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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著名作家，祖籍山东临朐，一九五八年生于台湾高雄，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主编《三三集刊》，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现专事写作。
著有《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昨日当我年轻时》《二十二岁之前》《时移事往》《我记得……》《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猎人们》《学飞的盟盟》《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等。
[理想国朱天心作品]
击壤歌
三十三年梦
老轮船妄图离港，
她刮除覆满周身的藤壶，清装卸重，
却一晌贪欢，陷进洪流，
由此才有旅人的三十三年梦。
落花之梦，以轻为名，却是不能更重了。
宁宁道上人影幢幢，我看到在愁烦心事、在想着自己进行中的小说的三十出头那时以为自己好老人生已走到尽头现在看去多么年轻的自己，我看到牵着女儿、弯下身子与大头妹说话的唐诺，
我看到二十二岁时穿着长袄打两条及胸辫子、出神出世的天文，
我看到因疾走而长袍角扬起的胡兰成爷爷，
我看到盛年时的父母，我看到宏志宣一俩牵着阿朴的背影，大春美瑶和两岁的张容，丁亚民卢非易杜至伟黄宗应这些少年友人，老焦焦雄屏的比我还爱进玻璃小店，一僧一道也似的吴继文和黄锦树，当时的好友萧维政老萧，当时我*喜欢的以军郑颖，正益小郑一家，丽文乃菁马各，*能走*会看的俊颖，侯子……更别说坐在婴儿推车里专注两眼不言不笑的盟盟。
我清楚记得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笑语。
我*次来京都（一九七九）至今，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
★《击攘歌》《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作者朱天心半生回望，三十三年文学回忆录
★“三三”成为历史,《三十三年梦》从“三三”的灰烬中升起,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杨照
★“胡爷以我十七岁写的《击壤歌》喻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严责我如何写那后四十回，当时我不免觉得他这话未免说得太早也太严苛了，毕竟我正好梦方酣哪。”说吧，追求“自由”的记忆！
——读朱天心的《三十三年梦》
杨照
1
那是个如梦般的情景，我和天心走在敦化南路的巷弄中，随着两个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找寻着应该在附近的一家商业摄影棚。《三十三年梦》在《印刻文学生活志》上连载好几个月了，我好奇问起这本书的写作进度，天心脸上露出了典型的羞赧笑容，承认了我早就猜到的情况—书*不会像和蔡逸君对话问答时所说的，以十六万字的规模收场，也因而她正挣扎着是否要以原来的方式继续写下去，还是应该调整，写得节制些、精简些？
毫不思索地，我冲口说出:“就写吧！别想那么多，先全都写下来再说。”会有此话，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资格、有权力建议天心怎么写，而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的脑中同时浮现起两个影像。一个影像，是小说《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的照片，在一本书的封面上，那本书，叫做《说吧，记忆！》。
说吧，记忆！事实是，记忆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仓库，存放了过往的声音、影像与情绪，等着我们爱怎么去搬弄就怎么搬弄。我早已知道:记忆真的不属我们主观意志的控制领域。要让自己记得什么，和让自己忘记什么，都永远艰难且不成功。而且，和一般想象不同，我的经验是要记得虽难，要遗忘其实更难。
人或许还能刻意压抑某些记忆，封在潜意识里，然而一旦记忆启动了，我们哪有办法决定记得什么、想起什么？先记得什么、后记得什么？只要记得什么、不要记得什么？
完全不在我主观控制中，和天心并肩走着，我脑中出现的第二个影像，是三十年前的淡水重建街，窄小曲折的巷道，前前后后错落走着天心、材俊、丁亚民、钟信仁、卢非易、杜至伟、游明达，以及好几个霎时竟然全都记起名字的“小三三”女生——高菁穗、吴怡蕙、林仲全、杜嘉琪……
还记起了我自己身上穿着一件那年突然红起来的成衣厂牌“WE”的蓝色套头平领麻纱上衣，风吹来，又薄又轻又宽大的衣服在身上飘，就在心上背诵白居易的诗:“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我们，就像是那带点豪气、带点嚣张，横排一字走在津头的少年们。
然后还想起了在淡水街头上，十七岁的自己惦记着手上写的小说，定了个叫“春雨三月”的标题，但心中始终不舒服，更想取作“年少春衫薄”，但这五个字，已经被三姊先拿去用在她的小说上，我能说服她把“年少春衫薄”让给我吗？……
记忆停不住，记忆有自己的动力与方向，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两手一摊，无奈却又多少有些耽溺地模仿纳博科夫:“说吧，记忆！”
