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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峰（1929—1998）
原籍河南省上蔡县。1946年在汝南上高中时，由于发表小说《谁叫你多言？》而被迫辍学。后于1948年参加革命，次年随军南下广西，曾任桂林市义宁县五通区、阳朔县福利区区长。1951年7月24日，在参加阳朔县林家村的剿匪斗争中不幸受伤。养伤期间，他根据自身经历写下了《山村复仇记》十八万字初稿。此后十余年间，六次增删书稿，几经波折，终于1963年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一批短篇作品散见于各报刊，并出版了《少年复仇记》《苦儿苦读记》等多部小说。
1.一部与《林海雪原》齐名的红色经典，驰名半个世纪，销量近百万册
2.作者以亲身经历为素材，亲述剿匪过程，真实再现血与火的激情岁月
3.初稿批阅增删十余载，本书首次完整收录作者手稿、信件、日记等多幅珍贵历史图片
4.写作过程中，周扬、姚雪垠等多位名家来信鼓励指导
5.《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新中国文学纪事和主要著作年表》《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多部当代文学史著作关注。
《山村复仇记》与阳朔
刘玉峰
一九五。年国庆节，我从原义宁县五通区调到阳朔县福利区工作。因当时我是去接福利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陆庄垒同志的工作，陆调省委党校学习，还没走，所以我以征粮工作队队长的身份到福利。十月十六日，陆庄垒同志离职，我被正式任命福利区（阳朔县第二区）人民政府区长。当时，盘据在福利、龙尾瑶一带的土匪李瑞雄部活动猖獗，经常骚扰我征粮工作队，出没于将军山、青鸟山一带，伏击和武装围攻我征粮工作队。最近一次，活动到福利附近的下村。截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全区先后被土匪杀害的有村干部九人、村干部家属十六人、一般群众四十三人，共达六十八人之多。十二月二十一日，我正在县里参加剿匪动员大会，听说青鸟山村村长亲属金家被土匪杀害后，我含泪向县委要求立即回区去打土匪。当时，干部群众无不痛恨至极，与土匪誓不两立。所以，大会一结束，全区就展开了群众性大围剿运动。
在 坚决镇压反革命 的口号指导下，一九五。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分别在福利圩牛行口和青鸟山开群众大会，镇压了×名匪首。从此，我们取得了剿匪的主动权，土匪迅速土崩瓦解。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止已处决匪首×××人，捕捉土匪×××人，股匪基本消灭。但二月十日左右，突然发现匪首林俊美在区政府附近的狮龙山上，当即动员上千民兵、部队一个连和公安队包围搜山。林匪打伤两名公安战士（一人致死）后，于夜里逃跑。后又于七月十五日左右，在社门山再次发现林匪，打伤致死李家村一位民兵后，他又逃跑。因此，七月二十日，我作了周密布署並向县委保证十日内捉到林俊美。以致七月二十四日晨在茨姑山再次发现林俊美后，我就带领区干部、区中队和附近的民民，进行搜山，在一个山洞中与林匪开枪对射，我被打中两枪，才得消灭全区的最后一个匪首。
我负伤后，在桂林住了一百一十天医院，回到阳朔后，住在县人民政府靠漓江边的一座房子里，长期不能工作。到了一九五二年五月，因久病卧床不起，回忆这段历史，感慨万端，随即在拾得的一个地主的四大本账本上，用二十个昼夜写下了《山村复仇记》初稿十几万字。
小说初稿，得到当时的华南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视。但后来因一些政治运动．几经周折，直到一九五四年，我调到临桂会仙中学工作后，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金光大力支持下，才得进行对小说的修改。一九六〇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后因纸张紧张，又转回广西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分上、下册出版。打倒 四人帮 后，又于一九八。年修订再版，一九八五年又重印一次，其中上册印过两次。小说出版后，常有熟人问及：《山村复仇记》是否写的阳朔剿匪？其中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也有人猜测：小说中的某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人。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作为小说，毫无疑问，是经过文艺加工，概括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和事，也虚构了某些情节，它与历史不能等同看待；这应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我上述的阳朔福利区剿匪那一段生活经历，我是不能写出这本小说的，也就是说小说的素材，基本上取之于阳朔，而且初稿是在阳朔完成的。因此，《山村复仇记》是在阳朔劳动人民的抚育下产生的，是生长在阳朔秀丽河山的沃土中的一朵小花。
