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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蓉，著名的纺织考古学家，古丝织品、古代服饰的保护与修复研究专家。1975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即追随沈从文先生。1978年，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与王㐨先生并为沈先生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助手。几十年来，先后参与马王堆西汉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北满城汉墓、新疆尼雅中日联合考古发掘汉晋夫妻合葬墓、北京老山汉墓、杭州雷峰塔地宫、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等多处丝织品的现场发掘、清理、保护与修复研究工作。自1985年开始以战国、汉代出土纺织品为标本，开展古代纺织品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其成果被湖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收藏展出。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中国民间刺绣》（专著）等。
《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生动呈现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的若干大事件：复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亲历法门寺地宫佛骨舍利现世、发掘日伪时期煤矿万人坑、修复阿尔巴尼亚羊皮《圣经》、复制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战国服饰等。以沈从文、王㐨、王亚蓉三人的口述为主，文字朴实无华，却感人至深。拂去历史尘埃，呈现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的辉煌事例；图文并茂，收录大量沈从文晚年照片及古代服饰、丝织品的精美图片。
王亚蓉先生编写《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一书已成，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有些踌躇，甚或是有点惶然。适合作序的应该是徐苹芳先生，他了解情况较多，敦促此书的编写最力，寄望也最殷。不幸苹芳已逝，对亚蓉的邀约，我只好勉为其难。因为这是一段应该记下来并传下去的历史，是中国考古学史中不应缺少的一部分。而我，也藉此说一点感受。
这本书概括记述了新中国考古工作中的一个方面——纺织和服饰考古的一段发展历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已在做服饰丝绸研究的工作。而自60年代初领受了周恩来总理指派的编写服饰图录这一任务后，沈先生更是全力以赴，可以说，是将后半生的全部生命都投入了这项工作。沈先生属于既熟悉历史文献又熟悉文物的那一类学者。以前鲁迅评价瞿秋白的俄文译作，曾说过：精于俄文能如秋白者，中文不如他；长于中文者，俄文又不如他（大意）。对于沈先生，我们也可以说，熟悉历史文献（主要是礼制、服饰制度方面）者未必能像他这样留心和注意联系文物，熟悉文物者又不如他那样熟悉和理解文献。无论对于正史、笔记、古今著述，还是书、文间的一些小条注释，他都处处留心；对于壁画、雕刻、传世画作以及各时代的各色文物等等，尤其有关生活活动的一些细节，更是过目不忘。他从文物实证出发，解决了不少文物和文献的关系问题，一些文物落实了它历史上的名称和用途、用法，一些历史上的制度（主要是服饰制度）也得以从文物上给予还原。对某些服饰、器物的发展源流、先后演变也都作出考释。经过他的诠释，使我们认识到古代的一些服饰、制度其实并不那么神秘，不少是我们能够理解，或者是从民俗角度可以接触得到的。经过他的工作，已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轮廓，虽然还不完整，但已为人们打开了这方面研究的大门。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原来只是编写图录的要求。
我得识沈先生，是在上世纪70年代，由王㐨先生之介。当时他看到叶茂台辽墓丝织品图案的线图甚感兴趣。他极为热情，请张师母拿茶点招待，说， 我们合作吧 ，并谈了编写服饰图录的一些想法，诚挚、亲切而温馨。我看到室内案上、墙边甚至地上，满堆着图书资料。王㐨说：因为资料太多，翻检不便，先生就将一些资料袋钉在墙上，好找一些。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手边备一些饼干点心，饥时垫一垫。点心过期了也没有关系，吃上几片土霉素片，就不怕胃肠出毛病。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我们看他的研究考证，出入于实物和文献之中，如鱼得水，哪里知道这背后的付出。 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这一联诗句如同是他的写照。
沈先生的服饰研究之能够完成而且资料如此丰富，插图如此精美，离不开他的两位助手王㐨、王亚蓉的帮助。比较起来，我和他们接触多一些。这些年，王㐨在考古现场和室内整理工作中抢救和复原文物的一些工作已成为经典案例，如对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复原，马王堆汉墓丝织衣物的揭取，法门寺地宫的发掘及佛骨的取出，营口金牛山人头盖骨的剔取，等等。他们还应邀远赴海外，对流落异域的祖国文物做整理修复，都赢得高度赞誉。这些工作既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内容。
王㐨的工作方法是分析文物的具体情况实施保护。我曾请他在辽宁博物馆作学术演讲，他说凡物都有自己的物性，要顺着它而不是逆着它。一件文物在地下埋藏了几百上千年，已习惯了地下的环境和它放置的状态。骤然出土，对光线、空气和干湿度都不适应，何况有的文物在出土前已有损坏。要给它时间，慢慢地适应。如同一盆花干旱已久，如一下子浇透水，花反而会死掉。如果把花盆坐在水盆里，让它从盆底慢慢吸收水分，花才能救活。
王㐨对文物保护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发明了丝网保护技术。他用这一技术成功修复了阿尔巴尼亚的国宝——6世纪和9世纪的两本残破的羊皮纸《圣经》。其具体情况本书中已有记述。这一技术的特点是不改变文物性状，不影响文物的观瞻，又具有长效性和可逆性，可说是达到了文物保护的最理想效果。其适用范围也绝不止是羊皮书而已，应该是在大量丝纸类软片文物保护中都可起到作用。提高文保水平，前景无限。
对于王㐨，还应该说到他的品格。有两件事深深感动着我。一件是在增订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以后，沈先生托付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本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研究了，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纺织考古的研究有很多设想，也做了很多准备。但这时他却放下不做，去整理沈先生的一些散乱的笔记，因为《沈从文全集》的编集出版已排上了日程。笔记为小字草书，比较难认，只有王㐨结合沈先生的研究才可释读。于是，他以抱病之身又毅然负担起这项费时费力的繁重工作。《全集》编成，他的生命也已临近最后的阶段。这种古风高谊，怎不让人由衷地钦敬！另一件是，他的严重的肾病是 文化大革命 期间在大同清理万人坑时遗留下的。几十米深的坑洞，他要将一些受害同胞的遗体背出来，阴冷劳累，从此种下了病根。田野工作又是没日没夜地赶时间，20年后，他终于被疾病击倒，需要两三天就去做一次肾脏透析。一次我去看他，遇到他透析回来，大热天穿着棉衣，疲惫不堪，半天说不出话。十几里的路程，公交车不来，出租车也没有，他几乎走不回来。而由他编写的《日伪时期煤矿坑的故事：山西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付了他二万元稿费，希望能帮他改善一下医疗和生活条件。他却一分不留，全部捐给了大同万人坑纪念馆。商务的朋友欷歔久之。
