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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炸裂志》《日熄》《速求共眠》等。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马来西亚第十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2012年入围法国费米那文学奖短名单和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2014年获捷克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受活》获日本“推特”文学奖。2016年再次入围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同年《日熄》获香港红楼梦文学奖。2017年第三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为近三十种语言，有各种外语版本上百种。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作家，并担任香港科技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
以旅行看不同的风景和文化为契机，在讲述沿途人文风景的同时，嵌入在旅途中对人生命运及生活的独特思考。深入阐释了“行走，心灵，人生”的主题，充分展现作者“身游世界，心系家园”的情怀。
我愿意造一座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乡村人性。
——著名作家沈从文
中国作家阎连科跻身于大文豪的圣坛绰绰有余。其作品具有惊人的震撼力，作品中呈现出摧枯拉朽有时令人绝望的幽默。
——法国《世界报》
阎连科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很像赫拉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都对社会进行内部观察……无论从文学还是经历，阎连科都实至名归。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和卡夫卡的创作精神一样。
——卡夫卡文学奖授奖词
阎连科对人性深刻的揭示，他的隐喻的深度，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思考，以及他的独特的想象力和结构虚构能力，都对日本人形成一种冲击力。
——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教师、诗人田原尚姓一家人
我该为他们一家人写些什么了，做一些记录了，不然，我总是怀着不安，就像拿了人家啥儿没有付钱一样；就像是我把他们一家置于尴尬的境地，甚至，是无奈的绝境，人家却又向我躬身说了一声:“对不起”或者“谢谢”一样。真的是不能不写他们了。他们应该是每一个舞文弄墨人的邻居、同族、本家，甚或，是每一个舞文弄墨人的兄弟或姐妹。直说呢，他们是每一个能称为作家的人的真正的父母或儿女。是作家真正的骨肉和精神、血脉与灵魂。
一
他们姓尚，一家人都姓尚，住在我家房后，母亲谢世得早，儿子和父亲分开过了，孙子都已上学读书，女儿还和父亲一灶过着，也临了出嫁的年龄。这是农村的一户普普通通的人家，正正常常的人家，普通正常得和路边长的草一样。建国初合作化时他们家和我家是一个互助组；大跃进时和我家共烧一个土制的炼钢炉；“文革”时劳动实行工分制，他家、我家的人名都在一册记工本儿上；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不消说，我们两家仍然处在一个村民小组里，那些七零八碎的责任田，有好几块儿都是毗邻着。一块出工、一块收工、一块种植、一块收获是几十年的事情了。可是，有一天，是两年前的一个入秋的时节吧，天气朗朗的，村里人种上小麦后大都去镇街摆摊设点做小本生意了，去沐浴改革开放的和风细雨了。还有的，把秋蜀黍挂在檐下或楼角，便忙慌慌去市里、省会做大的买卖了。村街上有浓重的空闲，那些少数只会种地劳作、不会生意买卖的人竖在村口、饭场，仿佛牛已不在而闲竖着的拴牛木桩一样。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县执法部门来了一辆警车，鸣着冷清的警笛，驶进了灌满清闲的胡同里，车头上闪转着的红色警灯的光亮，在爽朗温暖的日光里，在粗糙安闲的胡同两边的墙壁上，投下了寒瑟瑟的暗红的光，把村里的闲人，还有老人和孩娃们的脸都惊成了冰白色，眼都惊圆得枯杏核儿般大而呆滞了。
