悉我的读者往往容易把纪实与小说弄混。其实，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的界限，我心里是有数的。
纪实必须真实，写的是真人真事儿，因为它属于新闻报道的范畴；小说不必真实，也不必写真人真事儿，因为它是文学创作。这个区别您得明白，所以对书里的有些事儿，您千万别较真儿。
当然，小说要反映现实生活，它也要有真实性。不过，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鲁迅先生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预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鲁迅《致徐懋庸》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这大概就是生活中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吧。您不妨在书里书外慢慢儿咂摸。
故事是亲身经历
这本书不是我的*部长篇小说。我写的*部长篇小说《故都子民》，是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以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新闻报道上。一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记者，记者的业务不是写小说，而是写新闻报道，我当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饭碗”；二是当记者每天都要深入现实生活中去采访，我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事儿，远比有的作家蹲在家里编小说要精彩生动，所以，我写了大量的社会纪实作品，而把小说的创作放在了一边儿；三是我觉得写小说必须要平心静气，不能浮躁，不能毛糙，所谓潜心创作的“核儿”就在这儿。当我既不想舍弃自己的记者职业，又不想放弃写小说的冲动时，我只能忍痛割爱，这就叫“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我非常喜欢，不，应该说非常热爱自己的记者职业。因为当记者，可以每天都接触到正在发生的事件，它会让你的心随着时代的脉搏不停地跳动，让你紧随社会前进的步伐。尽管记者的生活节奏比常人要快得多，但每天都能接触新鲜事儿，自然生活积累会越来越厚实，创作的素材会源源不断。的确，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这使我的小说创作增加了现实社会的厚重感。您在读这部小说时，会感觉到这一点。书中的人和事儿，大多是我的亲身经历，只不过将这种真实艺术化了。
我之所以在紧张的日常采访写作中，要写这部小说，实在是出于一种创作冲动和一种历史责任感。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完全是我用业余时间写出来的。它耗费了我三年多的心血！在写这部小说的同时，我在《北京晚报》主持“广角”专版，每周要采写一版新闻专稿，这种工作量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而在这种高强度的紧张工作中，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确实挺不易的。
话说“七零届”
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呢？回想三年前的创作初衷，主要有两个动机:一是因为我是“七零届”初中毕业生，二是因为我是在胡同儿里长起来的。
“七零届”几乎成了专有名词。这届学生经历的事儿太多，从出生到成长，几乎都是在政治运动的旋涡中走过来的。人到中年，赶上了改革大潮和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这拨儿人不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落伍感。“七零届”也曾有得宠的时候。当年“七零届”在“老三届”之后，赶上了留城，没去插队，也没去农垦兵团，大都分配到了“国企”。
可是，在改革开放中，受市场经济冲击*的就是“国企”。当时企业的生力军，如今已是太阳偏西，大部分人“享受”到裁员“下岗”的命运。而活到这把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压力自不必说。这届学生里真正混出个模样儿来的很少，有出息有作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恰逢世纪之交，“七零届”人的命运委实让我感到叹息。
几年前，我在京城劳务市场采访时，碰到了几个“下岗”后谋职的“七零届”。“写写我们的命运吧。”他们用恳切的口吻对我说。“七零届”学生仅北京就有三十多万，全国至少有五百万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群体呀！为“七零届”人写部书也是值得的。
这之后，我动了这个心眼儿，先后走访了不下一百多位“七零届”人。说老实话，跟他们一深聊，我恨不得大哭一场。当年初中毕业时，那些精壮小伙儿和欢蹦乱跳的姑娘，如今有的因过度地操劳，从相貌上看几乎成了一脸沧桑的小老头儿和老大妈。一个半个的甚至早早儿地奔了“八宝山”。真怪难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而大部分尚未早衰或夭折的“七零届”们，一个个面临着就业压力和赡养父母、培养子女的重负，活得都挺累。我的心为同一届人的命运怦然而动，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的*初动因。新闻
“华子的闺女跟人跑了！”
老豆一惊一乍地把这“新闻”告诉我。
这小子像条泥鳅，到处乱窜，甭管在哪儿，他都能找到我。
他掏出一块大手绢，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