多年来，他应邀去各地的考古现场，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为当地的文博单位抢救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可以说，如果没有王㐨，很多文物就毁掉了。为工作，他殚精竭虑，克服种种困难，但他的为人却又如此谦抑，如此克己，精神境界之高尚几至无我，这使他在文博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不仅技术高超，人品和敬业精神也都是我们大家的楷模。
王㐨于1997年冬卒然去世，只有67岁。当时我正在国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晚沈阳下雪，我的妻子包恩梨女士连夜拟了一副挽联用电报发往北京，述说我们的悲恸：
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亚东欧西，楚绣汉锦，唐服辽衾，金牛人骨，羊皮文书，百千国宝重辉，功在人心，桃李不言，彼苍竟夺斯人去；
碧海丹心，青灯寒舍，布衣蔬食，夜作朝耕，贡献何丰，自奉何薄，寿何能永，人何以堪，今夕北国飘雪，大地素装，泉壤有知，听我失声送君行。
如今恩梨亦逝，思之悽然。
自从王㐨发病，很多田野的清理和室内的整理工作便落到了王亚蓉一人身上。1991年，为整理叶茂台辽墓的丝织品，她只身来到沈阳，那时单位经费紧张，压缩旅差费用开支，就委屈她吃住在我家，睡客厅沙发，这样坚持了40天。那是一堆已经炭化了的丝织衣物，外形虽依稀可辨，但稍有震动就会化成一摊粉末。她细心清理，从中找出一件刺绣小坠和一只鞋底。一件佩巾是珍贵的缂金织品，出土原状为折叠放置，未敢打开。她用喷雾洇湿的办法，费了十几天的时间，将它打开放平，使之可以照相绘图。
此后在北京老山汉墓、新疆尼雅汉墓（出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以及江西靖安东周多棺大墓等的发掘清理，少则数十天，多则一二年，她都付出了全部精力，全部心血。得来这些成果谈何容易。试想，在烈日炎炎之下，或踏足泥泞之中，以一位年已花甲的纤纤弱质，带领几位年轻的女孩子在深深的墓坑中一点一点剥取那些粘附着或叠压中、甚至糜烂如泥的丝织衣物，一站或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是一个怎样感人的场面。而她们只是为了为我们这个 丝国 （应该说同时是为了人类文明史）抢救和保留一份原始的实物资料。而如果没有这些实物资料，什么纺织考古都无从谈起。
王亚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保存和整理了沈先生的讲话录音并录成文字，正是由于这一份劳动，才有了今天这本书。
这本书所收都是一些原始材料，朴素无华，但感人至深。沈先生一生平和，我们不需要用一些华丽的词句去赞美他，打扰他的宁静。王㐨也从来低调。我们只希望将这段历史记下来，以便后来者参照和思考。幸堪告慰的是，王亚蓉现在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工作团队，这项细致的工作薪传有望。今后的考古中还会不断有丝织品新的发现，这个团队也方任重而道远。希望他们不负前人苦心，做出更多的贡献。
大家都期待着。
徐秉琨
2012年10月于深圳
自序
去年年末，北京商务印书馆找我为再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点文字。每逢这时，我总是感慨良多，沈先生百年诞辰时，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李祖泽与陈万雄先生就曾找过我，希望离沈先生工作最近的我写写研究古代服饰的沈先生，以作纪念。沈先生的才华与勤勉所创造的文化奇迹真不是我这支笔能准确评说的，只是希望能努力工作，把由沈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未尽的事业，尽我所能带领一些能承续沈先生、王㐨先生兢兢业业、务实钻研精神的年轻人继续走下去。沈先生刚过世时，王㐨先生与我就有约定，我们只做工作，不谈、不写先生，所以每有文字邀约，我们都是尽力婉拒。毕竟，能与晚年的沈先生相处并深受关照，已让我们无以为报，而太多需要延续的工作摆在眼前，实不敢浅薄说话而使沈先生蒙尘。
1997年时，王㐨先生又匆匆离去，沈先生开创的纺织考古与服饰研究的未尽工作自然落在了我身上，我不敢懈怠却毕竟力微，更加不敢妄下文字。拖拖转转至今，沈先生过世24年，王㐨先生也离开了15年，尤其近两年考古所老所长徐苹芳先生每每谈话告示，督促我必须把已经做过的工作整理成文保留下来，要让沈先生、王㐨先生开创的这摊工作发展壮大。如今，徐先生也故去了，时间的警钟一再敲响，我虽身体也力不从心，也实不敢再在乎自身的鄙陋，需把服饰研究保护的经验更多地传承开来，为后学提供点借鉴，让纺织服饰文化研究有所承继与发展。
今年是沈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王㐨先生逝世的第15年，就从这里开始，作一份纪念，我将这些年沈从文先生、王㐨先生及我零散的一些已出版的文字整理起来；作为一种延续，用这些文字连在一起，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它了解中国服饰研究、纺织考古与纺织品保护工作已经和正在走的道路，若有可能，更盼望有人也愿意走上这条需要耐烦和坚韧的道路。
王亚蓉
2012年9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跋
下笔，很唏嘘。不光因为更多人比我有资格写这篇跋。
我是跟在两位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老所长徐苹芳和辽宁省老馆长徐秉琨）后面，去催迫两位王先生（王㐨和王亚蓉）的。
我催了二十年，今天这本书总算是第一个成果。这成果跟我的职责、跟我曾工作的心爱出版社已经不相干了，我却继续乐此不疲去催写、去撮合。
因为我是作家沈从文的景仰者。
我从没有见过两位王先生的恩师沈从文先生。那有点遗憾，但是我不介意。能够为喜欢的作家做点事，我觉得比合照还实在。我自己由学文学改而编文物书，我深信 作家 沈从文是喜爱 研究者 沈从文的服饰工作的。写作美丽的人心和研究美丽的文化，始终相通。而且作家沈从文那支活泼动人的笔，也使服饰研究的文字可读可亲，它有研究的严谨，又是中国人都可以欣赏、可以勾起寻根究底的求知心的 侦探小说 。
因为沈先生和他的服饰研究，我又做了他的追随者的追随者。
我还是小编辑时，就常常听总编辑说，王㐨先生是个山东大汉，却有一双灵巧的大手，五花八门的东西给他看一下，他就能够讲出它的做法，还能够修复。这类事我亲眼见过，那不光靠灵巧的大手，还要靠灵巧的大脑。
这还不够让王㐨先生独一无二。他爱读书、爱以文物和文献互证，全心全意发扬沈先生的研究方法，使他超越考古发掘者和文物修复技术发明者的身份，而成为沈从文先生晚年事业的追随者、继承人。
记得有一次我随王亚蓉老师去潘家园的古董市场闲逛，她买了一条很旧的皮裤，颜色黯淡。说实在话，送给我的话我会拿来垫锅。可是她一回到吉兆胡同拿给王㐨先生看，他立即如获至宝，两个人喜滋滋地谈这条裤子怎样收在《中国古代服饰大系》书中，起什么作用。然后，王㐨先生回头跟迷惘的我讲了一个清人笔记小说中的片断。今天我脑里仍投影出那个小姑娘把脚伸出轿外，在明媚阳光下，轻晒她的美丽皮裤的情景。
王㐨先生读了一肚子书，而且与沈先生一样，是个说故事的高手，也很幽默。
据说他很会唱歌。有一次，大家见他长期抱病，为了让他散散心，提议去卡拉OK给他唱歌娱乐一番。他不紧不慢地说： 好呀。说不定是我卡拉，大家OK呢。