没有多久，这尚姓的父子二人被警车带走了。随车带走的还有他们父子的两支火枪。伴随着父子、火枪和警车的离去，他们一家人平静、浅淡，能够从头望到尾的命运出现了惊涛骇浪，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了，天塌和地陷轰隆一声冷不丁儿同时降在了那方改革开放二十年后有草房也有瓦房的院落里。
二
事情原是没有多大的，或者说，事情是说大则大、说小则小的。政府部门从建国后已经不知多少次下过文件，明令禁止，私人和私人住宅不能拥有枪支、大刀、匕首等与其他可称为武器的一切物品器械。在各样的社会形势中，已经几次收缴过这些器械物品。就在尚家父子被抓走的一个月前，这份盖着政府执法部门的大印的文件，又一次从政府的*层急速地箭行到了乡村的*底层；半个月前，村一级干部也还曾经动员收缴过这些器械哩。可是，尚家父子没有把他们的火枪交出去。他们就像一个孩娃舍不得把他的弹弓交给严厉的父亲一样，把他们的火枪藏起来了。
对尚家父子来说，这火枪事实上果真如一个孩娃所拥有的橡胶弹弓一样珍贵呢。我记事的时候，就常见他们父子二人扛着那长长的火枪，装上黑药粉，屯上砂粒弹，到村后的山上去“打坡”。尤其冬日，白雪皑皑，人都猫在家里烤火，或团在床上取暖，他们踏着深雪，吱喳吱喳去了，坡道上留下两串父子的足迹。到了过午，他们父子踏着深雪回来，枪管上不是挑着两只野鸡，就是挑着一只野兔。当然，他们家夜里就要改善生活了，肉香飘溢，左邻右舍的孩娃、闺女们都要近朱者赤的多些口福。这十几年来，所谓的急速发展和文明把野兔和野鸡赶走了，灭掉了。他们已经很少再能在坡梁山脉上打到野物了，时常是扛着火枪，早去晚归，空去空回。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要在农闲时出门“打坡”。他们不做生意。他们家似乎不会经营生意。因为守着集镇，曾经在早些年试着做过，卖瓜卖菜，卖水果，卖甘蔗，和别人一样到百里之外的九朝古都洛阳进货，回到这个叫田湖的小镇上销售。事情的结果，赚钱的是人家，赔了的却总是他们。*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不赔不赚，或者略有小赚，这样一次一次地试验下来，一年一年地经验下来，他们就坚信生意是由生意人才能做的，田地是由庄稼人才能种的。他们虽然不会做生意，庄稼却总是比别人种得不弱。别人的田地若亩产有二百斤的话，他们则准有二百一十斤；别人若有五百斤，他们则准有五百二十斤。他们父子肯下力气，田头地边都不会少种一棵苗，不会让它多长出一棵草来，只是因为这儿田地过少，人均不足六分，倘若地再多些，即便他们不经商，应该说他们的日子也是能跟上群儿的，也能让宅中的日月在日子中放出许多光亮。可惜田太少呢，可惜确乎不能经营生意，可惜日子中总是有那么多的闲时需要他们熬过，这样，“打坡”就不再是为了野鸡兔儿，不再是为了改善一次生活。扛着几经修补的油黑的火枪出去，已经纯粹是为了生活中的一些乐趣，为了给人生增添一点喜悦，给*为普通的农民的生存寻一些意义，就如一些人打麻将并不为了输赢一样，一些人扭秧歌并不为了演出一样，一些人进庙烧香并不为了祈神祷佛一样，一些人看报纸并不为了关心国家大事一样，一些人学文件并不为了执法或违规一样，如孩子读书并不是为了未来，而是为了打发童年似的，如老年人看护孙子孙女并不是为了孙子和孙女，而是为了打发老年的寂寞似的，他们扛着火枪去“打坡”，纯纯粹粹是为了日出和日落，为了活着和证明自己除了种地的时候也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哩。
他们就这样在村委会收缴器械的时候没有把火枪交出去。
他们就这样似乎理所当然地被警车带走了。
三
他们被那些执法人员裁定为罚款处理，除没收那修理比擦抹的次数还多的“枪支”外，每人罚款一万元。父子二人就是两万元。
两万元在如今好像已经不算太大的数目，尽管我家所在县还是*的贫困县，尽管我家居住的那个镇上还有一些人家过春节时没钱买肉只能吃一顿素饺子，可有几十万、上百万存款的人家也还是很有几户呢。我们也时常听说，某某人、某某长、某某经理因触犯了某条法律——如与小姐共枕和怒打手下的打工仔或者打工妹，被公安部门抓去了，被罚款几万或者十几万的事。常听说有人违法后为了不在那种房里过夜，一伸手就给执法人员的办公桌上拍上十万、几十万的事。钱是越来越虚了，越来越不值钱了，可对于尚家父子，两万元也还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哩。
然而，法律部门拘了他们父子，又罚款两万元，我想在法律的条文上，也许是有所依据的，也许人家的行为是依法行事的。可惜的是，尚家父子确实拿不出这两万元。可惜的是，在尚家的日子中，似乎就很少有过不向左右邻居借钱打发日月和治疗日常疾病的顺畅日子。当然，你不能因为没钱就可以得到法律的理解和原谅。当然，人家既然老远地开着警车将人带去了，不会因为你穷就又放你返回。执法人员在给他们传达了处罚条款之后，就让他们父子其中的一个回家借钱，限期交纳。这样，父子二人就推来推去，儿子为了尽些孝心，坚决让父亲走出那样的房屋，而父亲又说，我已是这样老迈的年龄，就是死在这里，也没有太多的惋惜，可你正当年哩，有妻有小，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日子如何过呢？再说，你尚年轻，出去借钱也还易些。如此，儿子就在父亲的力劝之下，在那房里住了半月，趁着一个黄昏回了家里。
