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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衡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和文化，出版专著1部，发表文章30余篇；廖炜春，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孙璐，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沈谢天，上海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以东西方对峙为主要特征的冷战，在二战后占据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近半个世纪。冷战改变了历史的格局，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迹，美国社会尤其如此。《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项目，聚焦冷战的核心问题——冷战思维，从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等多个方面，透视冷战思维在美国的产生、延伸、发展和影响，由此见证冷战对美国社会的塑形和反塑形的过程。全书内容横跨历史、政治、思想、文学和大众文化，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围，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凸显了文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作者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填补了国内美国冷战文学研究的空白，对了解冷战期间的美国社会有一定帮助。冷战思维同时也超出了冷战历史的阶段，在冷战后仍然时隐时现，因此《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对于冷战思维的文化考察也具有了反思当代中美文化交锋的现实作用。
在许多美国政客的头脑中，冷战思维就像恋故的幽魂，驱之不散。从总统挥舞大棒干涉政策，到媒体政治话语中的傲慢与偏见，人们看到的是那种唯我独尊的“美国例外论”，那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那种强权意识背后的帝国梦想。冷战结束了，但冷战思维仍在作怪:冷战话语大多被抛弃，但冷战的逻辑机制根深蒂固。今天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难以维持独步天下的优势，全球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被淹没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国际关系中。*优势被削弱的焦虑，更让冷战思维幽灵复活，让一些右翼政客重弹1日调，树立假想敌，与世界发展大势逆向而动。冷战思维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仍然是美国帝国政治谋划的前提，弥漫在国家战略、话语体系和思维逻辑之中，与今天以包容、沟通和理解为主调的全球治理态势格格不入。正因如此，今天我们阅读金衡山教授主撰的著作《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尤其能感受到作品的当下意义。这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涉及政治、历史和文化，但重点在后者，即冷战的政治、历史语境催生的文学与文化方面。当代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已从狭隘的纯文本或概念分析转移到了文化生产问题和艺术品在政治中的运用之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朝历史文化转向，跳出以语码、修辞、叙事艺术等为中心的“文内”研究的传统，更多地关注“文外”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将文学阐释融入更加宽广的文化语境。西方共享的冷战价值基础是自由主义，但冷战建构的政治文化对自由思想又是压制的，麦卡锡主义便是个说明问题的例子。冷战催生的怪胎，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文学和文化。虽然在媒体长期“洗脑”作用下，不少通俗文化和文学作品附和冷战思维，但主流美国文学秉持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大多严肃作家对冷战思维进行了不同形式和不同层度的抵制。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曾说，“作家和政客是天生的敌人。两类人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世界，争夺的是同一块领地。小说是对官方的、政客的‘真理版本’说‘不’的一种途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两种话语的碰撞，可以引向对意识形态重大方面的再思考和新认识。金衡山教授主撰的这部著作正是这种跨出纯文本，向历史、政治、文化研究转向的总体趋势中视角独特的一例，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美国历史和政治的另一个窗口。