如果天假以年，王㐨先生活到现在，他捧出来的丝国奇闻，不会比马可·波罗逊色，一定会引得许多哥伦布争相去寻找丝国新大陆。
但是这个国宝人物病不逢时。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中国大陆，是人人下海经商的时代，也是研究机构穷得没经费做事的年代。他忍受做血液透析的折磨，又为连累单位花钱治疗而郁闷。抗战胜利快五十年的时候，我们决定出版他一直保存的山西万人坑考古发掘材料，作为纪念，那当然不是为了赚钱。全书要有一篇序作为总览，我请他口述。那时他身体虚弱，声音不大。讲到少年时在山东见到日本人横行，他有些激动，手里的拐杖在地上一顿一顿发出 得、得 的声音，也是虚弱的。山西的死者与山东的生者，血肉相关。
那天晚上，我抱着满是骷髅照片的文件包想： 明天坐飞机回香港，会不会不吉利呢。 那年头中国一年可以掉下五架民航飞机。但转念想，王㐨先生能把骨骸背出山洞，我不是太胆小了吗？为这些亡魂做事的人，应该会得到他们保佑的。日本右派不是否认南京大屠杀吗？这可是科学发掘，铁证如山。回到香港，我为那篇序起题为：为了将来，历史不应忘记。而后来商务以稿费名义希望王㐨先生改善生活的钱（数额记不清，应是一万五千元左右），他一声不吭就全给了大同的相关单位。
王㐨先生是个严格的人。严于律己，也严于人。他虽然重病，仍孜孜于《中国古代服饰大系》图录的工作，可是就是不交稿。有一次他说其中一份稿再处理一下就可以用，我劝他把稿给我复印，让我好准备一下。死缠之下，他拿出稿，递给我。我都捏着稿了，他却不放手，想一想，又硬是拿回去了。那本书始终没交稿。
因为我姐姐喜欢美术和工艺，她想去美术学院上暑期课时，我说服她改去跟两位王先生学习几个月。这在王㐨先生抱病的时候，可能是个负担。但是他们答应了。第一次见面，王㐨先生情绪低沉。在初夏明媚的路上，我一个人离去，心里忧伤。我本来为我姐安排好住处，王㐨先生大概为我们省钱，让她搬去与刺绣厂女工同住。不想不久之后，我好学的姐姐成了王㐨先生的爱徒，连王亚蓉老师都开玩笑说大家要妒忌了。一天，在大家劳动搬家的时候，我姐姐把录音机给不能参与劳动而闷坐一旁的王㐨先生，于是有了本书里他自述的录音文字。
当王㐨先生逝世，中国经济仍然在重商不重文的挣扎阶段。三人去二，况是前面的引路人？王亚蓉老师也心灰意冷了，这事业眼看就要中辍。幸好得道多助，徐苹芳先生、徐秉琨先生都心痛这传承，多方鼓励。徐苹芳先生住在北京，眼观考古全局，更多有机会推动它重生。
沈先生开拓的这个中国服饰与纺织考古的事业，还有很多故事未写。像两位王先生受邀去英国修复敦煌文书的经过。那只是他们许多贡献里小小的一桩，但相信已足以让那些说敦煌文书被掠去外国，比留在中国好的人慎言。
前年徐苹芳先生打算写一本丝路的书，我去他家商谈，他的家在东四十条附近的胡同里。我问起这些八、九、十条的来历，才知道元朝以来，北京城每门都有二十二条的城市规划。我本来想写一篇《二十二条不是军规》的游戏文章，文还是空中楼阁，先生今年却已仙游，丝路书稿未能成就。在纪念徐苹芳先生的文章里，才知道徐先生是城市考古的大专家，我的八、九、十条问题问对了人；他又是公推为长于结合文献和考古的大学者，我想这也是他珍惜沈从文先生、王㐨先生，而悉心支持王亚蓉老师打起精神重理旧业的原因。
徐苹芳先生的丝路书稿心愿，要有充实的丝绸研究相配。从沈先生开始，他们一一都是丝绸之国的守护人。
中国人总是谦，像沈先生在本书中所表现的。王㐨先生也是谦，总说自己只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资料。当日我给他写信说：你们是第一手接触丝绸和服饰文物的人，又是全国研究丝绸最深入的队伍。你们深入看见的，别人还只见皮毛，你们不写研究所得，后来的研究者要费多少时间精力才能重新知道你们已知的结论呢？没想到，那封信竟然说动了对自己严苛之极的王㐨先生。可惜为时已晚，天不假年。
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人知道这番事业的价值。同时我等着王亚蓉老师完成丝绸发掘故事，完成纺织考古的专书、完成《中国古代服饰大系》。我又在催稿了。
张倩仪
2012年11月于香港
两位先生相继离世之后，我也步入了工作与病弱相交替的生活中。2002年，我最终在李祖泽、陈万雄二位先生的督促下整理了沈先生晚年的一些讲话，自以为再也不用浅陋地谈到先生。
今年初，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位前总编辑张倩仪女士比李、陈二位先生更加执着地在我家中陪我近一个月，要求我将沈先生所开创的服饰文化研究的事业和现状告知世人，并带着我的助手罗茜尹在那一个月间每天与我交谈，甚至在回港后仍不断督促我的进度。
回想起来这几个月，我们就是在泪水之中走过来的，许多鄙陋与不足希望大家谅解。
同时，我要非常感谢徐秉琨先生，他在忙碌与病弱中仍笔耕不辍地帮我写下了那段感人的序言。也要感谢91岁高龄的谢辰生先生身体力行地支持着沈从文先生的纪念事宜。
沈先生是非常温柔、含蓄与低调的，王㐨先生则是那么谦逊、认真及朴实。这是一篇对于两位先生怀念的文字，也是我对他们感激之情的纪念。
因此在文章的最后，我再次感谢上文提到的对于本书出版做出努力的徐秉琨先生、张倩仪女士、小助手罗茜尹及身边支持我的朋友，并期望以我有生之年的全部力量不让沈从文先生、王㐨先生的工作与祈愿落空。
2012年11月26日，王㐨先生逝世15周年。
2012年12月28日，沈从文先生诞辰110周年。
王亚蓉
2012年11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出版后记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服饰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贯穿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工艺技术、风俗习惯、等级秩序、文物制度等诸多因素化成了历史的针与线，编织出了灿烂光辉、丰富多样的中国服饰文化。大量有关古代服饰的文献记载与文物实存被保存至今，形成了一份宝贵而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今人珍视。
相比服饰文化数千年的悠长历史，新中国后的纺织·服饰考古研究仅有六十年的历史，并在很长时间内不为人重视。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学者能够耐得住寂寞，潜心于这项事业，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提到沈从文先生晚年的开创之功，以及其助手王㐨、王亚蓉对这项事业的继承与发展。而本书就是对这段研究历程的铭记。
本书整合了沈从文、王㐨、王亚蓉三位先生的口述文字，以他们先后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成果为轴线，展现了中国纺织·服饰考古从开创、传承、发展至今所走过的六十年历程。书中三人的口述都以第一人称 我 来叙述，为避免读者产生混淆，在每项大的工作成果前，都由王亚蓉先生撰写相关的导语，并以楷体区别于口述文字。
本书的书名 章服之实 ， 实 是侧重纺织·服饰考古的实证意义。沈从文先生作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者，奠定了文物与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而此后王㐨、王亚蓉二位先生活跃在考古发掘第一线，从事丝织品文物的发掘、清理、保护与修复工作，也是在坚持走这条以文物见证历史的道路。
这些口述文字虽朴实无华，却透出他们对服饰文化的深沉热爱，故而感人至深。正是借由他们的认真细致与坚韧执着，古代服饰之美才能化为具象，文明的记忆也才能变得鲜活，持续震撼着今人的感官与心灵。希望藉由本书，沈先生所开创的这项事业的价值能为更多人所了解，能吸引更多人关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以继承和发扬这项事业。
