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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1928-2017），当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批评家、翻译家，祖籍福建，生于江苏南京。因孺慕母乡常州，神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将之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
文学影响力既深且远，遍及华人世界，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你自己。然而，宝贵的天真早已被庸俗的世故绞杀，我们的初心黯淡无光。在生命里从容漫步、在时光中畅快漂泊的余光中回来了，智慧的诗人带领我们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唤醒我们日益模糊的自我。
世故终有尽头，天真是我们重新出发的起点。
1.余光中后人亲自审定，篇目经典，内附珍贵照片
本书精选了余光中先生50年散文精华，包括名篇《听听那冷雨》《逍遥游》《假如我有九条命》《我的四个假想敌》《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等。图书荣获授权收录2006年余光中先生全家在前往阿拉斯加游轮上的珍贵全家福。
2.文章诗意隽永，力助读者提高写作水平和文艺修养
余光中的文字悠远、辽阔、深沉，且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读他的文章，既能得到美的享受，更能开阔眼界，悟透许多人生道理。
3.找到自我，回归初心
从稚嫩到成熟，我们总要经历这几个阶段:不知道自己是谁，忧郁；知道自己不是谁，幻灭；知道自己是谁了，放心。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和余光中一起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做回世间独一无二的自己，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4.行路愈是艰难，愈要负重前行
是的，这是行路难的时代，世界喧嚣吵闹，房价、医疗、生育、上学、求职、养老、环境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退缩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埋头修炼、负重前行，才会看到希望的曙光。读着余光中的《逍遥游》，在清醒中保持自由，在时光中畅快前行。
5.世故终有尽头，天真是我们重新出发的起点
你那么世故，处处圆滑，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一定很累吧。既然任何一种性格都避免不了得罪人，不如做会本真的自己，跟随内心的脚步，以一颗简单纯真的心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6.设计精美，彩色印刷，四季诗歌明信片卡册带你自由飞翔
图书从环衬、扉页、书眉页脚、内文版式都精心做了设计，使得全书的气息由内而外的精致雅。在2亿高清图片中精挑细选了20幅油画和水彩画，全彩印刷，配上余光中作品中的金句，意蕴深远，文艺感强。四季诗歌明信片卡册，双语对照，带你踏上一场不一样的浪漫旅程。
诗人与父亲
余珊珊
1993年初，长子出生，父母远道从地球的那一端赶来纽约，在白皑皑的雪景里，迎接家中的第一个外孙。数月之后，父亲写了《抱孙》一诗，让我感而动之的，不仅是他的获孙之喜，还有他在诗中带出我降世的情景:
宛如从前，岛城的古屋
一巷蝉声，半窗树影
就这么抱着，摇着
摇着，抱着
另一个初胎的婴儿，你母亲。
就这样，一个男婴诞生，在我初为人母之际，不仅让我贴身抱住满怀的生之奥妙，也让我品尝了三十五年前，另一对父母所历经的那一片心境。
读罢此诗，热泪盈眶之际，我蓦然醒悟，一种看似清淡的关系，背后其实
有着怎样的记忆。而一种关系似乎总要和其他的关系相互印证，才能看得清明透彻。