借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邻舍、亲戚、朋友，能去的都已去了，能借的都已借了，半月下来，儿子也才在限期内凑出了八千块钱，送往执法部门，以期能放回父亲，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人家只能依法行事，什么时候把那一万二千元送来，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父亲放回。
在另外一个黄昏里，闺女、媳妇、孙子、孙女和所有的邻舍村人，都在落日中等着去送钱的儿子，当翘首望到仍是他一个人灰溜溜地低着头入了村时，人们的心都阴沉着，没有人问他啥儿，啥儿也不消问的，只是都慌忙把头扭到一边，不使他为没有领回父亲而难堪。或者，慌忙地回身家去，把家里好吃的馍菜端来送到他饥饿的手上，慌忙地说一句无用的安慰话儿。那一夜，各户的村人都在议论着尚家的事情。那一夜，尚家的大门紧紧关着，没有人知道他们一家在那夜里说了什么，想了什么，只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许多天之后，都才依次地发现，尚家那个已经近了出阁年龄的闺女不再在村里出现了。
她去了九朝古都洛阳。
四
村人们不知道她去洛阳做啥儿营生，只知道她去了没有多久，就托人捎回了几百块钱。后来，每隔一段时日，都有人捎回钱来。有些时候，也从邮局往家寄钱。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着，冬天去了，春天来了；春天去了，夏天到了，尚家的儿子和大家一道该锄地了锄地，该施肥了施肥，该搭车去那种别样的房里探望父亲就去探望父亲。自不消说，父亲不在，妹妹不在，那两份田地他是都要替着种的，而且种得更为尽心下力。因为在农村人生就是岁月，岁月就是日子，日子总是漫无边际。于是，村人们也就渐渐地在日子中提及尚家父亲少了，且也能慢慢从尚家儿子、媳妇脸上看到了一些笑容，虽然惨淡，终归也是尚家给乡邻的一种安慰。所以，人们似乎忘记了尚家的父亲还住在那别样房里，忘记了尚家的闺女也还在一个城市做着一样营生。
终于到了那么一天，初夏将去，盛夏将至，人们都开始穿短裤、背心、打午觉盹儿的时候，尚家父子突然在村头出现了。儿子搀着父亲，就像扶着一个在医院住了多年方才大病初愈的老人。他随警车走时，还是那样高大、硬朗，走路快捷，说话气壮，可这才半年，当他从那儿回来时，人已经老得没了形样。头发全都白了，背也开始躬着，肤色上除了蜡黄就是蜡黄，脸、肩、背、胳膊、双腿，所有露在外面的皮肤，都松弛得如多皱、污腐的麻布。他已经老了。他彻底的老了，眼珠发灰，目中无光，走路颤颤瑟瑟，如竖在风中将倒未倒的一杆枯瘦的树枝。村人们见了他时，都慌忙去扶他，他对谁都是那样一句话儿:“教育娃们不要耍那火枪，又危险，又违法，一点好处没有。”他就是不断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儿回到家的。“教育娃们不要耍那火枪，又危险，又违法，一点好处没有。”这话像他在那别样的房里蹲了半年，终于悟出的一句经语，不断地这样说着，他就在人们的搀扶下、在人们的目光中，走进了他那在1998年还仍是草房的院落里，回到了他的草屋中。
1998年的下半年，我又回了一趟老家。因为几天没有在街上见到尚家父亲的身影，去打听询问，才知道他得了可怕的病症，说他从那房里出来就有了病哩。说他那临嫁年龄的闺女，原来是在城市做那陪男人的事情，说她连她父亲回来，也没有回家看望。一次她的一个叔伯哥哥曾对我说，他在一个旅游极盛处的宾馆旁的一户人家见了她呢，对她说她父亲、哥哥都希望她回家里，她却不言不语，把裸着的大腿跷在二腿上，吸着纸烟，瞟了一眼叔伯哥哥，把一卷大票纸钱塞到了叔伯哥哥手里，让他把钱捎回家去。
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尚姓一家人的命运。不知道现在那尚家的父亲还活在世上没有，他得的是一种不治之症。不知道那尚家的女儿是否还做着那样营生，还是已经回到家里。我记得几年前见她时，她还是一个见人说话就要脸红的村姑，水嫩、漂亮，依乡村的话说，宛若一棵剥了皮的葱儿。三天前，我母亲和我一样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我赶到洛阳为她检查病时，本来是要问尚家一些景况的，可母亲突然告诉我说，比我年长又要叫我叔的一个侄儿的孩娃去学习电工，被电给打死了。那个孩娃才十几岁，比我还高，我每次回家，他都叫我爷。因为母亲冷不丁儿说了这些，我就沉默着没有再问尚家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