2
以京都为主要场景，记录三十年来一次又一次到京都漫游行走的旅程，《三十三年梦》如此启动了朱天心的记忆。她的主观打开了记忆之门，写作之初，她或许想象自己如同走入了一座庞大如宜家家具的库房，必要时动用堆高机将存放在高高低低架上的人与事与情景与情绪，下架、搬出。
然而几万字之后，我们已经能够察觉如此形象比拟逐渐不适用了。货架上的东西飘浮起来，有的轻轻飘到天花板上，堆高机升到*也无从将之下架；有的则沉重地直落在堆高机上坚持要被带出去，甚至进而不理会开堆高机的人，自主操控着离开了记忆库房，自主成形为一行一行的文字，出现在《三十三年梦》书中。
仍然是关于京都的回忆，但记忆要说的，重点不在游记、不在旅情，甚至也不在或喜或悲的怀旧。记忆说的，毋宁接续了当年《击壤歌》中的“莫名的大志”。
经过了三十多年，穿越《三十三年梦》，我们现在可以更认真、更准确些理解那份“莫名的大志”。那不只是朱天心少年时期浪漫、口齿不清的随手修辞，竟然早早含藏了她终究的人生与文学核心。
容我强作解人，朱天心的“大志”，近乎于传统所说的“诗言志”，换成现代的语言说法，“志”就是价值、是非，文学作品必须有强烈的价值、是非为其基础，文学作品的重点，也在于传递强烈的价值、是非判断。
和她的外表截然相反，朱天心个性刚烈；和她早期作品表面呈现的截然相反，朱天心的文学，灌注了浓厚的价值判断。
《三十三年梦》中，对于亲人、友朋，乃至对于“胡爷”胡兰成的回忆，都必须穿过朱天心的价值、是非判断。大异于许多人的印象，就算对胡兰成，朱天心都不可能抱持着彻底、简单的全盘接受态。从*次去日本、去京都时，她就已经在自己的脑中、心中，和胡兰成、和胡兰成所教诲的道理辩论，并没有因为那是来自“胡爷”的知识，便理所当然视之为真理。
如此我们也就不会意外，即便是一起长大的姊妹、即便是曾经论交二十年的朋友，也无法单纯以亲情或交情让朱天心改变看待、评断他们的价值与是非标准。
朱天心认真、坚持看待自己的信念，不轻易动摇。她的信念中，*稀有难得的，应该是“自由”吧！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她的“自由”信念，在社会领域中，甚至推扩到了“不认同的自由”；在创作的领域中，则推到了让每一个创作者都不得不为之动容的“不书写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在正面的选择——可以选择自己是什么人、认同哪个国家或地区哪个文化，可以选择自己要写什么—而在负面的拒绝，举世滔滔狂潮中，“自由”地拒绝任何标准答案。
更稀有、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三十多年间，朱天心（加上唐诺）为了保有这份“自由”所做的种种准备、种种决定。说吧，记忆——记忆说出了一个人如何尽量减却世间依赖、减却有所待的享受，以便让自己继续保有这样的一份“自由”。
在京都漫长、仿佛没完没了的步行，因而取得了一种现实以外的根本意义，正常旅人，甚至正常的生活者无法体会的意义—只靠自己，不依赖任何操之在人、操之在财富的工具与机制，走路时，她是独立且自由的。
3
天心记忆力惊人，能将三十多年来的众多细节全都存藏着。在书中，她甚至帮我记住了我自己都忘了的事。读着读着，我想起来了，高中二年级吧，的确曾经被主任教官找去，郑重其事地警告——高中生不得参与校外社团，如被发现，会被记过，还有可能送调查。我当然知道教官说的“校外社团”，指的就是“三三”。我没把警告当一回事，警告后仍然继续参加“三三”的活动，继续出入景美朱家。
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英勇，而是因为在那时候，对我而言，这不过就是和教官打交道时，一定要被斥责、警告中的其中一桩而已。我并未知觉这后面的政治意涵，更没有聪明到理解这原来是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一种*阶的形式。
连带地，我记起了，就在这种不断被叫唤到训导处、教官室的情境中，我也有了自己的“大志”，我立意坚决追求，一定要做个“自由”的人。是的，我也认为“自由”是*重要的，不受任何权威掌控、支使，为自己做决定，同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自由”的前提，当时我了解的，是不依赖，不依赖家人、不依赖单位、不依赖老板，而要不依赖，*好的办法是孔子说的“多能鄙事”，让自己身上多些不同的本事本领，就多点机会可以在这个社会上不依赖地活着。
当时，我努力开发的一项“鄙事”功夫，就是做美工、贴完稿。事实上，这也就是当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出入景美朱家的理由，《三三集刊》停刊后，只剩下报纸型的“书讯”在发行，“书讯”的编务由卢非易负责，我是跟在他旁边帮忙做美工、贴完稿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完稿后，卢非易特别请我去中华路“徐州啥锅”吃饭。我记得有一次“书讯”出刊后，在朱家的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检讨，好几个人觉得美工做得花俏了些。听着，少年的我脸红了，口中没有说出什么，但心里毕竟是不服气的。
回头想想，这中间有着一份深刻的反讽，反讽的深刻。奇异的时代，泊凑的机缘，让一群都想望“自由”的人，在那个客厅里集结为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因不自由的时代环境而生，没多久，解散各分东西，也就不意外了。
“三三”成为历史，《三十三年梦》从“三三”的灰烬中升起，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