在阳朔福利区剿匪时，除部队的同志外，我们区的脱产干部只有十五人。我负伤那年，才二十二岁。三十六年后，回忆这段历史，深感个人当时十分幼稚；相反，在区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忠于革命，忠于党，依靠群众，团结友爱的好同志。在《山村复仇记》中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他（她）们的影子。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总有一种甜蜜恋情和对同志的怀念与感激。我永远忘不了阳朔和阳朔人民，也永远铭记着我们那些情同手足的同志们，战友们；更永远为自己当时的幼稚而感到欠着人民和同志们的债，负疚之心，永难泯灭。就此机会，谨志所怀。
1987年7月28日于桂林桃花江畔
附录一：刘玉峰和他的《山村复仇记》
甘老广[原载《临桂文史》第7辑，政协广西临桂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
1929年1月1日，刘玉峰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一个偏僻贫瘠的村庄。童年时代，饱受水、旱、蝗、汤（汤恩伯兵灾）四大灾害之苦，从小便深刻体验到中国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读小学时已酷爱文学。12岁那年麦收季节，父亲叫他看场。有一天他躲进磨房，抱着鲁迅的《呐喊》看得入了迷。父亲见场上没人，提着根竹鞭四处找，来到磨房见他在看书，顿时消了气，竹鞭也随手丢了。父亲虽没多少文化，但对儿子迷书却很宽容，为让儿子多读书，常在安排家务和农活时给予适当照顾。刘玉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阅读了不少古典文学名著和当代进步作家的著作，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l946年在汝南高中读书时，他目睹了一桩当地县长收买打手报复杀人的事件，凭着一腔义愤奋笔直书，写成处女作小说《谁叫你多言》，发表于河南省《群力报》，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三四篇 千字文 。不久，校方察觉《谁叫你多言》掲露了国民党政权的罪恶，容不得他这个 赤色分子 留在学校。他被迫辍了学，之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l949年，他随解放大军南下，在义宁县五通区任区长。1950年调阳朔县福利区任区长。l951年7月24日在阳朔林家村的剿匪战斗中，他腹部、腿部两处负重伤，左腿因此成了终生残废。住院治疗的日子里，开始构思反映剿匪斗争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l952年初，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伏枕疾书20个昼夜，完成了18万字初稿，全文写在4大本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旧式红格直行账本上。他参加革命后，投身紧张残酷的农村阶级斗争生活，已经4年没空闲时间看书写作，几乎是 多年秀才如白丁 了。因此，小说初稿白字连篇，还有很多字因写不出而留着空格。尽管如此，小说稿交到华南人民出版社后，仍受到高度重视，编辑们给予了热情鼓励，并肯定了初稿的质量。后来因 三反 五反 ，出版社和他本人都被卷入，小说稿曾被当作有反对阳朔县委的嫌疑而调回桂林地委宣传部长期受审査。
1954年刘玉峰调来临桂后，先后任过会仙中学校长、教育科负责人、科委副主任、税务局局长、广播站负责人、人民银行副行长。他从1954年开始修改《山村复仇记》初稿。l955年请了半年创作假对稿件进行系统加工，字数增到27万，使原稿由 剿匪素材汇编 变成了具有小说特点的雏形。以后几年，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对小说的部分章节进行加工。在修改过程中，桂林地委宣传部、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中南作家协会曾热情关怀过这部小说的修改和提高。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金光、中南作家协会秘书刘岱还花费了不少心血，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1956—1959年4年中，小说稿转投了6家出版社和文艺领导机关，先后获得了广西的陈白曙教授、著名作家胡名树、省文联毛正三、文艺处麦寒(曽海君)，以及《广西文艺》的李汗、徐君慧等同志的有益帮助。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著名作家姚雪垠也看过原稿并来信提供具体建议。据刘玉峰本人统计，《山村复仇记》从改稿到成书，先后收到过来自各方的修改意见信共70多封。
