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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虹，北京作协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曾获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2012年茅台杯《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第八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始创作。在《北京文学》、《青年文学》、《芒种》、《钟山》、《人民文学》、《延河》、《飞天》、《小说月报·原创版》、《黄河文学》等发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约80万字。作品多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小说选刊〉2010年度*中篇小说选》，《〈小说选刊〉2011年*中篇小说选》等。著有中篇小说集《青春晚期》（中国青年出版社）、散文集《有内容的眼神》（花山文艺出版社）、《上世纪的十七岁》（昆仑出版社）、《好像高雅》（中国青年出版社），及《徐虹中篇小说选》（春风文艺出版社）。另有长篇小说《夏日姐妹》（即出）、《北京之恋》（即出）。现供职于《中国青年报》。
作者从1996年开始创作，她是《中国青年报》资深大牌记者出身，从事书业十余年，出版过数部作品。《废墟之欢》是作者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对文化名人的解读集锦，全书以独特的视角，用散文随笔的方式构写杨沫、杨绛、林徽因、张爱玲、董桥、刘索拉、章诒和、刘震云、严歌苓、李敬泽、何建明等名家。作者冠之以"我的读书笔记"之名，是以书写人，以点代面。在与部分文化名人的接触过程中，作者抒发了她独特而有见地的体会与感悟，正如她书中所述"落在纸上的字本是人生的残骸，荒芜一片，然而它们却带着生命的温度和曾经的欢颜"。
资深媒体人徐虹对文化名人为文为人的品读，确是她对于世象人生的诚实的认识。此书不仅是关于一群文人的行迹与知识，不仅是关乎现代以来精神、气运与人格的流变，其中更包含着一个对世界充满小心翼翼的探究热情的写作者的深思与发现。他（她）们落在纸上的文字本是人生的残骸，早已流散于时间的废墟。但即使是废墟中，她也相信残砖断瓦并非虚抛浪掷。
序李敬泽看了一遍，总觉得，徐虹之笔，正该写云出于岫、芝兰松柏，从郑振铎、张充和写下去，到了我辈俗子，却不该写。徐虹也本该生在过去，而非现在。与徐虹闲聊，让人想起有关古女子的一个词:“敛衽”，她的态度里总有一种端正和认真，说着说着，她会忽然想起刚才好像没有说好，于是要返回来再补几针，就这么细针密线绣花一样说话，让人觉得她对自家事、世间事皆存着情意和珍惜。这样一个人，如果写小说，她一定写不多，必是写得精审如绣。徐虹就是小说家，她的作品也确实不多，但这些小说的比重高，山重水复、层峦叠嶂，庭院深深、雾失楼台。这些小说里有一种低调、谨慎但是执着的拒绝，似乎是，写作使她拒绝这个大而化之、潦草混乱的世界，使她得以确认和肯定她的梦想:一个意味深长的、一花一木都不肯无端开放与凋零的世界。这样一个人也是最好的读者，正所谓“理想读者”。徐虹的本职是记者，但这些文字不是记者文字，而是灵心慧性的读者文字，只是她读的不是书，是人。读人难于读书，印在纸上的书，它在写的时候，其实已经被作者千遍万遍地读过，已经包含着作者的理解、整理和阐释，而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生活、命运和性格，终究不是“作”出来的，这其中有太多的“人不知”、“不足为外人道”和“不自知”，所谓“自由意志”，所谓“自我”与“主体”，其实大多出于哲学建构而非关血肉，一个人毕生未必读得懂自己，况且他人来读。萨特说:他人是地狱，那是激愤之言，但他人即使不是来自地狱，恐怕也常常是来自火星。而徐虹，就算是来自火星吧，她也是最善解人意的火星人。她不潦草、不武断，她敛衽而坐，用心地注视着你，绘制和绣制一幅幅画像。这些人，有些我们没见过，但已被很多人反复写过和画过，有些则是今世有缘，握手、喝酒和聊天，但是，在徐虹的笔下，他们常常露出陌生的神情——陌生是对的，是一个人隐于暗影中的面相忽然被灯光照亮，是被一个敏锐和贴切的读者看出了草蛇灰线、羚羊挂角……过去的人经得起如此读，现在的人呢？也许经不起吧，也许我们本就过得潦草，本就不是一本深思熟虑的书，本就是即兴笔墨、断简残章。但谁知道呢？这本书放在这里，正可立此存照。而且它不仅是关于一群文人的行迹与知识，不仅是关乎现代以来精神、气运与人格的流变，其中更包含着一个对世界充满小心翼翼的探究热情的写作者的深思与发现，在这种发现中，她也在表达着她自身的态度和信念——即使是废墟中，她也相信残砖断瓦并非虚抛浪掷。在博尔赫斯的玄想中，一个人在梦中到过了天堂，他醒来，发现他从天堂带回了一支玫瑰；而徐虹，她是到过了废墟，然后，醒来注视这携自废墟的花，更敬重这人世，这岁月和生活。谨序。
杨沫:一生突围杨沫的人生像一艘巨大的潜艇。《青春之歌》和张中行只是露在水面上的两截长短桅杆，潮湿而鲜亮，岂知潜藏于水下的是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命运构成。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不仅勾勒了大轮廓，而且力求逼真立体。犄角旮旯处的迂回曲折都写出来了——甚至写了她不光彩的一面，如晚年时与比她小20岁的男秘书的暧昧关系。随着时间它们逐渐滑腻而失真，但反而令人性化的杨沫更加完整。她的一生基本属于“一个人的战争”。她没有主动伤害过别人。她本质上是一个偏于善、野性又偏执、冲动也轻信的温情主义者，只是一生缺少爱。《青春之歌》算是她的半个自传。写作于她来说，是虚荣、个人实现，更是生命的证词。1931年她遇见张中行。她少女时代在家庭中受到了太多的冰冷和伤害——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而这个温情的学子，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让她感受到高雅的情趣，也给了她呵护和尊重，“在她心中简直光芒四射”。她在他那里得到了巨大的、令人晕眩的幸福。她很快怀了孕。她既不是张爱玲式的高贵的孤独，也不具备林徽因的优越感与贵族诗情，冰心式的温婉安宁不属于她，丁玲与她同属革命作家序列，但丁玲比她更粗放豪迈。她身上流着湖南人的血，是一位吃辣椒长大的女性，这决定了她渴求动荡和冒险，又敏感多情，有着湖南人特有的执著、生猛，平庸的生活令她窒息。