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全本精校的网站：修书网（hairstylefavorite.com）
（校对精校版：就是内容质量好，无乱码，无屏蔽字，无星号，无广告，章节目录完整）
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自述》朱健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朱健，原名杨镇畿、杨竹剑，一九二三年生，山东郓城人，“七月派”诗人之一。一九八九年离休后，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朱健诗选》，散文随笔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等。
本书是“七月派”诗人、现年九十二岁的朱健先生的晚年自述，是一位与时代共命运的中国诗人的生命传奇。书中详细讲述了朱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故事与历史选择，折射了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百年时代风云变幻，也透视了“后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独立精神与人文情怀。
如果某个偶尔的时刻，您坐下来读朱健先生的过去和现在而有所感悟，如果您也愿意和我一样对自己默默许诺，无论世事如何变换，都要努力做一个挺拔的人，那将是我的荣幸。
初谒胡风先生1944年初冬，我当时已经到了四川，在五通桥永利公司谋生。由于胡风的指引和伙伴们鼓励，我在五通桥写出大量的诗，做了各种尝试。我记得重庆新华日的刊登了陶行知的《创造宣言》:“上帝创造天，创造地；人创造上帝，人是创造主”。巨大的气势和热情马上吸引了我。激动之中，我用全部摘引原文的方式把《创造宣言》改编成一首长诗，寄给胡风。他很快回信，表示了意见:很热情，很可惜被原作一些俗语拖累了，诗应当有自己的语言。以后，胡风在悼念陶行知的文章中提到有人把《创造宣言》改写成诗，大约指的就是这件事。神话，一直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写一些脱离现实的题材，是否合适？我感到困惑，便向胡风请教。他回信明确表示:神话当然可以写。神话，是照亮黑暗天空的光电，是刺破腐朽人生的长剑，你应当写。但我却没有再写了。我在五通桥的时候，牛汉到西安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取名《流火》。“七月流火”，意思很明白，表示自己也是拥护胡风的。他这时和胡风还没有任何联系，写信给我转请胡风为《流火》写文章。我当然照办，胡风却是慎重的，回信说:写文章，以后看看再说吧。牛汉的刊物一期而终，胡风的文章自然没有写。胡风可能不愿意给不太了解的人。解放后，大约是1949年下半年或五十年代初，牛汉把他的诗集通过复旦他的同学，寄给胡风，才跟胡风联系上。1945年下半年我在邻水教书，假期到了重庆，按信上的地址，到张家花园去看胡风先生。*天，是中华剧艺社的演员魏永秀带路。他认识也住在张家花园的陈白尘，而我则在陈白尘主编的报纸副刊上发表过几首诗。这次，陈白尘说，胡风出去了。我留下一张便条请他转交。送我们出来时，陈白尘指着一间东向的小屋说，胡风就住在这里，明天再来吧。第二天，我径直走进了这间小屋。不顾屋子里正有别的客人，自报名姓。胡风正坐在西边窗下条桌与书架之间，面色黝黑，宽额秃顶，身躯伟岸，有点胖，他马上起身，目光炯炯，伸手相迎。这时坐在北边墙下一张大床上一位秀美的女性也站了起来，含笑连声:知道你要来，欢迎欢迎。我想这就是有着许多美好传闻的梅志了。他们两个人对我热情张罗时，那位客人起身告辞，用十分锐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飘然而去。胡风送客到门边回来对我说:“这是冯雪锋。”我在冯雪锋的椅子上坐下来，对面是窗下侧身而坐的胡风。房子很小，整个下午，大约就是我手比指画滔滔不绝地信口开河。身心自在，无拘无束，因为感到始终有一双明亮清澈、兴味盎然、坦陈热烈的目光在注视着我，鼓励我倾吐一切。我到底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一直侧头微笑着听我高谈阔论的面影，还有偶尔的插话和提示:“看到《财主的儿女们》了么？怎么样？”我不假思索地说:“热情，非常热情。”听了我的回答，他显得兴奋，立即说:“第二部更热情，快印出来了。”谈着话，他突然转身从身后小小的竹书架底层抽出一本杂志，《希望》第四期。递到我手中:“刚印出来，有绿原的诗。”我不等他说完，便翻开来读，绿原的《终点，又一个起点》赫然在目，不禁忘乎所以地读了下去。直到我读完，他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坐在窗下看着我，读完，胡风问我:“你不是也写了一首长诗么？”他指的是我在邻水写的《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胡风淡淡地谈到《骆驼和星》，毫无奖饰之意，只是说:“一位朋友，在女子中学教高中，当教材给学生们读了，不知道反应怎么样？”梅志接过去说；“蛮好。反应蛮好。”我应声说:“我的一个朋友说这不是诗，是造谣，一个美丽的谣言”。胡风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大笑:“美丽的谣言，美丽的谣言。”除此之外，印象完全一片模糊了。以后我是否又到于一次张家园呢，也不记得了。因为我记不起《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这首诗是在邻水寄给他的，还是这次见面带过去的。只记得他把诗稿交还给我的时候说:“太激动了，不行，太杂乱，仔细改一改，再寄给我吧。”我认真地改了这首诗，赶在他们离开重庆东下前又寄给了他。临行前他写信告诉我，稿子已交给了由何其芳主持的《希望》等四个刊物联合特刊。1946年春天，我在重庆覃家岗教书，何其芳把稿子寄还给我，说联合特刊篇幅有限，诗太长，没法发表。情况是确实的，并非推诿。在此之前，我一首歌颂*的短诗，也是胡风转给何其芳在联合诗刊发表，而且招来一位读者的直言批评，表示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种赞美个人的诗。在发表这首读者来信的同时，何其芳执笔为我辩解，文辞十分委婉温顺:也许作者认为*同志对中国人民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用不着另外的说明和解释，便写了这样的诗。这场小小的风波当时并没有人注意。我的赞美诗也无助于解脱1955年迎面而来的困境。现在想起来，倒是能品味出一点历史的幽默感。1948年，胡风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准备到香港去，他说“不安渐强”，当时胡风不愿意去延安，他当时对周扬这些人有些看法了，他不会去延安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他联系，全心全意搞地下工作去了。
点击进入阅读：精选《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自述》朱健的书评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