“华子？华子是谁？”我让老豆的神魔鬼道的眼神一时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华子，董丽华呀！咱们‘七零届’的，当年追过你的那个小疯丫头儿，你忘啦？”老豆挑起眉毛，提高了嗓门儿。
“你说的是不是‘小红帽儿’？”我的眼前忽地一亮，记忆里蹦出一个头上扎着小刷子的小妞儿，而且马上想起了她的外号。
“对呀。‘小红帽儿’你怎么能忘了呢？”
“一晃儿快三十年了，我跟她一直没联系。她长得什么模样儿我都记不大清了，没准儿见了面都不一定能认出来了。”
“当年‘小红帽儿’这个外号，可是你给人家起的。”老豆挤咕了一下小眼笑着说。
“你跟她还有联系？”
“当然，中学同学除了出国的，还有‘进去’的，我都没有断线儿。”
“华子现在混得怎么样？怎么会把闺女给丢了呢？”
“混得怎么样？说句实在话，咱们‘七零届’的学生，混成你这么出息的没几个。”
“我不就是一记者吗？说不上有什么大出息。你别老跟我这儿卖关子。华子到底怎么啦？”
“怎么啦？没怎么，跟我差不多。不过，我是‘下海’，她是‘下岗’。烟呢？”
老豆到我这儿向来如此，开聊之前先找烟。他知道我这儿短不了有朋友送的好烟。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烟，递给他。他看了一眼，装作大大咧咧地把烟盒打开，抽出一支，点上。
“哥儿们，你是不是想知道华子的情况？”他嘴里喷出一口烟，笑道:“见你一次不容易，赶到饭口儿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我给你讲讲这个段子。”
老豆好喝两口儿，每次酒瘾上来，便预备一两个“段子”，拴着我，让我做东。他知道我拿“消息”看得比喝酒更当回事儿。
老豆
老豆，不姓豆。他的大号叫段保军，老豆是他的外号。说起来我们是“发小儿”，他的这个外号还是我给起的呢。
段保军跟我是中学同学，我们同属“七零届”。上中学时，我跟段保军算是知己，常在一起玩儿。
我们是西城的“根儿”。他们家住东养马营，我们家住辟才胡同，这两条胡同儿相隔并不近，可是我常奔他们家跑。因为他们家老爷子是炒崩豆儿出身。
我一去他们家，老爷子准保给我炒崩豆儿吃。段老爷子好像特意在我面前显摆自己的手艺。老豆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自然，我俩都已人到中年，一把岁数了，当年的外号已经没几个人知道了。老豆，也只有我还会这么大大方方地叫他。
说老实话，我的中学同学，现在跟我走得还算近的就属这位老豆。中学在我的记忆里，是非常短的一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填个人履历表时，我们这拨“七零届”的学生总是大模大样儿地写上初中毕业。
其实，这个“初中”是“冒牌”的。稍微拧一下，就能拧出许多“水”来。小学五年级赶上了“文革”。1968年冬天进的中学门。一九七零年夏天，头一拨儿学生就开始毕业分配了。满打满算，在中学混了两年多一点儿。而这两年里，刨去学工学农、军训、挖防空洞、五·一、十·一练队、搞大批判、政治学习，正儿八经的文化课没上过几天。
我上的中学是京城有名的学校，当时算是“教育革命”搞得好的。我中学毕业时，英语勉强能把二十六个字母念下来，数学只会解一元二次方程。这点儿学问，对于现在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都不成问题。您琢磨去吧，这个“初中”念得多么稀松二五眼。
中学同学呢，进校门时一个个都是生瓜蛋子。两年多的时间，一块儿搞大批判，一块儿挖防空洞，磕头碰脑地刚刚混熟，就各奔东西，走上社会了。由于没有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加上出身决定人的等级的阶级划分，所以同学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友谊与情义。“七零届”的学生，同学关系能一直保持下来的并不多。
这么一想，我跟老豆的这点儿缘分，就显得在我心里挺占地方了。段爷其实，我跟老豆的交情也断了二十多年。他在“七零届”里是属于走红运那一拨儿的。他们那拨儿家庭出身没“砟儿”的，在1970年的夏天，就享受到分配工厂当工人的待遇了。我呢，直到那年的年底，才赶上了留城的“尾巴”，分到了商业口儿。
先分的那拨儿学生，除了家庭出身没有“砟儿”，还得是红卫兵。那会儿的红卫兵，已然由*初的革命造反组织，转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入红卫兵，不亚于入共青团。
老豆的父亲段爷在新中国成立前做过小买卖，而且还有个铺子。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段爷把铺子充了公，自己甩手进食品厂当了工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也曾捌过段爷的旧账。但是，段爷比较会来事儿。他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前，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旧棉袍，满世界做起“忆苦思甜”的报告来。
敢情段爷在进崩豆铺子学徒之前，是逃荒要饭进的北京城。他当过“花子”，拉过小襻儿，捡过破烂儿。
那年冬天，他没家没业地来到前门外“崩豆儿尹”的铺子外头。铺子的门脸儿边上有个炒崩豆儿的火炉子。他在炉子旁边取暖，睡到半夜，靠在了炉子上，把破棉袄给燎了，差点儿给烤得没了魂儿。多亏“崩豆儿尹”起夜，闻着煳味儿，把他救了。“崩豆儿尹”慈悲，见他挺可怜，把他收了“编”，让他在尹家铺子里学徒，炒崩儿豆。“崩豆儿尹”没儿子，看段爷挺机灵，手艺也学得快，后来，认他当了干儿子。再后来，段爷跟干爹的闺女“腻”到了“一块堆儿”。“崩豆儿尹”临死前，两人拜了天地。自然，尹家的铺子也就归了段爷。
段爷把后来的这段儿给抹了去，只提前面的事儿，而且他的嘴皮子比较利落，演绎出来的故事让一些红卫兵小将感动得直掉泪。悲惨的童年加上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其实这“资本家”，就是他的干爹和岳父。段爷成了新中国成立前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末了儿，把小业主的成分也改成了“城市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