张倩仪女士一直关心本书的编辑工作，先后针对本书的编排体例、版式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专门为本书撰写跋文，在此深表谢意。而关于本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我们会在未来再版中纠正。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12月
第一章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肇始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舆服志》说得太简单。《舆服志》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在某种技术上的事，按照图像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汉石刻，现在我们一切从比较上看才能知道东汉石刻反映的，确是东汉的。比如梁冠的问题，都是上冲后再下来两收为止，里面有 平巾帻 ，没有第二个冠。这个大家都不太注意，有的都写到西汉去了。原来很少人注意这问题，西汉和东汉头上的问题完全是两个样子。最主要的是西汉的没有这个包头，冠就在头上，约发而不裹头，东汉才加巾，巾帻。记载上其实写得很清楚，有的讲汉文帝、汉成帝头发多，壮发，因此用巾先约发再加冠；有的说王莽没有头发，是秃头，因此加巾再加冠，产生梁冠。从这个材料上看，大概在王莽时代以后，东汉才有了这种梁冠约发而加巾。
但是，是不是埋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我们从大量的石刻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坟里头，以为墓葬应当是很可靠的，但也是相对的。比如说西晋——到北朝时，挖的俑，奏乐的，以为是北朝的，其实北朝没这个东西，从头发看没有这东西；这个时候按政治上的情景，埋坟照例是把前一代的贵族拿来当伎乐使用。从西晋上不大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从东晋上看，就看得出来。东晋正史提到加假发越来越多，后来感到头上重量都不能戴了，平时都放在架子上，这个时候叫 解头 ，根据《晋书·舆服志》，比较有相对或绝对的可靠性。最近发现南朝的头发，两边大，甚至把耳朵都包着。
山东朱檀墓出土一大堆俑，大家说，这可是明朝的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从服饰上稍稍注意一下，才晓得最主要的是那个牵马的，原来是个宋朝的样子，还是平翅幞头，元朝都不用了。
还有辽墓出了许多问题，写报告的大概是愿意发现眼见的情况，中间有许多汉人装束的官僚在桌子边服务的样子，说这是民族团结。实际上虽然有些南官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当差的，在那儿侍奉统治者。正像《宣和遗事》上提到，把宋朝宗室全部掳到北京以后，平时让他们到民政司烤火、绣花，到了他们喝酒的时候，金朝这些将帅，就叫宋朝宗室的这些妇女呀，来唱歌侍宴。这是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搞这个东西从这方面来研究，有些头绪就比较清楚。
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
特别是帽子的问题，做些探索，很有趣的一些探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帷帽的问题。过去一直以为是幂，记载相传以为是白狄，或者是东胡，胡人像。这是笼统而言，一直到现在为止。到北齐北周，没有发现全身障蔽的这种，发现的并不障蔽眼睛，像戴孝一样，像观音都戴这么个东西，仅在俑上，在敦煌画上都没发现。
帷帽正式发现是唐初。有的是比较尖的笠子，下垂裙，大家不知是什么东西。原来汉朝以来，裙边我们现在讲是团鱼的，那时凡是下垂边缘的都叫裙，裙是个统称。现在新疆正式出个俑，戴着斗笠有网。按记载上说就不行了，说流行于开元天宝间，因为杨贵妃欢喜漂亮，她们姊妹靓妆露面才把它取消，其实没有，一直下来元朝还有。
以后我们知道 透额罗 ，透是穿透的透，额是额头的额。这个根据元稹诗上提到：刘彩春谩裹常州透额罗。但是透额罗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这名词变成一个抽象的了。这就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原来敦煌壁画上《乐廷瓌夫人行香图》，开元天宝间的，典型的两夫妇都穿的唐朝一品命官命妇的有诰封的礼服，命妇大抱鬓，花花朵朵，一切同唐代的点批制度相合。这后面几个家属——中间一群家属，中间有三个人头上有网子在额头，恰好就是这三个能说明问题。好像是孤立的，但是不孤立，为什么呢？这个透额罗啊，很快就变了，到宋朝就变成了 渔婆勒子 ，这是元朝人戏剧上用的。上头提到打渔婆戴的，等级下降了，渔婆用的，一直用下来。到清朝又提高了，至少是康熙皇帝妃子、乾隆皇后、雍正十二个妃子，一大半都用。可能我的妈妈，可能在座各位同志的妈妈，都戴过，叫 勒子 ，老太婆戴的，上面加个寿星，加两片玉佛。不追究便罢，一追究就言之话长了，原来如此。有些没有了，有些又存在，各种不同的原因，后来变成了实用的装饰。清朝老太婆将它变成一个实际的装饰品。特别像《金瓶梅》插图、《燕寝怡情图》，很多戴起。不但是普通的戴，现在新看到的雍正的十二个妃子也戴，就跟《红楼梦》中十二金钗一个样子。因此传到我们母亲这一代，现在西南的乡下可能还戴。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帷帽变成透额罗发展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好事的人来从这问题上追究探索。
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我记得是1964年的夏天，大热的天气！每天做几个说明书，就这个题目做说明，不要求太多，要求太多我也做不到，从材料出发来排队，按照次序来。你比如说商朝，有多少人，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因为历来我们知道一个问题，从《舆服志》来说，历代的《舆服志》按说是最多的。中国这三千多年，二十五史中间，每一部史都有《舆服志》。谈到这个礼服的还有《仪卫志》，谈到音乐的《礼乐志》，谈到军队的《兵志》，谈到兵的组织的，非常的充分。可是这些东西没有用处，你挖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方法，从唯物出发，先把材料摊出来，就我们所理解的做一种解释，再来联系起来看问题。一看问题提出来了，不理解的拿文献来证它，文献是这么说的，这个是这样说的，至少是先知道个问题。文献说的多半属于礼仪的、礼节上的，实际上任何一代都不会是受礼仪所拘束的，总是突破了这个。他有各种突破的原因，他钱多一点他可以超过，他吝啬一点他可以不足，他子孙挥霍的多一点他就埋的多一点。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就补充了不少的知识，我们从这里头一次就占了相当大的分量。
我们本来预备是做十年做十本书，使这个问题比较明确地得到解決。可是我的知识有限。我们知道就在1964年年终，差不多一年，还不到一年，就把第一本的样本搞出来了。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他们美工人员，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我的解释呢，就是这个花纹反映到这上面同文献上有什么矛盾，启发了我们什么，不决定它文献上说什么，现在这是什么，那个文献是什么。幸好呢，我有一点杂知识，到博物馆久了好像半瓶醋了，什么都不深入，什么都要懂一点，特别是做说明员的这三十年的考验。因此，这样的常识上的习惯就引申的比较多。
