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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藏族，1946年生，西藏比如人。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著有专著《文化产业发展论》，电影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驼峰飞虎》等，论文《论藏族文学的民族特色》，文化散文《盛世说“吃”》、《“半半哲学”之大智慧》《童年的梦》，纪实文学《太平洋纪实——来自世界经济论坛东亚经济峰会的报告》等。
《海上丝路和郑和》《郑和是云南人》完整探寻“海上丝路”形成的政治经济技术以及有关民族文化基因；《丙中洛》《阿妈拉巴的酥油灯》等散文则充分糅合地域风土、当代视野，翔实描绘当下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感人故事。
丹增的文字具有自然般的神力，复苏了一个古老大陆的命运和梦想。他用天真隽永、朴素热烈的书写，深情抒发他对自我的呼唤、对生命的勘悟、对永恒的追寻，深情讴歌他对人类命运黄金时代的怀恋和追忆。
郑和是云南人
从明朝初期的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算起，中国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平使者郑和下西洋已有600周年了。郑和七下西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与长城齐名”。在今天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纪念郑和具有特殊的意义。云南作为郑和故里，研究郑和，弘扬郑和精神，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郑和是云南人具有确凿的证据。郑和，本姓马，小名三宝，公元1371年出生于云南昆阳州，即今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由于正史上对郑和的记载很少，《明史·郑和传》中只有“郑和，云南人”5个字，因此，郑和究竟是云南何地何县人，自郑和下西洋后500余年一度无人知晓。直至1912年，获清代经济特科“状元”的云南人袁嘉谷先生，通过实地踏勘位于昆阳镇月山上的“马哈只墓”和《故马公墓志铭》（又称《马哈只碑》）确定郑和是昆阳的回族马氏，曾祖名拜颜，祖父和父亲均朝觐过麦加圣地，故尊称为“哈只”（阿拉伯语，朝觐归来者）。1935年玉溪郑和十七世孙郑世明提供的《郑和家谱》，经过袁嘉谷的学生李士厚研究，结合一些物证于1937年出版了《郑和家谱考释》。上世纪80年代，又有南京郑和后裔发现了《郑氏家谱·首序》（抄本）保存的“咸阳世家”部分木板实物。昆明五华山尚存郑和施印《大藏经》之五华寺遗址，云南省图书馆曾发现《施印大藏经发愿文》等。通过一系列重要历史物证和资料，可以基本弄清郑和家世。
明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于永乐三年（1405）撰写的《故马公墓志铭》载，“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子男两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永乐九年（1411）郑和40岁时，回到云南祭扫祖先坟茔，并留下碑刻记载。永乐十八年郑和49岁时，捐刻《大藏经》于昆明五华寺。至今，云南建有郑和公园，园内有马哈只墓、碑、郑和碑林、三宝楼、郑和故里亭等文物古迹群，可供观瞻凭吊。
根据学界的考证，郑和出生于晋宁县一个世袭的官宦人家，是所非尔的十一世孙，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孙。所非尔出生于西域普化力王国，宋朝时授为本部总管，加封宁彝侯、庆国公。赛典赤·赡思丁受命镇守咸阳，为都招讨大元帅，1274年至1279年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云南政绩卓著。其曾孙就是郑和的祖父察儿米得纳，封滇阳侯；父米里金是元代大政治家，袭封滇阳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挺进云南，郑和被明军掳掠入朝廷为内侍，事燕王朱棣，受到赏识和重用。郑和身上打着深深的云南烙印。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毗连中南半岛，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区。早在两千多年前，云南就是中国从陆上通向印度和东南亚、南亚的门户，是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链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茶马古道”等都经由云南通往各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造就了云南文化的多元特点和包容性。以晋宁石寨山为代表的古滇文明在中国及至世界青铜文化史上，无论冶炼技术、造型艺术和文化含义等方面都独具特色、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具有典型复合型文化特征的爨文化和闻名于世的南诏大理文化成为中世纪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主流。
郑和的家乡晋宁，位于“五百里滇池”东岸，“傍平地，肥饶数千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是云南的历史文化重镇，是古代滇国的发祥地。晋宁的青铜文化，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别具特色的支脉；晋宁的大书画家担当和尚，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杰出代表；晋宁的文献学家方树梅，对云南历史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郑和从小就在孕育了古滇文明的滇池边长大，可以说，宽阔的滇池水面激发了郑和的航海梦，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郑和的探索精神。
郑和出身于伊斯兰教气氛浓郁的哈只世家。郑和自幼聪明伶俐，智慧过人，喜读圣贤之书，史书称他“才负经纬，文通孔孟”。明袁忠彻《古今识鉴》称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其父亲和祖父都曾远赴麦加，有漂洋过海的切身体验，郑和受到海洋知识的熏陶。祖上赛典赤·赡思丁早在1276年就主持修建了云南第一座孔庙—昆明文庙。郑和在各地布施修建的不同宗教的寺院证明他宽广的胸怀和对不同信仰的尊重。如船队在第二次航程中，在锡兰加异勤寺院立了布施碑，这块碑于1911年被发现，现存于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北京国家博物馆有其拓片。这块碑用汉、泰米尔和波斯三种文字镌刻。汉语的碑文记载郑和等为祈保航海平安，向神佛敬献供品的情况；泰米尔语的碑文则是表示对南印度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瑟奴的敬献；波斯语的碑文则表示对伊斯兰教信奉的真主给以敬仰之情。至于他督建的南京静海禅寺、伊斯兰净觉寺、福建长乐南山天妃宫，等等，则反映了郑和的和平宽容精神和宗教宽容性。同时也反映出，云南文化的包容性和郑和家庭的熏陶，从小塑造了郑和开放宽容的精神，这是他日后有能力统领一支由不同民族和信仰的数万人组成的队伍，完成艰苦航海任务的基础。郑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郑和从孕育了古滇文明的滇池之滨走出，出生于云南，成长于中国，走向了广阔的世界。他以开放与交流的精神，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从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远达红海与非洲东海岸，遍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气，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致力于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同各国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睦邻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