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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48岁，中央电视台《新闻11》《新闻周刊》主持人，曾主持《焦点访谈》《新闻会客厅》《感动中国》等节目，出版作品有《幸福了吗》《痛并快乐着》《岩松看美国》《岩松看日本》《白说》等等。
《白说》是央视著名主持人、资深评论员白岩松的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演讲精选集。时间跨度近十年，内容涉及时政、改革、公益、慈善、教育、体育、音乐、阅读、人生等多个方面。篇章包括《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今天的新闻是明天怎样的历史》《做点无用的事儿》《资讯爆炸时，别被忽悠了》《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好医生一定会开“希望”这个药方》等。多主题、多侧面地传递了作者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白说》是白岩松继《幸福了吗》《痛并快乐着》后又一部百万级畅销书。为方便读者阅读与携带，《白说》（清新版）正式出版。本书内容为近十年白岩松于各个场合与公众的深入交流，其中多个篇章为内部讲座，首度公开。白岩松自称:“它比纸上的履历更为真实地记录了心灵的履历。”在书中，白岩松坦言作为新闻评论员的艰难，但凭借勇敢、敏锐和方向感他总能智慧地消解。在对峙与分裂的时代，白岩松选择站在中间，并且通过这本书，不遗余力地向人们传递“AB面”的价值观。成功与失败，有用与无用，短跑与长跑，新闻与历史……这些看似对立的词汇，却无不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与相互转化的可能。在常识泛滥，理性缺乏的当下，白岩松温暖发声，理性执言。传递出一种既融入时代、又出离时代的态度。然而，白岩松自带犀利，不惧争议，在有权保持沉默的年纪拒绝沉默，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们敲鼓拨弦。他直言“说话不是件好玩的事儿”，如果能“说出一个更好点儿的未来”，就算“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
说话不是件好玩儿的事（代序）白岩松/文我姓白，所以这本书叫《白说》。其实，不管我姓什么，这本书都该叫《白说》。一我没开过微博，也至今未上微信，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上署名“白岩松”的言论越来越多。曾经有好玩的媒体拿出一些让我验真伪，竟有一半以上与我完全无关。有人问:如此多的“不真”，为何不打假？我总是马上想起梁文道在一次饭局上，讲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内地图书腰封上多有“梁文道推荐”的字眼，终有一天，一本完全不知晓的书也如此，文道兄忍不下去，拿起电话打给该书出版社:“我是香港的梁文道??”“啊，梁先生您好，我们很喜欢您，您有什么事儿吗？”“你们出的书上有我的推荐，可我连这本书都不知道，如何推荐？”“梁先生，不好意思，您可能不知道，内地叫梁文道的人很多??”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梁文道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只记得喃喃说了声“对不起”后就挂了电话，以后再也不敢这样打假。我怎能确定内地没有很多人叫“白岩松”？更何况，完全不是我说的还好办，可有些“语录”头两句是我说的，后几句才彻底不是，让我自己都看着犹豫。二越完全不是我说的，越可能生猛刺激。于是，前些年，本台台长突然给我打电话:“小白，那个微博是你发的吗？”“台长，对不起，不是，而且我从没开过微博??”“啊，那好那好。”电话挂了，留下我在那里琢磨:如果这话是我说的，接下来的对话如何进行呢？又一日，监察室来电话:“××那条微博是你说的吗？××部门来向台里问??”毫无疑问，正是在该微博中被讽刺的那个部门。我回话:“不是，我没开过微博。”又过一些日子，监察室又来电话，内容近似，我终于急了:“不是！麻烦让他们直接报警！”可警察会接这样的报警吗？三二十年前，采访启功先生。当时，琉璃厂多有署名“启功”的书法作品在卖，二三十块钱一幅。我逗老爷子:“您常去琉璃厂吗？感觉怎样？”老爷子门儿清，知道我卖的什么药:“真有写得好的，可惜，怎么不署自己的名儿啊？”“怎么判断哪些真是您写的，哪些不是啊？”我问。启功先生回答:“写得好的不是我的；写得不好的，可能还真是我的！”老爷子走了有些年了，还真是时常想他，这样智慧又幽默的老先生，不多了。书画造假，古已有之，老先生回应得漂亮。可言论“不真”，过去虽也有，但大张旗鼓公开传播，却还真是近些年的事儿。如启功先生活着，不知又会怎样乐呵呵地回应。四很多话不是我说的，可我总是要说很多话，因为这是我的职业。不是我说的话，安到我头上，有麻烦也得替人担着；而真是我说的，常常麻烦也不少。2008年，不能不与时俱进，台里终于开设新闻评论栏目《新闻11》，我成了被拿出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所谓“CCTV第一个新闻评论员”。当时，我预感到前路的坎坷，因此对媒体坦白:得罪人的时代正式开始了！的确，做主持人风险小，各方点赞的多；而当了评论员，就不是喜鹊而是啄木鸟，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说的都是让好多人不高兴的话，不得罪人不可能。但当时我豪迈: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话说大了，路途有多艰难，自己和身边的人知道。连一位老领导都劝我:别当评论员了，回来做主持人吧！我知道，这是对我好。但这条路不是我选择的，总有人要蹚着水向前走，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可问题是，这水怎么越来越深？常常连石头都摸不着，而岸，又在哪儿？在屏幕上，这一说就是七年。不过我也真没想到，我还在说，《新闻11》，还在，活着。五《新闻11》刚开播不久，新闻中心内部刊物采访我，问:“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是要有思想？”我回答:“不是。做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我至今信奉它们，并用来约束自己。说话，不是每天都有用，但每天都要用你在那儿说。直播，没有什么成型的稿子，只有框架，很多语言和提问总是要随时改变。这就是我的工作。某一年新闻中心内部颁奖，问到我的感受，我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听到这句不太“高大上”甚至显得有些灰色的答谢词，年轻的同事有些不解。我解释:身在这里，还没走，守土有责；到点儿就撞钟，守时，可谓敬业；更重要的是，还得把日常的工作撞成自己与别人的信仰。这话不灰色，应当重新评估价值了！