这本书刚刚预备印， 文化大革命 来了，当然就搁下来了，它不仅是搁下来了，还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因此，我一生特别抱歉，支持我的齐燕铭先生，特别把他绑起来到我们历史博物馆的小礼堂大骂了一天。那么他呢，晓得我——从红卫兵小将中间有知道我身体的人，晓得我心脏有病，他就让我陪批斗，绑到隔壁房子里听，整整地骂了他一天。骂的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大多数人也看不懂这本书，因为它写的专门问题呀，你怎么看得懂。你比如说商朝，一共有三十多个人的样子，你摆到那儿，怎么知道它是毒草呢，它是按照挖出来的样子。那个是挖出来的，要否定它，你不能否定它的，所以就乱骂了，骂了一整天，上、下午，七个多钟头，才把他放走了。所以一直到齐燕铭同志快死以前，到全国政协谈话当间，碰到一起，还问到过我这本书，说你那本书怎么样呀，还没出来呀，怎么样？结果他不幸过世了。
这个时候我有机会见到了刘仰峤先生，他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秘书长）。他就把我调到社会科学院里来完成这本书，主要完成这本书，帮我配了很好的人力还有物质条件，中间一个，就是挖马王堆的那个王㐨同志。可惜他今天有事情没有来，这个同志对挖马王堆是非常有贡献的，他亲自把马王堆这个老太太的衣服剥掉，一件一件地剥下来。因为他搞这个工作，在科学院里面修复工作，搞了二十年修复，专修这个，现在再修这个。我想把他当正式助手（那时王㐨先生的调动手续还未办完），这是不行，科学院很重要了，考古所只能做我一半的助手。事实上，我的工作呢，因为快到80岁了，很快要把这个工作交到他的手上，他比我强。其次一个叫王亚蓉，这本书要是出来以后，小图大家看来要还满意，大部分是她的贡献。
我就是只做点说明，说明呢肯定是不能完美，总会有错误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肯定会有错误的。所以大家外面不知道，说我很快就要完成一个什么专书，什么了不得的专书，服装书。那是没有具体知道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个很初步的，实际上同我写小说一样，试笔，一个试探性的工作。第一本创作就是试作、试笔，这样如果我再多活几年，可能呢，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出来。看样子恐怕希望不太大了，因为人呢，表面上看我还很好，各方面还很好，虽然有点心脏病，还算是对付得过去。因为老病了，事实上就像一个零件，尽管是耐磨耐摔，但是零件绝对有毛病了，一不小心吧，就不办事了，这是必然的规律。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摘自沈从文先生晚年在湖南的演讲）
第二章 追随沈从文先生工作
耐心讲解
1953年，朝鲜停战了。我呐，因为停战，就请假想到北京来看看，收集一些资料，也许对文工团有用途。得到允许以后，我就到北京来。路上跟沈阳第一军医大学的几个学生在一起，结伴同行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小客店里，是军委政治部替我们安排的。我们先看了天坛，就把我迷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这个古老的北京那个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北京城墙还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也在，东单、西单没有了，拆到国子监去了。
等到看故宫的时候，剩下我一个人，他们都去看颐和园，看别的地方去了。我就看历史博物馆。那是1953年的7月里，我先看午门内朝房，就是清代官员等待的地方，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那里面布置的是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西面布置的是历史出土文物。午门楼上展览一些非常可怕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凌迟，千刀万剐的罪刑。皇帝要对那些造反的人，大逆不道的人，反对皇帝、侵犯到皇家利益的人才动这种刑具。那个刑具两百多把刀子，青铜的，各种各样的。我简直不敢看那些人，年轻人对死亡的残暴，恐惧情绪非常大，简直不能再多看一眼。
后来我看那个从猿到人展览，看到小小的一颗臼齿，说这是一个13岁女孩上面的臼齿。我惊奇得不得了，怎样能知道这是13岁的女孩，而且是十几万年前的呢？唉，迷惑不解，觉得科学真是了不得，能知道这么多，知道那么久远的事情，算命先生那算什么？虽然是夏天，屋里挺凉快，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在看。我出去先看东朝房，看过出来以后，我进到西朝房，觉得已经是下午或者是中午时分。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恭敬道别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中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
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 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 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我在上海的时候，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湘西呀！什么那些。觉得这个人写很多野话，写得山川人物那么美，跟面前非常慈祥的一个老先生，两个对不上，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一张嘴能说狗杂种或者其他骂人的野话的。哎呀，我真的呆啦，我说不出话来，当时也不好问。我只做了非常恭敬的道别就回朝鲜了。
一直在我心里我就想问问这是真的吗？你怎么跟你那个小说那么不一样？那个小说都是你编的故事吗？没有根据吗？都是瞎编出来的吗？一直想问那个事。
一直到1979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那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情？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聆听天书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我跟沈先生就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受他的影响。此后每年我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哈哈！还有一次是1954年或1955年，敦煌在人民文化宫展览，做一些假的洞窟，把临摹的壁画贴在里面展览。那个时候沈先生给彭真这些老同志当讲解员。我去了以后，又陪我专门看了一次。我很感动，我看到他就是对工农兵讲解，也是充满了热情，对那些领导人也不格外说，像对领导人这些尊贵的人没有格外的敬意，一样，都是那么充满热情。但是讲解深度不一样。给那些高级领导人能讲到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去，他们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能够领会得到，能讲得到这些问题，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喻意；跟我们讲，深入浅出；给普通工人讲，也可以讲得很白话。沈先生他一生都是这样。特别是对年青人，那些做工艺美术，或者电影，或者戏剧，需要古代服装花纹、道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充满热心给他们讲，人送走后，再写一封十几页的信，可以叫人更明白知道那些内容，因为他那湘西的口音，他也怕别人听不懂。他讲到忘神的时候，声音就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充满了丝丝的热情，赞美劳动，赞美生命。