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如多义性和话语间性，也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虚构特权。因此这种特殊的文化模式能够施展评说历史和政治的特殊功能。同历史书写和政治书写一样，文学书写也利用某些支配性的“言说”原则，也隐含着权力关系和权力本质。美国官方宏大叙事充分利用语言的统治力量，建构冷战意识形态的思维框架；而美国作家则通过小说进行颠覆性的再现，利用语言的解放力量，以虚构叙事对抗历史叙事，以个人叙事对抗总体叙事，从而解构体现权力意志的官方话语。按照福柯对社会关系的考量，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关系都可归为权力和话语之间的关系。书写者握有话语权力，可以决定素材的选择和呈现的模式。作家用虚构的或真实的，或虚构与真实交织的叙事，将概念化的历史具象化，凸显历史叙事中缺失的成分，揭示事情的相对性和多面性。小说通过自己的描述呈现社会面貌，与官方“真理版本”形成反差和对照，这其实是一种争夺意义阐释权的文化斗争。《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从上述三个故事的叙述情节来看，其核心内容是家园的安宁遭遇侵扰，奥康纳研究者培肯称之为“被侵犯的田园”（Bacon，1993:8）。“田园”作为一种象征在美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清教时期温斯罗普为新大陆描述的“山巅之城”，到19世纪上半叶梭罗身体力行在瓦尔登湖旁结庐而居，再到19世纪后期马克·吐温笔下哈克和吉姆以密西西比河为伴的“自由行”，其中都能看到“田园”的影子。而在18世纪后期、19世纪早期杰斐逊极力倡导的以“自由农民”为主的民主社会，则似乎也从政治的角度凸现了“田园”的理想。美国学者亨利·斯密司在其研究美国西部象征意义的名著《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中，对这种具有浓厚农业内涵的“田园”象征意义做过深入阐释，认为西部出现的类似的农业家园实际上沿袭了这种美国传统:“西部的农业天堂意象体现了早期的、纯真的群体记忆，这被认为是一种更为幸福的社会状态，作为一种力量在美国思想和政治中一直保留下来。这个意象是如此强大，如此生动，以至到了19末期仍旧是代表了这个民族的核心，用惠特曼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真实的美国’。”（Smith，1959:159）另外一个美国学者里奥·马克斯在研究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美国文化中的表现的专著中，则对此做了更加具体的描述:“这种美国精神追求的意象起始于杰斐逊时代，表现为一种农村风景，一个涵盖整个大陆的秩序井然的绿色花园。花园中也许有一个农庄或者是一个整洁的白色的村庄，但通常也布满自然景色:前处是一片草地，一条小溪蜿蜒而过，旁边有一头正在吃草的牛，中间地带有一簇榆树，树后靠近西面的远处隆起一黛黑色的小山。这是这个‘共和国’应有的乡村，一块纯洁的土地，一种简朴的村闾美德。”（MarxinBacon，1993:15）这种以乡村农庄为模板的“田园”意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学者都是诞生于50年代初的“美国研究”（AmericanStudies）的代表学者，斯密司的著作出版于1950年，马克斯的作品于1964年出版。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美国研究”的宗旨是要展示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或日“美国道路”的缘由），而“田园”意象则构成了美国的象征，其背后指向的自然、简朴、纯洁，不仅仅是指地域风光而已，更是折射了一种理想和道德，所谓“真正的真实的美国”。“美国研究”在50年代冷战气氛渐浓时一举成名恐怕不只是巧合而已，放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掀起的“颂扬美国”场景中来考察，这两位美国研究学者笔下勾勒出的“田园”意象，不能说与这股冷战对峙背景下的“颂扬”潮流没有关系。如果说上述讨论说明了“田园”意象与美国的认同，那么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美丽的意象受到了侵犯的威胁，而且同样也是在50年代，这成了一种文化景观，在通俗文化中尤其普遍，常以外星人或者是非人物种作为侵犯者的指代。培肯在他的研究中对此给出了充足的例子加以说明，在此提及两个例子以窥一斑。1951年，在一本名为《奇诡的科学>通俗漫画刊物第七期上，刊登了一则题为“那个来自第四维的魔鬼”的连续漫画，故事讲述一家奶牛农场遭遇外星人的侵犯，他们来到了农场地界的边缘，正准备跨越栅栏进入，农场主人依靠其科学家弟弟打败了侵犯者，*终人们得知魔鬼来自第四维度.穿越进入了人类生活的第三维度现实。1956年，好莱坞出产了一部题为《盗体者的侵入》的科幻电影，讲述加州一个小镇遭遇一种怪物的侵入，这是一种类似豆荚的东西，来到一家人的家里后，很快就会变形并长成这一家某一个人的形态，*终这些新长成的“人”会消灭真正的人，电影结尾时，整个小镇已被这些新“人”占领，怪物正向一些周边的大城市如洛杉矶等进发（Bacon，199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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