守土有责，就是偶尔有机会，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更多的时候，得像守夜人一样，努力让世界不变得更坏。后者，常被人忽略。六我用嘴活着，也自然活在别人嘴里。互联网时代更强化了这种概念，说话的风险明显加大。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你无处可躲。话说错了，自然在劫难逃；话没错，也有相关的群体带着不满冲你过来。没办法，这个时代，误解传遍天下，理解寂静无声。即便你的整体节目本是为他们说话，但其中的一两句话没按他们期待的说，责难照样送上。后面跟过来责骂的人，大多连节目都没看过，看一两个网上的标题或一两条情绪化的微博就开始攻击。想想也正常，谣言常常传遍天下，而辟谣也时常寂静无声。见多了也就想通了。有时误解扑面而来，是一小部分人要解气，而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围观解闷。可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当你认真解释时，没人细听，所以，解决就总是遥遥无期。我还是选择理解。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与撕裂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误解甚至有时是曲解，也总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辩解，原因是:你以为是理性沟通，可常常被当成娱乐新闻，又让大家解一回闷。而这，还真不是我的职能。可不管怎样，还是要有底线，新闻有自身的规律，我必须去遵守捍卫它。另外，几年前我就说过，为说对的话认错、写检讨或停播节目，就是我辞职的时候。只不过，到现在，还没遇到这样荒唐的事情。面对现实说话，你的困扰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你唯一能做出的选择是:无论风怎样动，树静。七理性，是目前中国舆论场上最缺乏的东西，有理性，常识就不会缺席，但现在，理性还是奢侈品。也因此，中国舆论场上总是在争斗、抢夺、站队并解气解闷不解决。邓小平说过的“不争论”与胡锦涛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不折腾”，我极为认同。可想要不争论与不折腾，都需要理性到位。谁也跨越不了阶段，非理性是当下中国的现状，不是谁振臂一呼就可以一夜改变。可总要有人率先理性，我认为三部分人必须带头，那就是政府、媒体与知识分子。政府与公众如果都非理性，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无法避免，政府必须用公开、透明、民主、协商来率先理性。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中国，大多只是“公知”，很公共，却常常不够“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与“理性”无法靠边，而这些人，又怎能列入知识分子的群落中呢？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当下，更要有责任与远方。当期待中的理性还不是现实的时候，媒体的理性就十分重要。但做一个理性的媒体人，也许就更有不过瘾的感觉。这边的人觉得你保守，那边的人觉得你激进，连你自己都时常感到克制得不易。可我们该清楚:如果追求的是过把瘾，之后呢？八人到中年，已有权保持沉默。不得罪人，少引发根本躲不开的争议，静静地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做一个守法的既得利益者，不挺好？可总觉得哪块儿不太对劲儿。面对青年学子或公众讲堂，又或者是机关单位，长篇大论的风险当然不小。更何况，这样的沟通，一来我从无稿子，总是信马由缰，自由多了，再加上水平不高，又习惯说说现实，就容易留下把柄；二来大多带公益性质，没什么回报还风险不小，图什么？然而沉默，是件更有风险的事儿吧？这个开放的时代，谁的话也不能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自己的声音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种，希望能汇入推动与建设的力量中，为别的人生和我们的社会，起一点哪怕小小的作用。想想自己的成长，很多顿悟，常常来自坐在台下的聆听，今天有机会走到台上，也该是对当年台上人说“谢谢”的一种方式。九当年胡适在喧哗的时代，把范仲淹的八个字拿来给自己也给青年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很多年后读到它，认同。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未来，可如果不多说说期待中的未来，就更不会知道。思考可能无用，话语也许无知，就当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敲一两下鼓，拨三两声弦。更何况，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北京 2015年8月
摘一:不挣扎不绝望不算青春
今天讲一个与青春有关的关键词吧，就是“焦虑”。焦虑几乎是当下每所高校共同的情绪，从校长到老师，从大一到大四。象牙塔的教育传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该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在内心里又该如何去舒缓这种焦虑？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大学校园也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内部讨论，团中央书记陆昊和青联主席王晓都在，我说，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非常值得关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年轻人心理冲突加剧，和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疏导，会演变为巨大的社会冲突。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都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回忆有什么意义？中国能满足所有的年轻人在三十岁之前买房的梦想吗？我要告诉大家，门儿都没有。房改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在十几年前，给了全体国民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预期—每人都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抱歉，美国没有实现，日本没有实现，新加坡、香港都没有实现。