（摘自张婉仪女士整理的王㐨先生口述）
抹不去心头的阴影
1975年夏的一天，沈先生又带我到历史博物馆，在二楼美工组那走廊似的工作室，看见一个人正在画诸葛亮像，先生过来他没有言声，先生就说： 不要照这刻本上摹，这巾不大对。你是代表国家博物馆在画，要研究一下当时‘纶巾’的式样…… 不料，那人说： 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 那人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戳着边说……一幅桀骜不驯的模样。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先生无言地盯视着那人。看着那副玩世不恭的冷面，我拖着先生朝前走： 您怎能跟这不懂事的人真生气，他是谁呀？
范曾。
这就是我和范曾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知道当年因他的狂傲得罪了叶浅予先生，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为了前途，用心用信，使得从不求人的沈先生为了美院的这名毕业生，找美院朱丹（原中央美院院长）和叶浅予（原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这些老友求情，未果，借总理批示服饰图录课题，要范曾和夫人边宝华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最后历博费尽周折地终于把他调给了沈先生，范曾和夫人边宝华留在了京城。与范曾晤面目睹的那场面，我痛彻地感觉他就像我儿时即知道的向东郭先生求救的那条中山狼。我为先生委屈，我看着先生多日都恢复不过来的情绪难过。迫于某些缘故，范曾在文章上辩解说没有这回事。 文革 那段不正常时段过后，他也跟人讲过：我和沈先生只是思想认识的分歧……但无论怎样，也抹不去沈先生心头的阴影，他再不愿提这个人。我佩服范先生的聪明和才学，但总也挥不去他当面羞辱沈先生的恶劣影像。借这篇小文我替沈先生述说这个经历，为鸣不平。人在任何时候有些事情都是不该忘却的。
我因办理工作调动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先生（原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在交往中，我和王㐨先生经常选一些沈先生研究的各种物质文化史小专题给他介绍，譬如 扇子的发展与衍进 熊经鸟申 狮子在中国 ……仰峤先生尤其感兴趣的是，西汉医学家华佗所倡导的人摹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来活动，以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 五禽戏 。这种健身导引术，即吐故纳新的 熊经 ，反映在西汉壁画、画像石、铜镜、金银错器物上，沈先生通过对这些 熊 的各种姿态排列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形象地介绍了这种古代的体育文化。记得仰峤先生边看边有兴致地摹仿，说： 像太极拳，这研究太重要了，有意义…… 这样，自1975年始，他逐渐知道了沈先生工作境遇的不利以及沈先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越来越关心，后来留下了沈先生部分研究专题图文，要正式和胡乔木（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谈谈，看能不能设法给创造工作条件。时值 文革 末期，社科院的科研条件也困难， 先请菩萨后立庙 是当时社科院发掘优秀科研人员的抢救人才政策。终于，1978年，沈从文先生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刘仰峤二位领导让沈先生提出工作要求和生活上的困难，院里可以帮忙解决，沈先生只提了两条：
一、望将王㐨、王亚蓉调到身边协助工作；
二、找个地方集中整理出版周总理嘱编的《古代服饰图录》（这是在历史博物馆时的定名）。
沈先生对自己家中因 文革 遭遇的种种困难只字不提。他曾说过： 个人的小事怎能提？
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
沈先生 文革 遭遇七八次抄家，住房被历史博物馆没收，分给了一个工人住。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原住处保留一间小屋，成了沈先生的工作室和宿舍。沈夫人从五七干校回来无处安身，由作家协会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相邻的小羊宜宾胡同（原小羊尾巴胡同）找了一间小东房（不足十平方米），拥挤不堪，住着沈夫人和两位小孙女（大儿子沈龙朱住集体宿舍，大媳妇在南方水电站工作，二儿子沈虎雏夫妇均迁出，在四川三线的工厂，两个孙小姐只能随奶奶），当时沈家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1975年一友人要去找自称是沈先生学生的江青，当着我和王㐨的面被沈先生坚决回绝，当时的形势，我们着实又为他捏一把汗。
沈家的两间小屋相距一公里多，中国人讲究安度晚年，可先生却从70岁被发往五七干校，返京后又每日为了吃饭和工作奔波于两个小屋间。沈先生的规律是在东堂子书堆中工作，晚上把床上的书往上码一码就睡觉，中午十二点回小羊宜宾吃饭，饭后挎一竹篮子将晚饭带回东堂子。当年我常常加入沈先生奔走吃饭的旅程，我可没少吃沈夫人烧的可口饭菜。小胡同交通也是挺乱的，自行车来回穿梭。有一回在先生回去吃饭的路上，一年轻人骑车从后边撞得沈先生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反过来那小伙子回头还来了一句： 这大岁数了，不在家呆着，出来干嘛！ 天理何在！面对不正常的时代里非正常的人，想一想这一位情感世界细腻丰富的大家他的精神感受吧！
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沈先生的快乐也很动人，那种处境他还总担心王㐨和我的健康，常常未下班就接到先生的电话： 到这儿来吃饭，有好东西！ 常常是除带来沈夫人的小炒外，还有沈先生自己做的红烧肉、红烧猪脚。沈先生烧的肉味道很好，肉烂烂的，口味不咸，还略带甜味。知道王㐨吃东西较细，事先声明： 放心，我收拾洗得干净极了！味道好不好？ 好！好！ 那就再给你这一块！ 不爱吃油腻的王㐨看着肉皮上竖着的小毛（沈先生眼不好，哪能看得那样细致），只得边大口吞吃着边说： 够了，够了，不能再吃了。 记得一次在沈夫人住处吃饭，一道笋干炖排骨，我们直夸味道好，等沈夫人转身去取饭时，先生悄悄告诉我们： 要不是我偷偷抓了一把糖放锅里，哪会这好吃！ 然后像小孩一样神秘地微笑着……那几年的工作紧张辛苦，可快乐充实。
沈家的条件没有地方接待客人，开始社科院为了面子，沈先生接待外宾时都借用院里的一间会客室或饭店的一个房间，后来时局宽松了些，沈先生也忙得跑不起了。他有一张坐了多年的旧藤椅铺了垫子，总是请客人坐，屋里没地方，院里沈夫人种的小花园旁常是沈先生待客的首选处所。有许多朋友现在见面谈起来，仍忘不掉和沈先生在那小花园旁谈话的记忆。俗话说，是金子放在哪里都发光，一点儿不假。想起沈先生讲的 文革 中在历博的遭遇，更是与众不同，有人问到时他说： 还好呀！起码领导们信得过我的人品，派我去打扫女厕所……有的时候分派到院子拔草，看到小花开得那么漂亮，天空那么晴朗，外边干嘛喊天喊地的（历史博物馆就在天安门广场），有多少该干的事呀！真是小孩子胡闹！ 先生没有诉苦的习惯，我觉得他总是站在很高的地方，清醒地看待那些过激行为。当我们被一些让人不平或困惑的事干扰得情绪不好时，沈先生常轻轻地谈： 这不去管它吧！要看到我们做的是大事，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得想着对世界作战，我们不能输掉，尤其是日本人，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 我和王㐨先生常常被先生比得自惭形秽，可又充满了动力地去走下一步。我是幸福的，在好多同龄人无所事事地种花、养鱼、革命的时候，我得遇恩师，得遇王㐨先生，带着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使我成为对国家还有点用的人。