l959年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召开成立大会，上海文艺出版社派钱舜娟编辑到会祝贺兼组稿。钱舜娟在会议期间看了《山村复仇记》全稿，认为基础很好。她将稿子带回上海，经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吴真审阅，决定邀请刘玉峰去上海进一步润饰加工，并作出尽快出版计划。在临桂县委文教书记杨九的大力支持下，刘玉峰于1960年3月赴上海，在出版社住了半年，其中用45个日日夜夜将原稿润饰增写成45万字。他一面修改一面誊抄，右手捏笔的三个指头都磨出了老茧，指关节疼痛得吃饭也有点拿不稳筷子，经过拼搏终于完成了小说稿的定型工作。但是，过度劳累熬垮了身体，他突然肺病复发，头发大把脱落，几日之内成了秃顶，只得回桂。又由于当时全国已陷入经济困难时期，纸张缺乏，小说出版只得暂时搁浅。
一年之后，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余英表态：我们广西有纸，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经过与上海方面交涉，取回了稿件。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了《山村复仇记》上册，两次印刷19万册；1965年出版下册，印刷9万册。
小说详尽描写了桂北解放初期的一场尖锐、复杂、残酷的剿匪斗争。故事从桂北数县交界的一个山区区政府新来了一位区长王群写起，经过土匪围攻区政府，血洗山村农会，到全面开展大围剿，直至消灭最后一个匪首，王群负伤离职住院，区妇联主任、原桂北游击队女干部徐翠接替王群工作，开了全区胜利大会为止。全书24章，前12章主要写土匪的猖獗活动和我方执行宽大政策的偏差，后12章主要写发动群众，主动进攻的胜利情景。作者的创作意图是通过剿匪斗争的描写，告诉和平时期的年轻一代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从哲理上展示阶级斗争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而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
《山村复仇记》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1966年自治区文化部门曾对此书的发行和读者反映作过调查，其中有个很典型的事例：灵川县一个村庄文化室购得这套书（上、下册），全村具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争着传阅。直至书的封面和封底磨掉了，书页弄得脏黑并揉得卷皱不堪，人们还抢着看。
书的出版发行，给予了呕心沥血12年的作者极大慰藉。然而，在 文化大革命 中刘玉峰却因此遭了难。那时，中央批 刘、邓、陶 ，临桂也依葫芦画瓢，凑合了一个小 刘、邓、陶 （刘玉峰、邓燕林、陶气霖）。《山村复仇记》被分析出成串成堆的政治问题，连续批斗了两个月，写了无数张检查，被定性为： 书是毒草，人是反革命。 然后送 五七干校 劳动改造。 文革 结束后，刘玉峰获得平反昭雪，他的《山村复仇记》也重见天日。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修改合订本18万册，1985年再版合订本5千册，投向书市后均很快销售一空。
多年来，刘玉峰还创作了一批短篇作品散见于自治区各报刊，主要有短篇小说《活捉蒋老九》《黄坚之死》《候选人的往事》《枪口为何对准他》，创作谈《创作的源泉——生活》和杂文《从6分到38分》等。他离休后宝刀未老，仍坚持笔耕，1988年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少年复仇记》，1990年在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苦儿苦读记》。如今刘玉峰年已六旬有六，体力与脑力均健，我们祝愿老作家延年益寿，多出传世佳作。
附录二：忆广西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叶宗翰[《山村复仇记》第一版编辑，曾获广西首届铜鼓奖（编辑类）。]
如果有人问你： 在广西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哪本？ 也许你不一定回答得出来，即使是文化人，同样不一定知道。如果再问你： 广西出版的‘长篇’最畅销的是哪一本？ 可能更是一个难答的题。
最近，我整理旧物，发现一位已故作家在1963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信纸和信封都已发黄发脆，读着它，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历史被揭开了。