请问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如何实现呢？为什么当时政府没有想明白，你该解决的是从廉租房到保障房这样的住宅问题，商品房的问题交给市场经济去解决。结果，上来就搞商品房，等到房价几乎失控的时候，想把它摁下去，再来做廉租房和保障房，已经晚了十年。这话可能有点讽刺，但却是事实。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时，才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靠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三十二岁的时候，才拥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一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八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让我每每回忆起来都觉得特别??骄傲又有一点悲惨。当时，老房东不肯续租了，新找的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而且和老房子一样，也在六层。我傻呵呵地给搬家公司打电话，问能不能便宜点，两栋楼相距不到一百米。人家说，不仅不便宜，还得加钱，我们不看距离，只看楼层。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就是书，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八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是不完整的。有很多年轻人抱怨，现在社会上都是拼爹、拼外貌，我会告诉他们:我也曾经拥有一个成为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拼爹，起码得有爹吧？我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哥俩带大。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也从没为了工作给谁送过礼，不也走到了今天吗？人生如果没有一些落差做比较，也就没那么多趣味了。北漂一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可以去纽约、伦敦；没有机会，死守大城市也没意义。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三十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学校离城区太远，为了不挤公共汽车，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出门，蹭老师的班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班车莫名其妙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了，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得多，但是都过来了。青春是一生中最迷茫、最焦虑、交织着绝望、希望和挑战的时期。但为什么所有人都说青春美好呢？那是他们在回忆时下的定义。悲伤的时候，即使有太阳也觉得天昏地暗；开心的时候，即使下着大雨也恨不得出去裸奔。这种自在随意，到了中年就不可以了，但或许到了老年又可以了，我还没经历过。史铁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2010年12月31号，离他的六十岁生日还有几天，他走了。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四肢健全的时候，抱怨周围环境如何糟糕，突然瘫痪了。坐在轮椅上，怀念当初可以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才知道那时候多么阳光灿烂。又过几年，坐也坐不踏实了，出现褥疮和其他问题，怀念前两年可以安稳坐着的时光，风清日朗。又过几年，得了尿毒症，这时觉得褥疮也还算好的。开始不断地透析了，一天当中没有痛苦的时间越来越少，才知道尿毒症初期也不是那么糟糕。所以他说，生命中永远有一个“更”，为什么不去珍惜现在呢？我做制片人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来实习，还是托了关系的。一问，才上大一。他觉得早实习可以早点儿熟悉行业，将来找工作更有把握。我说对不起，从明天开始你还是回学校做个大一学生吧。如果总在为未来忧虑，而不能享受此时此刻的时光，你可以把整个余生都搭进去，但你真的打算这么过一辈子吗？要知道，你所担心的事情，只有不超过10%会变成现实，其余的都是自己吓自己。而且生命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如果你真的过好今天，明天也还不错。文摘二:被念歪的《道德经》为什么要谈《道德经》？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中，“道”是一个源起。先写一个“首”，再写一个“走之”。“首”就是脑袋，代表思想；“走之”就是行动和步伐。有想法，然后付诸行动；有行动，也要伴之以思考。因此，“道”字的结构已经说明了它的含义。道路、道德、道理、道法自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明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揭示了“知行合一”的规律。大家可能想不到，《道德经》是全世界除了《圣经》之外，被翻译版本最多的一部典籍。在中国，《论语》被昭告天下，而《道德经》总被边缘化，其实前者的问世晚于后者。相传孔子曾求教老子，对老子的思想很佩服，回来对他的学生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认为老子像一条龙，深不可测。有学者这样阐释:“同样的一个道理，《论语》是从正面解读的，《老子》是从背面评判的，因此它会给人非主流的感受。”有人将《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解释成消极的不作为。但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是一门非常积极的哲学，只不过将“无为”和“道法自然”当作方法论。《道德经》的起源并不像其他典籍一样，得到后世的实证。到现在，还有人质疑它是不是老子写的，到底诞生在什么时候？流传的过程中，还经过了无数的纠错。比如“绝学无忧”，历朝历代都有学者说，“绝”一定是个错字，跟文意不符。