父女数十年的相处，一篇文章怎么说得清！更何况是如此的诗人父亲。而所谓清淡的关系，其实也只是自我赴美求学以后。来美至今已十有三年，而初到堪萨斯州读书，于狂热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塞尚与毕加索的艺术史之余，只能偶在图书馆的中文报刊上与父亲神交一番，但即使这样也是奢侈的。只有在赴美翌年，父母相偕来美，探察在美的三个女儿。去密歇根看了佩珊后，我们即和幼珊四人一车长征从俄勒冈至加州的一号公路。但毕竟两地相隔后，和父母团聚的日子总共不超半年，而和父亲的就更少了。家书总由母亲执笔，报告身边大小事务:而通越洋电话时，也总是母亲接听居多。然而每教我哽咽不能自已的，总是接获父亲手书时。在他那一笔不苟的手迹之后，是平时难以察觉的感情，似乎他的大喜大怒，全浓缩到他的文字之中了。
初识父亲的人，少有不惊讶的。在他浩瀚诗文中显现的魂魄，俨然是一气吞山河、声震天地的七尺之躯。及至眼前，儒雅的外表、含蓄的言行，教人难以置信这五尺刚过的身材后，翻跃着现代文学中的巨风大浪。但他将近一甲子的创作力和想象力，又让人不得不惊诧于那两道粗眉及镜片后，确实闪烁着一代文豪的智慧之光:许多朋友就曾向我表示“你父亲实在不像他的文章！”至少他假想成真的一个女婿就这么认为——我的先生即戏称他为“小巨人”。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中，似乎隐藏了一座冰封的火山，仿佛只有在笔端纸面引爆才安全。
然而能和书中的父亲相互印证的一件事，就是父亲坐在方向盘后面时，时常觉得他像披着盔甲冲锋的武士，不然就是开着八缸跑车呼啸来去的选手。这倒不是说父亲开车像台湾那些玩命之徒，而是他手中握的是方向盘而不是笔时，似乎凭借的更是一种本能，呼之即出而不再有束缚。在父亲《高远的联想》《咦呵西部》那几篇文章中，已有zui好的描写。而每游欧美，父亲zui喜的仍是四轮缩地术的玩法，不只在壮年如此，更老而弥坚，一口气开个七天七夜才痛快。只记得十年前游加州一号公路，那条蜿蜒的滨海之路不但由父亲一手驰骋而过，且是高速当风，当时只觉得在每一转每一弯的刹那，车头几乎都要朝着崖边冲去，只觉心口一阵狂跳，头皮不停发麻。你要问后来呢？那当然是什么事也没有，只是那眼前的胜景，当时全不暇细看。
其实我们四姊妹小时候，父亲在坐镇书房与奔波课堂之余，也常与我们戏耍讲故事。爱伦·坡的恐怖故事在父亲讲来格外悚然。他总挑在晚上，将周围的电灯关掉，在日式老屋阴影暗角的烘托下，再加上父亲对细节不厌其烦的交代、语气声调的掌握、遣词用字的讲究，气氛已够幽魅诡异的了，而讲到高潮，他往往将手电筒往脸上一照，在尖叫声四起时，听者讲者都过足
了瘾。他也常在夏夜我们做功课时，屏息站在我们桌前的窗外阴森而笑，等我们不知所以抬头尖叫时，即拊掌大笑。这方面，父亲又似顽童。1971年，父亲应美国丹佛寺钟学院之聘而前往教书。那一年是他较为悠闲的一年，远离台北，教职又轻，大大满足了我们对父亲角色的需求。那一年，我十三岁，刚上初中，在离家十分钟车程的一所公立中学注了册。自此，每天早上即由父亲开车送往。在那十分钟之内，我们通常扭开收音机，从披头士、琼·贝兹一直听到鲍勃·迪伦。当时，越战尚未结束，却已接近尾声，不像我们1966年经过加州时，满街长发披肩的嬉皮士，大麻随处可闻，我虽只有八岁，却在满眼惊奇中感到某种弥漫人心的气氛。回台北后，父亲力倡摇滚乐，不仅在其动人心弦的节奏，更在其现代诗般的歌词。此后，我却对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有一种莫名的认同，这实在是因为曾经亲临其境。
西出丹佛城的阳关，回到台北故居后，似乎一切又走上往日的轨道，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父亲又开始陷入身兼数职的日子:从教授、诗人、评审、译者、儿子到丈夫，而“父亲”在众人瓜分下，变得只有好几分之一。我常想，一个人要在创作上有所成就，总要在家人和自我间权衡轻重。在父亲数十本的著作后，是他必须关起门来，将自己摒于一切人声电视机车应酬之外，像闭关入定，牺牲无数的“人情”，才能进入自我，进入一切创作的半昏迷状态。父亲写作时，既不一烟在口，也不一杯在手，凭借的全是他异常丰富而活跃的脑细胞。然而追在他身后永无了断的稿债演讲评审开会，也常教父亲咬牙切齿，当桌而捶。有时在全无防范下，他在书房里的惊人一拍，常使我们姊妹的心为之一跳。只听见他在书房中叫道:“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永远有找不完的人！”然而他从不当面推辞，宁可骂过之后又为人作序去也。习惯之后，我们也觉得好笑。父亲每天几乎总伏案至深夜一两点，写毕即睡，从没听说他患过失眠，也没见过他晚起。而他的睡姿有如卧倒的立正。仰面朝天、头枕中央，双臂规规矩矩地放在两侧，被角掖在下腭，有如一个四平八稳的对称字。我们姊妹常觉得这实在不可思议，却从来没有问过母亲觉得如何。