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收到了一至六章的校样，非常高兴，这高兴远远超过了听到决定出版与发稿的消息，因为11年来，为之一再尝受过失望之苦的这部难产之作，终于打成了铅字，这怎么不叫人为之高兴呢！
初步看了校样后，对你改动了的地方，十分满意，同时，也深深地为你付出的劳动代价而感激不尽。在此，谨致以崇高的谢意。
信中所指的这本书，就是1963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在此以前，广西出版社没有出版过 长篇 ，此书的问世，开创了广西出版的先河，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此书出版分上下两集，经一版再版，共发行约45万册，畅销大江南北，这也是空前的。
《山村复仇记》受到读者如此的关注和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地道的广西 土特产 。解放初期，广西的匪患特别严重，桂系的残兵败将和一些土匪勾结在一起，隐藏在桂北山区及十万大山，伺机蠢动。故当时的剿匪斗争，是巩固政权、建设政权的重中之重。小说反映了这一时代的重大题材，同时把曲折、传奇的故事穿梭于奇山秀水的特定环境中展现，把人的心灵美，融合在山水的自然美之中，营造了浓郁的广西特色。有人说，北有《林海雪原》，南有《山村复仇记》，这种赞美并非虚言。《林海雪原》被编成电影，而《山村复仇记》出版后不久，被话剧团编成话剧。事隔四十多年，又被改成电视剧，更名为《桂北剿匪记》。无论从发行量还是从社会的关注度来看，都说明它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者信中说到，这部 难产之作 在诞生过程中让他 一再尝受过失望之苦 ，确实如此。小说从1952年完成初稿到1963年11月上册出版，共历时11年，其间经过无数次修改，共送去六家出版社，并两赴上海修改，均未获出版。在这期间，他所受的煎熬，比常人不知要高多少倍。他身负枪伤，留下了残疾，又得了肺病，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加上没日没夜地改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年仅31岁的他已经秃顶了。可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
也许是一种缘分，书稿几经辗转，来到了我的手中。读后，我觉得虽然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但很有基础，整个构架基本顺畅成型，更难得的是该书稿很有特色，反映的生活也很厚实。好比一个毛坯房，正等待完善和装修一样。我把意见向社长作了汇报，并极力推荐。社长同意后，我即首赴桂林当起了 装修工 。
第一次见面，我的信心更足了。倒不是因为他能说会道，也不是因为他有一顶小小的官帽——临桂税务局长，而是他的经历。他接待我时，备了一个小小的火锅，我们围炉而坐，促膝谈心：摆家常、叙往事，自然更多的是谈作品。令我惊奇的是，当我否定某一细节时，他马上给换上另一个，不行，再换一个。他的脑子里好像有个掏不尽的 百宝囊 。他也很有主见，绝不盲从。你说得服他时，他乐于接受；说不服他时，他也不会妥协。编者对作者设计的某些内涵不一定能够完全领会，此时，我也会被他说服。原来，他曾是阳朔一个匪患严重地区的区长，曾亲自率队到山沟里剿匪，不慎被匪首击伤了腰部和腿部，以致留下了残疾。小说处处都印记着他的身影，实际上是写自己所经历的身边的事，脑中自然拥有一个生活的海洋，何愁不能把书稿改好呢！
这次炉边促膝，不但增加了信心，而且增加了同情心。作者孩子多，家境比较困难，仍执着于要把书写好，虽然屡经挫折，仍不屈不挠，经济的拮据，病体的折磨，旁人抛来 不务正业 的讥讽，都没有使他放下手中的笔。即使影响他的仕途，也在所不惜。敬佩和同情，让我的肩上增加了沉重感。
此后，我曾二赴桂林，仍然是炉边漫话。受到全权的委托，在他再次修改后，我开始深加工的装修工程。打出校样后，再征求他的意见，他才给了我开头的那封信。
后来，《山村复仇记》还遭遇了一次大 难 。在那不正常的年代，它被打成 大毒草 ，作者被批斗，还声言要揪出隐藏在出版界的黑手。过了这一大 难 ，《山村复仇记》终于大放异彩。 文革 结束不久，出版社一位编辑找到了我，拟请我修订此书再版，并把两集合为一部。当时我已调离了出版社，但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再版于1980年出版，共发行了十八万五千余册。《山村复仇记》自此重新在全国新华书店畅销，并已编成电视剧在全国播出，成为广西一本带有标志性的书。
第一章区长（节选）
太阳高高地悬在天心，像一炉熔化了的钢水，发射出炙人的高热。阳光洒在美丽的漓江面上，江水闪烁着万道金光，静静地向前流动。