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老子》，和既往流传的版本也有很大出入，令海外学者都感到震惊。总之，《道德经》和老子都被我们严重误读了，也许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道可，道非，常道任继愈老先生认为，《道德经》是写给弱者的哲学慰藉，但也有很多人—包括我—认为，这是老子写给掌权者、君王和政治家的一部经典。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在我看来，四分之一部《道德经》就可以治天下。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正宗的解释，就是“能说得很明白的‘道’就不是‘大道’”。但换个角度，那时没有句读，所以可以有另外一种句读方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许或当然是错的，可让人觉得有趣。这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解读:“对于同一件事，有人说对（道可），有人说不对（道非），这是常理（常道）??”尽管不一定正确，像是充满辩证法的文字游戏，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句读方式也很符合原著的本意。很多事情不都如此吗？比如中国的舆论环境，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各个部门都希望“一边倒”地叫好，连5%的反对都不行。进入新媒体时代，国家领导也好，部领导也好，恐怕也都越来越明白，任何政策出台，无论多么正确，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太正常了。除了人民币和大熊猫，没有什么能让全中国人民一致点赞。我记得1998年朱镕基总理来中央电视台，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总有人谈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比例，多少合适啊？99%正面报道，负面报道1%？依我看，51%正面报道，‘控股’就行了，要有信心。”“道可道，非常道”太神秘了，“道可，道非，常道”就接地气得多。每年各省市搞部门老百姓满意度排行的时候，排名靠前的都是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的部门，但凡跟老百姓关系紧密的，排名一般都靠后，因为他们天天跟你打交道，摆得平摆不平，眼睛都盯着你。住建部恐怕就是如此。想想“道可，道非，常道”，心态就平衡了。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我现在自办“私塾”，叫“东西联大”，收了十一个研究生，每月给他们上一天课，外加课后作业。所谓东西联大，就是北京东边的传媒大学和西边的清华、北大、人大四所学校，学生们都是这几所学校出来的。从学新闻的研究生一年级带起，两年毕业。有一项课后作业，是手抄《道德经》，并且选出印象最深的十句话。我发现学生们选得最多的一句话，出自第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大的风都不可能一直刮下去，不管多猛的雨也终有停止的时候。随后接着一句反问:“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刮风下雨是谁做的呢？天地。天地都不能长久，何况人呢？现在很多人喜欢长跑，长跑的过程也印证着这个道理。长跑最重要的是节奏和呼吸，当你跑出节奏和呼吸，就会感到非常舒服。要有一个时间和距离的限定，控制好速度，慢条斯理、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否则你像短跑一样玩猛的，玩得动吗？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发誓要锻炼身体，先把专业服装和装备一口气买齐，可是没过两天，就扔床底下落灰了。希望自己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猛读十本书就会进步？不会。此外，这句话还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的启示:当你遭遇人生中的不顺利、不如意，甚至惨重的打击时，你要相信时间能够稀释这一切，对吗？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挫败和低谷也终将过去。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是突如其来的赞赏和表扬，一是时常会有的打击和不顺。这两道关都要过，过不去就很难前行。表扬来得太早，毁人也毁得够狠，我周围有一些人就是如此倒下的，根基不稳，空中楼阁，他Hold不住。国外有一个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结论是达到衣食无忧的境地越早，之后幸福指数下降速度也越快。比如说刚刚二十来岁你就什么都不愁了，剩下的五六十年怎么混呢？我觉得最幸福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总有一个踮起脚能够着的目标，吸引你踏踏实实始终向前走。摘要三: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接下来就进入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尽管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也在全世界站起来。可惜很遗憾，当时不仅仅是我，几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梦想，我只关心我是否可以吃饱。因为我刚出生两个月就跟随父母被关进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种牛棚，我的爷爷为了给我送点儿牛奶，要跟看守进行非常激烈的搏斗。第二个年份是1978年，我十岁。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那个只有二十万人的小城，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我的父亲也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儿俩。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岁了，“梦想”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1978年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今天你们知道，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接下来该讲1988年了，那年我二十岁。