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那十多年，我们全家住在大学的宿舍里。宿舍背山面海，每天伴我们入眠的是吐露港上的潋滟、八仙岭下的渔灯，而人间的烟火似乎都远远隐遁在山下了。我们姊妹当时渐近青少年的尾巴，虽
仍青涩稚嫩，但在餐桌上有时竟能加入父母的谈话。视父亲书桌上的文稿而定，他的晚餐话题会从王尔德转到苏东坡再到红卫兵，有时竟也征询我们的意见。我记得父亲某些散文的篇名就是我们姊妹一致通过的。我们当时对中外文学都极为倾心，也略涉一二，偶然也提些问题，表示看法，而和父亲不谋而合时，即心中暗喜。与此同时的是访客的精彩有趣，常吸引我如磁石般定坐其间，聆听一席席抛球般的妙喻，或一段段深而博的高论。然而在我如一块海绵，将触角怒伸、感官张开而饱吸之际，隐隐地，几乎自己也无所觉的，是有某种不安、某种焦虑，觉得这种幸福是一张漏网，网不住时间这种细沙，在其无孔不入的刹那，一切将如流星般逝去。
而在我长大成人，远到异国开辟另一片疆土后，常觉从前恍若隔世，眼前既无一景可溯以往，亦无一人能接起少时。不但先生是在新大陆相识的，一双子女更是在新大陆出生的。生命变得有如电影的蒙太奇，跳接得太快太离奇，从一片景色过渡到另一片，从一群相识衔接到另一群时，这之间是如何一环环相连扣的呢？有何必然的脉络、有何永恒的道理可循吗？而在追溯到起点，在极度思念那远方的一事一物而无以聊慰时，我拿起了父亲的诗集。在以前忽略的那一字一行间，我步入了时光的隧道，在扑面而来的潮思海绪里，我不但走过从前的自己，还走入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是从旧大陆南迁而来的zui后一批候鸟，带着史前的记忆，在季风转向而回不去的岛屿，一住就是一辈子。好在，今风势已缓，候鸟不但纷纷探首，亦个别上路，只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惘然。其实，于殷勤回归之际，这片岛屿已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无论有形的、无形的都已根植在这块土地上，成为照眼的地标。
我在父亲的诗文中，找到这种失魂的呓语，一种移居他乡的无奈。然而在铅字中反映出来的，却渐由无奈而接受而投入，追昔抚今，成为另一种乡愁。而我，我如今不也在新大陆上思念那海岛的人与物、我的童年吗？只不过物换星移，中间差了一代罢了。我仿佛随时可以回去，却又不能真正地回到过去。于是，我有些了然，有些伤痛，又有些释然，像我父亲一样。毕竟，宇宙的定律是不轻易改变的，而血，总是从上游流到下游的。
1998年夏
假如我有九条命
★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zui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zui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
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
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zui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1〕，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
〔1〕余光中与妻子范我存是远房表兄妹关系。
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信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
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做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zui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1985年7月7日《联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