“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的运动中去，即使危险从生，也乐趣无穷。”1936年，她与张中行断绝关系，与老地下党员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他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这时候她22岁，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这个世界往往这样:当事人其时千钧一发，旁人往往无关要紧，权作笑谈。回看她的人生迂回曲折，围观处立刻伸出三五个脑袋，露出白牙齿，听房一样兴奋着。或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上世纪的男女真是胆大妄为，恬不知耻。老鬼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她猜测身边的那些人是共产党，渴望与他们为伍。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缠着马建民要入党。她是如此真诚。她这时候想入党，原因很简单:就是觉着它好，它代表未来。这时候的她，就是林道静。每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真是互为因果。年轻时代的经历，只是围棋盘上最初布置的几颗棋子，看似漫不经心，煞尾时却生死攸关。它们所决定的格局与大势，终会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她顺着它走，无法突破宿命。值得玩味的是杨沫的后来。对马建民的个人感情中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她把对共产党人的崇拜和仰慕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为他罩了一层圣光。他为了安抚她，有一天对她说，党已经同意接受她，他就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这于当时只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但是多年之后，却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在“文革”中爆炸。这险些要了她的命。1969年，马建民在政治高压下写材料，主动揭发了这个细节，说杨沫是“假党员”、“政治骗子”。当时的情形是《青春之歌》正在接受暴风雨加冰雹式的大批判，杨沫本人有心脏病。换句话说，他为了自保，出卖了她，并且知道后果。这时候的杨沫，血液中的辣椒性终于被压榨出来了。她没有保持沉默、坐以待毙，而是反过来加倍地攻击马建民。她反驳说，她是被欺骗的。关键是，马也欺骗了党。她把他值得说而不能说的罪状，比如与邓拓的关系，等等，一一透露出来。这些都是可以置马于死地的武器。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三个孩子:姐姐小胖，老二青柯，最小的小波，也就是老鬼——说那些经过动荡岁月的人是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真是一点不错。相较之下，当下这些职业女性们的职场拼杀又算什么？杜拉拉生活在1966～1969年会怎么样？当下的时尚人只是热衷于语言暴力，拿着板砖，看见血迹、听个响动，岂知这些文革的遗风余韵比起从前，已经温存多了。人性在被逼仄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会被考量出质地。这个考量是残酷的，也是真实的。人性和历史，同样值得玩味。职场生存、利益竞争，大大小小、零零碎碎，同样是考量，周边都是眼睛。杨沫在“文革”中，虽遭批判，却没有挨过一下打，与她同在北京文联的老舍命运就大不同了——她是怎么活过来的？据浩然回忆，1966年，把老舍揪出来时，杨沫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恐怖之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瘫倒在屋里。从1966年至1969年间，杨沫得到了浩然等人切实有效的保护。她虽然紧张，但是没有束手就擒，而是求生有法。书中说，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召开17万人的《青春之歌》批判大会，相关人杨述、蒋南翔等被拉上台批斗，唯独杨沫这个作者逃之夭夭。北影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导演崔嵬、演员谢芳全都挨了斗，杨沫这个编剧又逃脱了。“她拿出打游击的劲头，东躲西藏，稍有风吹草动就跑，毫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的心思用在如何自保上，对旁人少有攻击性，没有出卖过别人——尽管有时候，出卖不是因为恶毒，而是因为软弱。比如书中提到，北影厂编剧海默遭到批判后，她对他相当同情，却从没跟他划清界限，还曾借给过他500块钱。那时候500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海默是何许人呢？据说红卫兵抄他家时，他拿根大铁棍子，挡在门口大喊: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都是孤本、绝版，我要保护国家财产！批斗他时，一位北影厂女士台下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海默当众回嘴:“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色发青，跳上台去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有人说，海默如不跟造反派硬顶硬闹，不至于后来被打死。相较之下的杨沫比较温情主义，只有唯唯诺诺，左躲西藏，她本质上不是那种斗争性很盛、朋友出了事就翻脸不认的“革命左派”——老鬼的话说到了骨子里。她晚年百病缠身，却仍敢爱敢恨。但她没有与马离婚。可以想象，她固然恨他，但是中国人的宿命，正是把那些互相憎恨和厌恶的人，犬牙交错地压合在一起，让他们在生活的轮子里，吱吱呀呀地运转。至于她与秘书的传说，或者于她来说，只是在生活中突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