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全本精校的网站：修书网（hairstylefavorite.com）
（校对精校版：就是内容质量好，无乱码，无屏蔽字，无星号，无广告，章节目录完整）
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在河之南散文篇》郑彦英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郑彦英，陕西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主席，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本篇所收作家郑彦英的杂谈作品，反映了作家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真知灼见，反映出作家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友以及社交、工作、生活的真实状态和情怀，阅读本篇，可以走进郑彦英的内心世界，从作家的敏锐观察和深层次批评，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的品格和立场。
2003年，十月杂志邀请我省作家郑彦英开辟《在河之南》专栏，全年连载郑彦英散文，本书即收录连载全部作品，并收录作者近年创作的笔记、随笔、杂谈、诗画作品，分五卷出版。
我应该去淋雨
1981年10月27日晚上，我坐火车来到郑州，随身带着铺盖卷，随车托运着我的行李，因为我从部队转业了。
我的部队在柳州，那里山清水秀，空气中有温润的水汽。虽然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我的身心却还定格在柳州。一下子看到灰苍苍的郑州，心里泛起的第一个词，竟是“荒凉”。
然而，在河南的一个一个日子，像一根一根棕毛，集合起来做成刷子，一下一下地刷掉了我最初的印象。刷过之后，一幅全新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景象如同连续剧，一集连着一集，从我心里走过，牵动着我的灵魂，让我情不自禁地对河南产生了热爱。热爱深了，便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我在河南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省委组织部，然后又到省委宣传部，那时我年轻，职业的性质和我的文学爱好，摆动着我的脚，走遍了河南的山川，走访了河南的各色人等。后来，我到灵宝和三门峡任职，数年后又回到郑州。风来雨去，寒来暑往，风尘洇进了我的衣衫，乡土沁进我的皮肤，人情世故融进了我的血液。于是知道，这一片土地下，埋藏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随便翻开一块土地，就会展露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虽然形色各异，但只要仔细考究，就会从他们身上发现黄种人的气质和汉民族的魂魄。
于是，2003年，《十月》杂志约我写一个刊载一年的专栏时，我欣然答应，并取名为《在河之南》。一年以后，我应中州古籍出版社黄天奇先生之约，将这一专栏结集成书。然而，日子里的风霜雨雪不断地变幻着眼前的景色，穿行在日子里的人不断地演绎着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一日接一日地激动着我的心，牵动着我的笔。
于是，一篇篇文章，一幅幅诗画，在我的心里翻云覆雨，然后落在了纸上。
于是，就有了这一套“在河之南”。
写到这里，计算机上跳出了天气预报:小雨。连着一个图像:遮雨红伞。伞上是雨，伞周围，是水流。
广袤的中原土地上，小麦正渴望这一场雨。
我突然觉得，我是中原大地上的一株小麦，根扎在中原的沃土里，享受着阳光雨露。
那么，我应该去淋雨……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有一天，湖南卫视《零点锋云》栏目播出了德国汉学家顾彬和我国青年批评家叶开的对话。我接到叶开先生的信息后，当晚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这个节目。因为顾彬曾在去年说过一句话:“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引起国内很多人的反感和批评，当然也有许多赞同的声音。叶开先生在中国文坛常常有独到见解、精辟论述。所以，他俩放在一起对话，本身就是一个文学事件。虽然顾彬一开始不承认他说过“垃圾”的话，但这一场对话所涉及当代文学的问题很尖锐:一个是语言的问题，一个是形式的问题，一个是意识的问题。两位评论家一致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和形式都存在重大问题。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莫言在四十三天之内完成了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翻译成德文会达到八百页，语言之粗糙可想而知。以这样的速度写小说，不可能认真琢磨语言，前后甚至对照不上，乱七八糟。而且用的是章回小说写法，这种形式是倒退，不能和当年的鲁迅比，更不能和托马斯曼比。托马斯曼的小说从头到尾，结构一点问题也没有，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是妥当的。如果把托马斯曼和莫言比，莫言差得很。对当前比较流行的，比如安妮宝贝之类的书，两位评论家更是毫不客气地认为是垃圾，而且说德国也有这样的女作家，写得很脏，和美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丑！其实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原因都是一个写作态度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虽然叶开认为余秋雨是我国当代标志性的散文家，但是顾彬认为他的世界观不行，他不勇敢，他胆子太小，北岛就比他强，但是把北岛和现代作家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比较起来，差距还是很大！和鲁迅更没法比，鲁迅的文章到了让你删一个字都很难的程度，鲁迅的《阿Q正传》成了人类的一个形象。为什么当代作家与现代作家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因为中国当代大部分作家的写作，是为了获得大的发行量，是为了媚俗，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为了改善自己目前的经济生活状况，为了赚取更多的稿费。叶开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当代作家大都和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不像现代作家，他们传统的文化教育在十八岁以前就完成了。胡适说“四书五经”他不仅能够背，里面的注释都能背下来。而当代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另一方面，当代作家大都不懂外语，不像鲁迅、林语堂他们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有相当深厚的外语功底。于是，当代作家就像站在一个深渊上的独木桥中间，这边靠不上，那边也靠不上。他们的对话切中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要害，就像掐住了蛇的七寸。我看了以后，非常震动，虽然顾彬先生的一些观点有些偏颇，但总的来说，我受益匪浅，于是又向叶开索要了一份对话的完全版。我要对照我自己，同时也对照河南作家。通过对照，我发现我自己身上存在很多问题。我在写散文的时候，认为自己在语言和叙述上已经是精雕细刻了，但是和冰心所翻译的泰戈尔的诗比较起来，相去甚远。在写作态度上，我的作品，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很暧昧，比不上李佩甫先生的批判勇气。但就是佩甫先生，他的批判性也很难做到彻底。和鲁迅先生比起来，鲁迅先生能够将民族的，甚至人类的劣根性都加以批判，而且用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天然去雕饰地加以批判。我们能做到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我们不但不能和胡适他们比，甚至不能和如今的高中生比，因为我们这一茬作家在学习的时候，学校把这些都当作“四旧”了。更别说外文，我们不但没有注重学习，甚至将自己因为不懂外文引起的一些笑话拿出来津津乐道。现在想起来，不禁汗颜。好就好在我知道了差距，知道了目标，我就会下力气迎头赶上。当然，我也希望河南作家从中受到启发，丈量差距，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正是我写这一篇短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