先生一生走的这条路着实不易
社科院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给沈先生租了两套公寓房，使多难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名由 古代服饰图录 变更）得到一个安定的最后整理完成的处所。我和王㐨先生是1975年以后才介入这项工作的。1963年12月周总理建议编纂，并最终落实到以沈先生牵头的历史博物馆编写组后，沈先生讲，在书未成稿之前，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邻座，谈到这本书，郭老主动说： 我给你写个序言吧！ 并很快就送过来了，序言成于书稿之前，郭老未看过书稿。许多人不明就里，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这就是原因。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也是命途多舛，1964年受命，原计划编写十部，1965年二百幅图及说明的试点本完稿。沈先生这部书选的是历代争论较多、问题较多的题目，他以新的视角和观点进行阐述，提出了很多新看法、新见解。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承印，打出了十部样稿送审。谁知 文化大革命 来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 毒书 、 毒草 ，物殃及人，沈从文先生因之被斗争，即批斗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先生时为之陪斗，新账老账又算一遍，藏书被七分钱一公斤卖掉，一麻袋与徐志摩、胡适、胡也频等人积攒了五十余年的信件被焚毁 消毒 ，一个家抄来抄去的。
现在想想做人真难，沈从文先生走出凤凰城因为追求、迫于生计，几十年不就是拿着支笔奋斗，讨生活？刚直不阿的一个苗民，用文字诉尽底层船工、纤夫、妓女及苦难的苗民、军士……为生活的血泪挣扎与屈辱。在《战国策》杂志上，沈先生文章直指蒋介石是人不是神，给国民党的种种腐败层层地剥皮。不跟国民党去台湾，结果还又被下了个 桃红色 的定语。他就是认为不懂政治，不愿参加任何党派、学派，用一只正义之笔凭良心说实话、写实事，所以常被排挤和怨怼。解放以后，他又被定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反动作家，开明书店等又将他的存书全部烧掉了，还毁掉了版型。国民党也下令他的书永不开禁，直到1981年台湾盗印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时，不仅删去了他的名字，郭老序言也被删掉了。让人起敬的先生竟在夹缝中又闯出一片新天地，可有多少人真了解他的甘苦，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他的苦乐啊！先生一生走的这条路着实不易啊！文革中沈先生对老朋友诉说： 台湾当局说我帮了共产党的忙，是反动文人，禁止出版我的书；批斗会上又说我是反共老手，我简直里外不是人…… 想想沈先生若没有头上的箍咒，在轻松的心态下，几十年，凭沈从文先生这永远拥抱自己工作不放的人，会为人类文化留下更多更多。
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贡献非凡
要耐烦！认真！ 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 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 这就是一开始直到最后，沈先生教诲我们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本着这种原则，先生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贡献非凡。凭着对古代文献和杂书笔记的功底，凭着曾过目的几十万件丝绸、玉器、雕琢之骨、角、牙器……的排列比较，沈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即已开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并有许多预见性推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有许多不断地被新出土的文物而证实。譬如，195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沈先生在历博看到一堆带孔的小方玉片，据他推测这是汉代服饰的一种，应是金缕玉衣。这种葬服二十多年后在河北满城考古发掘中真挖出来了，跟他推测的一样。
再如，关于玻璃的问题，他始终坚持中国有玻璃，他不是凭空说的，根据出土的琉璃和釉陶，推测中国应该有。中国的陶瓷那么早，给冶金提供了高温技术，高温下有机的无机的矿石，有机的东西化合了，以后釉陶的生产发展起来了。沈先生认为，中国有生产平板玻璃的条件，但为什么没发展起来呢？是因为中国的纸张太好了，丝绸太好了，用它们糊窗户透明度够了，保温性和透气性都好，而且方便得很。这些东西的应用发展限制了平板玻璃的形成。沈先生在1962年就发表了他这个看法。原来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认为玻璃是西方传过来的，中国有没有得挖到才算。这两位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论的，夏先生是考古专家，治学态度是：不是挖到的东西，传世的东西不算数；沈先生不同一点，他总是有依据地综合性地推论，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有。后来随着考古研究领域的研究手段不断进步，对中西方玻璃的化学分析夏所长也改变了看法，化学分析中国的琉璃，玻璃含铅较高，是铅玻璃为主体，这是与冶金技术相关的；外国的玻璃是钠玻璃，完全是两条发展系统。
还有关于织金织物，从传世和出土文物系统看，原来较一致的意见是始于宋元，沈先生20世纪60年代《谈织金锦》就已讲到，织金锦应始于汉唐，果然1987年我们参加唐代法门寺地宫发掘，即出土有武则天供奉给释迦牟尼的织金锦袈裟，纬线全是捻金丝，捻金线的直径的投影宽只有0.1毫米，且含金量很高，纺织制造技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新出土的文物，再次证实了沈先生的推断。当时我和王㐨赶忙第一时间向他表示了祝贺。
提到沈先生和夏先生，这对朋友很有意思。在学术上他们互相关注着，彼此的文章都能熟记。夏先生比沈先生年轻，有时去看望沈先生，我遇到过他们的会面。夏先生一口极不易懂的温州普通话，沈先生只会讲湘西话，他们两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先生走后，我问沈先生： 您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 听不懂！ 两位老先生就是这样的心神交汇。有一次夏先生的话沈先生可是听懂了，那是沈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后。有一天沈先生告诉我： 夏先生刚刚走，他不高兴了．他来了就跟我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你挖走了王亚蓉，还要挖王㐨。说完就走了。 当时院里同意沈先生提出的调我和王㐨给他做助手，考古所是先把我调给了沈先生，王㐨算借调工作。因工作关系不顺有许多不便之处，在王㐨的坚持下，隔了很长时间他才正式调进历史所。但实际上，王㐨也是1978年正式在历史所跟沈先生一起工作的，耽搁调动只是夏先生舍不得放。不得不放时，才跑到老朋友那儿发两句牢骚。