这天，是阴历的六月十五。按照当地的习俗，每逢二、五、八日成圩，人们正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向着漓江北岸的一个圩镇走去。高低不平的石道上，崎岖难行的山径上，沿江的黄沙小路上，江边的沙滩上，到处是人们行进的行列。赶圩的人，有的挑着箩筐，里面放着土特产和瓶瓶罐罐，准备卖了土特产，买回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调味品；有的手里提着各种颜色的小布兜，准备买一些牙刷、针、线、电池之类的日用品。许多妇女，用一条条绣着精致图案的宽大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尽管肩上还挑着箩筐，也走得快步如飞。孩子睡着了，小脑袋歪向一边，流着口水，妈妈也不去理他。因为太阳很猛，好多人都举着当地出产的、涂绘着色彩鲜艳图案的油纸伞。远远望去，人群中五光十色，很是好看。山乡里，显示着沸腾的生活景象。
圩场在镇子中间的大街上。两座险峻的石山，一南一北地屹立在镇子的前后。南边的一座，紧紧地靠着江边，它那宏伟的身躯像一个巨人一样，弯着身子，插入江心。就在这座山的下面，碧蓝深邃的水面上，渡船来来往往，从南岸过江的人，走下渡船，沿着青石阶梯，通过一个幽雅的凉亭，再向前走几十步，转个弯，进入一座小圆门，就是圩场了。
人们一进小圆门，大都要停下脚步，抬起头，踮起脚尖，不知张望着什么；前面的人没走，后面的人又上来了，于是，畅通的街道给堵塞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古庙。庙门顶上，有着已经褪了色的、斑驳点点的三个大字： 天后宫 。大门和墙壁上的颜色不知经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剥落将尽了，留下一片紫一片红的碎块。年纪大一点的人，长年从这里经过，曾经千百次地看见过它，现在令人觉着新奇的是：在天后官的门口，多了一块崭新的、油得耀眼的黄木板，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 第二区人民政府 。人们一面张望一面惊异地说： 上个圩还没有哩！ 是刚刚挂上的！ 真神气！ 消息灵通的小伙子，用着得意的神情，向人们传播着： 听说来了个新区长啦！
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黄木板上时，也就很自然地会发现：木板旁边的石狮子门枕上，坐着一个人，他二十三四岁，身材高大，穿一身带有油污的灰制服，抱一支三八式大枪，精神饱满地在吸着旱烟。随着人们的注目，他也不住地仰着头，睁大双眼，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人群，间或看看木板，现出一种喜形于色的自豪感来。他对这块因新任区长的到来才挂起的木板招牌，也同别人一样感兴趣。不同的是，他比赶圩的人心里更愉快，因为只有他才清楚：这块木板招牌，标志着二区的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由于新任区长的到来，区政府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不是吗？要不是新区长来，他，一个整日钻在厨房里的饮事员，有什么资格拿起枪来呢？一想到这里，他就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忙收起烟袋，郑重其事地拿好大枪，摆好姿势，像一个解放军那样守卫着区人民政府。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着议论纷纷的人们叙说一番，但，他想起了，区长曾经向他讲过，一个革命战士，要懂得保密的道理。于是，他警惕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双目炯炯有神地巡视着四方。
大街上，赶圩的人拥来挤去。人群中，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干部，从东边圩场走来。她上身穿一件合身的黑细布便衣，下身穿一条灰色的土布西式裤子，脚上穿一双草鞋。身上挂着一个不大的紫色小口袋，口袋中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本子、文件和一些牙膏、口盅之类的日用品，袋口露出一本卷成圆筒的书，似乎是刚刚才塞进去的。最惹人注目的是，她肩膀上挂着一支用花灯芯绳子系着的光闪闪的驳壳枪。她的右手紧紧地抱着枪柄，走得很快，头发迎着微风掀动，拍打着像被露水润泽过的红苹果似的脸儿，显得英姿勃勃，威武异常。
围在区政府门口的人们，被这位女同志匆匆走来的脚步声惊动了，纷纷转过头来，望她一眼，闪开了路。有几个认得她的人，向她打着招呼。女同志笑嘻嘻地答应着，但一步未停地穿过了人群。走到门口，她却停住了步，望着门口的青年人。
不等她开口，青年人就抢前一步，迎着她喊了一声： 徐翠！ 徐翠用手巾抹了一下脸上的汗，随口问一声： 老胡！你在门口做什么？ 说着，她眼睛忽地瞟向黄木板，一种新奇的感触，轻轻地爬上她的心头。
老胡说： 区长要我在这放哨。 说完，又很神秘地凑近徐翠，低声说道： 新来了一位区长，你知道吗？
徐翠一听，更加压抑不住她心头的激动了。忙问： 什么样子？ 不等回答，又问一句： 区长在哪？ 在他屋里。 老胡的话还没有落音，徐翠就一面迈开大步，跨上石阶，一面说着： 我去找他！