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会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决定的。这标志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当然我知道，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也格外重要，因为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美国总统。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克林顿。他6月份的来访。他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召开了一场开放的记者招待会，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开放的演讲，两场活动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当克林顿总统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记者问道:“这次访问中国，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这两场活动居然都直播了。”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我开上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深刻，因为第一次是最难忘的。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2008年，这一年我四十岁。已有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一年却又听到太多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让耶鲁大学的师生为他当选总统举行了庆祝。这个细节让我看到了耶鲁师生的超越。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中行走，都是中国人期待已久的梦想。但是，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梦想都注定要遭受挫折一样，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美好。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生日，让我意识到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里，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边远小城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节日里，分享并传播这种快乐的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过去的三十年里，你们是否注意到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三十年里，让个人的命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师和教授。中国这三十年，产生了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奶奶依然守候在土地上，仅有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在城市里拥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就像经历了三个时代。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场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你们的家庭也许就是这样，对吗？那么，在你们观察中国的时候，也许经常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或其他庞大的政治词汇，或许该换一个视角，去看看十三亿普通的中国人，看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过去的很多年里，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看中国，但是我猜他们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呢？我相信现场的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最真实的美国，用自己的耳朵了解了最真实的美国人内心的想法，很难再被其他的文字或声音改变，因为这来自他们内心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更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透过媒体去了解中国。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同行—开个玩笑。其实美国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你在美国吃到的即使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就像很多年前，中国所有的城市里都流行着一种“加州牛肉面”，人们认为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因为这是美国来的，大家也不好意思批评。这个连锁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久，直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自来到美国，发现加州原来没有牛肉面。随着加州牛肉面的连锁店在中国陆续消失，我们知道了，面对面的交往越多，彼此的误读就越少。最后我想说，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Ihaveadream”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这句话不仅仅有英文版。在遥远的东方，在历史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不只属于政府，它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