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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棣1951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致力于明清史研究，著有《大明亡国史:崇祯皇帝传》《庸人治国: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的末路》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艺术及电视文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奢侈的闲情》是苗棣先生的自选随笔集。全书分为两辑:辑一散文篇，收录了作者20篇文史杂论，兴之所至，新论频出；辑二的《爻》以通俗笔调写旧典故，荒诞不经处尽显动人。入选文章均完成于作者青年时期。在风华正茂之时，读不着边际的闲书，写不着边际的闲文，故名“奢侈的闲情”。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著名电视策划人、明史研究专家苗棣先生年轻时代文字首次结集出版！寓史于俗，观沧桑之变，发兴亡之叹，嬉笑怒骂中暗藏犀利。◎中篇故事巧妙借用“和氏璧”传说，匠心独运的营造，具有别样的气度和韵味，摇曳多姿，触动人心。充分显示作者年轻时代文字上的才情！◎封面采用汪曾祺亲绘字画，内外双封，布面精装，超值典藏。◎作者风华正茂之时的闲情文字，适合这个时代抵抗外界喧嚣、内心安静的人深夜阅读。
自序那时候，许多青年都有过一个文学梦，我也有过。大概是1979年，我虽然已经二十大几，却才刚刚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大一。当时功课并不繁重，有许多时间阅读各类书籍，最多的还是文学。也记不清是什么事情引起了念头，就以当年插队时的生活为背景写了一篇《阿花》，因为篇幅很短，差不多一天之内就写成了。这与几年后写《爻》的情况大不相同，后者用去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得辛苦；写成后送给几位友人读，大家读着也辛苦。再加上后来带点玩笑意味的《圣人》，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写过的全部虚构类作品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写这几篇东西，几乎完全没有功利的意识，纯粹是为了好玩儿。觉得能够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历史的某种态度，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然也想与人分享，但那时候还没有发达的网络，读过的只有极少数的朋友。只有《爻》曾经寄给过某个很高大上的纯文学杂志，初审还颇受好评，编辑来信让我静待佳音。但后来说是主编那边觉得不合其风格还是怎么着，总之不能用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用电脑，学习五笔字型输入，敝帚自珍，就把原来的手稿都打成了电子版，这几篇东西才得以保留至今，朋友间传递起来也方便了。于是才有深圳梁由之先生和北京张万文先生谬加青眼，并把这几篇旧作收入到由他们主编的丛书里，就有了现在这样一个小册子。为了篇幅上能稍显充实，还从我上世纪90年代写的一些文史随笔中选出几篇加入，风格上不免杂乱，现在的书题《奢侈的闲情》也是得之于其中的一篇。在那篇说到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的文章里，我觉得号称闲情大师的李渔，其实一辈子也没有闲过几时。“背负着沉重的骂名，或许还有更沉重的心理压力，去寻找生活中的闲情，生活中的诗意。这闲情对于他，实在是太奢侈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在风华正茂之时，读了那么多不着边际的闲书，还写了许多不着边际的闲文，又何尝不是一种奢侈？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毕竟记录着那些年自己的心路历程，也算对于一个时代的另类文献。此次出版，不做任何修订，我希望能够以其记录的真诚，求得读者的些许共鸣。2015年11月13日苗棣奢侈的“闲情”不论是古今中外，当闲人都不易。雍正皇帝在雍邸里做亲王的时候，刻过一枚“富贵闲人”的闲章，用来自我标榜。但他当时正在处心积虑地拉山头搞阴谋，要夺取皇帝的宝座，富贵是真的，闲却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所谓“闲人”云云不过是一种韬晦的策略罢了。政治圈子以外的富人也未必能闲，又要运思经营以生息，又要小心筹划以防忌，累死了，哪有什么闲？倒是既不富又不贵的李笠翁写出过一部堪称闲情经典的著作，就是著名的《闲情偶寄》。《闲情偶寄》的内容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个部分，讲的全都是吃喝玩乐的事情。但这些吃喝玩乐常常被李渔描绘得极有诗意。他说到菜花的盛开，“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当是时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风导酒客寻帘，锦蝶与游人争路，郊畦之乐，什佰园亭，惟菜花之开，是其候也。”遍地金黄的油菜花本来是江南极平常的景象，他却能从中找到这样一种感受，确实是闲情。李渔的这一点闲情得来的也不容易。他生活在明清之际，正值社会的大动乱、大改组，一个让人很难闲下来的时代，他本人也实在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为了生计，他要写字卖文，刊板售书，还常常携了家人漂游天下，找有钱人打抽丰。只是他的打抽丰同当时一般的方式有些不一样，并不是空口白乞，而是带了家庭小戏班给大户人家搬演些时新戏曲（其中多是他自己创作的），以艺换取酬劳。人们通常议起《闲情偶寄》，大都盛赞其中的词曲、演习两部分，以为是戏剧理论史上的杰作。而这杰作正是他多少年一身兼班主、编剧、导演、教习数任，惨淡经营得来的体会。那是衣食之所依托，闲的成分大概极少。旧时候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走仕途是正经事业，归隐山林也算得上高雅，但如果为了生计而刻意经营，特别是经营的还是粉墨氍毹的“卖笑”行当，就会为社会、为士林所不齿。李渔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坏事，却受过不少诽谤，当时说他“生性龌龊”“儇薄无耻”的大有人在。为了抗议或是自嘲，他曾经在自己的宅门上题了“贱者居”的字样，但也有人就针锋相对地在对面门户题上“良者居”，暗指他和他的家人都是倡优之辈。可见那个时代对他是很不宽容的。直到现代，还是有人对他横加指责，或说他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时代却斤斤于闲情是文人无行，或说他四处奔走为达官贵人服务是帮闲有术，虽然换上了比较新潮的词语，骨子里对他的看不起却是一样。其实，用自己的心血换饭吃，即使服务的对象是达官贵人，也不能算可耻，何况他的《笠翁十种曲》《闲情偶寄》，自有其价值，并不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至于国破家亡的惨痛之类，原本是应该由那些经管此事的皇帝、大臣、将军们来负责任的。对于时代的忧患，笠翁似乎也并不是全然无动于心，甚至在讲“闲情”的时候也会有所流露。“声容部”讲肌肤之选，结语处忽云:“若是，则白者、嫩者、宽者为人争取，其黑而粗、紧而实者遂成弃物乎？曰:不然。薄命尽出红颜，厚福偏归陋质，此等非也，皆素封伉俪之材，诰命夫人之料也。”语极调侃，但那近于悲愤的弦外之音也是不难听出的。只是李渔更着意于诗意的人生和人生的诗意。这在那个理学昌盛的时代很难行得通，他只好辩解说:“据我看来，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当时自然不会有人响应，于是他只能我行我素，背负着沉重的骂名，或许还有更沉重的心理压力，去寻找生活中的闲情，生活中的诗意。这闲情对于他，实在是太奢侈了。不过比起同时代的许多人，他总算活得潇洒。他的朋友诗人吴梅村，是前明的榜眼，入清后为声名所累，到京城做过一年闲官，以后就直到死都不能驱除压在心头的“贰臣”的阴影，在苦雨凄风中度尽残年。到底哪一种活法更值，大概只能由当事者自己去判断了。（原载1993年7月13日《吉林日报》，老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