他几十年一贯倡导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从20世纪50年代他自己携故宫精美丝绸文物下江南给都锦生（杭州著名织锦厂家）等织锦生产厂展讲，给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学生讲课。亲自指导烧制建国瓷，指导景德镇的陶瓷设计。一代一代对青年人培养提携。沈先生八十寿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到家祝寿时，进门就告诉他： 沈先生，你还是我上北京大学的保人呢！ 我不记得啦！ 原来几十年前沈先生帮助过的共产党人，我们院长就是其一。
（摘自王亚蓉先生《回忆沈先生》）
第三章 金缕玉衣·亲历佛骨舍利现世
满城汉墓金缕玉衣
1966年发现了满城汉墓，是军队想建战备储油库开山时发现的，考古所派队清理中山王刘胜这个墓，墓里出了金缕玉衣。这个刘胜是中山靖王，汉武帝的兄弟。当年考古所的发掘工作可以说在全国来讲，科学性比较强，揭取东西现场特别注意层次的完整和关系的连结，尽量保持古代原来的面貌。所以别人取回来的金缕玉衣由我来把它修复，取得好创造了条件，这个玉衣是我和蒋中义几个人修起来的，我为主持。实际上王振江同志揭取的功劳很重要，他揭取得非常完整，编号编得很好，白荣金同志也是这样。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技术型的东西观察比较深入。在修复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玉片，一个长方形板状的条，但四个边的断面不是垂直，我想它一定是为一个造型才可能，该圆起来，该转折，才有这种必要，不然就没有这必要费功，不必这样做。所以他们把金丝、玉片拼摆成一个平片之后，我晚上就把它重新装置起来，结果变成一个立体的。拿人的胸脯来说，两块胸肌都要不同地隆起来，下面腹肌到小腹的这一面也要隆起来，大腿和小肚子接合一段叫腹股沟都表现出来，臀部两边形状都表现，拳头那个骨头的起棱，就是那个手套也不是一个平面，也是立体的。
这件工作我做的时候比较仔细。 文化大革命 不让我做政治工作，说我属于修正主义，没有资格做政治工作。做业务工作反而发挥出我的能力来了。所以有一天郭沫若来看复原好的金缕玉衣。因为这是全国第一件被恢复成原来样子的玉衣。这件玉衣在古代属于东园匠作，就是东园秘器，各种玉器。为皇帝家族的人死的时候做的，死了以后才去领一件。报到中央，中央发一件给他。回来也不知道怎么穿。在刘胜墓里出土的时候，背部那一片在上面，肚子那一片压在下面，都搞反了，腿上的应该缝在底下，那个拼缝，腿肚子跟大腿都是立体，根据体形来做的，好像做玉衣的时候先用木头做一个人的模型，先把玉片子都对好了，才做出来。给刘胜原来穿都穿错，大概没有人知道怎么穿。我们做完这件工作算是第一次在研究的基础上复原了汉代玉衣的真实样貌。
（摘自张婉仪女士整理的王㐨先生口述）
挖掘马王堆汉墓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了西汉古墓，就是出女尸——大众所说马王堆老太太那个墓。当地要求中央派人去，当时（ 文革 中）许多考古学家都在湖北五七干校，没有回来。这是我得到的一个幸运的机会，因为我正留北京做阿尔巴尼亚羊皮书的工作，就被国家文物局和考古所派到长沙去了。当时一共去了两个人，就是我和我的搭档白荣金。
白荣金同志大刀阔斧，敢想敢干，有时是粗略一点；我则有点太细太拘限。两个人配合起来，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倒可各自发挥所长。他克服我这些犹豫短处，我也补充他不足的地方。马王堆是我第一次主持挖掘工作，因为当时我还是技术室副主任，算是领导。白荣金是我专业上的老师，但是我又是他的领导，他也挺尊重我。实际上我是被迫上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因为那么多专家都不在家。
拍照留住历史原貌
1972年4月14日，我们到达后，他们开始拆椁板，打开让我们看。打开北面那几块盖板，露出一个边箱（就是棺材四周四个放随葬品的木槽子），里边放了很多随葬品，简直就是汉代送葬的场面一样，原封地摆在里面。后来我们得知中国的文献非常可信，按文献所载算一算，就是这样，这就是按汉代丧葬的制度，非常具体。儒家这一套规矩是很可信的，但是有些东西看文字上不好理解，看到实物就明白了。
当时我是第一次正式参加清理一个墓，我按照《考古学基础》——由裴文中、夏鼐等老一辈考古学专家写的教材，认真地清理。一层一层地拍照，总平面图我非要抓到拍好。考古一定要发表总平面图，就是刚打开墓看到的样子。这个整体的原貌你不报道，别人将来永远看不到，那就是失职，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当代和后代。
我为了把原貌拍照好，当时博物馆他们没条件，就请了外单位图片社的人，他有好的德国Linhof（林哈夫）相机。我就架在墓顶上，一层一层地拍摄，拍到墓底为止，同时我自己下去用小相机照一些局部。他们通知我说气样已经采不到了，水样各种黏稠的液体结晶我都取了标本。
分层取得棺液
现场采的标本都是有用的，比如毛发，我很快地把它包回，取下来保护。因为我自己有兴趣，对杂一点的知识，像冶金、医学、陶瓷、丝绸、漆工业都懂一点，就是自己不能做，也知道应该送到哪个领域去做。我做阿尔巴尼亚羊皮圣经的时候，跟全国几乎七八十个单位打过交道，科技的情报比较灵、比较准，关系比较密，知道每个化验室在进行什么工作，哪些黏合剂在进行实验，哪些成功，哪些失败。
我知道有些东西，比如硒不能装到玻璃瓶里，要装到塑料瓶里，不然就会附着到玻璃瓶上，不容易再化验出来，氟这一类也是这样。所以我分别装了许多棺液。分层取得的棺液，一式两份，一份交出去分析，一份自己保存着，将来有的时候需作对照。这些液体到现在都没有发霉。我消毒非常严格，封闭得也好，这都是做羊皮书时候得到的知识。挖墓当中发现的水果和鸡、鸭、鱼比较多。特别是水果多，各种各样，杨梅、藕，成箱的梅子、李子。据这些镇墓似的东西，我预先考虑这是不是女性的墓？
外行馆长毁文物
挖这个墓时，第一馆长（正馆长兼书记，权力最大）是大寨的，姓崔。陈永贵最出名的时候，他也跟着出名，权力相当大，但却是个外行。他说： 挖了这么多天，老王，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没有出金子、银子、铜器、什么镜子、衣服，净是箱子、漆器这些东西。 我也不好跟他解释。
后来拆墓中棺椁，椁中一共四层棺材，开到第三层的时候，发现了帛画扣放在上面。那天夜里我就跟那个崔馆长说： 馆长呀，我给你道喜，你花两万块钱挖这个墓，就算什么也没有挖到，得了这张画，就是无价之宝，这是最大的一张帛画。过去我们知道那个汉帛画，只有不足1平方米这么一点东西，这个有2米多高，很宽的一个幅，不得了。
现场我们说好了，一张画扣在棺上，反面朝上，谁也不要急着看，免得弄坏了它，把它完整地取回去再想办法。我们根据大小，做了盒子，慢慢地用竹帘的棍把卷起来，慢慢地卷进去，再衬上塑料，完整地把它抬回去（博物馆）。结果回去之后，他们家里一个搞美术的忍不住，给翻过来看，有些地方就破碎了。墓里有放在箪子里的杨梅，打开来看还是紫红色的，拿出来看是深紫色的。当时我没有彩色胶片，看了看表，17秒它就从紫红色变成黑色了。我赶快把它封起来，不动它，不倒水，回家也别动，去找彩色片来拍照。结果回家那个不懂业务的馆长，就让他下面的人给倒出来洗了，结果光剩下一堆杨梅核。
三小时取完白膏泥
一个博物馆的馆长不懂业务，这样的事太可怕了，外国绝对不会想象一个博物馆长不懂得文物。另一个副馆长叫侯良，原是戏剧学院的书记，也是河南红旗渠的一个老干部。这个人了不起，他善于学习，各种会议都参加，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本来不懂这个问题，后来变成很内行，到历史博物馆做报告，被认为很像样，受到好多专家夸奖，他后来成了专家，写了不少文章。
侯良其实就是湖南方面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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