徐翠在解放前，是桂北农村一个地主家中的丫头，参加过桂北游击队，解放前夕入的党。解放后不久，地委派她到县妇联工作。二十天前，因为主力部队集中剿匪，代理二区区工委 区工委，区工作委员会的简称，是广西解放初期代表党组织领导一个区的临时性组织。书记、机枪连的冷指导员随连队离开了二区；而当时的区长不是党员，县委才决定派她到二区担任妇女主任的。在党内她负责支部书记的工作。她到这里不久，就到靠近土匪活跃地区的莫家山村去，领导那里的民兵与群众，监视着敌人的活动。
昨天，她收到区里叫她回来研究工作的信。从信中她知道新来了一位区长，名叫王群，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这消息，使她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她猜想着：新来的区长，一定是一位三四十岁，很有经验的老同志，这样一来，工作可就好搞了。她反复地思考着：见着这位区长时，区长将会问她些什么，她应如何回答，应该提出些什么问题要求区长指示？她的脑子一直在翻腾欣喜中交并着希望、焦急与惶恐。这种特殊心情，使她迫不及待地要看到区长。
进了大门，左边，也就是靠河的一边，是一排陈旧的房间，这便是干部宿舍。中间有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徐翠就住在紧挨会议室的房间。右边是一个大殿，大殿旁边，是一座残破的大房子改修的四间小木板房，其中与徐翠住室斜对门的一间，就是区长室。
徐翠一到院中，没有顾得上回自己的房间，就跑向区长室。她敲了敲白杉木板房门，里面回答一声： 请进来！ 她轻轻地推开了门。就在这一瞬间，徐翠惊呆了：在她面前，除开十来个农民外，连个老干部的影子也没有。她的目光，迅速地落在一位伏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的青年干部身上，因为他面向窗户，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他像一位姑娘似的，脸皮白中带红，柔和细腻，看去最多不过二十一二岁。当对方放下笔，转过脸时，她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位年轻的新任区长，有一双精明闪光的眼睛，黑亮整齐的弯眉，椭圆形的脸，显得十分清秀。尽管是炎热的夏天，他的衣服仍然穿得很整齐，甚至脖子的风纪扣也紧紧地扣上了。当她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不知为什么，她刚刚那股活泼热情的劲儿，突然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阵心跳。热血骤然涌了上来，她的脸上感到一阵热辣辣的。
王群一回头，只见面前站着一位女同志，不由地也怔了一下。他匆忙地打量了对方：一张丰满红润的圆脸，衬托着一双正向他注目凝视的大眼睛，颊上潜伏着的两个酒窝，忽隐忽现，乌黑而厚实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从头到脚，给人一种朴素、泼辣、活泼而美丽的印象。这副脸型多么熟悉啊！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不！没有见过。他想起了前两天在县委会听过徐政委的详细介绍，莫非她就是徐翠？于是，他立即站起来，走上前去伸出了手：
我是王群，你……
我是徐翠。 徐翠答应着，心情慌乱地伸过手去。
来，这边来！ 王群请她到里面坐。
为了不打乱王群与农民的谈话，也为了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她没有向里面迈步，只是说： 你们先谈，我把东西放下再来。 随着，拿起东西，回转身去。
她刚刚走了两步，就听到王群在说话了。她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倾听着那刚毅坚定、与他的相貌不十分相称的声音： 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这些地主老爷们可能是看到国际形势有了点变化，想跟我们捣蛋。不用怕，政府一定给你们做主……
她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近自己的房门。这时，几个农民已从王群房中走出。她不由地回转头来，只见手拿草帽和雨伞的农民，正一步一回头地要王群止步。王群把他们送到院中，又最后一次地嘱咐着： 回去讲给地主听，就说是我讲的：政府的法令要保护佃权，坚决不准退佃！ 他用手狠狠地向下一劈，表示他的话是不可动摇的。几个农民点着头走了出去。
新任区长与徐翠的想象距离太远了，她心目中的老干部，一下子变成了一位英俊的青年。由于变化得太突然，她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惶惑：他是那么年轻，仅仅比自己大一两岁，他能担负起自己心目中的老干部的重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